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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及其潜流背景 健康、繁荣是40年中国史学的基调和主流。但是，在内容空前丰富的情况下，历史的骨骼、主流、主干是否受到了遮蔽？换言之，丰满的血肉是否拖累了骨骼？丰茂的枝叶是否掩盖了主干？细密的支流是否漫溢了主流？史学队伍是否具有分化的倾向？这样的追问，时常会浮现出来。 发展带来变化、产生分化、生发新的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新鲜事。正如美好的生活导致胖人越来越多，史学界普遍感到，干瘦的骨感固然不妥，臃肿的肥胖同样是问题。 多年来，许多专业学者追问：在历史区域研究中怎样关照全体？在历史描述中怎样不忘本质？在微观考据中怎样不止于碎片？在史料梳理中怎样不忘思想？总之，具体研究怎样关照宏大叙事？这样的追问，在学术意义上关注的是历史学真善美的全体大用，在社会学意义上体现的是历史学家的一些新不安。 确实，伴随着繁荣发展，生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突出表现是：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学化。“三化”的核心，是理论思维弱化。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思想性。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它是繁荣必须付出的代价吗？有学者认为，这是过去僵化研究模式所必然造成的“报应”。笔者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报应”只能表明动力原因，无法说明转型机制的运作过程。还有学者提出，既然倡导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那就必然会造成树叶遮蔽树干。笔者同样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所谓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指把原本不该缺少的东西还回去，而不是把原本不缺少或原本不该有的东西硬加上去。这是“还”字透漏出的应有之意。显然，造成碎片化等等的原因，要另外去寻。 我以为，造成碎片化等等的原因，是由于在40年中国史学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一股潜流。这股潜流虽然不是主流，却潜移默化地介入、影响了40年来的中国学术，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圈占了场域。这股潜流的基本特征，就是碎片化，它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西方学术转向，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段大体相符。 所谓碎片化，其最外在的表现，是选题狭小，例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洪秀全是否留胡须”之类。但是，再狭小的选题，也属于历史的要素与内容，可视为微观研究，未必属于碎片化。构成碎片化需有两个要件，一是选题缺乏与历史研究相匹配的意义，二是将对小题目的考据视为研究的全部和最终目的。碎片化的实质，就在于将缺乏重大意义的历史偶然性看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要素，并把对这种要素的研究当作是历史研究的真正内容。换言之，借用安克施密特的说法，认为历史的本质在树叶上，不在树干上。 这样的价值取向与研究状态，最直观的表现是“以要素代替全体”。它不是力求使本不该缺位的历史内容在场，而是将研究的筛孔做小，去除大的，留下细的。当要素被夸大为某种特殊东西，即如同安克施密特所描述的那样，会引起人们领悟过去的尘埃化。在中国，这种研究取向可追溯至乾嘉考据学。但是，民国以后，从欧美进口的实证主义又固化和强化了这一传统。由此，以偏概全地将考据看作从事历史研究的终身事业，成为学术风尚。相应地，如钱锺书所说，普遍地轻视或瞧不起理论。众所周知，这种研究取向曾遭受严肃批判，有所弱化。但上世纪70年代后，西方学术风尚再一次转向碎片化，并逐渐传入中国。这一次传入的碎片化风气，虽然在许多方面与旧形态的碎片化保持着一致，本质上却以对某种理论的“重视”而非“轻视”为出发点。换言之，它也有理论背景，但不是实证主义的背景，而是反实证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背景。 让我们从波普尔对碎片化的倡导开始讨论。波普尔是直接论述到碎片化问题的思想家。他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总体论意义上的”或“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所存在的，只是所谓“零碎技术学”“零碎修补学”“零敲碎打的工艺学”“零碎的试验”等等。他表示，“不相信有可能对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种相应的批判”。这种论调，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立场与批判逻辑，完全符合70年代后西方学术转向的理论预设及基本进路。 这种理论预设及基本进路，就是拒斥所谓系统的哲学，亦即拒斥所谓以认识论为中心，追求客观性与合理性，被罗蒂等人指称为基础主义认识论、逻各斯中心主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些同质类的思想理论。这种思潮覆盖了70年代后的西方学术界，为学术碎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比如在文艺理论领域，形式主义文论大泛滥，驱离社会历史背景，宣称“作者之死”，成为趋之若鹜的风尚。接下来，便只是对作品所谓内部要素（如隐喻、意象、象征）的解析，再进而向文学消费与接受效果的维度发展。这种抽离社会历史背景、抽离作者意图乃至驱离作者的文学研究，被中国学者张江称之为“强制阐释”。