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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拜占廷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曾于542年病危，但不久痊愈，而帝国名将贝利撒留则因所谓“谋反”罪名受到惩处，查士丁尼与贝利撒留之间的关系由此破裂。在该事件中，皇后塞奥多拉是打击贝利撒留的直接执行者，但事件本身则反映了拜占廷皇帝力图防止军队将领坐大从而导致军权威胁皇权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也体现了拜占廷帝国集权制度的弊端。与此同时，查士丁尼与贝利撒留关系的恶化导致帝国对外战事不利、内部政局不稳，成为拜占廷帝国在6世纪中期步入历史上的衰落阶段之一的推动力量。 关键词 拜占廷帝国 鼠疫 查士丁尼一世 贝利撒留 6世纪40年代初，地中海地区暴发了一场波及范围广泛的鼠疫，对拜占廷帝国造成了严重影响。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于542年大规模暴发疫情。正当疫情在君士坦丁堡蔓延之时，帝国最高统治者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突然染病。不久后，查士丁尼一世奇迹般地康复，与此同时，有同僚告发将军贝利撒留曾在查士丁尼一世染病期间密议皇位继承事宜。由此，皇后塞奥多拉作为直接执行者，一场针对贝利撒留“谋反”的大清算拉开序幕，查士丁尼一世与贝利撒留的关系彻底恶化。随着生态环境史的兴起，有关地中海首次鼠疫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已经成为热点问题。然而，绝大部分有关鼠疫的研究都是以鼠疫在人口、城市等经济领域的影响作为突破口。部分学者虽然关注到拜占廷帝国政治和军事局势在查士丁尼一世病危时出现的危机，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迄今为止，国内尚未出现将生态环境史研究与政治史研究相结合，以鼠疫暴发致使皇帝病危时期皇权与军权关系的演变为切入点，探讨拜占廷帝国政治制度特点的专题研究。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简陋，根据普罗柯比、埃瓦格里乌斯、阿伽塞阿斯等史家的记载，从追溯查士丁尼一世病危事件的始末出发，来探讨这次突发性政治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及后果以就教于方家。 一、 皇帝病危：查士丁尼与贝利撒留关系的转折点 542年，地中海东部地区笼罩在鼠疫的阴霾之下，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及耶路撒冷等重要城市均受到影响。由于地处商贸要道，君士坦丁堡所受影响尤为严重，在鼠疫长达4个月的肆虐过程中，繁华的首都变成了人间地狱。君士坦丁堡的官员们都不敢前往皇宫。然而，正是在这种危急时刻，从首都传出了查士丁尼一世不幸染病、生命垂危的消息，这对正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状态之中的帝国官员与民众的心理而言不啻雪上加霜。皇帝病危的消息随即传至东部前线。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正在与波斯作战的军官们担心一旦查士丁尼一世病逝，皇后塞奥多拉很可能会把持朝政，他们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的发生；但在查士丁尼康复后，东部前线的军官们在密谋事件上开始推卸责任并相互诋毁，将军彼得和约翰声称他们曾听到贝利撒留和布泽斯(Bouzes)密议皇位继承的问题。即使《秘史》中关于这些军官议论朝政的记载属实，实际上也不能证明在东部军队中出现了“谋反”集团，因为除了彼得与约翰所告发的贝利撒留与布泽斯私下讨论皇位继承并表达对塞奥多拉的不满外，我们在同时期的史料中均未发现任何实质上的可称得上政变或谋反的证据。 作为6世纪拜占廷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从查士丁尼一世上台开始，贝利撒留在为查士丁尼一世实现征服地中海西部地区的远大抱负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这样一位出身低下，但英勇不凡、战功卓著的部下，查士丁尼一世对其的态度从最初的信任和笼络逐渐地转变为后来的猜忌和雪藏。在这种态度的转化过程中，542年查士丁尼一世病危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塞奥多拉最终得知这一密议，勃然大怒，认为这一事件是直接反对她的，随即召回了贝利撒留与布泽斯。最终，布泽斯遭到幽禁，直到26个月后才恢复自由。