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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辽史》关于耶律乙辛结党固权，迫害皇后、太子和“太子派”的记载，双方的核心成员主要是契丹官员。汉族士大夫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给人留下明哲保身、苟且偷生的印象。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梁颖墓志》，以及《梁援墓志》、《贾师训墓志》，以梁颖任相前后与权臣耶律乙辛的斗争为中心，考察了汉族士大夫在耶律乙辛集团覆灭中发挥的作用，乃至辽道宗时期的政治作为。本文还通过辨析《文献通考》契丹“国相梁益介杀英弼（耶律乙辛）” 的记载，为梁颖对耶律乙辛的覆灭起过重要作用提供了旁证。 继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皇太叔重元父子叛乱事件后，大康年间（1075—1084），辽朝统治阶级再次发生严重的内讧。权臣耶律乙辛结党营私，戕害皇后和太子，对维护太子合法地位的臣僚进行镇压。继而耶律乙辛被罢黜、处死，党羽遭革职查办。辽道宗时期发生的这两次内乱，重创了契丹贵族，动摇了贵族政治的基础。随着契丹贵族势力的削弱，以及崇儒、文治国策的确立，辽道宗时期汉族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明显提升，[①]虽然他们对趋于衰弱的辽朝国祚无振衰救弊之力，但在政治舞台上仍有可圈可点之处。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梁颖墓志铭》，以汉人梁颖任相前后与耶律乙辛奸党的斗争为中心，辅以其他墓志资料，管窥辽道宗朝汉族士大夫的政治作为。 一 《辽史》记载简略，缺漏甚多。所载人物传记，以契丹贵族居多，汉人、奚人、渤海人入传者比例偏低。[②]汉人入传者又以二韩、刘氏世家大族比重最高。比如辽道宗朝的宰臣梁颖、贾师训、王师儒、梁援，都是进士出身的汉族名宦，《辽史》均无传记，所幸他们都有墓志出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辽朝后期汉族士大夫政治史的第一手材料。[③] 《辽史》对梁颖的记载，仅有两条。一条是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十一月丁亥，道宗临幸驸马都尉萧酬斡府第，“方饮，宰相梁颖谏曰：‘天子不可饮人臣家。’上即还宫。”[④]另一条是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五月戊寅，“宰相梁颖出知兴中府事。”[⑤]宋朝文献有关辽人梁颖的记载，涉及两件事。一件是宋神宗熙宁六年四月（1073），辽太常少卿、乾文阁学士梁颖以国信副使身份随团来贺宋神宗诞日（同天节）。[⑥]另一件事是宋神宗熙宁七年、八年，辽枢密直学士梁颖参与宋辽河东地区勘界谈判工作。[⑦]2010年出土于河北省涿州市的《梁颖墓志铭》（以下简称《颖志》）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珍贵史料。 据《颖志》记载，梁颖为涿州范阳县人，其父梁世雄任官“不处显位”，以善决狱讼闻名。辽兴宗重熙二十四年（1055），刚过而立之年的梁颖进士及第。辽道宗清宁六年（1060），由地方官入职枢密院书令史，“自初隶枢庭，经十四年十三迁而为副都承旨，由昭文馆直学士提点大理寺，遂为枢密直学士，又四迁为枢密副使”。据《颖志》下文交待，自枢密直学士至枢密副使之间还有翰林学士、签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三职。枢密直学士和翰林学士都是侍从要职，自签枢密院事则进入宰执行列。大康六年，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省宰相）、知枢密院事。大安二年，罢相。大安四年十一月，梁颖病故于中京留守任上。享年64岁。[⑧] 梁颖在相位凡七年。如前所述，辽道宗咸雍十年（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大康元年（宋神宗熙宁八年），他都是枢密直学士。