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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偶然发现，使埋藏近千年的文物典籍重见天日，震惊了全世界。东起中国、日本，西迄法国、英国、美国，各地学者均投入对敦煌遗书的研治之中，从而形成了世界性显学——敦煌学。 敦煌遗书发现的消息，引起了一些正在我国西北活动的外国探险家的注意。1907年，斯坦因首先来到敦煌莫高窟，通过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劫走13000余卷写经及其他文物。写经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同样的方式劫走7000余卷写本和刻本，现藏于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次年，我国学者得知敦煌遗书外流的状况，敦促清政府立即采取保护措施。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藏经洞文献运往北京，但由于王道士的私藏和参与官员的盗窃，敦煌文献仍有外流。1912年和1914年来到中国的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4年来到敦煌的俄国人鄂登堡、英国人斯坦因，均分别劫走了一批宝贵文书。日人劫走及以后购买的文书现藏龙谷大学图书馆和京都有邻馆等地，俄人劫取敦煌遗书虽稍后，但数量较多，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分所。外国人劫余尚存遗书近万卷，现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此外，德国、丹麦、瑞典、芬兰、美国等国及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大连博物馆、北京大学及港台等地，也有数量不多的收藏。 吐鲁番文书的发现较敦煌遗书更早，1898年，俄国人克列门兹从吐鲁番地区的哈喇和卓墓地盗走了一批古代文卷写本和铭刻。1902年后，德国人克伦威德尔等先后三次在吐鲁番劫走文书、经卷和文物，其中文书一万多件，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大谷探险队也于1902、1912、1913年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发掘，盗劫了约七千余件文书，现藏龙谷大学图书馆。鄂登堡与斯坦因也在吐鲁番地区进行了盗劫活动。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联合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次年开始中国学者对吐鲁番地区的第一次考察，发掘了一批宝贵的吐鲁番文书，这是我国最早的吐鲁番文书收藏。从1959年开始，在国家资助下，对吐鲁番古墓葬群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发掘，至1975年，对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共发掘13次，其中从203座墓中出土文书2千余件，现藏新疆博物馆。吐鲁番文书的大量发掘，成为中外学术史上的大事，也改变了敦煌文书独受重视的现状，使吐鲁番文书具有了与敦煌文书相提并论的地位，因而形成了新的学科——敦煌吐鲁番学。 敦煌遗书约五万余卷，内容涵盖古籍、宗教、文学、史学、哲学、艺术、民族、地理、风俗、经济、财政、政治、军事、语言、声韵、中西交通、医学、建筑、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等诸多领域，包罗万象，极为丰富，被称为“学术的海洋”、“百科全书式的宝藏”。吐鲁番文书也有万余件，但较为零碎，很长的、完整的经卷较为罕见。由于保存大量的官府档案，从展示唐代历史的角度而言，吐鲁番文书更加珍贵。 20世纪初，四大考古发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研究，它们是：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明清档案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对隋唐五代历史研究而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敦煌吐鲁番文书不但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初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丰富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使唐史研究向更广阔更纵深的方向发展，而且，由于深藏于地下千余年的官府档案及民间文献的发现，为中国中古史学提供了全新的内容，更新了史学界对隋唐五代历史面貌的认识，开创了中国中古史学研究的新局面。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史籍文献相结合，成为二十世纪唐史研究的重要时代特点。 目前，以出土敦煌吐鲁番文书为基础形成的敦煌吐鲁番学正处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之中。敦煌吐鲁番学对于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毋庸赘述。这里，笔者只想就敦煌吐鲁番学和内陆欧亚学的关系简述如下。 本文所谓“内陆欧亚”（Eurasia），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伏尔加河、多瑙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着无数的民族，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这是一个种族、语言、文字、宗教、生产、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的地区。 主要由于游牧民族、特别是所谓骑马游牧民族迁徙、征服、贸易等活动，古代内陆欧亚形形色色的民族及其文化、经济、政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同样主要由于游牧民族的活动，欧亚草原文化与周邻诸文化（汉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并深深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有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随着国内外中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亚史的研究必须与整个内陆欧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一个专门的学科――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 内陆欧亚学研究的对像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它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尤其是其核心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内陆欧亚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绿洲和游牧。过去囿于资料，有关研究无法深入，正是因为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田文书和佉卢文书等出土文书的问世，这方面的研究才得以深入。