贝利撒留被解除了指挥权，由马丁努斯(Martinus)代其统领东部军队，曾经跟随贝利撒留的卫士、奴仆以及重要的长枪兵均被其他军官和宦官瓜分，他的财产亦被皇后夺走。 上述事件是贝利撒留戎马生涯中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贝利撒留长年转战各地。在此之后，贝利撒留受到沉重打击，从此再也未能获得皇帝的完全信任。除在545年和549年两度短暂统兵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均被投闲置散，未能有所建树。 二、 皇帝意志的直接执行者：塞奥多拉 皇帝病危之时，贝利撒留和布泽斯等东部将军的密议直指皇后塞奥多拉；而在皇帝病愈后，清算“谋反”党徒的过程中，塞奥多拉也是直接的执行者。实际上，塞奥多拉在贝利撒留问题上的作为符合其一贯表现，打击权力过大、声望过高的文臣武将是塞奥多拉皇后生涯中的常事。除了贝利撒留之外，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和日耳曼努斯(Germanus)等重臣也曾遭遇到类似的政治打击。这是由于塞奥多拉出身低下，且无子嗣，其地位与权力的提升完全得益于成为拜占廷帝国皇后并得到查士丁尼一世对她的完全信任和尊重。普罗柯比曾经记载，塞奥多拉登上皇后宝座之时，元老们、主教们和曾经观看其表演的观众争相向她表示臣服和尊重。很明显，上述臣服与尊重在本质上来自于对于皇帝的臣服与尊重，塞奥多拉对此也心知肚明。 因此，无论是大力加强元老及各级官员觐见皇帝皇后时的礼仪规格，还是在尼卡暴动发生后力劝皇帝放弃逃跑并镇压起义，塞奥多拉均以保卫和加强皇帝的权力为己任。在拜占廷帝国这一高度专制国家中，当发生皇位或王朝更迭时，大臣贵族都可以改换门庭，之后他们只要效忠新的统治者，很可能能够保留自己的富贵。但是，皇帝是绝对不能改换门庭的，奋起抗争很可能还会获得生机，而一旦投降则会失去一切荣华乃至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皇后塞奥多拉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立场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查士丁尼一世的权力削弱或者丧失，那么出身低下且无子嗣的塞奥多拉势必也会失去当前的权力和地位。 作为夫妻，查士丁尼一世与塞奥多拉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结成统一战线。为了更好地控制元老和普通民众，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奥多拉经常在公共场合进行辩论以巩固其权力。普罗柯比指出，在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奥多拉执政期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一起做的。皇帝和皇后两人通过在同一事件上的对立来加强他们的统治，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在皇帝病危事件中，塞奥多拉继续扮演着查士丁尼一世意志执行者的角色，用霹雳手段惩处贝利撒留，打压一切威胁丈夫权力的因素，以维系自身的地位。埃文斯指出：“542年瘟疫暴发时，是塞奥多拉十分害怕的一段时期。因为查士丁尼一世生病，她将面临因丈夫去世而丧失权力的可能性。”作为皇帝意志的直接执行者，塞奥多拉对多位文臣、武将和贵族元老均加以钳制与打击，以便扼杀可能威胁到查士丁尼一世的政治人物，对于贝利撒留的打击与此一脉相承，具有相同的内在逻辑，也就是巩固与加强皇帝的权威与地位。 三、 查士丁尼与贝利撒留关系发生转折的根本原因 在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中，国家的权力掌握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的突然去世极易造成政局动荡。即便皇帝尚未去世，只要传出皇帝死亡的消息，帝国的政局也有发生突变的可能。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手握兵权且在民众中具有威信的人更易成功。542年，当查士丁尼一世身染恶疾并由此传出大将贝利撒留“谋反”消息之时，贝利撒留的如山军功和赫赫威名令皇帝与皇后如骨鲠在喉，随即采取严厉措施。军权与皇权之争是整个事件矛盾的核心，这一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拜占廷帝国政治制度中存在的严重缺陷。 在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中，军权向来是皇权不可缺少的部分，大部分皇帝均御驾亲征或是出身于军营之中。军权既是皇权的脊梁，同时又是皇权的最大威胁，皇帝只有牢固控制军队才能保持稳定的统治，反之军队就会另立新君。