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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在入关之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两次攻打了朝鲜（指李朝）。一次是在1627年（天聪元年），朝鲜国王仁祖避入江华岛，双方结成了兄弟关系，史称“丁卯之役”，朝鲜称“丁卯胡乱”。另一次是在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亲征朝鲜，史称“丙子之役”，朝鲜称“丙子胡乱”，其结果朝鲜战败投降，国王仁祖出南汉山城，向皇太极称臣纳贡，双方结成了宗藩关系。根据南汉山城盟约，朝鲜要岁时朝贡，奉清朝正朔，不得修筑“新旧城垣”。清军按照约定撤回了鸭绿江以北，朝鲜得以保存宗庙、社稷。这种宗藩关系一直维持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为止。 虽然清与朝鲜结成了宗藩关系，但是朝鲜内心充满了仇恨和鄙视。在入关前的女真部落时期，女真人曾经对明朝和朝鲜同时纳贡和接受官职，学者们称之为两属状态，朝鲜称女真人为“藩胡”。长期以来被朝鲜视为夷狄、在文化上落后的女真部落，不但建立了国家（后金，改国号为清），还攻打明朝和朝鲜，使朝鲜成为其藩属国。这对于以华夷观念武装起来的朝鲜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其心态的复杂性可想而知。 在两次遭遇“胡乱”的过程中，成千上万（50多万）的朝鲜人被掳去，沦为清人的奴隶，因此朝鲜对清充满了仇恨。国王被迫出南汉山城行三拜九叩头礼，心里又充满了耻辱感，时刻想着复仇和雪耻。清入关以后，经过康雍乾三代的开疆拓土，版图越来越广大，国力日益强盛，这对于文弱的朝鲜来说，难免心生戒备。这种复杂心态充斥于17、18世纪的朝鲜，影响了其内政及对清关系的展开。 学界对以华夷观为代表的朝鲜对清认识，已有不少研究，如通过《燕行录》看朝鲜士人对清认识的变化，从17—18世纪初认为清朝是夷狄而加以鄙视，到18世纪后期认同清朝，认为清朝虽为夷狄，但在文化上已和中华无差别，进而掀起向清朝学习的“北学运动”等。但是学界对于朝鲜对清戒备和防御措施，尤其是以“宁古塔败归说”为中心的对清危机意识，谈得并不多。 朝鲜对清危机意识，并不是针对清朝再次入侵朝鲜的危机感，因为双方已结成了宗藩关系，而主要是对清入关以后能否在中原稳固地进行统治产生怀疑而产生的危机感，认为清早晚要败归老巢宁古塔，在败归途中由于受到蒙古的攻击，会转入朝鲜境内，经由朝鲜平安道和咸镜道，转向宁古塔。对此做出积极的防备，就是“宁古塔败归说”的主要内容。 总之，对清“危机意识”也好，“宁古塔败归说”也好，一方面与清初国内局势动荡有关，如发生三藩之乱及蒙古准噶尔部叛乱等，使朝鲜对清的中原统治能力缺乏信心，担心清朝的内乱会殃及朝鲜，提出要积极防御；另一方面是朝鲜人根深蒂固的“华夷观”作怪，即所谓“夷无百年之运”，认为清朝作为夷狄入主中原，其统治不会长久，早晚要退回老巢宁古塔，这是相比于元朝统治中原的年份不足百年而言的，是华夷观和反清思想的表现。 以“宁古塔败归说”为代表的对清危机意识，最初产生于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初年，由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等，对抗康熙帝的撤藩令发动的叛乱，历经8年（1673—1681年，康熙十二至二十年），席卷中国的西南、东南、西北10个省的广大地域，给入关不久的清朝带来巨大的危机与挑战。三藩之乱的消息是在次年（1674年，康熙十三年）三月通过朝鲜使臣传回国内的。同年六月，当清使将要到达汉城的消息传来时，都下震动、讹言四起，相传清使是为了向朝鲜请兵而来的。三藩之乱的消息对于仇清心理严重的朝鲜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鼓舞，在朝鲜国内一时兴起“复仇雪耻”的北伐论。 在领议政许积的带动下，朝鲜突破“南汉山城盟约”不得修筑“新旧城垣”的限制，在西、北两边（平安道、咸镜道）设置镇堡、筑城，采取了加强关防的措施。如1676年（康熙十五年）在开城修筑了大兴山城。1679年（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在咸镜道栎山、丰山两镇筑城。 继许积之后，国王肃宗（1661—1720年）强调“宁古塔败归说”，是为了在首都汉城之外经营保障地，以作为应急避难所。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朝鲜完成了江都筑城。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在江都对岸修筑了文殊山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在汉城以北修筑了北汉山城。在之前一年（1711年），清朝曾通告朝鲜注意海贼，朝鲜抓住机会回咨表示：“关防守备另加修缮”，这显然是突破“南汉山城盟约”的，但清朝对此无任何反应，表明入关以后清朝对朝鲜的戒心完全消失，于是朝鲜放心地修筑了北汉山城。 国王英祖（1694—1776年）即位后，主要的担心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的三次亲征，助长了朝鲜的危机感，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如1733年（雍正十一年），朝鲜修筑了平壤中城。1744年（乾隆九年），修筑了江都外城。不仅如此，还吸取丁卯（1627年）、丙子（1636年）年以山城为主的防御体系的弊端，重视在贼路要冲打击敌人，从鸭绿江、图们江边到内地，形成了从江边把守、烟台到沿边镇堡，再到岭路、隘口的设施及内地镇堡的相对完备的关防体系。 除了在西、北两边及贼路要冲加强防御以外，继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朝鲜要求清朝兵民不得靠近图们江边作舍、垦田，又于1731年（雍正九年）、1746年（乾隆十一年）两次要求清朝撤回在鸭绿江边莽牛哨设汛的计划，使清朝兵民不得靠近江边居住和设立军事设施。