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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兆瑜，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文明”的概念诞生于18世纪，它表现了西欧的一种自我意识，即在技术水准、礼仪规范、科学知识和世界观方面超越世界其他地方。①历史上，西欧就自身作为一个区域实体优于其他地方的意识，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1291年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被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攻陷，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失败；西欧一批东征理论家纷纷著书立说，号召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共同塑造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西欧文明优越意识。具体来说，人类世界被分成三个等级：基督教世界居顶端、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基督教国家或东正教国家次之、伊斯兰世界居末端。 在词源上，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Christendom)最早表示基督教徒的存在方式和身份，代表着上帝对于他们的眷顾。②9世纪以后，该词在罗马教廷的官方文件中频繁出现，表示基督徒的神圣共同体。基督教世界不强调地理属性，欧洲、非洲、亚洲的基督徒都自然包含在内。③13世纪，西欧人开始认真思考欧洲与非欧洲的区别。④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也随之特指欧洲基督教国家组成的神圣共同体，而在14世纪初期的现实环境中是指西欧基督教国家组成的神圣共同体。 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动员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出于共同对付敌人的需要，他认为东正教徒也属于基督教世界。1203-1204年间，曾经短暂统治拜占庭帝国的阿列克塞四世表示东正教奉罗马教皇为基督教世界的领袖，教皇英诺森三世也认可拜占庭帝国属于基督教世界。可以说，这种观念在十字军东征运动时期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⑤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军事上的胜利消除了基督教世界是否涵盖拜占庭帝国的问题。1261年，巴列奥略王朝的米哈伊尔八世收复君士坦丁堡，引发了拜占庭帝国还应否属于基督教世界的争论。1274年，米哈伊尔八世接受第二次里昂宗教公会议的提议，同意东西方教会合并，从而拜占庭帝国仍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不久，西欧与拜占庭帝国再次对立。1301年，法国王室宗族瓦卢瓦的查理与流亡的拉丁帝国女继承人结婚，理论上继承拉丁帝国。从此，瓦卢瓦的查理积极寻求西欧君主的支持，筹划进攻拜占庭。 14世纪初期的东征理论家大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吞并拜占庭帝国。他们指责东正教是裂教者，断定拜占庭帝国属于瓦卢瓦的查理，而当前在位的皇帝只是篡位者。根据他们的描述，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在以往十字军东征运动中的表现极不光彩：一方面给予十字军小恩小惠，另一方面却暗中帮助穆斯林。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表明东正教对上帝的信仰既不真诚，也不彻底。而正是因为精神上的残疾导致拜占庭帝国一直萎靡不振，在军事方面更是毫无可取之处。因此，与其让它有朝一日被伊斯兰教征服，还不如西欧抢先出兵。理论家们主张，在占领拜占庭帝国之后展开大规模传教活动，使东正教徒改宗。改宗后的拜占庭帝国可以重新回归基督教世界大家庭。⑥按照皮埃尔·杜波瓦的设想，改宗后的拜占庭帝国有资格派代表参加基督教世界世俗君主联盟会议和基督教世界仲裁法庭。⑦ 巴勒斯坦是主的陵墓所在地，也是以往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十字军曾在这里建立耶路撒冷王国。这些事实对西欧而言意义非凡，14世纪初期东征理论家的言说目标就是要号召夺回巴勒斯坦。一般而言，巴勒斯坦应该在基督教世界中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然而，在东征理论家领袖杜波瓦和托尔塞洛的眼中，巴勒斯坦却不属于基督教世界。杜波瓦在《论圣地的光复》中将光复后的耶路撒冷王国定位为基督教世界的殖民地、抵御伊斯兰教的前线、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以及基督教世界罪犯的流放地。耶路撒冷王国需要向基督教世界缴纳年贡，然后引进基督教世界的教会法、执行教皇专门为之设计的一系列法律和建制。但巴勒斯坦的统治者却不参加上述的基督教世界世俗君主联盟会议。⑧在《十字信徒的奥秘》中，托尔塞洛将巴勒斯坦与地中海东部沿岸的黎波里、提尔、安条克相提并论，它们一起充当基督教世界政治军事和贸易安全的外围屏障。托尔塞洛认为，巴勒斯坦长期以来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教会纪律松弛，教士贪婪。因此，光复后的巴勒斯坦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殖民地应该引进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法律和司法制度。⑨ 杜波瓦和托尔塞洛的观点具有普遍性。这个时期西欧社会与东方基督徒的兄弟情谊越来越淡化。西欧著作家一致抨击巴勒斯坦在社会结构、民俗风化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道德水准持续下降；它的军事力量孱弱不堪，不得不完全仰仗于西欧。而西欧应该和它保持一定距离。例如，锡安山的伯查特(Burchard of Mount Sion)和帕多瓦的菲德西奥(Fidenzio of Padua)就宣扬，巴勒斯坦是一块充满混乱和暴力的土地，与西欧的和平繁荣迥然有别。⑩罗马的休伯特(Humbert de Romans)断定，没有哪个西欧人愿意待在这些陌生的海外地区。(11)法国腓力四世甚至私下表达对于巴勒斯坦的厌倦：“我们从那块土地上收获的只有麻烦。”