早期拜占廷帝国的皇帝大多出身于与军队关系密切的将领；与此同时，皇帝为在军中获得威望以及有效指挥与控制军队，往往亲自领军出征。一旦皇权与军权相脱节，就极易出现动乱，如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盖伊纳斯危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军功的皇帝往往忌惮麾下颇有能力的武将，担心其势力逐渐坐大。 作为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贝利撒留战功卓著，早年已经在与汪达尔人和波斯人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拜占廷帝国内部也有很高声望。出身不高的贝利撒留能够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外，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查士丁尼一世即位之初的信任与提携。然而，随着贝利撒留的军事才能迅速展现，并且频频在对外战争中建功立业之时，势必会引起皇帝的忌惮和其他将领的嫉妒。如陈志强教授所指出的，贝利撒留功高盖主的战功想必早在汪达尔战争大获全胜之际就已经引起了查士丁尼一世的警惕。 当查士丁尼一世身体状况良好时，他能够对外来的信息进行较为准确的判断。在有关贝利撒留的流言传入君士坦丁堡皇宫后，查士丁尼一世通常采用派遣宦官或皇亲国戚前往督战的方式以钳制贝利撒留的行动。根据史家的记载，贝利撒留从汪达尔战争中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导致流言四起，一些将领在皇帝面前指责他想自立为王。因此，查士丁尼一世指派宦官所罗门(Solomon)前往北非，给贝利撒留两种选择：要么带着盖里梅尔及俘获的汪达尔人一起回到拜占廷，要么自己留下的同时将盖里梅尔送到拜占廷。此外，在540年前后，根据普罗柯比记载，贝利撒留试图通过许诺哥特人成为意大利地区的统治者的方式来为帝国智取这一地区。然而，有军官指责贝利撒留有谋朝篡位的野心，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皇帝以需要其对波斯人作战为由召回了贝利撒留。贝利撒留随即启程回国，而皇帝并未像汪达尔战争结束后那样为他举行凯旋式。由此可见，在535年、540年两度出现贝利撒留称王的流言后，在贝利撒留以行动表忠心的情况下，查士丁尼一世对贝利撒留虽然已经怀有戒心，但仍未完全失去对他的信任。 然而，查士丁尼一世一旦染病，上述局面便发生了显著变化。542年鼠疫在君士坦丁堡大暴发并导致查士丁尼一世染病之时，正值贝利撒留在东部前线与波斯军队作战。古代社会中，信息往往因为距离遥远而失真。就算贝利撒留本人没有采取行动，由于其身居高位，也很可能会被其他人趁机构陷。根据目前掌握到的资料，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贝利撒留有无与布泽斯密议皇位继承问题。事实上，贝利撒留有无密议皇位继承问题已并不重要，远在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奥多拉相信他曾经密议皇位继承问题、觊觎皇位、图谋不轨才是关键。从查士丁尼一世与塞奥多拉的角度而言，他们对贝利撒留有“谋反”之嫌的担忧是有依据的，不仅因为在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中都曾出现贝利撒留有称王野心的传言，而且因为贝利撒留完全具备篡位的能力和条件。普罗柯比曾记载贝利撒留之妻安东尼娜与皇后塞奥多拉铲除重臣卡帕多西亚的约翰的计谋，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安东尼娜对约翰之女尤菲米娅(Euphemia)表达了其反抗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奥多拉的意愿，并展示出贝利撒留的实力，由此令约翰十分放心和高兴。《秘史》中也提到，贝利撒留的财富令皇帝和皇后十分不安，并且希望通过与其联姻的方式来获取财富。因此，在多位拜占廷将军依靠军队控制朝野或凭借军功登上皇位的先例的教训下，对待这样一位颇具实力的将军，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奥多拉在笼络之际，对其保持猜疑防范甚至打压雪藏也是情理中事。 揆诸史料，正是542年查士丁尼一世病危及“谋反”事件的发生导致查士丁尼一世最终舍弃了贝利撒留。在549—559年间以及559年后直至去世这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中，查士丁尼一世再也未曾起用这一大将。