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 1946）①,英国着名作家。到 1935 年为止，韦尔斯共着有小说 20部，其中科学幻想小说 19 部，短篇小说集 4 部，关于社会宗教以及政治问题的书籍 12 种。《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History:Beinga Plain HistoryofLife andMankind）是韦尔斯所着的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史学着作。由于《世界史纲》的缘故，历史学家韦尔斯与小说家韦尔斯便齐名于世了。在西方史学史上，《世界史纲》因韦尔斯主张以一种“国际之眼光”来着述历史而具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本文就韦尔斯及其《世界史纲》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 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初版于 1920 年，其书以天体演变地球生成开篇，从生物进化讲到人类出现，再叙述世界历史的进程，叙至第一次大战结束终篇，韦尔斯还在书末准确地预言了“下次战争”.此后《世界史纲》经过了多次的修订和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韦尔斯《世界史纲》尚未完成，陶孟和就已开始向国人介绍《世界史纲》撰述的进展情况，并推许《世界史纲》将成为“一种模范的新历史”.目前所见国人最早对韦尔斯及其《世界史纲》所进行的系统全面的介绍，是 1922 年《新潮》“世界名着介绍特号”中之《世界史大纲》，内容包括了韦尔斯的史学思想及其书的主要内容、写作特征以及批评意见，特别是对其书中之中国部分，讨论尤多，肯定了“这部书大体很可观”.几乎与此同时，徐则陵、缪凤林等人亦开始关注《世界史纲》，在其会刊《史地学报》之“史学界消息”栏目中也多次介绍此书的修订、翻译与出版情况。 192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是该书在中国的最早、最完整的译本。最初由梁启超倡议翻译，译者为梁思成、向达、陈建民、黄静渊、陈训恕。韦尔斯另有《世界史纲简编》（ShortHistoryofWorld），此书“并非《世界史纲》的摘要或简约”,而是“从新计画而且重新编成的普通的人文史”.《世界史纲简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 3 个译本，朱应会译作《世界文化史纲》（昆仑书店 1930），谢颂羔、陈德明译作《世界史要》（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 1931），蔡慕晖、蔡希陶译作《世界文化史》（大江书铺 1932）。与《世界史纲》相比，《世界史纲简编》虽然在内容与方法等方面各有所侧重，但整体的篇章布局以及叙述风格并无太大的区别。 韦尔斯并不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因此《世界史纲》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史实上的错误，“一般的大学历史教授和研究院学生讥笑他（韦尔斯）为野狐禅,说他是小说家偶然玩票的历史着述，不足据为典要.他们不断地指出大纲里的不少史实上，纪年上，和其他细节上的谬误，证明外行人着史之容易发生笑话”.但在“眼光较远气象较大的学者”看来，“韦尔思虽没有做过传统的史学工作，然而以一人的观点，叙述人类史的全部，由史前期直至近代，夹叙夹议，直继服尔德（伏尔泰）之后而有成书，功劳是不可轻轻抹煞的.枝节上的错误，在公平者看来，并不足以大纲病之”. 《世界史纲》作为一部通俗读物，在学术上的个别失误不足以否定其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按照韦尔斯自己的说法，其着《世界史纲》，“不过想拿一些常识给初学历史的人”.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韦尔斯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但是“有一点不可磨灭的功绩，就是历史的通俗化”.《世界史纲》作为一本通俗读物，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繁霱认为：“近年史学着作销行之多之速之远，恐无出韦尔斯此书之右者。”不少高校都将《世界史纲》列为教材或课外参考读物。《世界史纲》自 1927 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后，至 1930 年已 4 次再版，商务印书馆所出《世界史纲》的其他版本尚有1929 年“万有文库”本（全十册），1933 年缩写本（上、下册），1935 年“大学丛书”本（全四册）等等。上海光明书局编译出版了《韦尔斯自传》（1936），使中国读者对韦尔斯其人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世界史纲》不但对普通读者，而且对历史学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韦尔斯的大名在中国史学界几乎无人不知。梁启超对西方史学的认识，主要就是根据“几本中日翻成的教科书，和当日风行一时的威尔斯《世界史纲》等书”.梁思成等翻译《世界史纲》，与梁启超的介绍推荐也有很大的关联。顾颉刚读《世界史纲》“颇得新见”,并且特别嘱其学生留意《世界史纲》中有关中国的论述。不少历史学家正是阅读了《世界史纲》等着作后激发了自己对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侯仁之自称在读中学的时候受过韦尔斯“极大的影响”,“因为读了他的《世界史纲简编》而大受感动。他这部小书初次启发了我对于历史阅读的兴趣，并且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关切人类未来的心情，好像自己的眼光忽然放大了似的”.