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废待兴的中亚史研究1979年，历史所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从断代史中独立出来，成立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时值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伊始，就在历史所设置中外关系专门史研究室，一方面是为了在拨乱反正后恢复和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形势下，对党和国家构建新的中外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区域国家的关系）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国际学术发展趋势，调整学科战略、开展中亚史研究的需要。 历史所已故副所长熊德基先生在1986年11月13日给余太山先生的信中，提到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设立的经过，信中说： 回忆八年前（1978年，作者注），胡乔木掌院不久，因联合国的我国参加“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向外交部反映，该组织资助的“中亚史”（即《中亚文明史》，作者注）编委，为苏联所把持，如巴基斯坦等国参加者希望中国能参加而代表他们吐气。外交部征求我院意见。院部同志找梁寒冰、尹达同志和我商量，感到我国史学界这方面无基础，我所更难为力。惟我认为此情况属实，但我们不应长期不参加国际学术界的活动，争取发言权；和可藉此而发展这方面的研究。院里同志赞同此意见。初步决定在我所建立你室。我在联大学习时，知孙先生通英、法、日语，青年时也作过秦汉史的研究。此外惟马雍同志精通英、俄文（他本是北大西洋史研究生），又承家学，对于中国史的考证能力颇不弱（1958年他随我去昌黎参加流县县史的编撰工作，对于古代史的考证即有所表现。）因决定由他们二人分任正副组长。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为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纂的《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为在国际中亚史研究学术界有中国自己的话语权而设。可想而知，研究室设立伊始，即以开展中亚史研究为当务之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中亚史研究的复苏。 以治秦汉史、西域史及近代中外关系史见长并精通英、法、日语的孙毓棠先生（1911-1985）任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精通英、俄文，长于唐以前中亚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马雍先生（1931-1985）任研究室副主任。在较短的时间内，在社科院及历史所各级领导、各有关职能部门的热情关心和有力扶持下，在孙毓棠、马雍先生的中亚史研究基础之上，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成长壮大起来，中国的中亚史研究呈蓬勃态势。 孙毓棠、马雍两位先生除扭转个人研究方向，积极为中亚史研究著书立说之外，还规划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发展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学科和中国中亚学的发展殚精竭虑，孜孜以求。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培养中亚史方向研究生 培养人才，是孙毓棠、马雍两位先生对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1978年，余太山、林金水、罗益群成为历史所中外关系方向首批研究生，由孙毓棠先生指导。余太山先生在其《学术自传》中写到： 1978年，我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我的学术生涯从此开始。这一年我33岁。我的研究方向是古代中亚史，导师是孙毓棠先生。他给我指定的研究课题是嚈哒史。此前，我不仅对嚈哒，而且对古代中亚一无所知。 余太山关于嚈哒、林金水关于利玛窦、罗益群关于贵霜的研究，在当时都是拓荒性的。孙先生所费心力，可想而知。1979年，孙、马二先生合作招收指导梁禀九、宋晓梅等研究生；两年后马雍先生又招收吴玉贵为研究生。孙、马二先生培养的学生今天大都成为中外关系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余太山、宋晓梅、吴玉贵毕业后留在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余太山和吴玉贵还担任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正副主任，成为研究室的中流砥柱。 2. 筹建中亚协会 为了整合全国中亚史研究力量，孙毓棠、马雍先生积极筹备建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在院所领导支持下，1979年10月，“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大会及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有来自北京、南京、新疆、内蒙等近百位德高望重学者参加。社科院梅益、历史所梁寒冰、熊德基、孙毓棠、马雍、陈高华等出席了大会，马雍担任了联系和组织工作。会上宣布“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推举陈翰笙先生为理事长，孙毓棠先生为副理事长，秘书处挂靠在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这是一次重要会议。中国中亚协会成立后，正式加入由苏联、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五国代表组成的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为其集体成员之一。