普罗柯比在《战史》中谈到贝利撒留从意大利战场被召回后的状态：“皇帝对贝利撒留十分尊重，哪怕在大将日耳曼努斯战死后，皇帝都不曾将其派往意大利战场，而是留在了身边，让他颐养天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贝利撒留长期在意大利与哥特人作战，熟悉当地情况，为了让其颐养天年而长久留在身边的说法似乎不太符合常理。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对于这样一位威名素著的名将，为免其在外掌握军权而导致变乱，不如让他解甲归田以安皇帝之心。当然，这一推测成立的前提是皇帝对贝利撒留的猜忌之心完全超过了对他的信任与依靠。 查士丁尼一世对贝利撒留的疑虑和猜忌在普罗柯比的一些记载中有较为明确的信息。542年，在贝利撒留从东部战场被召回后，普罗柯比提到贝利撒留无法劝说皇帝与东部波斯进行和谈。随后，即使帝国重要将领战死沙场，皇帝也未派遣贝利撒留出征，并以2000磅黄金为代价与波斯定下5年之约。贝利撒留无法劝说皇帝这一情况表明，他对皇帝的影响力已经削弱。普罗柯比提到，自542年被召回君士坦丁堡，直至545年再次被派往意大利战区期间，贝利撒留饱受命运的打击；而在之前的行文中，普罗柯比却一直称贝利撒留为命运所眷顾。普罗柯比对贝利撒留前后描述差异的合理解释是贝利撒留从查士丁尼一世统治中期开始已经“失宠”。虽然在545年贝利撒留再度受命征战意大利，然而，从545年年初出征至548年被召回，贝利撒留在意大利战场的4年多时间中，多次孤军深入，因缺兵少粮、补给匮乏、援军未至等原因而痛失战机；同时，军中对其不满的以纳尔萨斯为首的对手，多次拒绝与他合作，并向远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进谗言。贝利撒留在意大利战场上遭遇如此内有掣肘、外乏援兵的困境，仍旧凭借其军事谋略力保不致全盘皆输。 综上所述，查士丁尼一世与贝利撒留的矛盾和关系演变恰恰反映了拜占廷帝国皇权与军权之间的关系：皇帝需要军队的支持，需要保持对军队的控制，需要军队为帝国征战；但是，皇帝对于为其立下战功的军队将领难免会存有疑心，为保住皇位往往会对功高震主的将领有所防范，乃至将其消灭。而在这一事件中，两者间潜藏的矛盾又由于皇帝病危而得以引发。 四、 皇帝病危事件与拜占廷帝国政治制度弊端的暴露 皇帝病危事件的发生反映出拜占廷帝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弊端。皇帝病危消息流传之后，之所以会引起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如此激烈的权力争夺，与拜占廷帝国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不无关系。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在以皇位血亲世袭为基础的专制制度确立后，就不断地得到历任拜占廷皇帝的加强。在拜占廷帝国皇帝专制制度下，皇帝拥有最高权力。陈志强教授认为，皇帝专制制度始建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皇帝血亲世袭皇权，皇帝总揽国家所有权力并担当最高立法者和执法者，包括军队和宫廷在内的庞大的国家机构完全对皇帝个人负责是这一制度的主要体现。作为拜占廷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是整个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是各个政治派别的中心与仲裁者。权力的高度集中有利于针对国内外事务进行快速反应，这一点从皇帝在很多地区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后所采取拨钱、免税等救助举措看到其优势。然而，权力过于集中也会产生无法弥补的弊端。这种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在位皇帝必须具有足够能力与健康体魄以维系其地位与统治。一旦当查士丁尼一世病危而无法正常掌控国家事务时，各个派别之间潜藏的矛盾必然由于仲裁者的缺位而显现。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拜占廷帝国，如果说具备军事和管理才能是挑选文臣武将的充分条件的话，忠诚则是皇帝最为关心的必要条件。这点可以从查士丁尼一世解除卡帕多西亚的约翰的职务一事窥见其端倪，“皇帝之所以最终舍弃这位颇有才干的大臣，是因为查士丁尼一世发现约翰的野心已经超越了他对自己的忠心”。只有得到皇帝信任的高官，才会进入到国家的核心统治阶层中，而皇帝则会利用官员间的矛盾，对其进行制衡，以防某个官员的势力过大。查士丁尼一世上台之初，之所以选择了大量出身低微、才能出众的文臣及武将来充实其统治核心阶层，原因在于相对于高贵出身或在政治领域已经颇有根基的人，他更相信那些原本出身低微，其地位和权力的提升完全依仗自己的人。 