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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主力军”地位是中国独特革命道路成功的内在要求，“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第47页，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如何深入农村有效组织动员农民，成为我们党不断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重大命题。在抗战时期的山西根据地，正是通过不断调整政策措施、改进方式方法，我们党以有效的革命动员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与拥护，汇聚起建设根据地和英勇抗战的蓬勃力量。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针。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抗战中的战略基点地位及对抗战方针的实现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山西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防守持久斗争打击（任弼时：《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新华日报》1938年1月13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深入农村组织动员农民的问题。“抗战开始以后，我党与牺盟会的工作重点已不是区区之点线和城市，已转入广大农村。而一向落后闭塞的深山老沟、穷乡僻壤，已成为我党我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极好的地区。所以，在广阔的农村，急需把沉睡了几千年的劳苦群众发动和‘觉醒’起来”。而贫穷落后的农民群众在面对中共动员时，最初也反映出冷淡与犹疑，他们对中共的接纳、认同是在不断的接触与磨合过程中，由陌生、相熟到相知、拥护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时局发出的“农民需要组织，农民最不容易组织，农民需要训练，农民最不容易训练”的矛盾呼声（彭彝：《组训农民的探讨》，《农民通讯》第一卷第二期，1943年，第3页），正折射了动员农民的重要与紧迫。 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表现出前进性与曲折性，中共对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动员经历了初始期、激进与修正期、蓬勃发展期等发展阶段，这一曲折历程也是中共与山西各阶层农民彼此间相互了解、调适的过程。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山西成立了抗战动员的新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动总会”）。其工作的核心内容为“积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战动总会简史》，前言第2页、第17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内容包含与体现了中共的动员思想与主张，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动员工作的指导纲领。 在创建根据地初期，各种动员就逐步开展起来，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战动总会利用合法形式对山西农村开展自上而下的组织宣传动员工作，宣传动员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参加自卫队、游击队”“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开展村选运动”等为主要内容，旨在唤起农民觉悟，参加抗战。但在最初的动员实践中，过于“公式主义，千篇一律，老是一套”（《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第401页，山西新华印刷厂1986年版），难以有效唤醒和影响农民。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山西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为口号的动员活动。但在反顽固斗争动员中，采取了一些较为偏激的动员手段。如晋西北“很多地方胡乱没收土地财产”（林凤：《对晋西北政权工作的意见》，《抗战日报》1940年9月21日）。在冬学运动中，有的地方“只求数字，不求内容”，提出了“村村有冬学，人人上冬学”的口号，以致农民“把上冬学认作支差”（《抗战日报》1941年12月18日）。不正确的群众动员不仅损害了中共的形象及农民的利益，而且影响了本来可以争取共同抗战的地主、富农等群体的积极性，不利于乡村经济建设。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中央及北方局的重视，1940年4月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会议，提出建党、建政、建军的三大建设。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晋西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晋西北各种政策应以各阶级各党派统一战线政策为根据，而以坚持长期斗争为出发点，打土豪及没收商店等过左行动，……应严格纠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338页）根据中央及北方局的精神，山西抗日根据地开展了纠正左倾盲干错误的行动，主要是退还没收财产，加强乡绅阶层的团结，一些地方干部还针对不当行为进行了赔礼道歉。 从1941年开始，山西抗日根据地在不断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做法，开展了更为深入可行的农民动员活动。提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减租保佃，清债退押”等有利于缓和农村阶级关系的动员口号，并将农民思想的教育疏导作为动员的主要任务，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变被动为主动。如在“清债退押”时，开展了重在情感倾诉的“诉苦”“挖穷根”的思想动员。农民觉悟提高后，“紧接着就是在训练班对农民进行联合地主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第26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乡村政权建设中，注重营造选举的政治民主氛围，激发农民的参政意识。如1941年山西阳曲的一个村选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标语传单由山里贴到山外，晚上演出戏剧，白天宣传队扭着秧歌舞、踩着高跷到处宣传（《新华日报》1941年3月12日）。在辽县的一个村选中，“一张一张的票在空中飞扬，无数双臂膊在空中舞动，老头子几十岁了，从未见过这样的选举，妇女们的心简直被这红色夺目的票子陶醉了，……代表们精神地举起不习惯握笔的手在票上颤动着”（《新华日报》1942年4月29日）。村选中贯彻党的“三三制”精神，从政治上调整了乡村各阶层间的关系，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一阶段，山西抗日根据地还加强了文化动员工作，不断探索适合农民口味的动员方法。如不断创新冬学教育教学方法与内容，按照年龄、性别、识字程度进行分班、分组上课，关注受众群体的感受及现实生活，妇女班讲授放脚、纺织生产等内容，把减租减息的宣传教育纳入冬学，并结合实际事例开展时事教育（《新华日报》1944年3月11日）。剧团演出的剧本是编剧组的同志“跑到群众中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和军政民的同志一起工作”，将源于农民生活的材料，改编排演而成，如“补被子”“模范的农家”等，“很合老百姓的口味”，深受农民喜爱。或者是将地方旧有的戏种加以改造，如左权县将旧有的“小花戏”改为半街头戏，使之既有旧的外表，又有新的内容，更易于被农民接受（《从民间来，到民间去》，《新华日报》1944年3月9日）。山西根据地的文化动员逐渐体现出山西风格，符合农民口味，紧扣现实生活的需要，既关照了农民的利益又维护了农村统一战线、既关心农民生活的改善又关注农民思想的觉醒，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抗战热情。 中共在全民族抗战起始时曾指出：“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决不放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完全自由。没有群众，共产党就没有力量。”（《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584页）动员主客体的历史情况决定了山西根据地的农民动员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作为动员主体的“民众运动的组织家，比任何人才都缺乏，民众组织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也比任何学术都落后”的现实情况下（健夫编：《怎样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强出版社1938年，第12页），只能边摸索边实践。动员工作者从“走马观花”到“深入群众”，从“与农民生活隔阂”到“入乡问俗”，从“官僚主义”到“农民至上”，从关注农民的生活到注重农民思想的觉悟，正是这种由表入里、由歧入正、由物质到精神的动员理路使沉睡的农民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树立了正确的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抗战工作，而这一过程对动员工作者来说，也是一次反省自己、贴近群众、改变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过程。 （作者：樊艳丽 刘荣臻，系太原科技大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育人改革创新协同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山西抗日根据地中共社会动员与乡村社会重构”〔15JDSZK008〕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