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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理解的困难性 菅：武井先生的提问是：您在中国成就了什么？还有，知道了什么不能研究的？您在将来还能研究出来什么？请教这些问题。 福田：很难回答啊！真的是，这样说来，一下被问起成就了什么的话，就像您指出的那样，介绍我有关中国的20年以来的经历了,虽然有20年的经历,但几乎没有写过这方面论文。可能有一篇吧，就是这样的状态。总之，是写不出来。同样的情况，这个稍稍具有导致误解的危险性,我在冲绳也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调查。但是，冲绳的论文也只有一篇，只是年轻的时候写的一篇，这以后同样是写不出来。虽然现在带学生去调查会虚张声势地进行解说，但以研究形式的论文还是写不出来。和这是一样的，马大哈的我写不出来。如此慎重的原因，虽然与人类学说同样的话不好,但是，我的确抱有跨文化理解非常困难的感觉。就是不能稀里糊涂地写出来。 菅：福田先生这样的感觉，就我来说很能理解。对于日本能写对于中国不能写这样的自制力。是跨文化之类的问题，虽然这些一直频繁地被作为问题提出来，不过，应该有就连日本国内的事情也没法写的状况。如果以写文化的问题来说，在哪里都应该会发生没法写的状况。也就是，将某个文化视作自文化的文化承担者的他者性。这样考虑的话，为什么福田先生对于中国写不出来呢？我比福田先生更加马大哈，但写出来了啊。 福田：所以，即使关于日本的，我进行过田野调查的能写出来的也仅仅是一点点，菅先生因为效率高，大体上只要调查就肯定会写论文(笑)。 菅：没有这样的事情(笑)。福田先生写不出来的原点，是否在于必须更进一步地对文化进行理解呢。只是，另一方面从某种理论上来说，持续了20年的调查却不写出来，这在理论上还是有点问题吧(笑)？ 福田：不是很好吗？ 菅：今后当然要写的吧? 福田：不不，虽然我不会写出来，因为一起去调查的人大家都成长为优秀的研究者，写了很多论文出了很多书，就此感到满足如何？ 菅：武井先生，这一点怎么样？因为是武井先生的问题。 武井：这个问题是纯粹想听听福田先生做了什么事情，这首先是问题的宗旨之一。本来是想听听为什么要选择中国这方面的话题，不过好像并不是积极地去选择中国的，如果对此有什么原委的话很想听一听，不知如何？ 另外，近期科研项目的题目变成了“政策”吧①。至今终于到达这一点的理由，是经过积累好不容易到达的呢？还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这样的时代才想出来的题目？这些事情也想请教一下，拜托了！ 福田：关于第二点，我想这个科研项目事务局长的菅先生会回答您的吧！ 菅：对不起，是我把“政策”加进福田先生的科研项目里的。 福田：关于第一点，最后，就要说些无趣话了。要说起为什么去中国，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情了,的确在那个时候，民俗学的人完全没有人去中国的。另外还有一个前提是，科研项目的调查当时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源自科研项目的调查没有办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很偶然的,有一个研究贵州省民间表演艺术和庙会的团体，是一些非常投入地进行中国研究的人，在他们说去中国的时候，要问为什么的话就有点难为情了，因为我很想看看中国的村落，就乘机把想参加的意思说出口了。这样一来，说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们也不太对，让我举出名字来也是可以的。团里的人说“这次贵州省的调查需要一个团长，想拜托坪井先生担任团长。”坪井先生是过去的人了，我想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叫坪井洋文，已经去世了，现在可能都忘记了，但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们要求“想让坪井先生当团长，您能否帮忙交涉一下”，我就请了坪井先生一起去。可以说是运气好得不得了吧，贵州省各级民间文艺家协会，当时叫民间文艺协会，受到他们的高层领导或者民族学院院长的关照，由此渐渐地加深了人际关系。而后，又进一步从贵州省移动到浙江省，在浙江省进行了20年的调查。所以，并没有把中国全部走遍展开调查的想法，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因缘，在贵州省调查了好几个地方，之后的浙江省也是那样的,总之，并不是要展开比较、调查中国整体，说到底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在那个地方进行调查，想在某个地方展开研究，这样持续下来。因此，完全没有扩展开来。如果说我在研究中国，几乎没人知道吧。还有，在这背景中有一个理由，当时，我工作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是代表日本民俗学的研究机构，负有应该代表日本与海外展开学术交流这样的使命感。这是坪井洋文先生和我共同的考虑。 不太切题吧，对不起! 菅：说福田先生的科研项目改变成了政策论，确实如此，一个原因在于这是获得项目的一种策略，但是，在到达这政策论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纠葛。因为福田先生首先是想描写民俗志的,我在一起参与，考虑到仅仅是民俗志已经不可能申请到科研项目了。但是，不只是出于这样消极的理由，我自己有一个内在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积累民俗志的意义，我对这个意义已经不太有感觉了，虽说是民俗志其实与民族志有一点不同，这在之后课题5的福田先生的调查论中将出现。有关于此，福田先生和我的想法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虽然我们有意见上的分歧，但福田先生进行了妥协。 但这实际上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要说这次为什么要提起福田先生和中国民俗学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福田先生的回忆录，是因为对于中国民俗学界，福田先生可以说带去了诸多影响。调查方法，譬如《民俗调查手册》中出现的调查项目那样的内容，在此影响下，中国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刘铁梁先生类似的手册①在中国出版。还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手册②也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出版。其中可推测很多来自于福田先生的影响，可以说随着中国独自的田野调查的生成运动，出现了一个提高田野调查价值的时期。 然而，在中国国内，田野调查已经没有必要“告别田野”③这样的见解也已经出现，是今天应邀前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施爱东先生的见解。我以为这样的影响与其说来自福田先生的意图，不如说在交流的过程中自然地对中国的民俗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今后，说不定在中国也有可能提出“超越福田亚细男”了。福田先生在与中国民俗学交往的20年间，毫无疑问留下了伟大的业绩，今后，也包含中国在内，“福田先生”自身有可能被作为研究的对象，因此我才想介绍福田先生和中国民俗学的关系。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