但是，一旦颇有才干的文臣武将们获得机会在仕途上取得成功，在其财富、权力和声誉不断膨胀后，势必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功高盖主”、“富可敌国”的人历来是统治者的劲敌，哪怕这些人达到如此地位是由于自己的提拔。对于这些文臣武将们而言，只有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忠心，并且拉拢皇帝身边最为信任和亲近的人才能够暂时保住平安。埃文斯指出，拜占廷宫廷中的管理模式有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哪怕是一位名望很高的将军，如果他需要得到帮助，就必须仰仗宫廷中一位愿意相信他并且有影响力且权威的人物。然而，这类人往往不仅会引起皇帝的猜忌，更会引起同僚的嫉妒和不满。如何平息对自己不利的流言，不仅需要行动和技巧，还需要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机会与时间，这一点对于长期征战在外的将军贝利撒留而言是难以做到的。 从被查士丁尼一世看中并在波斯战争和汪达尔战争中开始崭露头角，到完全失去皇帝的信任遭到雪藏，贝利撒留的军事和政治生涯持续了十余年的时间。在这十余年的时间中，皇帝一方面倚重他的军事能力，一方面又忌惮他的军功与威望，处处提防。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贝利撒留在与波斯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作战之时，由于战略局势所限，往往难以完全避免做出令皇帝猜忌的行为，而同行的将军和幕僚无论是由于与其性格不合，或是嫉妒其战功，又或者是向皇帝献媚取宠，向远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报告贝利撒留的种种举动。在皇帝对战场形势并非完全清楚的情况下，这些报告对于贝利撒留而言十分不利，而这些或多或少带有谗言性质的汇报增加了查士丁尼一世与贝利撒留的嫌隙，并且在贝利撒留的政治生涯终结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于是，542年，当身染重病的查士丁尼一世和正为此忧虑的塞奥多拉在听闻贝利撒留与前方将军密议皇位继承问题的消息之后，对其所采取的严厉惩罚也是意料之中的行动。 这次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次普通权力斗争：因皇帝病危而令前线军官密谋，最终皇帝恢复健康，并与皇后化解了这次危机，“谋反”者受到了严厉惩处。然而，事实上，皇帝病危只是这次危机的导火索，军权与皇权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与斗争在这一突发性事件暴发之时得以显露，其深层次原因是由拜占廷帝国皇帝专制制度的弊端所致，即使这次皇帝病危事件没有发生，拜占廷帝国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也很可能因为其他突发性的紧急事件而突显。 五、 查士丁尼与贝利撒留关系恶化的后果 在皇帝病危及大将“谋反”和清算事件发生之后，由于包括贝利撒留在内的大量军官牵涉其中，并遭到严厉惩罚，由此对帝国的政治、军事局势造成不利影响。 一方面，这次突发事件发生后，查士丁尼一世与贝利撒留的关系彻底破裂，对6世纪中期开始的帝国军事局势造成了较大影响。此事件过后，查士丁尼一世对贝利撒留从未给予过支持。548年，意大利战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贝利撒留不得不让身为塞奥多拉好友的妻子安东尼娜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帮助。然而，在未得到任何实质性援助的情况下，贝利撒留随即被召回君士坦丁堡。从6世纪40年代末直到6世纪50年代末一直投闲置散，直到559年帝国北部边境危在旦夕之时，查士丁尼一世才派出贝利撒留解救危局。但在这次危机解除之后，贝利撒留再度失去军权。无论是出于对统治者的尊重、恐惧还是对自身状况的忧虑，从普罗柯比等史家的记载可知，贝利撒留每次受命出战时均是全力以赴，贝利撒留对查士丁尼一世的命令表示绝对服从，并无不臣之心。然而，查士丁尼一世多次召回贝利撒留的举动却显露出他对贝利撒留极度不信任的态度。约翰·W巴克认为，查士丁尼一世最大的污点是没有认识到贝利撒留的忠诚以及对贝利撒留的卑劣打击，而这体现了皇帝的疑心。 查士丁尼一世对其最重要的将军贝利撒留的猜忌和不信任严重影响到6世纪中期帝国对外战争的形势，而这一时期正是帝国在北部、东部和西部战争遭遇困境之时。542年贝利撒留因有“谋反”之嫌被召回君士坦丁堡时，正值帝国与波斯激战之时。作为富有作战经验的统帅，贝利撒留于此时被召回君士坦丁堡接受调查，直接影响到了东部战场的形势。如前所述，545—548年间，贝利撒留在意大利战场上多次遭遇钱粮短缺、士兵不足的问题，查士丁尼一世未对其多次增援的请求给予任何回应，由此严重影响到意大利战争。