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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王曾瑜 采访：单颖文 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岳飞之孙岳珂只能曲笔写作《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为后世戏曲小说塑造岳飞的“愚忠”形象开了先河。但人们不能苛求岳飞超越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他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中国古代武将的典范，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是祖国至上。 岳飞“愚忠”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文汇报：对很多读者来说，很难将经您修订刚刚出版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下简称“《校注》”）与岳飞联系起来，请问“鄂国金佗”四个字与岳家有何关联？ 王曾瑜：《鄂国金佗稡编》28卷和《鄂国金佗续编》30卷，是现存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是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 “鄂国”一词源于岳飞在宋寕宗时被追封为鄂王，这是古代的封号，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比较凑巧的是，岳飞当年的屯兵之地就是现在的武汉，就是在“鄂”，这挺有意思。“金佗”是嘉兴府城内的坊名，岳珂曾在金佗坊中居住。“鄂国金佗”实际上就是“鄂王”的意思，取“先王佩佗绶于鄂”之意。宋末董嗣杲诗说：“何处有花春掠眼，金佗坊里岳家园。” 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我发现有些研究历史的学者、学生经常会把这两部书的书名写错，这是很不应该的。特别是把“佗”误作“陀”，把“稡”写作“粹”。“稡”或与“萃”字相通，是几部分合编，即萃聚的意思，这与“纯粹”的“粹”完全是两个意思。 文汇报：在各朝各代的史书中，岳飞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王曾瑜：现在我们都知道，岳飞是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为当时祖国的进步和统一奋斗不息，最后却惨遭宋高宗、秦桧等人的屠害。 但在岳飞死后的20年间，他被当时的朝廷塑造成了一个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人。宋高宗和秦桧大兴“文字狱”，大量有关岳飞的文字资料佚失或被销毁。在三令五申禁绝私史的同时，秦桧的养子秦熺主编了《高宗日历》，恣意篡改官史。当时一个“日历之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你想，岳飞生前居高位、握重兵之时，秦桧已如此放肆，那么秦熺在日历中如何诋毁岳飞、磨灭岳家军的战绩，更可想见。 《高宗日历》等宋朝官史今已失传，现存记述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史籍，是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两部书号称良史，但关于岳飞的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讹百出，甚至还转抄了宋高宗和秦桧之流的不少污蔑之词。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绍兴七年（1137）岳飞突然提出辞呈，与宋廷发生冲突，其中原委秦熺的日历讳莫如深，并作了精心的篡改。徐梦莘和李心传也沿讹袭谬。但在《鄂国金佗稡编》中，我们看到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宋高宗君臣对岳飞并统淮西等军的出尔反尔，使岳飞愤而辞职。再比如，在宋朝官史中，没有岳家军绍兴十年（1140）大举北伐并取得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捷的记录。故宋孝宗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多是些不足道的小胜。而《鄂国金佗稡编》公布了当时的一份奖谕诏，说在“十五年”中，“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这是在岳飞生前，宋廷对郾城之战作出的绝高评价。还比如，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援淮西，《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承袭了秦桧之流的毁谤，说岳飞有意逗留，拒不赴援。岳珂依据宋高宗的亲笔御札，推翻了对祖父的污蔑不实之词。如此等类，不胜枚举。 文汇报：后来岳飞形象又是如何得到扭转的？ 王曾瑜：这主要是在岳飞的冤案被宋孝宗平反之后。说到平反也很让人唏嘘，岳飞死后近40年，宋孝宗决定给他定谥号，但“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攷质”，可见岳飞事迹被湮没到何等地步。为了定谥，官员们不得不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但对岳飞事迹的记述依然颠三倒四，挂一漏十。 平反以后，岳飞的三子岳霖承担了重新整理父亲历史的工作。他搜罗到一部分残存的史料，其中包括80多件在左藏南库“架阁”的宋高宗亲笔御札。他还“攷于闻见，访于遗卒”，并请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一个岳飞传记的草稿。63岁临终之时，他将这份草稿和其他史料托付给了次子岳珂。