因而中国中亚协会成立大会，是中国中亚研究走向世界的转折点。 3. 参加《中亚文明史》国际编委会 孙毓棠、马雍先生一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中亚文明史》国际编委会活动，组织多国中亚史学者参加，中国学者在六卷本《中亚文明史》撰写了不少重要章节。马雍还任《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委员、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多次代表中国学者出席《中亚文明史》的编委会会议。至此，中国学者改变了脱离国际学术界的形象，在中亚史研究领域，赢得了话语权。 4. 主编《中亚学刊》 中国中亚协会成立后，孙毓棠、马雍先生为创办一份以中亚研究为主的学术专刊奔走呼吁，筹措编辑。1983年，国内第一本大型综合性中亚史研究刊物──《中亚学刊》第1辑由中华书局出版，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中亚学的发展，标志着中国的中亚史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5. 创建中外关系史学会 孙毓棠、马雍先生还组织筹建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1981年5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国内著名中外关系史研究者60人出席会议，孙、马二先生分别被选为理事长、秘书长，秘书处也挂靠在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建立之初，古代中亚史研究在我国还是新鲜事物。孙、马两先生对中国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主要由于孙、马两位先生的努力，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成为国内较早从事古代中亚史的学术机构之一，为我国古代中亚史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长足进步作出了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叶，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成为执我国中亚学研究之牛耳者，也成为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镇。 孙、马两位先生于1985年接踵去世。这是我国中亚学研究的重大损失；更给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終于丧失了我国中亚史研究中心的地位。但是，中亚史研究从此在全国遍地开花，蓬勃发展起来，离不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同仁的贡献；而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至今在学术界尚保持着中亚史研究优势，也是孙、马两位先生奠定的基础。因而孙、马两位先生筚路蓝缕之功，尤不可殁。 二、艰难发展的中外关系史学科1985年，夏应元先生（1929-）继任为研究室主任。夏先生精通日语，对古代中日关系研究独到，在日本学术界影响较大。夏先生临危受命之时，东京的一所大学正邀请他长时期讲学，待遇颇丰。为了研究室的利益，夏先生放弃了个人改善生活和研究条件的机会，毅然挑起了领导研究室的重任。 孙毓棠、马雍先生的去世，造成研究室人才断层。夏先生一方面充分发挥其在日本学术界的影响，打破中国与日本学术界隔膜的坚冰，在历史所组织中日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活动，加强中日关系史研究，提高研究室的地位；一方面克服重重困难，筹划和组织孙、马先生遗著的整理（1990年，马雍先生遗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5年孙先生遗著《孙毓棠学术论文》由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余太山先生编选的《孙毓棠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余先生还编辑整理了孙先生的诗集，1992年《宝马与渔夫》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2013年，《孙毓棠诗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培养、扶植青年学者，为研究室复兴积蓄力量。夏先生为研究室确立了集体项目“西域通史”，放手将主编交给进室工作不久的余太山先生。余先生不负众望，组织国内大多初出茅庐的中亚史研究者，群策群力，高质量完成了《西域通史》的撰写。目前《西域通史》成为这一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此后，余先生再接再厉，还主编了《西域通史》的姊妹篇――《西域文化史》。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5月，研究室还和苏州铁道师院合作，在苏州举办了中亚史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在中国中亚史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参会代表50余人，除陈翰笙、陈高华、张广达等7位中亚文化研究协会负责人外，全部都是1979年协会成立以来涌现出的中青年研究者。这些学者济济一堂，畅所欲言，使会议始终朝气蓬勃、别开生面。这次会议，不但是中亚文化协会成立七年来成果的检阅，也中国中亚史研究复兴的一次实力展示。余太山、刘迎胜、林梅村、王继光、芮传明、马小鹤、荣新江、沈卫荣等这些今日学界领军人物，在苏州会议上登台亮相，崭露头角。 在继续推进中亚史研究的同时，夏先生还注意鼓励其它中外关系史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2003年张铠撰著的《中国西班牙关系史》荣获由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签署的西班牙“天主教伊莎贝尔女王十字勋章”奖，耿昇因译介法国当代汉学家的名著数十部获得法国政府文学艺术勋章，都是八十年代末学科发展奠定的基础。 