从大康元年到大康六年的六年间，他的职务从枢密直学士到宰相、知院事升迁五次。这固然与他个人能力之强有关系，比如辽宋河东勘界谈判中的出色表现，[⑨]但也反映了汉族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显著提高。在他任相之前，“奸臣”耶律乙辛、张孝杰当政已十多年。[⑩]在他任相期间，耶律乙辛被处死，张孝杰被流放。 耶律乙辛出身契丹平民家庭，聪慧有吏才，善于迎合上意，利用辽道宗对契丹贵族的失望、不满和不信任心理，赢得宠信。在道宗即位后的短短几年内，他连升数级，由护卫太保跃升北枢密院副使、南院枢密使、知北枢密院事。清宁九年，他平定重元父子叛乱有功，再拜南院枢密使。不久，北院枢密使、皇族耶律仁先出任南京留守，耶律乙辛擢升北院枢密使，成为辽朝首辅。他结党专权，排斥异己，蒙蔽皇帝。[11] 耶律乙辛的死党张孝杰，出身贫寒，重熙二十四年科考状元，[12]梁颖为同榜进士。这是辽兴宗在位时期的最后一榜。辽朝御试一般在六月，这年八月辽兴宗去世，辽道宗即位，改元清宁。咸雍三年（1067），擢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后来改任或兼任北府宰相。大康元年，赐国姓耶律。“汉人贵幸无比。”与耶律乙辛“同力相济”，谋害皇太子，诬陷忠良。[13]张孝杰比同榜进士梁颖侪身宰执早了10年，固然与他投靠耶律乙辛有关，却也符合辽道宗重用汉族士大夫的精神。 辽道宗大康元年（1075）六月，诏皇太子总领朝政。耶律乙辛集团与皇太子不和，于是策划先诬害皇太子之母宣懿皇后，再加害皇太子。大康元年和三年，宣懿皇后和皇太子先后被构陷罪名，死于非命。大康五年三月，耶律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六年正月，改知兴中府事；七年十二月，耶律乙辛下狱；九年十月，伏诛。[14]同党张孝杰，大康六年罢相，外放为奉圣州武定军节度使，次年十二月坐罪削爵为民，流放边地安肃州，数年后返乡，大安年间卒。[15] 史称耶律乙辛“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16]在这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双方的核心成员主要是契丹官员。耶律乙辛集团的核心成员，除张孝杰外，主要是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萧余里也（后族国舅帐）、左夷离毕耶律燕哥（横账皇族）、殿前副点检萧十三（蔑古乃部人）、南面林牙耶律合鲁（六院部皇族）、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萧得里特（遥辇洼可汗宫分人）、牌印郎君萧讹都斡（后族国舅帐）、祗候郎君耶律塔不也（横账皇族）、旗鼓拽剌详稳萧达鲁古（遥辇嘲古可汗宫分人）、护卫太保耶律查剌等，被列入《辽史·奸臣传》。[17] 站在耶律乙辛奸党对立面、维护皇太子合法地位的正派官员，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突吕不部）、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撒剌（六院部皇族）、北面林牙萧岩寿（乙室部）、北院宣徽使耶律挞不也（横帐皇族）、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萧挞不也（后族国舅帐）、护卫萧忽古（后族国舅帐）、夷离毕郎君耶律石柳（六院部贵族）等为代表，遭到耶律乙辛的血腥清洗。[18]天祚帝即位后，为他们平反昭雪，绘像宜福殿，表彰他们的忠孝义举。《辽史》既列《奸臣传》，而不列《忠义传》，只是把他们放在一卷，分别立传。 萧速撒可能和宋神宗熙宁七年（辽道宗咸雍十年）与梁颖一并赴河东勘界的枢密副使萧素是同一个人，一为契丹名，一为汉名。据《长编》记载，熙宁七年四月，“辽主遣其枢密副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萧素、枢密直学士梁颖议河东地界于代州境上。”七月，宋辽双方的谈判代表如约来到边界举行会谈。“素、颖颇倔强，不肯见（宋使刘）忱等。一日，蕃人引兵万众入代州界，焚铺屋，与官军相射。