岳珂当时20岁都不到，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在父亲的基础上又收集了很多材料，在宋寕宗嘉定十一年（1218）编成了《鄂国金佗稡编》。到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岳珂又将有关祖父的其他文件和记载彚编为《鄂国金佗续编》。在宋高宗、秦桧之流恣意玷污青史之余，岳霖父子穷搜冥索，得到了不少原始文件和其他记载，据以恢复了部分历史真相。 文汇报：考虑到《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是岳家后人编写的，而且写作时仍是宋朝，您认为这两本书中对岳飞的记录是否真实可信呢？ 王曾瑜：总的来看，这两部书无疑是成功之作，但也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岳珂本着强烈的孝子慈孙之心，对祖父的事迹不免有虚美的成分，其史笔也有不少错讹和疏漏。 第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岳珂只能曲笔写作，却为后世戏曲小说塑造岳飞的“愚忠”形象开了先河。这主要表现在隐去了宋高宗与岳飞的矛盾，回避了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罪责。当然，这点我们也可以理解——岳飞既然是在赵宋政权之下恢复名誉的，岳珂就只能表白祖父“独以孤忠，结知明主”，“以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事实上，岳飞与皇帝的矛盾，在绍兴七年（1137）前即已存在，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宋高宗最器重、最着力提拔的武将。自绍兴七年宋高宗收回令岳飞并统淮西等军的成命，岳飞愤而辞职之后，两人的裂痕愈来愈深，直至最后宋高宗决心违背宋太祖不杀大臣的誓约，动用屠刀，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岳珂不愿也无法正视这个客观的史实，只能煞费苦心铺叙了许多曲笔，大谈宋高宗如何恩遇岳飞，把岳飞蒙难全怪罪到秦桧头上。 “岳母刺字”系讹传 文汇报：我们很多人提到岳飞，都会联想到“精忠报国”四个字，也就是“岳母刺字”的故事，请问历史上确有其事吗？ 王曾瑜：“岳母刺字”是在民间流传已久且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单纯从感情上讲，我又何尝愿意否认这个至今仍激励着中国人爱国精神的故事呢？ 但无奈的是，在岳珂所著的《鄂王行实编年》中根本没有记述此事。而且，从情理上推断，岳母作为一个普通农妇，一般只怕不认字。还有一点，当时的刺字是一项专门的手艺，并非任何人都有随便给人刺字的能力。 文汇报：那么，岳飞背上刺字一说从何而来呢？ 王曾瑜：根据我查找的资料，刺字一说最早见于《宋史》卷380《何铸传》，乃是在审问岳飞之际：“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写的是“尽忠报国”四字，今人把刺的字说成是“精忠报国”的是外行。 背刺“尽忠报国”的记载还被编入《全元戏曲》卷11的《岳飞破虏东窗记》18出。剧中描写岳飞被周三畏审问时回答：“岳飞若有此事，岂肯自幼‘尽忠报国’四字刺入肤里？”但这段话到底是元人戏曲原有的词句，还是明人修改者，难以判断。 此后，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时，姚茂良所撰《精忠记》传奇的第16出描写同样剧情，岳飞回答说：“大人在上，岳飞从幼便以‘尽忠报国’四字铭刻于身上，请大人细验。” 还有，明嘉靖刊本的《大宋中兴演义》小说卷1只是说岳飞在“乃令人於脊背上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以示不从邪之意”。小说卷7说：“岳飞取供状罢，复将衣裳裂开，转过脊背，与周三畏看，有旧刺下‘尽忠报国’四大黑字，深入皮肤”。 明末冯梦龙撰《精忠旗》传奇，其第二折“岳侯涅背”则编撰了岳飞请张宪刺背的故事。 以上数例，反映了在元明时代大致还没有“岳母刺字”的故事流传。 文汇报：据您考证，“岳母刺字”的故事大约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 王曾瑜：“岳母刺字”的传说大致流传了约400年。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如是观传奇》的抄本，被杜颖陶先生编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版的《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中，此传奇中第9出就出现了“岳母刺字”的情节。有岳母说唱道：“起来！我将‘精忠报国’刺入你皮肤了！你当日夜牢记，念君奋力把胡酋退，念亲及早把捷书寄。”此处已将“尽忠报国”讹为“精忠报国”。 清初钱彩的《说岳全传》在第22回“刺精忠岳母训子”中，编写了“岳母刺字”的故事——岳飞“就将衣服脱下半边。安人取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之中写了‘精忠报国’四字，然后将绣花针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安人道：‘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儿！你恐怕做娘的手软，故说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退色的了。”小说在第60回“勘冤狱周三畏挂冠”中反而删除了岳飞在被审讯时，袒示背部四字的真事。 从此之后，“岳母刺字”的故事遂成定型，而岳飞背刺四字也讹为“精忠报国”。并且长久以来，以讹传讹，近乎弄假成真。 文汇报：听说您从小就喜欢岳飞，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史实中的岳飞与故事中的岳飞不一样的？ 王曾瑜：小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也是通过小说书认识岳飞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对岳飞的了解还是源于《说岳全传》这本书。但问题是，这本书中几乎很少有同历史事实一致的地方。