这成为一种惯例，一直维持到清朝解禁开发的同治、光绪年间。朝鲜利用清朝的封禁政策和对朝鲜的怀柔政策，在鸭、图二江以北地区构筑了一个无人缓冲区，台湾学者张存武称之为“片面瓯脱”，显然这是出于防备清朝的军事目的，其根源是对清危机意识和戒备心理。 清朝单方面空出边疆地区而不是移民实边，主要是考虑朝鲜对清不构成威胁。在之后的100多年里，双方通过“统巡会哨制”来维持江北封禁格局，一方面禁止关内流民移入和开垦，另一方面禁止朝鲜边民越境，使两国边境得以相安无事。然而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当清朝准备解禁开发时，却引来了一江之隔的朝鲜边民的越境开垦，双方围绕边务的纠纷及两次共同勘界，均与此有关。表明清朝单方面空出边境地区对巩固边疆是不利的。 如上，朝鲜突破南汉山城盟约不得修筑“新旧城垣”的规定，构筑首都防御体系及从边疆到内地的关防体系，从经营国家的角度来说加强“阴雨之备”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实中清朝与朝鲜早已结成宗藩关系，双方在朝贡册封体系下保持和平局面，清朝对朝鲜并不构成军事威胁的情况下，朝鲜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构筑从边疆到内地的防御体系，显然夸大了危机感，助长了国内紧张气氛，不利于双方民间往来及文化交流，也妨碍了朝鲜对边疆地区的开发。 尤其在民间贸易方面，在有清一代，除了少数几处（庆源、中江等）边境互市以外，边贸并不发达，主要借助一年数度的朝鲜使臣往来时形成的私贸易来进行，分别在栅门、沈阳及北京会同馆等处进行，栅门私贸易又叫“栅门后市”，会同馆私贸易又叫“会同馆后市”。但是民间贸易往往受双方政治关系的影响而起起落落，如雍正年间受“辱咨事件”（朝鲜商人欠清人债未还，雍正帝在免除朝鲜债务的同时，通过礼部咨文斥责朝鲜国王“柔懦无能，权移于下”）的影响，栅门后市和鸭绿江边的潜商受到了沉重打击，这里的私贸易从此衰退。另外，在对清敌意和危机意识充斥国内，对清缺乏信任感的情况下，不可能期待民间的自由往来和贸易的大发展。 朝鲜完全克服对清敌意和危机意识是在18世纪后期的正祖时期（1752—1800年）。此时，朝鲜的风气大变，保持了100多年的华夷观显得不合时宜，对清朝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观，这与年轻君主正祖的开明态度息息相关。正祖虽然强调尊明大义，但是他认识到清朝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朝鲜的落后，注意倾听北学派的进言，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先进的乾隆文化。 正祖所关心的不再是清朝有无危亡之兆，而是清朝的文物制度，“利用厚生”之制，特别是编撰《四库全书》等文化事业。位于京畿道水原的华城是正祖时期筑造的一座新城市，吸收北学派的主张采用了中国先进的筑城方法。如砖城在朝鲜并不多见（多为石城），但在华城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了砖，这也是包括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实学派的使行录里经常提到的。在筑城过程中，实学家丁若镛还参考西洋传教士邓玉函、王徵写的《奇器图说》，使用了举重器、滑车等以提高筑城效率。还仿造北京的筑城方式筑造了瓮城、烽墩等。另外，在防御体系方面，华城不像汉城（首尔）和南汉山城那样是两个分离的二重防御体系，而是将邑城、山城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地形筑城以防御整个邑的统一的防御体系，这在朝鲜王朝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华城既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又具有商业功能，体现了正祖的民本思想和政治理想。 总之，在入关前，清（包括后金）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两次攻打了朝鲜，双方结成了宗藩关系。根据南汉山城盟约，朝鲜不得修筑“新旧城垣”，但是朝鲜渐渐突破这一规定，不但加强了首都防御体系，还构筑了从边疆到内地的较为完备的关防体系，更利用清朝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和对朝鲜的怀柔政策，在图们江、鸭绿江以北构筑了无人缓冲区。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备清朝，其理由，一方面是因为朝鲜对清朝的中原统治能力缺乏信心，担心清朝的内乱会殃及朝鲜，因而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另一方面是因为朝鲜对清朝缺乏信任感，反清思想久久难以平复，对清充满了敌意和戒心，这既与朝鲜两次遭受清（包括后金）的入侵有关，也与朝鲜根深蒂固的华夷观有关。 朝鲜强调危机意识，采取对清防御措施，这从经营国家的角度来说，讲求“阴雨之备”和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但是在双方已结成宗藩关系，长期保持和平局面的情况下，朝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来加强关防，这无疑助长了国内紧张局势，夸大了对清危机意识，不利于双方民间交往和贸易的发展，也不利于双方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这种局面到了18世纪后期开明君主正祖即位以后才得以改观，掀起了向清朝学习的“北学运动”。正祖筑造的华城，采纳北学派的进言，吸收了中国先进的筑城方法，使其超出了单纯的军防意义，体现了文化上的开放姿态，是结合中朝两国筑城艺术的东方城郭的典范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