既而素、颖径入横都谷，施帐幕，邀忱等相见，忱等不往。又欲设次于西径东谷，忱等以侵地愈深不许，竟会于大黄平。”[19]据《辽史》记载，道宗清宁年间，萧速撒“入为北院枢密副使。咸雍十年，经略西南边，撤宋堡障，戍以皮室军。上嘉之。大康二年，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乙辛权宠方盛，附丽者多至通显。速撒未尝造门，乙辛衔之，诬构速撒首谋废立。按之无验，出为上京留守。”[20]咸雍十年（宋熙宁七年，1074）的枢密副使、曾“经略西南边”，与萧素的履历是吻合的。又据沈括的记录，辽朝的马协司徒送别沈括一行时，谈到辽朝廷对上一年萧素、梁颖的河东议界工作很不满意。大概也正因此，沈括来到辽朝谈判，萧素被褫夺了首席谈判代表资格，没有出现在谈判现场。[21]辽朝廷对萧素（萧速撒）河东勘界不满意，不排除有耶律乙辛“衔之”的因素在内。大康二年六月，耶律乙辛被黜为中京留守，萧速撒由枢密副使升知北院枢密使事。同年十月，乙辛复为北院枢密使，萧速撒则出任上京留守。次年遇害。[22] 根据《辽史》的记载，自太子冤死至耶律乙辛被诛的五六年中，抵制、弹劾耶律乙辛最坚决的，一个是北院宣徽使萧兀纳（六院部贵族），一个是北枢密院副使萧惟信（楮特部贵族）[23]。此外还有夷离毕萧陶隗[24]。辽道宗对萧兀纳的“忠纯”尤为赞赏，说他“近于古社稷臣”。因为他们的进谏，辽道宗“始疑乙辛”。[25] 在这场斗争中，大多数汉族官僚保持缄默，明哲保身，甚至苟且偷生。[26]《辽史》卷九八《刘伸传》记载，刘伸于辽兴宗重熙五年登进士第，累迁南院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素以忠直著称，“乙辛衔之，相与排诋，出为保静军节度使。”[27]这是汉族士大夫“忠直者被斥窜”的一例。 出土墓志提供了不见于《辽史》的珍贵资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汉族士大夫官员在那场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以及发挥的作用。早年出土于河北平泉县的《贾师训墓志》记载，贾师训进士出身，在中京留守推官任上，值耶律乙辛自北枢密使出为中京留守。[28] 乙信自以前在枢极，权震天下，每行事专恣，一不顾利害。诸幕吏素惮，皆随所倡而曲和之。公独不从。乙信怒胁公曰：“吾秉朝政，迨二十年，凡一奏议，虽天子为之逊接，汝安敢吾拒耶？”公起应之曰：“公绾符钥，某在幕席，皆上命也。安得奉公之势而挠上之法耶？义固不可。” 乙信知不能屈，辄从。乙信又以嬖人善骑射，署为境内巡检，公争之，不从。未己，乙信被召再入为枢密使，将行，僚属饯之都外，酒再行，公前跪，力白巡检事不便。乙信叹服，遽为之罢。[29] 贾师训对不可一世的耶律乙辛义正辞严，在当时确实是少见的。 1979年出土于辽宁义县的《梁援墓志铭》亦记载，“贼臣耶律英弼等，畏东宫之英断，肆巧言以构之”，清宁五年进士、时任权诸行宫副部署兼判三班院的梁援，冒死上奏，营救太子，终致触怒耶律英弼。“英弼等大怒，请下吏，孝文皇帝不令致辨。”[30]耶律英弼即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一为汉名，一为契丹名。[31]耶律乙辛集团对汉族士大夫中的“异类”梁援、贾师训等未予严惩。这可能与辽道宗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不无关系。更主要的是，耶律乙辛集团认为，威胁他们权力的主要是皇亲国戚和契丹贵族中的反对派，而不是无根底的汉族士大夫官僚。 值得一提的是，上京保和县的义士王士方，大义凛然，为太子鸣冤，对耶律乙辛的覆灭做出了贡献。据《金史》卷九六《王贲传》记载：“曾祖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信枢密使耶律乙辛之谗杀其太子，世无敢曰其冤者。士方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厚赏士方，授承奉官。”[32]《王士方墓志》也记载了这件义举。[33] 二 据《颖志》所载，梁颖亦属于少数敢于同耶律乙辛、张孝杰抗争的大臣之一。 是时，张孝杰与枢密使耶律英弼奸横相表里，招权利顾，金钱争纳，四方遗赂， 引置邪佞，谴逐贤士大夫。