吴于廑最早接触到的从西方引进的世界历史，“是十几岁的时候，在一个偏僻的小邑里见到的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世界史纲》中的一些观点和内容，有时也被一些专业的学术研究所征引，例如姚从吾《近代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就征引了《世界史纲》中特别说到的“阿提拉汗庭生活与宴会的情形”.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有关西欧封建社会的探讨与比较，也有不少材料取自于《世界史纲》。 20 世纪上半叶，不少世界史通俗读物如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和《世界文化史纲》，上田茂树的《世界史纲》以及拉蒙可夫玛的《人类史话》等等，陆续被编译介绍给国人，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显然当推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二 《世界史纲》虽然是韦尔斯所写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简明通俗读本，但在不少中国史学家看来，其书的撰写叙事方式，却大有可以学习借鉴之处，大致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天演进化观指导下的撰述方式.韦尔斯是一个作家兼生物学家，又是赫胥黎的学生，因此其历史观深受天演论的影响.《世界史纲》一书，“字里行间，皆以从天体地球以至人类之进化教义灌注之”.天演进化论指导支配下的《世界史纲》的撰述方式，是从宇宙开始一直到人类历史，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自然界的进化演变相衔接，以天演进化论贯穿于全书的始终。韦尔斯的这种以天演论思想为指导的世界历史撰述方式，对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世界通史有着不小的影响。例如，陈衡哲的《西洋史》，首章“先史时代”,从“地球和生物的起源”开始讲起。何炳松所编复兴教科书《初中外国史》和《高中外国史》，亦以“先史时代”开端，因为“我们要研究世界的人类史，应先研究世界上人类的起源。要研究人类的起源，应先研究世界上生物发生和宇宙间地球的出现”,先史时代的内容“以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为主要的材料”.周谷城的《世界通史》亦是如此，而且他还在《世界通史》的个别章节后将《世界史纲》列为参考书目。林惠祥从人类学家的视角出发，论述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极为密切”,高度评价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从人类学中取了很多材料来说明史前时代，补救以前历史着作的缺憾，为史学界开一新法门”. 二是文学小说式的叙述风格。《世界史纲》叙事通俗流畅，笔调轻快简洁，当然得益于韦尔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写作技巧.金毓黻评价此书“体例新颖，叙述简明，详人所略，而略人所详，真不愧史纲之名”.孔繁霱虽然认为《世界史纲》“虽少新贡献”,但也注意到其“叙述之条理井然，有足多者.作者以清晰之头脑，运流利之文笔，挈领提纲，能使读者阅之页复一页，毫无费解之苦，初学得之，宁不视为至宝”.对历史事实的考订固然是科学，但将个别历史事实用一定的体裁、结构和语言加以组织和叙述，那便是一种艺术的工作，正如欣赏艺术品一样，“吾人对此世界若赏大幅图画然，寻常置身局中而欲明察世事，犹之乎观画者近面至于鼻端摩纸，茫无所见.稍稍迟视，睹一木矣，睹一舟矣，然终不若倚壁远观之能得此画之全体神味也”.在其看来，阅读《世界史纲》有如“置身太虚有俯视尘寰之乐焉”.刘节也主张“历史学是介于历史与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 他认为，史料的考证可以看成是一种科学，但是排比史料却与艺术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历史学家需具备“艺术工夫”.这种“艺术工夫”,最初是诗的形式，之后经历了几多变化，“到了房龙的《人类故事》、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算是最进步的形式了”.这种进步的形式就是“把历史叙述普遍到人类的全体，同时又把人类自身的重要事实作一种小说式的历史叙述”.而且，刘节认为这种叙事方式代表了将来历史学的发展趋向. 三是人类大同的理想结局。韦尔斯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深重危机，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痛心疾首，因而对人类大同理想特为提倡。《世界史纲》最后“历史之下一幕”即集中体现了人类大同的思想，韦尔斯在这一章中论述了实现人类大同的可能性以及建立“世界联邦政府”（FederalWorld State）的种种构想，描绘了人们在大同世界的种种美妙理想的生活，预言其可以“为人类史开一新局面”.韦尔斯的人类大同思想颇受中国学者赞赏。王云五在《世界史纲》译序中强调，“韦尔斯本主张人类大同之有力者，原书于此，再三致意”.蔡尚思认为，《世界史纲》末章“历史之下一幕”是“很需要而有意义”,“现在对于人类历史的趋势与归属，就研究的结果，提出若干要点，以便有志创造历史者的认识”.胡秋原认为，“威尔士之世界史纲，房龙之通俗着作，桑戴克之世界文化史，班兹之西方文化史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海士（Hayes）等所编课本”的共同点是“供给人类以较广眼光，以促进人类全体之福利”.朱谦之虽然指出“威尔斯的历史未来观，是不很彻底的”,但是他同时也承认，“我们由他的话，至少也总可相信这种历史事实上的进行，是从个别的国家，进化到大同国家（World State）”.基督教徒韦尔斯的人类大同思想在高僧太虚那里也获得了积极的回应.太虚对“历史之下一幕”这一章节“深表同情”.太虚还从佛教的立场出发进一步引申发挥，将人类大同推及至生物界之大同，“如此则韦尔斯之心量更由基督教及进化教之拘囚中释放而出.