比如说岳飞是武状元，但他其实没当过；再如叫岳飞“岳元帅”，当时也不是这个称谓，应该称之为“岳相公”。还有很多类似的讹误。 读中学的时候，我读了后来是我的大学老师邓广铭先生在1950年代写的《岳飞传》，才发现原来历史上的岳飞跟小说里的不一样。 再后来，读大学，主要还是工作后，看《鄂国金佗稡编》，发现差别更大。 文汇报：您也写过一些以岳飞为主角的小说，请问您是基本依据史实来写的吗？ 王曾瑜：我在1983年写作的《岳飞新传》（后更名为《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等），是一部完全依据历史写就的岳飞传记，这可以说忠于史实，普通读者也可以读。 2001年，我开始发表系列小说，2014年合编为《满江红》。这是一套7册的小说，大致轮廓也是依据历史记载。小说中的人物绝大部分在历史上真有其人，书中的形象也大体符合他们的历史形象。但细节上有虚构的成分，比如我给岳飞的前妻刘氏和亲姐取了名，给张宪之妻取了姓名，把岳飞的外孙女婿改成外孙等。 文汇报：岳飞已经故去了近千年，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了解岳飞、学习岳飞精神？ 王曾瑜：2018年农历2月15日，是岳飞诞辰915周年。岳飞饮恨而终，大概不会想到自己身后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成为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敬仰的民族英雄，成为激励和教育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典范。 我想，岳飞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爱祖国、有正气，这也是今天我们祖国进步和发展所亟需的。 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以儒家的节义观为基本内涵，忠君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祖国、皇朝和君主三者，当然是不同的概念；而在古代，这三种概念却很难作出严格的区分。正因为岳飞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性，人们不能苛求岳飞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是中国古代武将的典范，却反而不容于世，成为专制腐败政治的典型牺牲品。我认为，祖国至上是岳飞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坚定的抗金信念正是源于爱国主义精神。 有人认为，岳飞是处在中华历史上民族纷争和战争的时代，今天强调的是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宣传岳飞会影响民族间的团结，此说当然是错误的。邓广铭先生对此早有专文论述，他说岳飞投身抗金战争，“对于保卫高度发展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种种，固然符合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利益，而对于女真族人民（更不用说其他族的人民了）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来说，也是不会发生任何损害作用的。这就等于说，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确实提供了大量的积极因素，把他称做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的确确是当之无愧的”。 30年编成“永久性的著作” 文汇报：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您的这本《校注》堪称是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我数了一下，您所用的征引书目包括史籍类89种、笔记类43种、文集类104种、近人著作类6种，且几乎每种都选择了两三个版本。请问对于文献的选择，您有哪些要求？ 王曾瑜：《校注》是一本老书了。1989年的时候，我写作了第一版，1999年的时候修订了第二版，都是铅印，今年出的是第三版，改用以电脑重新排版。这一版中我作了约180多处重要的补充和修订，补了约3万字的史料。 对于史料的选择，按照使用史料原始性的原则，我尽量使用宋朝的记录，之后历朝历代的文献就可不用则不用了。当然，明清时的载籍也有照抄宋代记录，如果在今存宋籍中已找不到的，就必须使用。 文汇报：为什么您在年近八旬的高龄，还要修订这部书，并把它看作个人最重要的著作？ 王曾瑜：这部书出来以后，明史大家王毓铨先生曾将其称之为“永久性的著作”。我个人目前对这次修订也较满意。在我的著作中，这本《校注》可以说花的心血、气力最大。类似“岳飞传”我相信后人会再写，但是这本书的史料，我相信是相当全的，是不可能被取代的，或者说要查岳飞的史料是不可能跳过我这本书而另起炉灶的。 对比30年前的1989年，现在查找文献要方便很多。那时候我必须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读，天天骑车去看，结果骑到那里都没力气看书了，后来改乘公交好一点。这次修订第三版的时候，在电脑上搜索史料就可以了，确实要方便许多，但也必须找原书的好版本查核才能使用。 当时编第一版的时候，校样至少要看3遍，刚出来的时候自己也比较满意，但后来发现还是有不少错漏之处。我是一边看一边改在书上，书都翻烂了，上面的批改很多。不过，我想以后再要这样大补，是不大可能的了。 作者简介：王曾瑜1939年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邓广铭先生。王曾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有《岳飞新传——尽忠报国》《宋高宗传——荒淫无道》《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王曾瑜说辽宋夏金》《宋朝阶级结构》《宋朝军制初探》《辽金军制》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