上稍闻知，欲退之，事无所发。公性刚嫉恶，日与孝杰争曲直，以气乘之不少假。上知公劲直可大用。大康六年冬，出孝杰为武定军节度使，遂拜公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当是时，天下之人不以公逢时遇主致位宰辅为可荣，皆以天子聪明，能除凶恶、任正直为不可及。在庙堂上，正色敢言，无所回忌，是是非非，不顾人情有不爱。居二岁，前所抑逐者，稍复见用，奸朋邪党，朝斥暮谴，朝班为之一空。而公自信直前，未曾饰虚誉，赂遗左右，俾达黈聪以固恩宠事。有不可者，虽近幸辈必裁抑之。故公才直气多，为贤士正人之称叹，而不免小人朋党之所诽谤。大安二年夏，罢相权，以尚书左仆射知兴中府。经一岁，移任中京留守。[34] 梁颖“性刚嫉恶”，与张孝杰“争曲直”，实际也是对耶律乙辛的公然挑战。大康五年、六年，辽道宗相继外放耶律乙辛和张孝杰，擢拔梁颖为南面宰相、知南枢密院事，直至大安二年罢相。《颖志》又说他“性质直，平生所不与者，多面斥其短，奏事殿中，必朗言其过，而无内荏阴陷之心……不畏强御，不习谄媚，喜与权门势家为劲敌，未曾少下。以故孤立无援而不为有力者相佑助。其清洁无私，时人比之冰壶水镜云。”[35] 墓志铭对墓主多有褒美之辞，不足为奇。但强调墓主“喜与权门势家为劲敌”，仕宦生涯“孤立无援”，如果本非如此，倒也没必要这么“虚誉”以证明墓主的“清洁无私”。况且《颖志》的撰者耶律（杨）兴公身为翰林学士、行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奉敕撰”《志》，而辽道宗“有诏论撰，直书不文”。撰者“既承命，访其族系乡闾、亲戚资性于其家；录其历官在职、出入资途于有司；询其勤劳尽瘁、干事决务之才于故吏；采其语言、识鉴、好尚于朋友。”从《颖志》知道，耶律（杨）兴公与梁颖“邻乡”，而且在枢密院共事10年，所以“知其平生性分所为，洎莅官勤公行己，如此之详”。[36]《颖志》撰就是要上报皇帝、庋藏史馆的，撰者是绝不敢无中生有的。梁颖曾与耶律乙辛、张孝杰作斗争，是不容置疑的。耶律乙辛被逮捕和处死，正是梁颖任相和知院事期间。史籍和《颖志》未明确记载梁颖主张逮捕和处死耶律乙辛，但似有迹可循。 《文献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二三》“契丹”，于辽道宗耶律洪基时期记事之末，有一段文字： 洪朞（基）能守成，柔惠爱民，安静不挠。然嬖幸其臣耶律英弼。英弼与太子濬有隙，潜蓄甲士谋杀之。其母与琵琶工通，英弼又引洪朞视之，母自缢死。濬有遗腹子延禧，时未生，故免于难。英弼益专恣，累封魏王，北人谚云：“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其后，国相梁益介杀英弼，坐死者千余人，乃立延禧为太孙。……[37] 当朝皇后和皇太子被戕害以及专权十余年的耶律乙辛伏诛，是震动辽国朝野的大事，宋朝方面必定十分关注。“国相梁益介杀英弼”绝非空穴来风。那么，“国相梁益介”是谁呢？ 辽道宗大康中，梁姓的枢密、宰执，见于史籍的只有梁颖。前揭揭发耶律乙辛的梁援，据其《墓志》记载，字辅臣，辽道宗寿昌六年（1100）夏，方授枢密副使、签中书省事，同年十月，授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次年即去世。耶律乙辛下狱和被处死的大康七年、九年，梁援任职东京户部使、祖州天成军节度使。[38]梁援不可能是“梁益介”。 梁颖，字秀卿。《颖志》没有记载他有号。从《辽史》列传和出土墓志看，辽朝的汉人似不见有号。在梁颖的汉人同僚中，有一位宰相叫杨遵勗，字益诫，重熙十九年榜进士。他和梁颖长期共事，都是涿州人，二人关系密切，梁颖的大女儿就嫁给了杨遵勗的儿子杨诲。[39]宋神宗熙宁八年（辽道宗大康元年），沈括出使辽朝“回谢”河东地界事，辽朝派枢密副使杨遵勗（沈括记作“杨益戒”）、枢密直学士梁颖等接待宋使一行，负责谈判事宜。[40]杨、梁都官至宰相，早年都出使过宋朝，[41]生前在宋朝均有一定知名度。沈括当时就对梁颖说：“学士北朝名臣，括在南朝久闻盛名。”[42]辽大安年间（1085—1095），杨、梁二人相继去世。[43]此后，宋人对他们的记忆必然逐渐模糊，加之记事来自传闻，把杨遵勗的字（益诫、益戒、益介，同音而字讹）按在梁颖头上，张冠李戴，也是有可能的。 “梁益介”会不会是“杨益介”之误呢？即宋人误将梁颖的姓按在杨遵勗的字上。