而实现宇宙之人生矣”. 当然，韦尔斯的大同理想，也有学者批评其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同理想虽“聊以快意”,但却“不能引起我们的自觉，不能坚定我们对于未来的信仰，不能使我们明白在社会进化的必然过程中自己所负的历史使命”,究其原因，在于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没有能够把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过程和人类斗争的历史描绘出一个真实的轮廓和明晰的背景”. 三 1920 年，韦尔斯应邀访问了苏俄。他在回国后所写的《俄罗斯之谜》一书中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这次访问苏俄的见闻.韦尔斯呼吁西方世界理解并尊重布尔什维克的信仰，并相信两者可以共存.韦尔斯眼中的列宁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和列宁的会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赋有生气的形象深深感动了我.他坦率地承认困难重重和建成共产主义的复杂性，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1934 年，韦尔斯再次赴苏联访问，斯大林接见了他并与他作了长谈。斯大林与韦尔斯的谈话以“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为题收入了《斯大林文集》和《斯大林选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斯大林和韦尔斯的这篇谈话被《人民日报》和其他各主要报刊杂志转载，以配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在批评韦尔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错误偏见”的同时，借学习文件来谈自己的思想改造问题。应该说，他们的思想改造都是真诚和发自内心的。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对韦尔斯的批评只不过是国人对韦尔斯其人接受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1963 年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出版的《西方的兴起》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标志，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翻译出版为开端，“全球史”开始传入中国，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史的讨论逐渐展开。在此学术背景之下，韦尔斯对于世界历史的理解，至今“仍然可以解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普世史、全球史或世界史”.《世界史纲》对于中国当下世界史学科体系的构建，无论是借鉴教训还是学习吸收，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韦尔斯在《世界史纲》“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批判了西方中心论.韦尔斯认为，西方中心论支配下的世界史，以英国为例，无非是“于英国史之外益以法国史、德国史、俄国史以及其他各国史，其无望也，可想而知”,而真正的世界史应当是“非直集合吾人习见之国别史而已，乃国别史之首经斟酌损益者，且临以不同之精神，施以不同之方法者也”,韦尔斯特别强调的是“历史为人类全体共同前进之观念”.韦尔斯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基督教的历史哲学，主张人类历史的归宿在于宇宙的一切全归属于人，人则都归属于基督，由基督最终归于天主，“天国之人，上帝皆视之如一”,都是上帝的子民。由此可见，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不遗余力地倡导世界历史的观念和人类大同的理想.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史纲》虽然在主观的指导思想上反对西方中心论，但实际上的谋篇布局、内容安排诸方面却仍摆脱不了以欧洲为中心.早在 1928 年，雷海宗《评汉译韦尔斯着〈世界史纲〉》就对此有所批评.雷海宗认为，《世界史纲》只是若干国别史的拼凑，根本谈不上世界史，“韦尔斯不过是从漫无涯际不相连贯的人类历史中---尤其是西洋史中---找出几点紧要与不紧要的事实来用小说家的理想线索把它们串在一起，御赐它们名叫《世界史纲》”.在雷海宗看来，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只能是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研究，而不是不加选择地照搬西方。陈翰笙完全继承了雷海宗的说法，“世界史的通俗读本，例如早年出版的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房龙的《人类的故事》……表面上看来，好像都是全面的世界通史，其实这些着作仅仅是国别史的拼凑，很难使读者通晓社会的组织如何转变”.陈翰笙强调，世界史的根本点在于让读者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类如何进步的根本原因。 按照历史主义的评价标准，韦尔斯早在 20 世纪20 年代就以一个非专业历史学家的身份，一反 19 世纪民族主义史学的狭隘立场而写成《世界史纲》，其成就应当是值得肯定的。而《世界史纲》在编撰实践中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成为简单的国别史的拼凑。正如马克垚所言:“这个（指西方中心论）我们不能责备他，因为当时西方史学潮流即如此。