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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故事学早期关注文本，考察起源和传播，后来将讲述者、语境等纳入视野，理论和方法众多，大体有文学和社会学-人类学两大潮流。20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各国故事学的发展、相互交流和碰撞，逐渐出现了方法的融合以及研究的转型，民族志故事学逐渐崛起，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琳达·德格(LindaDégh)吸收故事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以讲述者为核心的叙事表演研究”，建立了完备的方法论，在欧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故事学；故事讲述者；琳达·德格 故事学自格林兄弟以来已走过了两个世纪，成为民俗学的重要分支，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是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关注的对象。故事学拥有自己的学术史、理论方法和一大批研究专著。 早期的西方故事学主要以搜集为主，德语系国家以及爱尔兰、北欧的芬兰、丹麦、瑞典、俄罗斯等国在这方面都有丰富的成果。 20世纪初期，故事学者们不再满足于浩繁的资料而开始展开深入的研究，讨论故事的演变、传播、功能、结构和意义等，此时，欧洲故事学者之间的交流逐渐展开，大大促进了西方故事学的发展，北欧学者建立的国际民俗学学术组织及其系列出版物《国际民俗学通讯》(FFC，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逐渐形成了体系性的西方故事学。随着各国故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交流的发展和强化，欧洲故事学研究涌现出众多方法，北美的故事学随着芬兰学派的传入而逐渐兴起。 20世纪中期，各种理论方法相互碰撞，有逐渐融合的趋势。故事学由最初对文本的关注逐渐转向讲述者和语境，由静态转向动态和过程，由演变流传的梳理转向意义的阐释，关注和研究的角度从世界性转向地方和群体。 一、西方故事学的发展和转型 对民间故事这一体裁，西方学者大体持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是超有机体(superorganic)观，认为故事自我生长和传播的。 第二种是民族主义(national)观，认为民间故事表现了民族的精神和认同感。两种都是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德国早期故事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在这两种观点指引下，早期对故事的讨论主要从宏观层面即故事这一体裁的总体讨论展开的，难以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 第三种是历史(hostorical)观，存在对立的两种认识，格林兄弟强调故事的集体性，认为故事是民众无意识中创造的，而Archimvon Arnim则认为故事有个体创造的参与，两种观点争执不下，难以调和，但实际上指出了民间故事题材的特性，即作为整体的故事这一体裁，和每一个故事的生命史是并存的。 第四种是普罗普的形态学(morphological)观点，他将幻想故事(fairytale)视为整体，是民间故事的一个类别，具有一个特定的结构。 第五种是文学的观点，将口头艺术作为文学的一种，因此文艺理论的各种方法都可运用于民间故事的研究。 欧洲早期的故事学研究建立在超有机体观、民族主义观和历史观基础之上，格林兄弟认为故事的相似与语族范围相同，故事是神话衰落后的变体。随后的比较神话学家们延续了类似的观点。以本菲为代表的德国流传学派通过对《五卷书》每一个故事的细致比较研究，发现了民间故事的印度源头，这一说法难免片面，但印度至少是世界民间故事重要发源地之一。真正将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并提出严格意义上故事学研究方法的是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其做法是尽可能多的搜集异文，作为一个类型，通过比较的方法，追寻故事的发生、发展、流变与传播，试图寻找故事的“生命史”，构拟故事的原型(archetype)和发祥地。以上的故事学研究立足文本分析，将文本视为自足的个体，关注历时的演变或者地理的传播，忽视外部环境，也忽视讲述者的创造性。以上故事学研究基本上是文学研究，此外，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故事研究的精神分析学也属于这一阵营。 人类学也关注故事这一体裁。进化人类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鲁·兰(AndrewLang)提出了民间故事的“多源说”，认为故事中相似性是独立产生的，源自相同的文化发展阶段。该学派开始关注各地各民族故事中的相似母题和类型，他们试图从远古的生活和信仰中寻求答案。马林诺夫斯基则在研究原始文化的过程中观察了活态的故事，英国功能学派将故事、传说和神话置于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博厄斯考察了北美印第安的故事类型和母题，故事讲述的风格与讲述者，故事的功能等。 社会学—人类学对西方民间故事研究产生了影响，故事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尝试。瑞典民俗学家卡尔·冯·赛多(Carl Wilhelmvon Sydow)将社会学方法引入故事学研究中，认为“故事研究不能脱离其语境”。俄国学者关注故事讲述者，记录了杰出故事家的故事，对故事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探寻村落、社区、地域环境在故事的反映。