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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书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刊行的《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一书，是几年前同名之作《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的姊妹篇。早在2003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建馆十周年之际，何家村遗宝中最具代表性的珍宝就被请到北京，不少文物一起首次展出，轰动一时。当时配合展览出版的图录，同样凝聚了以该书作者齐东方教授为首的策展团队的大量心血，书中提供了74件（组）文物的多幅高清照片和精美线图，每件文物所附的文字不是简单的描述和介绍，而是内容翔实、语言凝练的短篇论文。 由于历史原因，何家村遗宝迄今没有完整系统的考古发掘报告，《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从编写体例上说，它是中国文物展览图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时至今日，它在学术界的使用率和影响力仍然相当高。 在齐东方研究过的大量文物中，我始终觉得何家村遗宝于他而言，意义非同寻常。虽然他不是这一重大发现的亲历者，但可以说他用功最深。众所周知，金银器是何家村最为重要的器物类别，仅器皿类就出土了惊人的271件。齐老师199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唐代金银器研究》，几乎对上述所有的器物都进行了专门研究。实际上，将“何家村窖藏”改称为“何家村遗宝”，正是齐东方的意见。这一名称的变动，当然主要是基于学术价值的考量。但在我看来，其间也蕴含了齐东方对何家村的特殊感情，就如同他常讲的“如果问起，通过什么文物可以认识大唐盛世？回答一定是何家村遗宝”。我相信，巧夺天工的何家村遗宝，一直给他带来新的灵感与启示，伴随着他不断走向盛唐文化艺术的深处。在跟随齐老师的八年读书期间，我多次在课上听他讲授何家村遗宝，每一次他都讲得激情洋溢，好像是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仿佛在历数自家藏珍。虽然他只是一位研究者，但何家村遗宝充实了他的生活，为其增添了许多旁人很难体会的幸福感。 从1981年本科毕业论文探讨唐代金银器皿花纹演变问题开始，30多年来，齐东方对何家村遗宝以及盛唐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已经自成体系。2017年年底他登上央视《国家宝藏》，以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为例，向万千电视观众讲述何家村遗宝的故事。在公众对历史和文物兴趣空前高涨的当下，齐东方推出这样一本受众面更广的解读何家村遗宝的著作，将他的思考和体会系统、全面地介绍出来，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不同于2003年那本由多位学者合著完成的同名图录，这本《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为齐东方独著。全书的篇章结构显然经过精心谋划，围绕着最大的谜团，即“在长安一个居民坊中，谁能将这些不同来源的器物组合到一起？何时、为什么要埋入地下？”齐东方从多个角度加以解说，抽丝剥茧，层层推进，使得整本书读起来像一个解谜过程。 全书第一部分“开篇”先介绍了1970年的惊世发现，但着墨不多。紧接着笔锋一转，大篇幅地讲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何家村遗宝是如何被赋予多重意义的。如同今天重大考古发掘之后紧接着举行的成果展一样，何家村遗宝在1971年就开启了它的展览之路，但引起的巨大轰动效应，远非今天任何一个考古类展览可以比拟，因为这批文物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就超出学术界，一方面它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难得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它还成为唐代形象的代言，当起了外交的使者，如同齐老师所说，“何家村的文物周游世界，竟然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突破，作出了不大不小的历史性贡献”。这让我想到同样发生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生动诠释了什么是“让文物活起来”。不仅仅在学术史的视野中，而且放到整个社会历史环境中看待研究对象，一直是齐老师学术思维的重要路径，这对我们做学生的启发尤大。 对文物的具体解读构成了全书的主体，也就是第二部分“大唐风华”。虽然和同名图录一样，内容上也是以单件文物为纲，逐一进行细化分析，但在提炼主题方面可谓煞费苦心。这一部分又分为“玉石品第”“真金白银”“错彩镂金”“异宝奇珍”“金石延年”五个小节。做这样的分类，并不是简单依据文物的材质或外形，而是最大程度找寻到每组文物的共性，方便读者快速抓住最具特色的东西。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书中连续出现的文物，彼此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产生集群效应。例如“异宝奇珍”一节选取的都是富有异国情调的文物，它们有些是舶来品，有些则是中外工匠通力合作的结晶，共同反映出丝绸之路为盛世辉煌注入的活力。又如“错彩镂金”中列出一堆以异兽作为主体纹样的金银器，在齐老师的笔下，独熊、双狐、灵龟、凤鸟、飞廉都活了起来，一个喧哗热闹的动物世界浮现眼前，艺术家和工匠们凝聚在器物上的种种巧思，把读者带入了唐人编织的斑斓梦境。 齐老师对每一件文物的解读，都不止于文物的物理形态，而是基于他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把文物置于历史发展的时空框架中，由点及面，透物见人，往往从一件器物谈到一类器物，书中也有许多分析人们信仰追求和审美情趣的内容，构建起一个繁复多彩的知识网络。书中配好了一把把钥匙，等待读者拿来打开盛唐的大门。 上述五个小节在排序上也大有深意，将玉石置于篇首，起初让我颇感意外，毕竟这类文物不是何家村遗宝的大宗。似乎为了解答这样的疑惑，齐老师写道：“有唐一代，无论进行怎样的服饰改变，即便是皇帝下诏禁止奢侈，‘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的制度，都不曾改变。”原来古人最重服色服等，可以穿什么，不能穿什么，衣服上能装饰什么，不能装饰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玉带銙一类器物是当时身份等级的标志物，是探寻主人身份的直接线索。 条分缕析之后，本书第三部分“没有结束的结语”，又将这些珍宝合为整体，直面全书一开头就提出的谜团。在介绍了其他学者的种种说法后，齐老师给了自己的回答。他发现唐代传奇小说《无双传》中记载的许多情节，竟然都能与何家村遗宝相吻合，他小心勾连着理性客观的考古类型研究和曲折动人的文学作品的联系，最后揭开了一个新奇、惊奇甚至有些离奇的谜底。这样的故事未必人人都能接受，对何家村遗物的探索也确实远远没有结束，但正如齐老师所言，“有时精彩的错误或许比平庸的正确给人带来的启发更大”，而我想说的是，假如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都合乎逻辑的推论，为何不去选取更有意思的那一个呢？ 差不多就是何家村遗宝在北大展出的那一年，齐老师解锁了一项人生新技能——户外运动。我在北京家中敲下这些文字的此刻，他正在非洲攀登积雪的乞力马扎罗山。十多年来，我能感觉到户外运动让他对自然和人生有了更多体悟，而只有对生活饱含热情的人，才能让冰冷的文物说话。打开这本《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书页翻动之间，也是一场行走，跟随他的脚步，去穿越光阴的隔阻，去品读另一些生命的喜怒哀乐。 （作者：耿朔，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