“强制”的另外一层意思，在于强制作品仅仅以要素组合、工艺碎片组装的形式在场。这种样式的研究，对中国“知人论世”（孟子）的学术传统显然是一种颠覆。 应该指出，碎片并非一无是处。豕苓桔梗、木屑竹头，亦可资用也。否定碎片化，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更不等于否定具体的微观研究。正如钱锺书所说，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反对“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但是，碎片化不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主流价值。 不过，这样的立场和论述，在坚守碎片化立场的学者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抛弃历史整体观念、集中放大历史构成要素，已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成为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历史学既展现出内容的空前庞杂，又展现出空前的碎片化。碎片化锁定历史内容的某个或若干个要素，对其内部更加细化的要素进行愈加细化的逼视，不断地向具体情境靠近，进而用要素替换掉整体性的历史。“要素化”与“具体化”成为20世纪后全球史学的普遍特征。所谓“新清史”，所谓“中国中心观”，就是这种风尚的产物。 这里我想以思想史为例。据某位西方专业学者总结，也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的思想史研究开始“经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化”。具体说，思想史家开始面对“一个独特的问题”，即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所谓“当地人”的“当地”，就是“具体化”，一是指与全体相对应的区域，二是指区域内的要素。当“当地”这样具体的因而必然特殊的要素占据本体或核心位置时，自然而然，那种整体性全局性的“假定或暗示”，也就“具有虚假的或令人反感的性质”了。所以，所谓思想史研究所面临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其实质无非与福柯的实践、波普尔的主张一样，在于抛弃历史整体论与历史决定论，走向历史要素论。以“要素分析”代替“整体分析”，其极致化的表现，即是碎片化，或曰零碎工程学。将碎片当作历史整体，以碎片解释历史整体，属于史学领域的强制阐释。当然，我们不是说“当地”一类对象没有价值，但“当地”毕竟总是整体中的“当地”。不应当以“当地”去消解整体。脱离了整体的“当地”，即使地域再广、范围再大，也只能是孤岛，因而在观念本质上属于碎片。 碎片化、具体化、要素化的哲学老巢，是海德格尔所谓“此在”（Dasein）。上世纪70年代后西方学术的主趋势，团词提挈，就是以“此在”代替“共在”（Mitsein）。这一主趋势不管冠以什么名称，不管变换什么花样，不论表现在哪个领域，本质都是一样的。因此，“此在”能够像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在思想史家那里，变成“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在勒华拉杜里笔下，变成“朗格多克”或“蒙塔尤”——所谓“微观历史学”的早期典范；在“新清史”那里，变成“满洲”；在所谓“中国中心观”那里，变成丝毫不受外来元素影响的纯中国元素。如此等等，理一分殊。安克施密特道出了天机：“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范围内，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性和总体性，而是那些历史片段成为注意的中心。” 许多西方学者都将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家勒华拉杜里归于后现代主义，而年鉴学派对40年来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直接影响。在20世纪，第一代年鉴学派立场的基本特点，就是使“每个个人都必须回归他的时代”。注意，是回归“他的”“当地”的“时代”，亦即“此在”，即具体现场与要素，亦即所谓生态-人口学模式，由地质、气候、瘟疫、细菌之类要素构成。历史研究就是分析这些要素，如同强制阐释者分析作品内部的修辞、隐喻、肌理、意向、句式、语汇等等一样。至于说从这些分析中提炼出一个定义，提炼出社会转化的过程，费弗尔认为，那要么是先验的，要么是不可能的。 年鉴派在1968年前后进入第三阶段。它最大的特征，就是碎片化，而福柯是年鉴派第三代的同路人。福柯所谓考古学或系谱学，与年鉴派所谓心态史“至少在亲缘上具有类同性”。当第三代年鉴派史家崛起的时候，美国的海登·怀特于1973年出版了所谓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作《元史学》，罗蒂则在1979年出版了《哲学和自然之镜》。1978年，有中国学者开始组织翻译意大利人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些同时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事件，可以列出许多，但只指出一点便够了，即它们以同样的性质从一开始便介入了40年来的中国史学，分化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思想学术领地。特别是年鉴派第三代，几乎完全是与40年来的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 所以，讲到碎片化及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学术理念的变化，评估40年来中国史学的潜流与影响，需要追踪西方上世纪70年代后的思潮转向，看一看二者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联。这样，可以为科学规划中国历史学的未来，提供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