陈高华先生在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先生是国际著名学者，长期担任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海交史学会等多个学会领导职务。在孙、马先生去世后，陈先生众望所归，成为发展学科、开展中亚研究的精神支柱和坚强后盾。陈先生大力支持研究室发展，对研究室的每一步工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为他们制定研究计划，并提供出国进修机会，逐步改善研究室青黄不接的局面，培养、建立了中亚史研究的合理梯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中国出版最困难的时候，《中亚学刊》也岌岌可危。陈先生和余先生一起花大力气保持《中亚学刊》编辑、出版不辍。《中亚学刊》第2辑到第6辑换了三个出版社，从中华书局，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再到新疆人民出版社，这体现了陈、余两先生惨淡经营，竭力护持《中亚学刊》的艰辛历程。 三、构建中国的内陆欧亚学1991年，余太山继任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他的研究主要方向是伊斯兰化以前的欧亚史，重点在六世纪以前。他著有《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等一系列著作，还在国外出版了A Study of Sakā History, A Hypothesis about the Sources of the Sai Tribes,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Western & Eastern Han, Wei, Jin, Northern &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等多部著作，在外国欧亚学界颇受佳评，产生了较大影响。 余先生的研究主要在帕米尔以西，这是我国学术界非常薄弱的领域。他勇于开拓创新，在驾驭和利用非汉文史料、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注意充分发挥作为中国学者的优势，不仅就习见史料提出新的见解，而且深入挖掘隐性史料，在此基础上重构历史。余先生的系列著作，不仅填补了中国内陆欧亚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另辟蹊径，勾勒出伊斯兰化以前的欧亚史的全新面貌，奠定了我国古代欧亚学研究的基础，并推进了这一学科向更广阔纵深的方向发展。 在研究室的学科发展中，余先生承上启下，为中国内陆欧亚学的建立及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但在国内学者罕有涉足的古代中亚学领域成果卓著，而且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及时把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研究重点调整为内陆欧亚史。 内陆欧亚学是突厥学、蒙古学、满－通古斯学、藏学、伊斯兰学、阿尔泰学、伊朗学、中亚学和梵学（印度学）等所谓“东方学”发展的结果。随着上述诸学科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这些学科事实上只是内陆欧亚学的分支，而要使这些局部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达到应有的深度，必须胸怀欧亚内陆全局。随着对中亚、东北亚、北亚研究的深入，内陆欧亚内部的联系逐渐被揭示，将内陆欧亚视为一个整体研究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于是，内陆欧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便应运而生。 内陆欧亚学在欧美以及日、韩等国家历史悠久，方兴未艾。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是责无旁贷，但我国的内陆欧亚史研究起步较晚，这与一个和内陆欧亚以及周邻地区关系密切并且学术发达的文明大国的形象颇不相称。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余先生提出构建和发展我国内陆欧亚学的计划，以1999年第一期《欧亚学刊》出版为标志，将研究室重点转移到内陆欧亚学上来，使研究领域从中亚扩展至整个内陆欧亚。 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余先生精心擘划，身体力行，研究所肯定、支持，研究室成员协调配合、逐步调整，共同完成的。在此附上余先生1991-2007年所撰写的四份学科发展规划，以展示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方向调整的过程。 1991年，余先生提出“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发展方向的建议”：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自1979年成立以来，一直力图开展全方位的研究。由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牵涉面太广，难度很高，加上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个研究室的力量实在难以胜任；虽然研究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迄今点连不成线，线构不成面，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应有的特色。因此，兹建议今后研究工作变全方位展开为突出重点，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而在一个研究室内，研究课题相对集中、彼此衔接、相互渗透，大大有利于研究人员之间的切磋和合作，这对于提高研究水平，多出、快出成果和人才，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近年来，我室减员情况严重，不少卓有成绩的老专家不是去世便是离退休。