其中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进行的研究对于探究整个内陆欧亚绿洲和游牧这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本身，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特别是两者之间互动的形式及影响，有着无法替代的示范意义。 中国吐鲁番学的前辈和奠基人马雍先生的名篇《突厥高昌始建交考》[1]，便是利用出土文书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典型。 内陆欧亚学的另一主题是内陆欧亚游牧民族的迁徙。这是一个内陆欧亚史上的经典课题。敦煌、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欧亚交通的枢纽，也是历史上各游牧势力的必争之地。毋庸置疑，研究这个课题离不开敦煌吐鲁番文书，离不开已有敦煌吐鲁番学的成果。 内陆欧亚的其它课题，譬如内陆欧亚民族的渊源似乎与吐鲁番文书没有直接关系。但敦煌吐鲁番地区古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十分明显，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对于敦煌吐鲁番学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推而广之，内陆欧亚各种研究课题取得的进展，对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进步均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历史上，内陆欧亚许多民族的兴衰存亡、发生的许多事件在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不仅仅研究内陆欧亚任何局部（如中亚或东北亚）的历史文化必须具有内陆欧亚的视野，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如欲更上层楼，也必须有内陆欧亚的视野。 陈寅恪先生是敦煌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不仅为最早提出“敦煌学”一词的学者之一，而且身体力行，对敦煌文书进行了系统研读和深入探讨。他以对佛经的精熟[2]及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中亚文字功夫，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佛经及佛经翻译作品对演说经义的文学作品的影响，[3]不仅较罗振玉等据传统史籍考证佛曲更上一层，而且与东西洋学者相较，亦站在世界前列。这里只举他对《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及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考证。比较敦煌汉文写本《金光明经》及其突厥文本、梵文本、藏文本、蒙古文本等的内容，寅恪先生指出，佛经首冠感应冥报，为西北昔年之风尚；《金光明经》之所以流传独广，是因为其义主忏悔，最易动人；佛教入中国后，冥报传，也从佛典附庸，演变为小说文学的长篇巨制。[4]寅恪先生通过对欧亚多种文字写本的精确比勘，考释佛经内容、流传迹象，进而探讨佛经对文学的影响，如剥芭蕉，层层深入，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奠定了寅恪先生为比较文学研究先驱者的地位。[5]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还有他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6]一文。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记载了莲花色尼六种恶报，寅恪先生根据巴利文写本，指出敦煌本删去了莲花色尼与其女共嫁一夫，其夫即其所生之子的恶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恶报与华夏民族传统伦理观念不相容，而佛教传入中国时，佛教教义中与中土社会组织及传统观念相冲突者，教徒多采取隐秘闭藏、禁其流布的方式，将莲花色尼七种恶报删去一种，即显著一例。寅恪先生的论述，高屋建瓴地揭示了佛教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此二文均出入文史，贯通儒释，沟通中外，而所以能如此，其原因之一，是寅恪先生具有欧亚学的视野。自少年起，寅恪先生“廿载行踪遍五洲”，力学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等近二十种中亚西域及东方民族文字。从遗存笔记本看，他对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致力尤勤[7]。在欧洲、北美，他承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蔚为大宗，风云际会之际，吸收西洋学者治东方学精华，更辟天地，在清末西北史地、佛典翻译基础上扩大视野，层楼再上，使传统的史学、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体现了古代欧亚文本解读及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世界先进水平。 寅恪先生多次强调，“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8]因而留滞海外数十年，对西洋学术的锐进及日新月异有切身理解和体会，力学其所长。但他治学并不是盲目步西洋人后尘，而是在吸收输入外来学说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寅恪先生所开创的，正是中国内陆欧亚学及敦煌吐鲁番学的新风气，而其融汇中西所创长编考异之法，又是为中国内陆欧亚学及敦煌吐鲁番学治史者所辟的一个新途径。 著名古文字学者唐兰先生曾说：古文字学的功夫在古文字学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敦煌吐鲁番学的功夫在敦煌吐鲁番学之外。那么究竟应该在哪里下功夫，我认为首先应该在内陆欧亚学上下功夫。敦煌吐鲁番学和内陆欧亚学可以说是天然盟友，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总之，内陆欧亚学因敦煌吐鲁番学的兴起而充实提高，敦煌吐鲁番学因内陆欧亚学的开展而发扬光大。愿这两个领域的学者精诚团结，努力合作，不断开创这两个学科的新局面。 [1]见《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46－153页。 [2]如从《贤愚经》、《杂宝经》找出敦煌佛经讲唱文学依据，见《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1—174页。 [3]见《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金明馆丛稿二编》)。参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广州社会科学》1988年2期。 [4]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6－257页。 [5]钱文忠：《略论陈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75－505页；袁获涌：《陈寅恪与比较文学》，《文史杂志》1990年1期。 [6] 《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1－156页。 [7]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4—84页。 [8]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