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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此前沟通南北的运河在江南区域发展中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那么明代中晚期以后，沟通东西部的长江所起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同时，海运在商业贸易中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南是美丽、富饶的代名词，以至于远在边陲的绿洲水乡也被誉为“塞外江南”。那么，江南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怎样来界定“地理的江南”“市场的江南”和“文化的江南”呢？ 苏州和上海 始终位于江南中心 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以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个是依据行政区划，一个是看自然条件。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最早以江南为地名的是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之一便是江南道。这是一个“大江南”的地理概念，囊括今天的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起川、贵，东至大海的广大地区，相当于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了。 历史上，最迟称为“江南”的地名是清顺治二年的江南省，辖区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其中当然也有今天的上海。不过，它的存在时间不长，到乾隆二十五年就正式分立为江苏、安徽两省。 以自然条件为依据的划分法，所据理论主要源自美国学者施坚雅。江南研究学者如李伯重、周振鹤等，将太湖作为江南河川流域的中心，认为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地区就是江南。 环太湖地区有水系相连，有着共同的经济特色，但其范围究竟有多大是有分歧的：从苏、松、嘉、湖或苏、松、常、镇“四府说”到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绍、甬“十府说”；另有“五府说”“六府说”“七府说”“八府说”“九府说”等，排列组合有所不同。 以上两种意见的范围有交叉重合也有相异之处，所不同的只是环太湖圆周范围之大小。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行政地理还是自然地理上的江南，都不是一个不变的、有着固定边界的地域概念；无论是“四府说”还是“十府说”，最为中心的是古代的苏州和松江（上海）。 运河与长江 沟通南北互动东西 行政的江南与自然地理的江南之外，还有一个“市场的江南”。施坚雅在提出河川流域作为自然地理划分标准的同时，还指出河川流域是传统时代人员、物资交流的载体。因此，一个河川流域就是一个区域市场体系。 最初意义的江南市场与江南自然地理大致重合，是以太湖为中心，以太湖西部上游的荆溪、苕溪，东部入海的吴淞江、娄江、钱塘江等，加之贯通南北（镇江、杭州）的运河，而共同组合为一个平原水网的区域市场。 唐宋以前的江南地区，相较于北方而言，经济、文化上落后。到了唐宋时期，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特别是，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运河沿线城市的内部沟通得到加强。同时，江南粮产品等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向北方运送。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加强了江南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增强了江南地区接受北方先进文化辐射的力度。可以说，大运河的开通，塑造了江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性格。 宋代，江南经济文化超越北方；明清时期，更是到达历史的高峰。如果说，此前沟通南北的运河在江南区域发展中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那么明代中晚期以后，沟通东西部的长江所起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同时，海运在商业贸易中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16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华南、华北和长江沿岸的华中地区，形成了日益密切的市场网络。当时，有天下四端之说：北有北京，南至佛山，东为苏州，西乃汉口。苏州为四端之首，是天下商贾云集的海内外贸易中心。同时，作为江南中心城市，苏州对周边城市、区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周边城市、区域则有着向中心聚集的内聚力。 例如，跨越崇山峻岭的疆界，徽州向苏州整合。 原来处于江南边缘的徽州，自然地理与江南核心地区迥然不同——“徽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 徽州向苏州内聚的动力机制是生计。徽商向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进军，由青弋江北上芜湖进入长江，再由镇江入运河到苏州，或是由新安江到杭州入运河到苏州。这种密切互动，催生出江南地区“无徽不成镇”的格局。 由此，徽商在江南市镇造就了一个由坐贾、行商与海商所构成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串联起苏州与徽州、沿海平原与内地山区的互动，带动起江南与大海的互动。最后，与16世纪形成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破土而出，使16世纪以来的江南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基于此，“大江南”逐渐成形。 又如，跨越长江天堑的疆界，南通向上海整合。 太平天国战争后，苏州遭到严重破坏，江南的中心开始往长江的门户上海移动。随着近代化的推进，机器大生产和金融业、海运业逐渐成为上海经济的命脉，上海的辐射力变得更为强大。 居于长江北翼的南通，多沙地、盛产棉花。状元张謇在南通推行近代化实验时，首先便是发展棉纺织业。同时，他充分注意到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在资金集聚、技术传播、人才荟萃、内外贸易渠道等方面拥有的无可替代的优势。大生纱厂建厂初期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农村，技术骨干则主要招自上海。由于大生系统企业与上海的这种密切联系，直接促使张謇创办南通与上海之间的近代航运企业，便利了两地交通，为南通进一步融入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提供了条件。 市场与文化 助力“新江南”崛起 以上主要是从地理疆域和市场形成的角度谈江南，其实文化江南有着更强大的张力。今天我们要更好地理解江南，江南文化研究不仅重要而且迫切。 首先是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 比如，张謇在南通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形成“乡里士夫”，人人奋起，为地方做了许多实事，从而营造出一个“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新村落。这与苏州清末新政时期商人的市民公社、上海商会自治是一脉相承的。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的孕育、发展，也与江南文化中的这种创新特质紧密相关。 其次是理性和智慧。 以上缴赋税为例，江南重赋自古已然，明人邱浚云“江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史料记载，明代“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清代地丁银定额，江苏冠全国，苏州则冠江苏，以仅占江苏5.99%的面积，缴纳地丁银却占全省的18.96%。 不过，勤劳、聪明的江南人没有被压垮，人多地少便精耕细作，创造了“苏常熟，天下足”的局面。农业不足以养生便发展工商业，使江南长期位列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江南人也得以过着相对富裕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 最后是厚重、包容与精致。 江南文化以吴越文化为根基。唯其厚重，故能包容，故能汇集中西文化之大成。江南的精致，不仅体现在人民的生活上以及传统时代的手工艺、园林、戏曲上，更体现在长三角区域的现代制造业、大都市的创意智慧上。这些特点分别而论，其他地域或许有，但综合来看，实为江南所独有。 进一步来看，市场与文化是江南跨越地域疆界的内在动力。就江南疆域演变的历史而言，由大（行政区划）而小（自然地理），再由小而大（市场与文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富有内在逻辑的过程。而今，一个以上海为龙头的“新江南”正在崛起。挖掘江南文化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必将为推动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