现有人员的研究范围大致集中在西域史方面。而我室的西域史研究是孙毓棠、马雍两位先生奠定的基础，有关成果填补了国内若干空白，至今在学术界尚保持着一定的优势。有鉴于此，建议考虑以西域史研究为我室今后的主攻方向。 所谓“西域”，一般以为有广狭两义，其狭义指我国新疆地区。其广义指中亚地区，包括我国新疆、苏联四个加盟共和国（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南部、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北部，以及印度西北部。其实，在我国史籍中，“西域”这一概念所涵，除中亚外，至少还涉及南亚、西亚、小亚、北非和南欧。本建议所谓“西域研究”，其对像虽以中亚为主，但也包括中亚以外被我国史籍称为“西域”的地区。 我室的西域研究一开始就着重于公元前二至公元九世纪。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有不少缺门。果以西域研究为今后主攻方向，则首先需要加强这一时期、尤其是帕米尔以西地区历史的研究。 应该指出的是，西域研究的基础在新疆研究，尤其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要使西域研究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从新疆研究着手不失为一条捷径。由于新疆在地理、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新疆史的课题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属于中外关系史的领域。那种认为研究新疆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无关的看法是片面的，因而也是不足取的。我室对新疆史的研究，不仅不可削弱，相反应当加强，特别要创造条件，加强新疆出土各种古文书的研究。 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古称“塞北”。塞北和西域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彼此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为了确保西域研究取得成绩，必须配备研究塞北方面的力量。 如果条件许可，则应考虑通过挖掘现有人员潜力，吸收所、室外人才、培养研究生等途径，争取在10年左右时间内，逐步形成一支在西域史的主要领域都有发言权的研究队伍。 以上建议妥否，请指示。致 所领导 余太山 1991年7月22日 可见20世纪90年代初，余先生带领研究室艰难地、坚定不移地地沿着孙、马先生规划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计划而努力，力图使研究室在中亚史研究中独树一帜。 随着与西方及日、韩国际学术界联系的进一步密切，中国的中亚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逐步接轨。在国外“内陆欧亚学研究”风起云涌之时，余先生预国际学术之流，高瞻远瞩，率先倡导内陆欧亚学研究。1998年，余先生撰写“关于调整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发展方向的建议”，提出了发展内陆欧亚史研究的构想： 1991年，经所领导同意，我室的研究重点明确为古代中亚史。而随着国内外中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亚史的研究必须与北亚、东北亚乃至东欧、中欧，也就是说整个内陆欧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 所谓内陆欧亚（Eurasia），也称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其文化、历史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实践证明，研究其中任何局部都必须胸有内陆欧亚全局。对于一个以中亚史为重点的研究室来说，只有及时开展内陆欧亚的研究，提醒研究者注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也使局部研究达到应有的深度，才能跟上国际学术界的步伐。 有鉴于此，请考虑同意将我室的发展方向从中亚史调整为内陆欧亚史，并为我们创造必要的条件： 1 创办“欧亚学刊”。 2 出版“汉译欧亚文化、历史名著丛书”。 3 在继续重视和培养中亚史研究人材的同时，重视和培养北亚和东北亚史、尤其是东北亚史的研究人材（东北亚史是目前最薄弱的环节。是否可以将所内志愿研究东北亚史的力量组织起来，成立课题组，提出总目标，明确分工，争取在5－10年内出成果）。 当否，请批示。 此致 所党委、所长办公会： 余太山 1998年10月25日 为了达到在局部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全局的目的，余先生在规划学科发展上始终坚持灵活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使研究室成员各个专门领域的长处和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1999年，经过深思熟虑，余先生又提出“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十年规划（2000－2010）”：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于1979年成立伊始便以古代中亚史为研究重点，1991年又通过研究室报告的形式予以肯定。此后院、所学科调整时又再次肯定这一点。鉴于中外关系史领域十分广阔，研究室编制有很大的局限性，很难展开全方位研究，选择重点是势在必然；而在一个研究室内，研究课题相对集中、彼此衔接、相互渗透，有利于研究人员之间的切磋和合作，对于提高研究水平，多出、快出成果和人才，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考虑到中亚史研究在古代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室内研究人员中专攻中亚史的又占绝对多数，本规划仍以中亚史研究为出发点和归宿。 1 我室从事中亚研究的人员，虽然先后有10多名，但大多数人的研究范围落在帕米尔以东（亦即历史上的新疆地区），只有个别人例外。