考以史事，不可能是指杨遵勗。因为在耶律乙辛诬害皇太子的过程中，时任知南院枢密使事、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中书省宰相）杨遵勗慑于淫威，默不作声，是受到舆论谴责的。据《辽史》卷一○五《杨遵勗传》记载：“耶律乙辛诬皇太子，诏遵勗与燕哥按其事，遵勗不敢正言，时议短之。”[44]从大康元年与沈括交涉河东边界来看，枢密直学士梁颖敢说，敢出头，宋使甚至认为他有点胡搅蛮缠；而枢密副使杨遵勗则内敛得多。[45]忤逆耶律乙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杨遵勗身上。 宋人关于“国相梁益介杀英弼”的传闻，当来自出使辽朝的使臣在辽境的见闻，也有可能是宋朝安插在辽境的间谍发回来的报告，或者是后来辽朝投宋的“归正人”追述的。不管消息来源于哪一种渠道，关于辽朝宰相梁颖在那场政治斗争中的态度，他们是不会没有耳闻的。只是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误将杨遵勗的字按在梁颖头上。当然，马端临本人传抄致误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要之，我们认为宋人所传处死耶律乙辛的契丹“国相梁益介”实是指梁颖。耶律乙辛专权跋扈，陷害忠良，契丹、汉人官员大多数敢怒而不敢言，有的曲意奉承，有的俯首帖耳。梁颖不惧淫威，敢与耶律乙辛、张孝杰“争曲直”，“为贤士正人之称叹”。耶律乙辛、张孝杰被黜后，梁颖升相，依然“无所回忌”。梁颖“性刚嫉恶”，任相期间主张清除耶律乙辛集团是完全可能的。[46]宋人据此认为，耶律乙辛的覆灭，是梁国相的功劳。我们倾向于认为，宋人对辽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政争得之于传闻，不甚了解，对汉族士大夫、南面宰相梁颖在扳倒耶律乙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过分夸大的嫌疑。但宋人的传闻，可以映证梁颖在那场斗争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颖志》的撰者身为辽朝的臣子，一要为尊者讳，避谈辽道宗的昏聩导致佞倖专权，二是为尊者颂，把耶律乙辛的覆灭完全归功于圣上的英明决策。故谓“当是时，天下之人不以公逢时遇主致位宰辅为可荣，皆以天子聪明，能除凶恶、任正直为不可及。”[47]撰者赞赏梁颖在庙堂之上“正色敢言，无所回忌”的精神，对他在耶律乙辛覆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虽然刻意隐讳，一切归功于圣上，但也留下伏笔。那就是对耶律乙辛奸党的所为，“上稍闻知，欲退之，事无所发。”正是“性刚嫉恶”的梁颖，抵制并揭露了他们的罪行。 耶律乙辛的覆灭，当然谈不上是辽道宗的什么英明决策，恰恰是辽道宗的昏聩导致奸佞专权、亲人和忠良被害。冒死进谏和鸣冤的契、汉官员以及民间义士，虽然人数不多，但终于使辽道宗认清了耶律乙辛和张孝杰的丑恶嘴脸及其危害。其本质是“相权”膨胀，对皇权构成威胁。史载：“会北幸，将次黑山之平淀，上适见扈从官属多随乙辛后，恶之，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48]威胁皇权是辽道宗不能允许的。 原载《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①]这首先表现在科举取士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其次是以往由契丹贵族和韩、刘等汉族世家大族把持南枢密院的局面被打破，南面官宰执（南枢密院和中书省的长贰官）主要由科举出身的汉族士大夫担任。详见拙文《辽道宗时期汉族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崛起》，载《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②]漆侠先生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入手，精辟地阐述了辽朝的国家体制。