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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写与重塑的作家文本 口头文学一直以来都是各种书面文学样式的源头活水。以说唱形式为主体，口耳相传的格萨尔史诗经过千年传承，在现当代语境中已然有了新的表达方式。格萨尔史诗是活形态的史诗，其主体部分虽然仍以说唱为主，但以书面形式记录保存甚至进行创作的文本化倾向已经成为史诗发展的主要趋势。 格萨尔史诗作家文本的出现，是当代语境中格萨尔史诗诸多变异形式之一。无论是阿来“重述神话”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还是次仁罗布改写演绎的中篇小说《神授》，或是夏加的现代长篇叙事散文诗《天子 · 格萨尔》，以及僧人兼格萨尔神授艺人丹增扎巴的《格萨尔》文本创作等等，由藏族民间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在当代作家、僧人的笔下被不断地改写与重塑。这些文本，既有从口头到书面的文本化过程，又有从书面到书面的再文本化过程，古老的格萨尔史诗已经开始经历双重的主体失落。新的作家文本，有“小改”，也有“大动”，有直译，有重述，也有异化，古老的英雄故事不断地被增加新的内容，史诗外更多的“意义”被延伸。 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重述”史诗格萨尔的“故事新编”，是关于藏族民间集体记忆的又一次新的书写，是对千年以来传唱不息的格萨尔传说的丰富和发展。史诗格萨尔是关于格萨尔降妖伏魔的战争史，是民间文学中关于战争的颂歌，在内容和情节上表现出对历史真实和战争真实的虚置以及对故事的传奇性和娱乐性的津津乐道。阿来的《格萨尔王》关注的则是战争背后的问题——立足于传说和战争之外，审视和思考战争的缘起以及战争的因果。作者以“重述神话”的方式，试图在神话与现实、历史与当下找到一个契合点，赋予格萨尔传说新的含义和审美价值。现代视角的切入与作家个性化的叙事、阐释方式赋予了民间传说理性的高度和异常繁复的精神意蕴。从活态到固态，从民间传说到作家创作，口头文学与书面文本之间既保持着密切的“互文性”，又经历着逐步疏离自身文类独有形态的差异性，体现了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与现代理性的审美错综，引发了我们对史诗的作家文本、神话的现代意义及其美学价值的深思。格萨尔史诗传承人、僧人丹增扎巴是一名格萨尔掘藏艺人，1968 年出生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一个牧民家庭，七八岁开始跟着一名僧人识字，15 岁被送往四川阿坝嘉达的觉囊派寺院，在那里修行了 3 年，系统学习佛法。在此期间，他曾偷偷书写过格萨尔故事中的《南芒赤莎罗宝藏宗》，由于寺规森严，世俗味十足的格萨尔故事在寺院内遭到排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诺布旺丹研究员的访谈和追踪研究，丹增扎巴现已完成格萨尔故事 14 部 25 卷（他自称可以撰写 118 部），以及佛教赞辞、传记、民歌、弹唱等多卷内容，创作格萨尔史诗已经构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文本及其创作形态属于掘藏《格萨尔》中的“意念掘藏类”，他的创作文本也不同于神授艺人的说唱文本，与掘藏文本也有所不同。史诗故事的习得完全属于一种个体的神秘的心理体验，也不是口传性的，大多以书面方式演述，不诉诸说唱表演活动。诺布旺丹认为，这种文本是在藏传佛教对待事物的一种特殊的视角下产生的一种“智态化”的特殊的文本。旦增扎巴创作的《格萨尔》更接近作家文本。丹增扎巴的故事文本中呈现出两种文化系统的印记。一种是故事的自然形态或原生形态，另一种是故事的文化形态或次生形态。前者反映了英雄叙事的本真状态，后者呈现出格萨尔故事的演绎、衍生或再造形态。夏加的长篇叙事散文诗《天子·格萨尔》塑造了天子格萨尔、珠姆王后及其岭国三十员大将的形象，从文化血缘上看，依然是对藏族远古时代所崇尚的血性刚烈、蛮勇过人的精神气质的传承，但显然已经是作者个性化的创作，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史诗文本。 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已不再是简单地复述古老的格萨尔史诗，而是展现了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困境和复杂内涵，表达了作者对史诗文化以及说唱艺人衰微命运的思考。在小说《神授》中，一个荒原上的牧羊人亚尔杰因为神的眷顾而成了伟大史诗格萨尔王的讲述者。“神兵天将，格萨尔王骑着雪白的骏马，从云层里奔驰而来，旌旗招展，浩浩荡荡，要把色尖草原搅个天翻地覆。” 在牧羊人亚尔杰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他的脑子里有一股雾霭升腾而起，等它们消散殆尽时，亚尔杰的脑海中清晰呈现出的是天界、人界，他能清晰地看到神们华丽的衣裳和佩戴的饰物，能听到征战中勇士们热血沸腾的声音，能嗅到琼浆清冽的芳香和鲜血的辛辣，能感受到格萨尔王皱眉时的苦痛……于是“一切不能由我自主，我只能不停地说唱”。但《神授》更多地表达了说唱艺人的无奈和悲情。