这和全国中亚学界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历史上的中亚地区在文化、民族、宗教等等方面均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即使仅仅研究其东部，也不能不加深对西部的了解。因此，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便是使研究领域向西拓展。 2 世界中亚学界的一个共同趋势是与北亚史、东北亚史，乃至东欧、中欧史的研究合流，并逐步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称为“内陆欧亚学”（Eurasian Studies）。事实上，由于内陆欧亚（尤其是其核心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研究其中任何局部都必须胸有内陆欧亚这一全局。因此，似乎可以将内陆欧亚史的研究作为我室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这至少有利于每一位研究中亚史的年青学者开阔视野。 3 研究历史不能无视现实，这既是历史研究本身的需要（无法想象一个对现状完全无知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社会对历史学提出的要求，是历史学生命力之所在。而我室以往的中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元九世纪以前，未能充分发挥专门史联系现实的优势，今后必须向下延伸。亦即在巩固原有阵地的基础上，将研究领域扩大到近代以前。 4 国内外中亚或内陆欧亚学界目前多重考据、轻理论，这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一个没有理论的学科是没有前途的。这不仅是我室学科建设、也是我国中亚或内陆欧亚学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也应该加强中亚或内陆欧亚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并使之成为我室中亚史或内陆欧亚史研究的一个特色。 5 内陆欧亚史研究的对像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它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因此，我室以中亚或内陆欧亚史为研究重点并不排斥有选择地开展中外关系史其它领域，特别是中日、中朝和中印关系史研究，以期收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6 实现以上规划的根本保证是人材。目前我室在这方面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说是长期丧失了培养人材的主动权：自从1981年招收过一名硕士研究生后，直至1999年才又得到招收一名研究生的名额；间隔达18年之久。虽然近四年来通过多种渠道引进了三位志愿从事中亚史研究的年青同志，但由于大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尽管来所后十分努力（其中两位正攻读在职硕士和博士学位），迄未能独立担当研究任务。以上规划要成为现实，一方面要加强对室内年青同志的辅导，专业和理论不能偏废，一方面不失时机地、有针对性地培养和引进有志于中亚史研究的优秀人材。除中亚史外，还要引进一定比例的北亚和东北亚研究的人材，以及研究中日、中朝和中印关系史的研究人员。按照以上规划的要求大致估算，到2010年，我室研究人员的编制以15人左右为宜。 7 展望未来的十年，无论中亚史或内陆欧亚史研究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学新的生长点，而按照以上规划，在今后十年内，我室将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人材梯队，既有研究的重点——中亚史，又有余力向北亚史和东北亚史发展，为将来开展内陆欧亚史研究奠定基础。 余太山 1999年9月1日 在院、所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下，研究室的内陆欧亚史研究破土而出。2003年，中外关系史学科被社科院列为重点学科，把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内陆欧亚史研究室作为奋斗目标，并写进了历史所“十一五”规划。2005年，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 2007年，内陆欧亚史研究已逐渐发展起来。面对欧亚学的发展现状，余先生又强调内陆欧亚学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的过渡： 所党委、所长办公会、所科研处、所人事处： 值此重点学科和研究中心年检之际，我们又对今后我室学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表述如下： 一 内陆欧亚史研究 根据我室的现状和历史，今后一段时期内，学科建设应以内陆欧亚史研究为重点。具体而言，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研究者应该胸怀内陆欧亚全局，但各有侧重。 2 注重理论研究。目前内陆欧亚史的理论研究是一片空白，亟待加强。没有理论的学科是没有前途的。 3 无论是就研究室还是个人，均须力求古今贯通。 4 紧密结合中国史研究，回答中国史研究提出的有关的问题。 5 努力挖掘文化资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贡献力量。 二 早期地中海文明和中国关系史研究 “早期地中海文明和中国”这一课题，是我院历史所和考古所共同承担的。我所的任务主要由我室来完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汉唐史籍中有关地中海地区（主要是罗马、拜占廷）记载的辑录、注释和研究；2. 交通路线研究（亦即所谓“丝绸之路”研究）；3. 早期地中海文明对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影响；4. 早期地中海世界和中国北方游牧部族的关系，即所谓广义的“拜占廷突厥学（Byzantinoturcica）”。 