《辽史》列传传主计有305人，其中契丹人234人，占全部传主的76.72%；汉人58人，占19%；奚人7人，渤海人4人，分别占2.31%、1.32%；回鹘人、吐谷浑人各1人，各占0.33%。这大体上反映了各民族在辽朝政权中的地位。以耶律氏皇族、萧氏后族为代表的契丹贵族仰仗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在国家政权中始终居于支配地位。见氏著《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75—88页。 [③]《贾师训墓志》《梁援墓志》《王师儒墓志》，见向南编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76页、519页、645页。 [④]《辽史》卷二四《道宗本纪四》，大康七年十一月丁亥，第2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下文同）。 [⑤]《辽史》卷二四《道宗本纪四》，大安二年五月戊寅，第291页。 [⑥]《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四四，宋神宗熙宁六年四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934页。《梁颖墓志铭》载墓主“接送馆伴宋使、奉使南朝皆一次”，见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1期，第180页。 [⑦]《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丁酉，第6180页；卷二五六，宋神宗熙宁七年九月戊申，第6253页；卷二六五，宋神宗熙宁八年六月壬子，沈括奏契丹地界事条正文并注文，第6497—6513页。参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704页。《宋会要》对辽宋河东勘界的记载主要是辽宋互派使臣到对方朝廷交涉以及往来国书的内容，对双方派员实地勘察划界的情况只是在相关部分作了追述，没有勘界的细节性叙述。 [⑧]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1期，《颖志》录文见第179—180页。 [⑨]《梁颖墓志铭》用较多的篇幅记载了墓主在山西勘界谈判中的表现及收获，认为收复八百里旧壤，“公之力居多焉。” 《文史》2011年第1期，第180页。宋人的记载认为梁颖近乎胡搅蛮缠，却也反证了他的强势。 [⑩]《辽史》将耶律乙辛、张孝杰列为《奸臣传》之首。见《辽史》卷一一○，第1483页。 [11]参见《辽史》卷一一○《耶律乙辛传》，第1483—1485页。皇族耶律仁先是被耶律乙辛排挤出朝廷的。《辽史》卷九六《耶律仁先传》载，“乙辛恃宠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见忌，出为南京留守。”第1397页。 [12]《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一》，重熙二十四年（清宁元年）十二月，第253页；卷一一○《张孝杰传》，第1486页。 [13]《辽史》卷一一○《张孝杰传》，第1486—1487页。传记不载张孝杰任南面宰相，应是漏记，从《颖志》的记载看，梁颖是继张孝杰为南面宰相、知院事的。辽朝中后期，知南院枢密使事兼门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知院事、中书省宰相互兼，已是常态。 [14]见《辽史》卷二三《道宗本纪三》，大康元年六月、十一月、三年六月、十一月，第277页、279页、280页；卷二四《道宗本纪四》，大康五年三月、六年正月、七年十二月、九年十月，第283页、284页、286页、288页。 [15]《辽史》卷一一○《张孝杰传》，第1487页。坐罪削爵的时间，见《辽史》卷二四《道宗本纪四》，大康七年十二月，第286页。 [16]《辽史》卷一一○《耶律乙辛传》，第1484页。 [17]耶律燕哥、萧十三，见《辽史》卷一一○《奸臣上》，第1487—1488页；其他见卷一一一《奸臣下》，第1491—1494页。护卫太保耶律查剌，见《萧讹都斡传》，第1493页；上京留守萧挞得，见卷一一一《萧达鲁古传》，第1493页。 [18]见《辽史》卷九九，第1419—1422页。耶律撒剌，“南院大王磨鲁古之孙”，校勘记已指出卷八二《磨鲁古传》作北院大王（第1425页）。据《磨鲁古传》，磨鲁古为六院夷离堇耶律觌烈之孙（第1295页）；据卷七五《耶律觌烈传》，觌烈出自六院部皇族（第1237页）。据卷八八《萧敌烈传》，萧敌烈“族子忽古，有传”（第1340页）；卷一五《圣宗本纪六》，开泰三年六月，“合拔里、乙室二国舅为一帐，以乙室夷离毕萧敌烈为详稳以总之”，随后国舅详稳萧敌烈出征高丽（第175页）；这和《萧敌烈传》所载开泰间迁国舅详稳，从征高丽的记载（第1340页）是吻合的。故知萧忽古出自国舅乙室己帐，本纪简作乙室。 [19]《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丁酉，第6180页；卷二五六，熙宁七年九月戊申，记载宋辽河东议界，注引《实录》，第6254页。《颖志》亦载“咸雍十年，始诏公与枢密副使、平章事萧素，后诏与顺义军节度使耶律寿、林牙萧禧等就边理辨（办）”。 [20]《辽史》卷九九《萧速撒传》，第1421页。 [21]《长编》卷二六五，宋神宗熙宁八年六月壬子，沈括奏契丹地界事条正文并注文，第6497—6513页 [22]《辽史》卷二三《道宗本纪三》大康二年六月、十月，第278页；大康三年六月，第279页。 [23]《辽史》卷九六《萧惟信传》载：“枢密使耶律乙辛僭废太子，中外知其冤，无敢言者，惟信数廷争。” 第1401页。 [24]《辽史》卷九八《萧兀纳传》载，耶律乙辛戕害皇太子之后，舍太子之子不立，谋立辽道宗弟宋魏国王和鲁斡之子耶律淳为储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纳及夷离毕萧陶隗谏曰：‘舍嫡不立，是以国与人也。’”第1413页。《辽史》卷九○《萧陶隗传》不载抵制耶律乙辛事，但言其“刚直，有威重”，“见权贵无少屈”。大康中累迁契丹行宫都部署。后遭枢密使耶律阿思贬逐。第1357—1358页。 [25]《辽史》卷九八《萧兀纳传》，第1413—1414页。 [26]《辽史》卷一一○《耶律乙辛传》记载：皇后被害后，林牙萧岩寿弹劾耶律乙辛和耶律（张）孝杰，二人被外放。耶律乙辛党人替他说情，辽道宗又外放萧岩寿，而“诏近臣议召乙辛事，北面官属无敢言者。”只有耶律撒剌敢于提出反对意见。耶律乙辛复任北院枢密使后，“乙辛党欣跃相庆，谗谤沸腾，忠良之士斥逐殆尽。” 第1485页。前揭《辽史》卷九八《萧兀纳传》记载，耶律乙辛谋立皇侄耶律淳为储嗣，“群臣莫敢言。”第1413页。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北面官属无敢言者”，绝大多数汉官也只能像杨遵勗、耶律（李）仲禧那样明哲保身或苟且偷生了。杨遵勗明哲保身，见《辽史》卷一○五本传，第1464页；耶律仲禧苟且偷生，见《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第1415页。 [27]《辽史》卷九八《刘伸传》，第 1417页。 [28]据《辽史》卷二三《道宗本纪三》，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出任中京留守在大康二年六月，十月官复原职。第278页。 [29]《贾师训墓志》。乙信即乙辛。该墓志还记载贾师训任东京麴院使时，有“秤吏董猪儿得幸北枢密使乙信”，怙势横索，人莫敢言，被师训制止。《辽代石刻文编》，第477、478页。 [30]《梁援墓志铭》，《辽代石刻文编》，第521页。 [31]耶律英弼即耶律乙辛，最早由清人周春在其所辑《增订辽诗话》中引用上揭《文献通考》卷三四六的那条史料时揭翥。见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105页。参见《梁援墓志铭》注⑿，《辽代石刻文编》，第524页；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1期，第172—173页。 [32]《金史》卷九六《王贲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131页。“公讳士方，素非簪笏，禀性直良。生平之时，多与王公大人交，游接说笑。于家尽孝，而于国存忠。曩者，朝廷奸欺于内，而公身不避重责，歼厥渠魁而扫地，盖公之效也。