(12) 东征理论家们还考虑了蒙古伊尔汗国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伊尔汗国统治者持续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其中更是有几位可汗接受洗礼或在政治上亲善基督徒。另外，伊尔汗国长期与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金帐汗国及马穆鲁克王朝形成敌对关系。因此，在14世纪初期，西欧社会普遍期待伊尔汗国彻底基督教化并帮助基督教世界收复巴勒斯坦。(13)但是没有人愿意视伊尔汗国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14)托尔塞洛和格里高斯的海顿(Hetoum of Gorigos)都明言，伊尔汗国在联手基督教世界或单独攻下巴勒斯坦之后，应该立即将之交给基督教世界管理。(15)伊尔汗国在此只处于服务者的地位。威廉·亚当的观点最为极端。他在《击败萨拉森之良策》中谈到如何利用蒙古诸汗国之间的矛盾关系制衡伊斯兰教敌人时，完全没有突出伊尔汗国的特殊地位。换言之，他并不认可伊尔汗国仅仅因为拥有一些基督教元素就与基督教世界存在什么亲缘关系。(16) 这些方面显示了当时西欧精英阶层界定基督教世界所依据的标准。基督教信仰无疑是一个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根据东征理论家的观点，光复后的耶路撒冷王国和预期可能基督教化的伊尔汗国都排除在基督教世界的范畴之外。改宗后的拜占庭帝国却可以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这说明欧洲属性成为界定基督教世界的第二个标准。基督教世界在14世纪初期只应包含西欧，未来也只限于扩大到拜占庭。还应注意到，许多东征理论家杜撰了查理曼率领一支由法兰克人、希腊人、西班牙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欧洲军队，进军巴勒斯坦的传奇。(17)他们的著作也都充斥着亚里士多德的词句。西欧愿意接纳拜占庭，是因为在西欧精神的内核中一直存在着让其引以为豪的希腊古典文明的要素，但拜占庭还必须抛弃东正教信仰，才能真正进入基督教世界大家庭。 伊斯兰教是西欧最主要的敌人。如果说1095-1291年十字军东征所呈现出来的是西欧积极扩张姿态的话，那么，1291年耶路撒冷王国的覆灭则迫使西欧面临穆斯林直接进攻的危险，西欧与之不共戴天。十字军东征运动期间，西欧竭力塑造穆斯林残忍、野蛮不开化的形象。1291年耶路撒冷王国陷落之后，东征理论家继续强化这种形象塑造。对他们而言，消灭伊斯兰教是一切论说与主张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差异只存在于策略层面。例如，维拉雷的福尔克(Fulk of Villaret)和威廉·诺加雷特(William of Nogaret)视穆斯林为世间野兽，坚决主张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摧毁和奴役之。(18)其他一些人，例如小威廉·杜兰特(William Durant the Younger)和雷蒙·勒尔则认为，军事征服根本无法真正改变人心，鉴于穆斯林具备一定的理性能力，能够理解上帝的福音，西欧可以兼用传教和军事两种方式，双管齐下，彻底解决伊斯兰教问题。(19)杜波瓦称穆斯林为恶灵。他们生活放荡，毫无节制，人口泛滥，四处掠夺，阴毒狡诈，凶残暴戾。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基督教世界必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同时辅以教化的手段。除了派遣传教士之外，杜波瓦还提出一些颇为奇特的建议，例如设立专门学校招收贵族女生学习神学、法律和医学知识，待其成年后与穆斯林贵族通婚，逐渐同化伊斯兰教上层社会。杜波瓦认为，女生们习得的医学和法律知识足以让伊斯兰世界的贵族男子震惊乃至膜拜。另外，她们所带去的一夫一妻原则能够鼓励生活在一夫多妻制下的穆斯林妇女改宗基督教，乃至帮助归化周围男子。(20) 东征理论家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使世界其他地区基督教化，但其动机并非只是出于宗教因素。他们固守这样一种观念：即基督教徒天性爱好和平。(21)因此，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化，意味着它们将放弃攻击基督教世界。换言之，推动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化只是基督教世界自保的一种有效策略。然而，它们终究不能跟基督教世界并驾齐驱。 概而论之，通过比较其他地区和民族所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缺陷，14世纪初期东征理论家试图论证基督教世界的优越地位。他们的目标是振奋民心，以重新动员社会力量，继续十字军东征事业。显然，他们的论断在许多方面缺乏事实根据。例如，杜波瓦关于基督教世界医学知识将令穆斯林贵族震惊的说辞，无异于夜郎自大，因为，实际的情况正好颠倒。可以说，与18世纪“文明”概念诞生时期，西欧产生的一种基于实际征服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的优越感不同，14世纪初期东征理论家所塑造的优越意识，是一种基于拒绝认知或接受真实世界的、刻意贬低“他者”的歇斯底里的臆断。进一步说，这是一种不加区分地贬斥“他者”的集体心理表征：一旦被划定为“他者”——无论根据何种标准——其就必然劣于西欧。例如，当东征理论家改用非宗教层面的标准划定巴勒斯坦及伊尔汗国为“他者”，而不是采用宗教层面的标准将其纳入“自我”的行列时，巴勒斯坦和伊尔汗国在他们笔下就不再与基督教世界相提并论。 随着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的爆发，东征议题被边缘化。同一时期，黑死病爆发，西欧一片沉寂，东征理论家的活动偃旗息鼓。然而，他们所建构的基督教世界优越意识的潜在影响还将长期持续。他们所发掘或强调的一些因素——对于古典文化的继承，理性和法律观念、一夫一妻制、和平主义——在经过改造和转化之后，构成后来西欧文明优越意识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关的是，从此以后，西欧国家在界定“自我”与“他者”时，更多是立足于内涵更丰富的文明层面，而超越了单一的宗教层面。西欧与异教敌人的战争不再单纯是宗教战争，更是文明战争；与拜占庭帝国、巴勒斯坦或其他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定位，也不再单纯取决于宗教因素。这些情况改变了西欧对外交往或战争的形式。 注释： ①[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译：《文明的进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美]布鲁斯·马兹利什著，汪辉译：《文明及其内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13页。