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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侯外庐（1903—1987），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他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并称为史学界“五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等。他将中国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享誉学林的侯外庐学派，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侯外庐学派的开创者，侯外庐先生的学术成就影响深远。尤其是在外来学说的中国化方面，侯外庐的学术经验值得珍视。 “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 在史学领域，侯外庐提出外来“学术的中国化”、“中国学术的世界性”等概念，表明他对外来学说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1939年，他提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世界学术介绍，最早有唐代的佛学中国化”，认为它“在理论知识上达到中国化的程度，而且在实践上达到一个畸形的极端(如禅宗)”；佛学中国化成功，“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并不低于德国的黑格尔思维创造力”。侯外庐已经注意到民族文化自信在外来学说中国化中的重要性。 外来学说中国化当然有赖于国人独立自得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侯外庐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史学领域，就是“为了使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规律的理论中国化”。这要求中国学者在科学研究中，“不为古人所役，亦不为欧美先进所役”。他自己进行学术研究，最重视独立自得；在表述上，他努力“试验着讲我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独立自得的学术成果，应是外来学说中国化的集中表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史诞生了若干学术著作，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这正是中国学者“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表现。 “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 概括地看，在外来学说中国化事业中，科学对待外来学说应是侯外庐治学的首要历史经验。 科学对待外来学说，首先要准确理解它。侯外庐坚持从马恩原著中寻材料，找论据，力求准确理解马恩学说。这和他年轻时自学德语翻译《资本论》有关，也与他反思中国社会史论战相连。他认为，在这次论战中，有些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如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大家有不同看法，“当时不少论者的认识是很肤浅的，甚至很混乱的”；关于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大家也缺乏共识，甚至“多少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这使他认识到，“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于是，他仿效“鲁迅的翻译研究方法”，下决心学好外文，译读《资本论》，希望“从经典著作的原著中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他在法国试译，回国后重译，延续十年，成为我国较早汉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他从经典原著的学习、翻译入手，能较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精髓，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科学对待外来学说，还要历史地理解其合理性。启蒙运动，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源泉；欧洲的具体历史条件，也是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揭示中国古代文明路径特点的重要参照。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进行了科学总结，其基本原理不会因中国历史特点而改变。但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却关注它在中国史上的特殊表现。如关于生产方式，侯外庐不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义的束缚，将它创造性地理解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即“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特殊的劳动力的(特殊的)结合关系”；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生产方式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标志，则常常是通过上层建筑的法律形式折射出来的”。故他认为，唐代两税法是划分古代封建社会前后期的标志，明代“一条鞭法”则是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的标志。 科学对待外来学说，更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它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当时处于革命时代，建设尚未提上日程，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不同；加之1949年以前马克思经典原著很难找到，其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译第一版的编辑出版，于1985年才完成。在这种学术条件下，学人们要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无疑有困难。侯外庐能从马克思原著出发，和苏联史学家商榷，其追求真理的学术勇气，令人钦佩。这说明他在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时，没有局限于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或具体观点，而是结合史学研究进行科学探索。 借助外来学说的视野，发现和找准中国问题，探索创新中国学术新方法 在外来学说中国化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造性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是侯外庐治学的又一条历史经验。 首先，借助外来学说的视野，发现和找准中国问题。近代中国的问题表面看是古今中西之争，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才能摆脱贫穷落后挨打困局，实现民族振兴、文明复兴的问题。青年侯外庐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像当时有志青年一样意气风发，迎接新知识、新学问的到来。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依然是主要历史任务。对中国史进行研究、总结，准确把握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使命，成为学术中心问题。解释历史，为革命实践服务，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点。 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学界展开了广泛论战，侯外庐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场思想理论斗争”。论战总主题是中国社会当时处于什么历史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深化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古代有无奴隶社会等历史问题的争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当时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进行民主革命。郭沫若等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大量材料，对中国史上的奴隶社会进行了科学论证。侯外庐说，这标志着科学的中国历史学的诞生。他认为，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问题，既有恩格斯“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也不能忽略中国社会的特点。 其次，借助外来学说的科学方法，结合我国传统考证辨伪等治学方法，探索创新中国学术新方法。侯外庐治学，旨在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史研究。十年翻译和研究《资本论》，训练了其“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为他“赢得了理论上的武装”，成为他史学研究的“真正支柱”。受《资本论》影响，他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史学意义，认为“广义的经济学在其本身便是经济范畴的历史学，狭义的经济学在其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的历史学”。这一看法，和马克思从经济生产方式入手理解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是一致的。侯外庐将经济学和史学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最为突出。 在侯外庐那里，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将“社会史和思想史贯通起来”，即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此外，他还多次运用追本溯源法。如他为五四启蒙运动寻找中国思想史渊源，提出明末清初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的论断；为革命理论寻找到从墨子到鲁迅的“异端”思想传统；为中国社会历史特点发掘出宗法社会氏族残余因素等。运用这一方法最重要的成果，应当是他关于中国文明路径的研究结论。他认为，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和古希腊不同，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他还认为，古典的古代是革命路径，是“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亚细亚的古代却是改良路径，“氏族制度仍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由此他进一步解释了宗法血缘因素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认为“氏族公社的保存和土地私有制的缺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点。而且到后来的郡县制下，也还是把氏族公社的单位保存了下来，产生了中世纪乡党族居的小农制”，中国古代思想也因此深受影响。用今天传承优秀文化的眼光看，侯外庐关于中国文明路径的研究和结论，从文明角度研究和表述中国历史，已经稍稍透露出文明史研究的曙光。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