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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朱熹在十四岁时失怙，他的父亲朱松去世之前将其托付给自己建州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朋友刘子翬、刘子羽、刘勉之、胡宪等人。虽然此四人对朱熹母子照顾有加，但身居陌生环境的小朱熹仍然倍感艰辛，他曾给自己的叔叔朱槹写信诉说“悲辛”，这一情况被朱槹记录在自己的诗文《自作挽歌词》中：“天涯念孤侄，携母依诸刘。书来话悲辛，心往形辄留。”那么，疑问来了，朱松在去世之前为什么不把朱熹托付给自己的弟弟朱槹或者其他亲戚，而是托付给了朋友来照顾呢？实际上，朱松是经过认真考量之后才做出的选择。 宗亲零落无人可托 朱松祖上本为婺源（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名门望族，但到其父亲朱森时已经家道中落。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朱松进士及第，被授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朱松将家族仅有的百亩之田全部卖掉，换取入闽为官的路费，携父母、兄弟、妻子等八口人举家迁居福建。 但是，由于时局动荡不安，朱松又长期出任县尉一级的小官，朱家贫困潦倒的现状一直未得到明显改善。从朱松的诗文中可以看到，虽然朱松为生计频繁奔波，但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常常需要别人接济。其父朱森一直寄居并死于政和官舍，去世后因无钱归葬故里，只能寓葬于政和县护国寺院旁边。朱松去世时，家贫子幼，一直到第二年才在朋友胡宪的帮助下草草被安葬于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西塔山的灵梵寺院之侧。 虽然朱松有兄弟三人，其二弟朱柽中过武举，三弟朱槹也为建州贡员，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朱家生计似乎一直压在朱松一人身上。朱松去世后不久，朱柽也相继去世，剩下三弟朱槹依然在贫病中挣扎，他在诗文中慨叹“二女随母住，外翁今白头”，也就是说他连自己的女儿妻子都无法照顾，只能将她们寄居在岳父家。可想而知，朱松怎么能将小朱熹托付给自身难保的兄弟来照顾呢。 身边至亲无法托付，为什么朱松未让小朱熹跟随母亲回到新安歙县（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母亲家呢？事实上，朱松的妻家祝氏家族当时也衰败零落，不堪托付。新安祝家本是同朱氏家族世代联姻的当地望族，朱松岳父祝确的祖父曾是新安巨富，因其拥有新安郡一半的产业而号称“半州”，但在北宋方腊起义中损失了大部分家产。到祝确时，又在一场官司中倾家荡产，家族星散。 据朱熹所作《外大父祝公遗事》记载，祝确另有二子祝莘、祝峤，朱松到福建后，祝峤曾投奔朱松，跟随朱松学习伊洛之学。而在祝莘、祝峤去世后，他们的子孙也都迁居福建，分别居于崇安和尤溪。也就是说，朱松生前已经明白，祝家已经零落到可能需要自己接济的地步，根本无法为朱熹母子提供可靠保障。 “二刘”慷慨照顾 宋人张栻在为刘子羽作的《墓志铭》中说道：“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托，公筑室买田，居之舍旁，教其子熹与己子均，卒以道义成立。”也就是说，朱松在去世前曾写信给刘子羽，让其照顾朱熹母子生活。 刘子羽、刘子翬兄弟二人所在家族为仕宦之家，是当地拥有巨额田产的显贵富豪，据明代嘉靖年间修撰的《建宁府志》卷二十记载的刘子翬宅“中有六经堂、早赋堂、悠然堂、横秋阁、凉阴轩、山馆、万石亭、意远亭、怀心亭、百花台、酴醿洞、海棠洲、莲池、橘林、桂岩、醒心泉、宴坐岩、南溪，凡十七景”，其富有程度可见一斑。 而刘氏兄弟也不负重托。刘子羽专程将朱熹母子接到崇安五夫里，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照顾朱熹，专门修葺了一座五开间的旧楼供朱熹母子居住。宋人罗大经撰的笔记《鹤林玉露》甲编卷二《子弟为干官》中记载，刘子羽曾写信给刘勉之，交代他为朱熹母子提供住食的情况：“于绯溪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此屋五间即后来的紫阳楼，朱熹在此居住达四十年之久，朱熹晚年还专程写诗回忆在此的居住生活：“忆住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虽非水抱山环地，却是冬暖夏凉天。绕舍扶疏千个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谁教失计东迁谬，惫卧西窗日满川。”可见朱熹对这里的居住条件相当满意。 实际上，二刘兄弟对朱熹母子在物质生活上的照顾是相当慷慨的。明人李默、朱河辑录的《紫阳文公先生年谱》中提及，刘子翬因为喜欢武夷山山水之胜，常常携朱熹前往武夷山水帘洞讲学。因五夫里距武夷山较远，刘子翬于中途建歇马庄，并购置土地二百亩以供相关费用。这些田产实际上是刘子翬与朱熹共有，刘子翬去世后，其侄子刘珙将田产全部送给朱熹，让其以田产收益赡养母亲。 “武夷三先生”学有渊源 朱松在去世时叮嘱朱熹：“藉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此三人即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合称“武夷三先生”。“学有渊源”是指三人皆主二程理学。 刘子翬、胡宪皆曾师事胡安国而得闻河南二程理学，刘勉之曾问学杨时而成为二程的正宗传人。朱熹到五夫里后，就读于刘氏家塾，三先生皆为家塾老师。小朱熹在家塾里全面正规地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儒学教育，而且在三先生的引导下，开始系统研习二程理学。除此之外，小朱熹还分别问学于刘勉之的草堂和胡宪的藉溪山居，专门聆听二人教诲。 虽然三先生都是程门理学家，但对朱熹的影响却各有偏重。朱熹在刘氏家塾就读时，朝夕受教于刘子翬之侧，刘子翬也很喜欢朱熹，对其有很高的期许，他给朱熹取字“元晦”，希望他“言而思毖、动而思踬，凜乎惴惴，惟曾颜是畏”。刘子翬吸收佛老思想，著有杂糅儒佛老三家思想的理学代表作《圣传论》，专门论述理学道统学说，提出“惟精惟一”的道统传授密旨。这一思想后来被朱熹完全接受，并将道统传授密旨发展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 刘勉之在接受朱松的托孤后，不仅帮助朱熹母子经理家事，还把自己的长女刘清四许配给朱熹。作为翁婿，刘勉之对朱熹的教诲当然也不遗余力。刘勉之向朱熹传授了张载的《西铭》，该书是对二程创立理学具有启发意义的著作，有理学“宗祖”的地位。朱熹后来作《西铭解义》一书，其思想源头就来自于刘勉之。刘勉之的思想对朱熹影响巨大，故《宋史》称“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刘子翬、刘勉之分别于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绍兴十九年（1149年）去世，之后朱熹独事胡宪，故朱熹曾说其“于三君子之门皆尝得供洒扫之役，事先生（胡宪）为最久”。胡宪最看重《论语》，著有《论语会义》一书，并向朱熹传授了《论语》的“为己之学”。朱熹早年所著的《论语集解》一书就是模仿胡宪的《论语会义》。后来，朱熹还把胡宪的《论语会义》一书作为学习《论语》的入门书推荐给自己的学生。 可以看到，朱松的托孤是经过认真考量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正是这一正确的选择使得少年失怙的朱熹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摆脱了困于生计的后顾之忧；在学问上学有所师，进入求学问道的正途。而朱熹也不负父亲的一片苦心，在刘子羽、刘子翬、刘勉之、胡宪等人的照顾和培养下，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敕赐同进士出身，之后更是在李侗的引导之下，成长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代儒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