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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花场”关键要素到民间故事“母题” 苗族“花场”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由多种物质构成的关系空间，这些物质包含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历史信息，“花场”上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物质”成为苗族民众讲述的对象，成为建构民间故事的母题，由此展开的叙事具有浓厚的历史记忆色彩。具体来讲，苗族“花场”关键要素被讲述人建构成民间故事记忆母题的有: (一)“跳花场”记忆 苗族“花场”因为“跳花场”而存在。“跳花场”是“花场”文化核心，围绕跳花场构成的文化记忆成为“花场”历史传承的重要内容。苗族为什么要“跳花场”?不同地区的苗族有不一样的解释。 先前，苗家男婚女嫁，由父母包办。有位名叫戛水的女孩，父母逼她嫁给不合心的男人，她气得不吃不喝，编了很多悲歌来唱。一天，戛水爬到仰望坡(即三口塘)采蕨菜，边唱边哭。有位小伙子名叫何木与戛水有同样的遭遇，他竖起耳朵听戛水唱悲歌，不知不觉走到戛水身边，也跟着唱起歌来。他俩越唱越伤心，都哭成了泪人。戛水姑娘想，男婚女嫁为什么要父母包办?为什么自己不能做主。于是，他们决心冲破父母包办的旧习羁绊。这样，戛水对何木唱起情歌来。何木听了，也跟戛水姑娘对唱起来。唱到傍晚，他们找来一束映山红当媒人，两颗樱桃当鲤鱼，白泡儿当甜酒，山茶花当糯米饭，高高兴兴成亲了。他们不敢回家，就住在山洞，挖山开地，修了房子，过着幸福生活。由于何木和戛水在山上相遇成亲的那天，是农历二月十五日，后人就把这天定为跳花节。 三口塘苗族“跳花场”来历代表了苗族对“跳花场”记忆的基本类型，“花场”的核心是青年男女，在“花场”上，他们唱歌、吹芦笙、寻找爱情，寻求友谊，这些记忆充满了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小花苗族支系流传“跳花场”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尺木冷的地方，各村寨相距较远，往来不便。有一个叫冷董的大户人家，儿女多，个个如花似玉，但很少与外寨青年来往，很难找到称心的配偶。冷董很为儿女婚事操心。他想出“咕簸”(跳花场)的好办法，并把跳花节定在每年正月和二月。花场举办的那天，周围人们都赶到冷董的花场。冷董在花场正中竖起一棵常年葱绿的香樟树叫“挫薄”，做为花场的标志，选择能歌善舞的人围着“挫薄”唱歌跳舞，各村寨的青年男女在花场中自由相识，青年们借此以舞择婿，以歌择妻。花场结束后冷董的儿女们都寻找到了自己的如意伴侣，了却了冷董多年的心愿。其他地方的苗族村寨竞相仿效，花场的习俗从此流传下来。 “花场”解释以故事记忆方式呈现出来，并且在苗族民众口中津津乐道地传播，意味着这种解释是生活化的，也是历史性的。苗族“花场”是为青春期男女婚恋提供交往的生活空间。这些生活在大山深处的苗族支系，与外界交通和联系困难，避免血缘婚姻就会变得很困难，故寻求民族文化群体内部的远缘婚姻就要寻求一种方式，每年一次的“花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动因下发生、发展。民间故事中讲述由寨老出面组织花场，为年轻人提供交往的场所和机会，解决族群子孙繁衍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苗族民间故事选择以交往、交流为手段，以“爱情”为“花场”记忆主题成为再自然不过的文化记忆了。 (二)“插花树”记忆 古时候，男人出嫁，女人管天下。当时地上没有花，也没有花场，只有天上的人才跳花。天地之间人们通过天梯往来，地上居住的人常到天上赶花场。有个女人叫谷绕妮奏，她丈夫到天上跳花多日，她爬上天梯寻找丈夫。上天后，她看到到处开满奇花异草。她想:丈夫不回家是迷恋这些奇花异草，我何不把花树带回人间栽种，让人间遍地鲜花，留住丈夫的心。她拔起一棵花树走向天梯，不小心花树从手中滑脱，落向人间倒插在地上。从此地上有了鲜花。但是，因为是倒插入地的便不能像在天上一样四季开花，只有在春天才开花，苗族也只有在一年的春季举办花场。据说后来天上人不乐意别人偷了他们的花，就把上天玩耍的地上人通通赶了下来，收了天梯。从此天地之间再无往来。 这则故事解释了苗族引种花草、栽花树的记忆，这种壮举由女性完成，发生于“男人出嫁，女人管天下的时候”，表达了苗族民众对母系氏族社会的记忆。 (三)芦笙舞者戴雉尾帽的记忆 跳花场时，队伍前头领舞的两位是戴雉尾帽的男青年。这个习俗来历据说有个叫者查的孤儿，家无依托，靠打猎维持生计。他在狩猎中观察到禽兽行走跳跃的姿态，就模仿它们的动作。后来他又加进芦笙，把自己的创造带到花场上表演。可是没有好衣服不好意思去花场，怎么办呢?他无意中抬眼看到平时打猎集下的野雉尾巴，就把雉尾插在帽子上形成美丽的花冠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来到花场，花场上的姑娘对他格外青睐，因此他找到了如意妻子。从此，雉尾帽就象征善于狩猎，善于歌舞的男青年形象。故事赞扬了者查祖先的功绩以及对花场上青年男子特殊装饰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对象是具体的，将解释的背景放在狩猎生活中，符合苗族生活的真实，因此，苗族“芦笙舞者戴雉尾帽”的记忆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上述所讨论的苗族“花场”的三种关键性物质，包含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关键性物质就是花场的象征物，它们凝聚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反映了苗族现实生活需要，记录了苗族地理环境、婚姻习俗、历史人物事件、爱情理想、亲友聚会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内容。苗族讲述人在建构“花场”记忆的时候，不断将现实生活中的“花场”关键性要素进行创作，赋予时代性和个性化的内容，由此形成了苗族民间故事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母题。 结语 苗族民间故事中的“花场”作为“人物”活动，事件发生的重要场所反复出现，是立足于民众物质生活场所，依附于民众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活需求。花场中的“人物”角色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且包括神仙等角色，在这里，人和神彼此互动，展现了苗族民众生活的基本状态。 苗族“花场”是多层次的“记忆场所”，从现实的生活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精神层面的记忆，呈现了“跳花场”者的记忆结构。民间故事通过反复讲述，强化和稳固“花场”模式化的记忆结构，成为苗族集体记忆中的重要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民众记忆被不停地唤醒，民族传统记忆也得以活力永续。 苗族民间故事讲述人建构的“花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生活中碎片化的“花场”记忆进行系统规整。在物质层面上，“花场”活动时间、地点不断被讲述，使其在时空上得以固定和规范；在社会层面上，故事讲述对“花场”参与者的社会关系做了清晰的划定，活动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规范；在精神层面上，故事讲述了“花场”产生的原因，其中涉及到“神灵”“人祖”“祭祀”等，这是对民众信仰的规范，这些记忆资源成为重建苗族民众精神家园的有效行为。 通过讲述人的讲述，民间故事中围绕“花场”呈现出了规范的、系统的“花场”生活记忆。通过不断在民间故事中对“花场”的确认，建立一系列与花场相关性的人物、事件，强化了“花场”在苗族民众生活中的历史纵深感和认同感，表达了苗族民众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