在本文的语境中，13-14世纪的西欧特指信仰基督教(区别于东正教)的欧洲区域。另外，本文的研究时段是1291-1337年，但出于行文简洁而统一使用“14世纪初期”的表述。 ②Franklin Le Van Baumer,“The Conception of Christendom in Renaissance England,”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Vol.6,No.2(Apr.,1945),p.132. ③Denys Hay,Europe:The Emergence of an Idea,New York:Harper & Row,1966,pp.16,27,29,34,37. ④J.R.Hale,J.R.L.Highfield and B.Smalley,eds.Europ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5,p.123. ⑤Denys Hay,Europe:The Emergence of an Idea,pp.31,34,35,56. ⑥雷蒙·勒尔(Ramon Lull)认为，拜占庭帝国在改宗后的一段时间里必须定期向教皇宣誓忠诚及提供人质作担保，这表明他对于拜占庭是否真诚归属基督教世界抱有戒心。参见Antony Leopold,How to Recovery the Holy Land,the Crusade Proposals of the Late Thirteenth and Early Fourteenth Centuries,Aldershot:Ashgate,2000,p.139. ⑦Pierre Dubois,Recuperatione Terre Sancte,Paris:Alphonse Picard,1891,pp.89-90,103,106-109. ⑧Pierre Dubois,Recuperatione Terre Sancte,pp.80-81,89,91,103. ⑨M.S.Torsello,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the Faithful of the Cross,translated by Peter Lock,Burlington:Ashgate,2011,pp.434-435,444-448. ⑩Sylvia Schein,“The Image of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in the Thirteen Century,”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Tome 64,fasc.4,(1986),p.713. (11)Sylvia Schein,“The future regnum Hierusalem:A Chapter in Medieval State Planning,”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Vol.10,No.2(1984),p.101. (12)P.W.Edbury,ed.,Crusade and Settlement,Cardiff: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 Press,1985,p.122. (13)Sylvia Schein,Fideles Crucis,The Papacy,the West,and the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1274-131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87-90,105,108,162-175,214-215. (14)参见David Morgan,Medieval Persia,1040-1797,New York:Longman,1988,pp.62-64. (15)M.S.Torsello,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the Faithful of the Cross,pp.72,377,381; Antony Leopold,How to Recovery the Holy Land,the Crusade Proposals of the Late Thirteenth and Early Fourteenth Centuries,p.114. (16)William of Adam,How to Defeat the Saracens,translated by Giles Constable,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2012,pp.45-53. (17)P.W.Edbury,ed.,Crusade and Settlement,p.121. (18)Norman Housley,ed.,Document on the Later Crusade,1274-1580,New York:St.Matin's Press,1996,pp.41-44; Aziz Suryal Atiya,The Crus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London:Methuen & Co.LTD,1938,pp.53-54. (19)Aloisius Madre,ed.,Raimundi Lulli Opera Latina,De Fine,Turnholti:Typographi Brepols Editores Pontificii,1981,pp.252-269; Gabriel Ensenyat,“Pacifism and Crusade in Ramon Llull,” Quaderns de la Mediterrània,2008,pp.137,144. (20)Pierre Dubois,Recuperatione Terre Sancte,pp.3-4,59-73,118-124. (21)W.S.M.Knight,“A Mediaeval Pacifist:Pierre du Bois,” Transaction of the Grotius Society,Vol.9(1923),p.3; Istvan Kende,“The History of Peace:Concept and Organization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1870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6,No.3(Aug.,1989),p.2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