当然，我们现在无法估计，贝利撒留在获得足够军费给养以及援军的条件下，哥特战争是否能提早顺利结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查士丁尼一世给予贝利撒留更多的信任、士兵、马匹、武器、金钱，那么，在贝利撒留的领导下，拜占廷军队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表现想必会有所不同。普罗柯比在描述548年贝利撒留被召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境况时，认为贝利撒留在得到援军的情况下仍是极有可能克敌制胜的。艾弗里尔·卡梅伦指出：“除了财政短缺的问题外，还有其他因素令拜占廷人在意大利地区最终胜利的时间延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对贝利撒留的不信任。尽管贝利撒留对查士丁尼一世绝对忠诚，但是贝利撒留经常被召回。如果普罗柯比在失望情绪下的记载可信的话，在日耳曼努斯(Germanus)死后，新的将军被委派投入到意大利的战争中，而贝利撒留仍然待在君士坦丁堡无所事事。查士丁尼一世对其下属的怀疑和嫉妒使其下属难以掌握战争中的基本权力。”由此可见，6世纪中期帝国东、西部严峻的边境形势由于皇帝病危及后续性事件所导致的拜占廷帝国上层阶级的内斗而进一步恶化。 另一方面，贝利撒留“谋反”事件发生之后，塞奥多拉对查士丁尼一世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查士丁尼一世染病期间，帝国的大部分权力暂时转移到皇后塞奥多拉手中。在塞奥多拉的支持下，查士丁尼一世将卡帕多西亚的约翰撤职，换上了叙利亚人彼得·巴塞莫斯。此外，塞奥多拉还对查士丁尼一世的宗教政策进行干预，撤换了多个地方的主教。542年前后，塞奥多拉支持的叙利亚一性论派成员巴拉达图斯和雅各被立为埃德萨主教，大量神职人员同时被任命。然而，皇后塞奥多拉的宗教政策并没有缓和帝国内部的宗教争端，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帝国内部的宗教争论。 于是，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后期阶段，帝国所面临的形势极为危险。原本的统治班底受到严重破坏，大批文臣武将受到惩处，由此无法解决帝国所面临的军事和财政困境。同时，宗教政策也因皇后的干预而出现严重危机。沃伦·特里高德指出：“在查士丁尼一世康复后，他发现一性论派的势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瘟疫所造成的人口急剧下降导致帝国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帝国在东部、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形势也逐渐恶化。同时，查士丁尼一世在失去了他最好的管家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和最杰出的将军贝利撒留的情况下，又面临着军事和财政危机。” 由此可见，查士丁尼一世病危及其引发的后继事件暴露出拜占廷帝国政治制度的重大缺陷。当查士丁尼一世病危导致政局不稳时，这一内在缺陷得以外化，此时，恰好鼠疫在帝国境内暴发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人口减少、军队战斗力下降、民众精神寄托弱化等)，两相结合之下，拜占廷帝国在6世纪中期开始步入历史上的衰落阶段之一。 综上所述，查士丁尼与贝利撒留之间关系恶化在表面上看是由于皇帝病危所引发的偶然事件，实际上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是拜占廷帝国政治制度的内在弊病在紧急关头的一次发作。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对于军队的控制向为拜占廷皇帝所重视：军队是皇帝权力的基础，向皇帝效忠、为皇帝服务；但也时常失控，这一点在3世纪危机时尤为明显。面对实际率领军队的将领，除了分散军权以让军队将领彼此制衡之外，皇帝平日倚靠的主要是将军们的忠心。这种忠诚虽然可以通过提拔晋升与赏赐财物得以加强，但皇帝永远也找不到方法定量测定将军们真正的忠心程度，因此对于将军们的怀疑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谓常态，只是是否会表现出来而已。而在拜占廷帝国，皇帝集大权于一身，一旦皇帝自身突然出现问题，同时又无合法继承者的话，政局就有出现混乱的可能，查士丁尼一世在6世纪地中海世界大瘟疫中病危导致贝利撒留受到惩处正反映了这一点，而两者关系的恶化不仅导致帝国战事不利，更进一步加强了可能是查士丁尼唯一真正信任的人——皇后塞奥多拉——的权势，并对此后的政局造成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