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田野与历史：如何触及“活的历史”？ 马林诺夫斯基(1986：4)在《江村经济》的序中提出：“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然而，费孝通后来承认《江村经济》的社会学分析并没有结合历史，而且他也怀疑在“微型社会学”中“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田野工作是否切实可行”，他强调的只是社会学者与历史学者的合作(费孝通，1999b：39-40)。但现在看来，要真正触及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活的历史”，要克服人类学研究中的某种碎片化倾向，就必须把历史分析带入田野工作，因为历史在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中有特殊的重要性。田野工作要超越村庄研究，就要进入村庄史，因为村庄史中蕴藏着文明史的意味。“华南学派”以及王铭铭等人在结合村庄民族志与汉学人类学的基础上作了一些重要的努力(王铭铭，1999，2003；科大卫，2009；郑振满，2009；刘志伟、孙歌，2016)；王明珂(2008，2013)等则推进了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而布洛维(2007：121)所谓的“拓展个案法”，其中重要的面向也是将田野工作向历史研究拓展。可以说，今天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若想在费孝通所开创的研究格局上进一步推进，就必须在没有国家的社会分析、没有人物的结构分析和没有历史的现实分析这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人们通常告诫社会学家不应躲进故纸堆，而埃利亚斯(Elias，1987：223-224)却提醒我们：社会学家不应都退到现实研究中。实际上，丧失了历史眼光的现实研究也就丧失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只能一地鸡毛式地“讲点情况”，在时政的指挥棒下一味跟风乃至抽风。 《大河》是现实田野与历史田野的结合产物，历史研究嵌套在现实分析中。这种嵌套有一明一暗两种类型。从明的类型来说，对大河移民的历史研究与对三峡移民的现实研究是嵌套在一起的。《大河》主体每一章的第一节是三峡移民的叙事，其余是大河移民的叙事。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叙事技巧上的考虑，而是来自田野真实的历程：现实困境与历史遗留问题紧紧缠绕在一起，现实材料与历史档案交替出现在笔者的文件箱里。从暗的类型来说，虽然《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应星，2009)的出版比《大河》晚了八年，但这两本书的田野工作实际上是同时在同一乡村展开的，前者是《大河》的“前史”。尽管笔者在《大河》的写作中并没有提及村史的故事，但这种双重嵌套无疑有助于自己对大河事件、人物和民情的深入理解。 当结束挂职锻炼回到北京后，笔者初步估算了一下从田野带回来的大河上访史资料，大约有几百万字之多，其中，根据这些资料做的大事记就达到十多万字。经过反复的考虑，笔者最后决定以此为博士学位论文主题，并尝试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正文“讲故事”，另加分析性的注释和结语。关于叙事在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笔者已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应星，2001：337-356；2006；2016)。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田野工作是在二十年前进行的，写作也距今有十多年了。虽然笔者当年在田野中有一些经验直觉，但远没有达到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本文是对当初的经验直觉的澄清和提升。现在回过头来看，大河的田野工作是一次复杂的遭遇，而非一种精心的设计；是在特殊而偶然的际遇中不断调试出田野目标和方向的。偶然性与复杂性的耦合是这次田野工作的一大特点。⑤必须承认，《大河》尽管力图呈现个案的复杂性，但在理论与经验的连接上尤其是本土化社会理论的导向上，在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上尤其是在对国家、历史与文明的理解和把握上，仍存在诸多不足，不免还有学生习作的稚气。本文所展示的也仅仅是“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并非对它的规范或界定。田野工作看似入门易，实则上道难。说到底，“田野工作的想象力”还是一种人言人殊的手工技艺，既非可以批量复制，其养成也远非一日之功。在今天质性研究的局面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我们既要有充足的信心，不被某些傲慢的科学主义者吓倒，相信只有代表性与复杂性的区分，没有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本身的高下之分，又要特别有耐心，不要在急功近利的发表压力下满足于中层理论上的跟风学样、千村万户式的“家乡社会学”的铺陈和平面拉伸式的自我复制，不要在大数据的时代中，在大兵团作战的研究布局中，以及在知识大工业的隆隆机器声中焦虑于手工作坊的慢工细活，而是要敢于避易就难、舍近求远地在经典理论上下大工夫，突破功能主义的藩篱，打通田野与历史的阻隔，在复杂性的追求上多加反思和悉心体会，在文火慢炖式的熬制中逐渐锤炼出自己独具一格的想象力。我们需要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学术终究是比慢而非比快的！ ①亚历山大(2006：181)给“经典文本”的定义是：“人类探索的那些较为早期的著作，相对于当代人在相同领域所进行的探索而言，它们被赋予了一种优先地位”；“一个经典文本就是这样一部在某一特殊领域确立基本标准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经典文本的界定主要不是由时间早晚，而是由问题提出的原创性和重要性来确立的。所以，我们把福柯这样距我们较近的思想家也视为经典作家。 ②“中层理论”这个概念常常会引起误解：似乎那些“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的”理论(默顿，2006：60)都处在同一个层面。实际上，“中层理论”根据基本问题的研究进展会出现诸多的上下分岔，而各种“中层理论”之间又因研究问题的关联性而发生复杂的勾连关系。本文为了不使问题的讨论过于繁复，仍使用“中层理论”这个已流行甚广的概念，但要强调所谓“中层”远非具有同质性的一层。 ③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需另文讨论。 ④县、乡、村名均系笔者取的学名。书中虽然没明确提重庆市，但因为三峡移民只出自重庆市和湖北省，而从书里的各种信息(包括作者信息)很容易判断故事发生在重庆，因此本文将省级地名予以公开。 ⑤这种体验并非个别现象。比如，《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就谈道：“在采取民族志方法时，研究者的个人背景、社会地位、专业经验和生活方式，都可能和当地情境密切纠结而造就特定的田野处境。两者之间策划擦出火花的结果通常为研究者带来独特的挑战，田野研究者经常得靠运气行事”(刘绍华，2016：29)。 参考文献和注释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社会》(沪)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