虽然受到第一次大战，十月革命的震动，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认为世界是西方的，西方是可以救世界的，对西方的前途充满信心。要到二次大战左右……才会出现汤因比、斯朋格勒等的史学思潮，认为西方文明出于没落之中”.当然，建构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并运用于世界史的编纂实践，编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通史，还需要长期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除了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世界史学科体系外，从中国学者对世界史学科体系的探索实践来看，《世界史纲》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应当有不少可以学习吸收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吴于廑所提出的“纵横双向”的世界史学科理论体系。 吴于廑在世界史研究中受到韦尔斯及其《世界史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吴于廑看来，《世界史纲》“超越地区、国别的局限，以鲜明的世界观点考察世界历史……这点值得称道”.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条目中，吴于廑集中阐发了其“纵横双向”的世界史学科理论体系.吴于廑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国家、地区历史的堆积，而是其自身有规律地发展的结果.吴于廑把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关系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反过来，横向发展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吴于廑还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等系列论文中对其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吴于廑的世界历史理论，就是中国学者的“全球史观”. 除了吴于廑之外，不少学者也从世界史学科体系建构的角度出发，比较倾向于肯定韦尔斯及其《世界史纲》。例如，安长春认为，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是一本超越国别、洲别并且具有以进化论为指归的历史思想的着作……在读者中颇有影响”;张广智认为，20 世纪上半期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世界史着作中，海斯等人的《世界史》都是兰克旧世界史体系的翻版，相比之下，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则是“20 世纪西方学者重构世界史的新作”,尽管其书不无可议之处，但却与“传统的西方世界史编纂迥然不同，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其价值迄今未失”.此外，韦尔斯的“国际教育”理念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韦尔斯认为，在文明遭受危难之际，“唯有世界史才能给世界人民提供新的共同基础,一个全新的立足点”,他批评专业的历史学家只注重于细节而忽视了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这一批评在当时并未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韦尔斯回顾了夸美纽斯所提出的“国际教育”理念，“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它可以消除人们内心的隔膜”,教育比战争和革命更加能够拯救世界. 总之，在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学者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态度，努力建构中国的世界史体系，并将其贡献给国际学术界，以便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积极推动不断变动、不断发展的世界史体系的构建.而从东西方学术交流与融合的角度以及开放、包容、多元的态度来看，《世界史纲》对于世界史学科体系的探索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美]班兹。史学史[M]. 向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98. [2]陶孟和。新历史[J].新青年，1920,（1）：1-8. [3]朱经。世界史大纲[J].新潮，1922,（2）：41-52. [4]威尔斯。世界文化史纲[M]. 朱应会（译）。上海：昆仑书店，1930:1. [5]陈受颐。拓恩贝论西洋的正统史学[N].益世报，1935-12-19. [6]赵景深。现代文坛杂话[J].小说月报，1927（，10）：92-95. [7]柏园。科学家·历史家·思想家---悼念 H·G·威尔斯[J].中学生，1946（，180）：12-13. [8]孔繁霱。英国韦尔斯着世界史纲[J].清华学报，1927,（2）：1452-1454. [9]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M]//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北京：中华书局，2008:414. [10]顾颉刚。书信集·致潘家珣[M]// 顾颉刚全集（第 3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1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