亚尔杰接受了格萨尔研究所所长的邀请，以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说唱途径，通过现代媒体的录制方式，能更好地保证格萨尔史诗的千古流传。然而事与愿违，亚尔杰的行为并没有得到神灵的认可，他“连着十多天坐在录音机前，恭敬地迎请格萨尔王。可是，头脑里再也唤不回那些影像，再也无法通神地说“唱格萨尔王”，“神灵”把他“抛弃了”——“我揪住头发，坐在地上掉泪。神灵啊，你们为什么不再眷顾我呢，我一直都在努力传扬格萨尔王的业绩。可是神灵不再搭理我了，让我孤苦无援。” 冰冷的录制机器逐渐熄灭了亚尔杰说唱的激情，都市林立的高楼大厦阻隔了神灵的降临，最终，神灵收回了赐予亚尔杰的说唱能力。神远离人而去，无论说唱人如何召唤，他每天早晨爬到屋顶，点上松柏香草，还爬到拉萨四周的每座山顶，挂经幡烧松柏，祈求神灵别抛下他。但一次次努力都失败了，说唱人身心憔悴。这似乎也是作者的忧郁和焦虑。 现代文明的强势来袭，使得史诗文化传承的民俗基础、传承空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挤压和破坏。在藏族民间，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颠覆性改变，而随着电视、收音机、录音、录像等现代媒体的发展和普及，草原已完全融入了现代化的洪流中，丰富的现代娱乐生活几乎替代了相对单调的说唱表演，网络更是吸引了庞大的青少年群体，这一切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覆盖了民众的审美空间和想象，加之说唱艺人经济贫乏、生活困顿、居无定所，使得年青一代对传承人失去兴趣，随着老一辈说唱艺人逐渐老去，格萨尔史诗的说唱正面临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局面。无论是编纂、重述、改写经典文本，还是对格萨尔史诗做出不同阐释，人们对史诗本质的思考总是同人类对自身的追问联系在一起的。格萨尔史诗的作家文本，在史诗母体所提供的无尽的想象空间中，展现了创作者各自的生命欲求和审美理想。作家的个人化创作，使民间史诗的“活样态”以新的文学形式呈现出来，这种新的话语实践，或许能为当代读者体悟藏族传统的民间文化精神有所裨益，而口头文学的民间维度与作家文本的文学维度的互动与共生一直以来就是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在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脚步日渐加快的今天，根植于民间土壤的口头文学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面临着各种危机，或即将消失，或亟待抢救与保护。口头文学遗产的文本化、书面化虽然是大势所趋，但也无疑是传承口头文学遗产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结 语 我国汉语言文学传统中的诗、词、曲、小说等，最早都产生于民间，而且都以说唱的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这些文学表现形式，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手中，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辉煌，成为文学的经典样式。但是，在经过了长期的发展、丰富和精雕细琢之后，这些文学样式也往往因此积满了各种意义系统的尘垢而不堪重负，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僵化——在这样的情形下，艺术家们往往总是走向了民间，走向了田野。在这样的警示下，《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们也敏感地意识到，史诗的过度书面化和文本化，是否同样在破坏着史诗的“活态性”，所谓的“活鱼要在水中看”是否意味着今天的研究者更要走向民间，走进田野。从简单走向复杂，又从复杂回归简单，是文学发展中一种规律性的过程。 边缘的、非主流的民间话语传统及其思维方式与中心的、主流的书面文学传统及其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构成一种相互消解而又相互建构的整体性的共生关系。意义的历史性首先表现为意义与传统的关系。哲学解释学告诉我们，意义永远处在一种历史文化的承传之链中，任何一个阐释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他都必须从已有的传统这一具体的立足点进入解释，必须从这一基础开始，而不能“天马行空”或建筑“空中楼阁”。任何意义都不可能是无米之炊。 这是历史的实践性决定的，除了拥有一种前理解结构外，还必须先期拥有足够的思想资源，这包括前人的各种历史文本，以及对史诗的陈述，对史诗意义的阐释或再阐释。所以说，任何当代意义的生成都是对历史意义资源的承传、选择、判断和再创造的结果。我们属于传统远远大于传统属于我们。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6 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