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谷城与谭其骧两位先生的学术主攻方向不同，性格爱好方面也迥异，但两人都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谷城与谭其骧两位先生的交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复旦。1942年春，周谷城经陈望道与张志让两位先生介绍，受聘于彼时迁徙到重庆的复旦大学，任史地系教授，并在新闻系开设英文报纸分析课。从那时起，周谷城在复旦任教几十年，历任历史系系主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等职位。 谭其骧本任职于浙江大学历史系。建国后，浙江大学历史系因故停办。1952年适逢全国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历史系于全国各地招揽人才，谭其骧接受周予同先生的邀请，赴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周谷城与谭其骧几十年的共事，便从那时拉开了序幕。 在学术方面，周谷城先生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包括史学、美学、教育学、哲学等方面，历史研究主攻世界史，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重要学术专著；谭其骧先生则长期从事中国史和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迄今最权威的中国历史行政区划地图集，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 在性格方面，周谷城先生风趣幽默，对于西方文化有着较强的接受能力；谭其骧先生严谨内敛，生活方式也较为传统。据谭其骧的学生葛剑雄教授回忆：周先生喜欢跳舞，皮鞋擦得锃亮，晚上看完戏之后还能写篇小文章，第二天就可以发表；谭先生的爱好和当时的大部分老教授相似，喜欢听京剧唱昆曲，生活方式较为传统。在北京开会期间，教授们所住的京西宾馆有时会放电影，但是谭先生说他不懂，觉得电影没有味道。葛剑雄教授还曾讲过两位老先生交往中的一件趣事。有一次，谭先生问周先生冬天带个墨镜干什么，难道是眼睛不舒服？周先生说，不是，我现在会多，带个墨镜，平时开会打瞌睡别人就看不到了。葛剑雄在旁边开玩笑，那您比谭先生厉害了，谭先生打瞌睡，头是要动的。 虽然两位老先生性情不尽相同，却在几十年的时光中互相欣赏，共同走过了难忘的岁月。 复旦历史系80周年系庆纪念册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从左到右分别是：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与胡厚宣。据葛剑雄教授提供的谭其骧先生的日记记录，1963年10月23日，他与周谷城、周予同等10位复旦教授赴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当时教授们住在北京饭店，到中山公园不远。11月14日，“上午小组会，下午赴（中山）公园，应（胡）厚宣夫妇约，摄影多幅。晚上文化俱乐部用餐后，厚宣请蒙（文通）、徐（中舒）、周谷老及余，访谷霁光”。通过这张照片，上世纪复旦历史系老教授们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风度翩翩，令人仰慕。 王春瑜于上世纪50年代进入复旦历史系学习，亲身经历了大师云集的时代。在《中国人的情谊》中，他回忆道：谭其骧先生讲课条理分明，生动活泼，口才极佳；周谷城先生则风采奕奕，虽湖南口音很重，却以独出心裁的课程设置，深得学生喜欢。常常在第二节课快结束时，周先生会留下几分钟，给学生介绍国内外的史学动态，有时也会提到与一些史学家的友谊。而在提及谭先生时，周先生的评价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国宝级的专家。 除却工作与学术上的互相欣赏，两位先生在生活中亦是相互了解，交往密切。王春瑜曾撰文提到，1978年他由于工作事宜求助两位先生的事情。因关系较为亲密，王春瑜起初求教于谭其骧先生，谭先生考虑再三后，建议他去向周先生请一封推荐信。由于与周谷城先生并不熟，并且在1964年批判周先生时，自己还写过文章，王春瑜心中有所担忧。然而谭先生对于周先生豁达的性格却是了解甚深，安慰说，谷老不会计较这番事情。同时，谭先生为王春瑜写了一封推荐信，请周先生务必帮忙。当王春瑜拿着信去拜访周先生时，果然受到了他的热情招待。（《中国人的情谊》，王春瑜，山西人民出版社） 两位先生晚年都在学术上做出了卓越的建树，其中一件大事，便是他们都参与了《民国丛书》的编纂。作为主编，周谷城对于选书曾经提出这样的标准：“在讲人的时候，不因人废言；在讲言的时候，不因言废人。”谭先生对于入选书目同样十分认真，依据周先生确定的选书标准，对于史地方面的书籍，提出不少具体建议。例如对于陶希圣编撰的《辩士与游侠》一书，谭先生虽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编委会的讨论，却写了一整张纸的意见，希望编委们讨论，不要因人废言：“书中引用了许多见于《史记》的很著名的战国故事，参以战国时诸子中的文字，读者可由此了解其时有关辩士与游侠的风气，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作者后来投靠蒋介石，成为一个反动派的帮闲，但此书看不出有何反动之处。”（《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谷城与谭其骧两位先生的学术主攻方向不同，性格爱好方面也迥异，但两人同为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正是这样的“和而不同”彰显了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也让我们从中窥探到上世纪复旦历史系老先生们的卓越风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