德国学者“从社区和集体的角度而考察民俗的创造”，开启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故事比较以及民族融合区域内的研究，开展长时间不间断和重复的调查、记录，考察特定地区和群体故事的变异。匈牙利故事研究考察讲述者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考察社区在故事讲述中的作用，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故事的存续、流传、变异、创新、消逝和融合”。美国学者关注表演和语境，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方法。 西方故事学研究因为对故事的看法不同导致研究形成了两大潮流，即文学的和社会学—人类学的，前者将故事文本视为独立的个体，后者将故事作为人类思想情感的表达，两者在搜集材料、运用材料、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都有较大区别。两种潮流在后来的故事学研究中并存，从不同侧面探索故事的本质。德语国家、北欧国家、东欧国家、俄罗斯、北美等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故事学研究传统，在研究方法上各有侧重。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本国、本民族或者某一地区或群体的故事传统，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如何与地方、群体和个人相结合，如何发生变异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随着国际民俗学发展与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故事学在合作和碰撞中向前发展，开始了研究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将动态的观念的引入；二是将文本置于语境中考察，将讲述者、社区、表演等文本之外的因素纳入考察领域。 欧洲学者将动态的观念引入了故事学研究，提出了“故事生物学(Mrchenbiology)”的概念。瑞典民俗学家卡尔·冯·悉多(Carl Wilhelmvon Sydow)批评芬兰学派忽视传播的具体过程和方式，将biology一词引入民间故事研究；丹麦民俗学家阿克塞尔·奥尔里克(AxelOlrik)将“生物学”一词引入故事研究，德国故事学家麦克斯·吕蒂(Max Luthi)提出了“Mrchenbiology”一词，是一种观察“讲述者个性……幻想故事及其讲述对个体和社区的重要性”的特殊方式。“生物学”观点的引入意味着故事研究由文本向语境的学术转向，故事不再是静止的、孤立的文本，而是讲述和传播的动态过程，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接触、交流和互动，导致叙事持续不断被创造。该理论的拥护者将其定义为“民族志的，功能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 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传统、社区、讲述者及其相互关系，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讲述者。对讲述者的看法和对讲述者在故事研究中的作用的看法有较大变化。格林兄弟的时代，进化论和文化遗留物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讲述者只不过是故事的保存者、传递者，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创造性。俄国学派用科学的田野调查对讲述进行忠实的记录，观察故事讲述的创造过程，他们根据讲述者的故事、风格和表演艺术进行分类。在德国等欧洲国家，民俗学者们开始通过田野调查考察故事和讲述者之间的关系，注意到讲述者的生活史、社会角色和叙事风格，但并没有深入的分析。匈牙利学者建立了一整套故事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囊括了社区、讲述者、故事及其讲述活动。美国学者道尔森搜集了不同群体的故事，这些群体的划分标准是多样的，职业、地域、种族等，另外一部分学者关注语境和讲述的过程及互动。其中冯·赛多的观点影响较大，他认为故事的传播不是自动的，是通过个体之间的接触实现的，故事的变异很大程度是讲述者有意识的创造。悉多认为无论是“民”还是“俗”，在一个群体内都不是均质的，民俗的传承人有积极的(active)和消极的(passive)，同样，民俗事象在一个社区内也呈现积极和消极的不同状态，但是积极和消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故事学研究的两大潮流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其中一个较大的成就是民族志故事学研究的兴起，其代表人物是琳达·德格(Linda Dégh)。德格是匈牙利人，接受系统的欧洲民俗学教育，1965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在民间叙事学，特别是故事学和传说学领域，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德格的故事学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持续到世纪末，早期代表作为《故事与社会———一个匈牙利农业社区的故事讲述》，该书1962年以德语出版，1969年被翻译为英文，美国学者评价“是故事研究新趋势的一个范本”，“是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研究”。1995年出版的论文集《社会中的叙事：以表演者为核心的叙事研究》进一步践行了早期的理论和方法，集中研究故事和传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