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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成都讲学，讲到《鬼雨》，讲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坚”、“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讲到《鬼雨》所写的“莎士比亚最怕死……千古艰难唯一死，满口永恒的人最怕死……”，讲到《红烛》的“烛啊越烧越短，夜啊越熬越长”——10月30日晚上八时许，手机铃声响了（演讲前忘记关掉手机），一位朋友来告，讯息有如武侠小说中“夺魂铃”那样遽然惊示，金庸先生离世了。我正在讲的题目是《消失了，满天壮丽的霞光——余光中诗文里的生与死》，另一颗文坛巨星此日黄昏陨落（1924-2018年）。 大学四年（1965-1969年）的“悦读”岁月，书肆有深黄卷、台北文星出版的《逍遥游》和白皮书、香港邝拾记发行的《神雕侠侣》。右手执余光中，左手执金庸，我的课外阅读不亦乐乎！阅读、评论余光中，我渐渐成为论者谬许的“余学”专家，且按下不表。金庸的其他小说，如《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我也没有放过。此外，我几乎每日都读《明报》创刊人金庸亲自执笔的“明报社评”，他“港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评论中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金庸平理若衡、照“事”如镜（《文心雕龙》认为评论文学要力求“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他办报纸，秉持“事实不可歪曲，意见大可自由”的原则，我诚心接受并发扬之。梁启超认为小说对读者的影响力，有“熏浸刺提”四种；金庸作品对我的影响，主要是“熏”和“浸”。 读其书，论其文。1985年出版的拙著《香港文学初探》中，我泛论金庸的武侠小说，认为他的十五本作品，很多都规模宏大、想象丰富、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特出，加上民族大义、哲理情思——特别是撼动人心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情意，这些作品实在有高度的文学成就。不过，武侠小说十中有九耽于虚幻，情节离奇，巧合太多，与现实世界有一大段距离，金庸的作品也不免于此。至于《明报》的社评，我在书中力称其语言浅近而文采不凡。上世纪90年代香港举行一个金庸作品研讨会，我发表了题为《童蒙可循此而学文》的论文，指出其小说语言有流畅简洁之美而无“食欧不化”之弊，可作青少年写作的一个范例。我在新世纪的一个“金庸年”应邀撰文，用了《金庸：广泛雅俗的文学存在》这样的题目，说明金庸在华文世界处处“存在”，影响深远。此文后来收于今年出版的拙著《活泼纷繁：香港文学评论集》。 与金庸的“文字之交”，不止上述。上世纪80年代我在《明报》写专栏，并投稿给《明报月刊》，金庸亲自写短笺回复；两人年纪相差二十多岁，而他“称兄道弟”，古风盎然。1999年我有博士生江君毕业谋职，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查良镛（金庸的本名）教授来信欣然接纳我的推荐，才学兼优的江君就业成功。世纪之交我遭遇重大挫折，查大侠寄来年片，加以安慰勉励。我任新亚洲出版社总编辑期间，主编“爱读式语文系列”书籍，邀请金庸任顾问，他慨然应允。 金庸曾说“侠”的精神是“舍己为人”，旨哉金言！我和金庸“文字之交”式的接触，显现出他“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爱护后辈的精神。另一次“文字之交”，是我对金庸一个文化沙龙的记述。这源于我和他的第二类接触：“面聆教益”的真切接触。 大概是1980年，金庸因其小说和报业的出色表现，声誉日隆，社会地位日高。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教授，“金金”相惜，邀请金庸莅校主持“晚餐聚谈”的讲座。查大侠如期带着年轻的夫人来了，云起轩里，文科理科的各路英雄好汉云集，小小骚动起来。金院长风趣的开场白既毕，大侠开金口，发表他对中西小说的意见；对大仲马、狄更斯与茅盾等都有点评，并略为“夫子自道”，谈及其《射雕》、《屠龙》、《碧血剑》诸说部。金庸的小说世界，其英雄才高、谋略伟杰，诚然“雄才伟略”，且时而杀气腾腾，显示阳刚壮美的气象；他的言说风格，却呈现年轻江南书生轻声细语的谦逊阴柔。是晚“云起轩论剑”，我应台湾一报纸副刊主编之邀，权充记者写成报道。 1999年我受委托，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力筹办“香港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北京的一位与会者杨先生，带来他新出版的文集两套，每套十册，一套赠我，一套拟赠金庸，请我安排机会拜访他。金庸答应相见，设宴于高级酒楼以欢迎远客，多人作陪。一座晤谈，金庸的言说语调，一仍云起轩的沙龙之风，一片风轻云淡。当时《鹿鼎记》的英文译本面世不久，金庸对此译本有微词：合约订明是全译，但出版的书不然。口出微词，而语调仍然不大不重。是晚气氛轻松，查太太出示刚买到的Hello Kitty新产品，颇有童真趣味。 金庸为香港九七回归献策建言，充分表现其爱港爱国的大情大义。2002年他在广州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序”中即指出，“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是其作品要表达的一个旨趣。他渐渐成为港人所敬重的公众人物。公开大场合远远见面不算，我“面聆教益”就只有上面所述的两次。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金庸年事高，据说患有脑退化症，近年不在公开场合出现。而我近月在想到已逝的余光中、饶宗颐、刘以鬯、高锟诸先生时，国字大脸、轻声小语的金庸也常现于脑海。近日在成都与友人谈文说艺，无端也语及金庸。话说十多年前我在四川大学当客座教授，当时成都正扩建杜甫草堂，要选出草堂的形象大使，请市民提名。和杜甫与成都没有什么关系的金庸，竟有人提名；查大侠的文名之盛、作品之影响，是“广泛雅俗的文学存在”的又一例证。30日晚在谈论文学中的死亡时，金庸的噩耗轰然传至，这是什么样的“冥冥”，什么样的“存在”？ 大半年来，我先后出席了余光中以及高锟的告别仪式；成都之行结束，我返回“深圳-香港”，面对另一场告别活动。金庸离去人间的翌日，香港各大报无不头版头条广泛报道，金庸曾任职的《大公报》竟然用了七大版。加上其他媒体的，简直“广泛”到铺天盖地了。“音容宛在”而人已不在。死亡之神的黑暗之力何其大，不到一年间就夺去这几位我认识且敬佩的英杰之士。 余光中2014年写诗悼念诗友周梦蝶，说天界将有纳兰性德、弘一大师等亦友亦仙迎接他；为了筹办大礼，“所有天使都加了班”（这真是个“异想天开”的隽句）。香港人送别金庸的场面将非同小可，我想天上的大仲马、狄更斯、茅盾等以至黄药师、洪七公、郭靖、黄蓉等男女老少必定列队欢迎，天使也必定加班工作。杜甫祈求建筑“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天上的白玉楼，也有广厦千万间，以让荷马、屈原、李白、杜甫、东坡、但丁、莎翁以至光中、金庸这些文士欢然论文——或者论武——吗？我这种种想象，仿仿佛佛朦朦胧胧幻幻真真，这些天界神思，这样与金庸的接触，应是第三类了。 “第三类接触”的名称来自科幻电影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地球人接触的是外星人。美国有科幻电影，中国有武侠小说。金庸是武侠小说的大宗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