以忠孝之故，上甚嘉之，蒙恩授东头供奉官。” 向南等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4页。 [33]“公讳士方，素非簪笏，禀性直良。生平之时，多与王公大人交，游接说笑。于家尽孝，而于国存忠。曩者，朝廷奸欺于内，而公身不避重责，歼厥渠魁而扫地，盖公之效也。以忠孝之故，上甚嘉之，蒙恩授东头供奉官。” 向南等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4页。 [34]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1期，第179页。 [35]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1期，第179—180页。 [36]引文见《颖志》。耶律兴公即杨兴公，道宗咸雍七年赐国姓。见《辽史》卷二二《道宗本纪二》，咸雍七年十二月，第271页。参见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1期，第177页。 [37]《文献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二三》“契丹下”，北京，中华书局校勘本，2011年，第14册，第9609页。 [38]《梁援墓志铭》，《辽代石刻文编》，第521页。 [39]《辽史》卷一○五《杨遵勗传》，第1464页。杨诲娶梁颖的女儿，见《颖志》。据《杨遵勗传》，杨于辽道宗咸雍年间（1065—1074）由枢密直学士改枢密副使；大康（1075—1084）初，拜参知政事，徙知枢密院事，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先后拜南府宰相、北府宰相。大安（1085—1094）中暴卒。《传》记其子名晦。《辽史》卷二三《道宗本纪三》记载，大康二年六月，参知政事杨遵勗知南院枢密使事，第278页。 [40]《长编》卷二六五，宋神宗熙宁八年六月壬子，沈括奏契丹地界事条正文并注文，第6497—6513页。 [41]见《颖志》和《辽史》卷一○五《杨遵勗传》。 [42]《长编》卷二六五，宋神宗熙宁八年六月壬子，注引沈括《乙卯入国别录》，第6507页。 [43]《辽史》卷一○五《杨遵勗传》说他大安中病故，享年56岁，第1464页；《颖志》记载梁颖大安四年十一月去世，享年64岁，次年三月下葬，时杨遵勗已经成为故人，《文史》2011年第1期，第180页。 [44]《辽史》卷一○五《杨遵勗传》，第1464页。当时奉命鞠治太子谋废立的有耶律乙辛、耶律（李）仲禧、萧余里也、耶律（张）孝杰、杨遵勗、燕哥、抄只、萧十三等。南院枢密使耶律（李）仲禧也是“蔓引无辜，未尝雪正”，见《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第1415页。除杨遵勗、耶律（李）仲禧这两个”不敢正言”的汉人宰辅，以及身份不明的抄只以外，其他几位都是耶律乙辛集团的骨干，被列入《辽史·奸臣传》（卷一一○、卷一一一）。 [45]《长编》卷二六五，宋神宗熙宁八年六月壬子，注引沈括《乙卯入国别录》。根据《别录》的记载，梁颖实际是会谈的辽方主发言人。沈括拿出宋方掌握的确凿证据后，“颖又多说辞理，大率并无照据，益戒数目颖令罢”。杨遵勗（益戒）对己方代表说：“如此且休。”而“颖犹持昏赖之意，复申前说”。《长编》卷二六五，第6502—6503页。 [46]《辽史》卷二四《道宗本纪四》记载（第286页），大康七年冬，辽道宗携宰辅近臣临幸驸马都尉萧酬斡府第宴饮，被宰相梁颖谏止。这则史料是《颖志》所言梁颖“正色敢言”“不习谄媚”的旁证，也反映出他的话在道宗心里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47]见《颖志》。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中《墓志铭》录文，此处将“及”断在下一句，作“皆以天子聪明，能除凶恶、任正直为不可。及在庙堂上正色敢言，无所回忌……”，与文意不合，难以理解。《文史》2011年第1期，第179页。 [48]《辽史》卷一一○《耶律乙辛传》，第148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