三 历代中原王朝与周邻国家、地区关系史的研究 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疆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外关系。因此，我们作为古代中国史研究所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确切的定位应该是研究历代中原王朝与周邻国家、地区关系的历史。又鉴于我们研究室的具体情况，我们准备首先考虑与内陆欧亚有关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朝鲜、日本、蒙古、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中亚五国等。也就是说，突出重点，并纳入内陆欧亚史研究的框架之中。事实上，中原王朝与上述国家、地区的关系也只有放到更加宽广的背景、亦即内陆欧亚史的背景下加以研究才能够得到确解。 以上三项内容相辅相成，但基础是内陆欧亚史。就学科建设的具体方法而言，应该强调如下三点： 1 开门搞学科建设，开门办研究中心。吸收所外、院外、国外优秀学者参加我们的课题研究，同时鼓励室内同仁走出去和所外、院外、国外合作。 2 不断引进优秀学者，逐步完善室内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 3 积极稳妥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力争在国内外学术界独树一帜。 余太山 2007年11月11日 11月19日修改 把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研究重点确定为内陆欧亚史，既是学科建设统筹安排的需要，也是研究逐步深化发展的结果，更与国内、国际的客观形势密切相关。由于历史上复杂的民族关系和交错的语言文化背景，内陆欧亚直到今天仍是频发纷争的焦点区域，同时也是各大国角逐利益、展示实力的场所。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呼声，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同时还强调地域内的协调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内陆欧亚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是应对和处理各种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舞台。中国作为内陆欧亚大国，对于这一区域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自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都要求国内学者加强对内陆欧亚进行整体性研究，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全局服务。余先生强调的必须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来探悉内陆欧亚这一复杂区域广阔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必须加强内陆欧亚有关国家和地区历史关系的研究，是基于对学科发展和服务时局紧密结合的明确认识。因而，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符合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规律，是一条既通贯全局又兼顾局部的切实可行的学科发展道路。 一个学科是否成立，不是只有理论和设想就可以完成的，这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加深认识，坚持不懈地行动。为此，余先生不但从宏观上规划研究室的发展方向，更是加倍努力，甚至变阻力为动力，切实将欧亚学的理念运用于研究领域开拓中，贯彻在人才引进、课题设置、学术建设中。 在历史所的支持下，余先生不断吸引人才，补充新生力量，培养研究梯队。至2008年，研究室共有研究人员11名，平均年龄40岁。其中有3位硕士，6位博士，1位博士后，研究领域包括西域史、中亚史、汉唐丝绸之路史、欧亚古代游牧民族史、东北亚史、北亚史、南亚史、藏学、敦煌学、吐鲁番学等，基本上涵盖整个内陆欧亚。研究室有5位研究人员分别来自蒙（青格力、乌云高娃、聂静洁）、柯尔克孜（贾衣肯）、朝鲜（李花子）等少数民族，有3位在国外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一虹、李花子、青格力），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开放创新、勤奋进取、协作共勉的内陆欧亚史研究团队。余先生还重视培养科研人员的外语能力，使研究室的语种涵盖了英语、日语、俄语、韩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蒙古语、藏语、柯尔克孜语、维吾尔语等多门语种。这都是内陆历史文化研究能够深入展开的有力保证。 引进人才之后，余先生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为研究室成员明确领域，确定研究方向。通过选题设计，逐步扩大研究室内陆欧亚学研究范围。李锦绣“唐代西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乌云高娃“内陆亚洲‘译学’研究——以‘蒙古语学’为中心”、“明四夷馆鞑靼馆来文研究”， 马一虹“东北亚各族与塞北、西域关系史研究（唐时期）”，李花子“清代中期边务问题研究”、“明清时期朝鲜的疆域意识与边疆政策”，青格力“四卫拉特史与游牧国家史论”、“蒙古法典《夷律》之比较研究”，贾衣肯“汉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迁徙史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所见中国北方民族非汉语专有名词汇编汇考” 聂静洁“唐释悟空入竺记研究”，李伟丽“楚瓦什民族的起源”，李艳玲“汉唐西域绿洲农业研究”等课题，都是在余先生指导下设定的。这些课题既能发挥研究人员的优势，又兼顾全局，在国内处于开创或领先地位。余先生对学科体系亲自布局，在指导研究室成员选定研究课题时，使其相对集中、彼此衔接、相互渗透，促进了研究领域从中亚到内陆欧亚的转变。 余先生认为，欧亚学这样一个新兴学科要存在和发展，必须要有一个专门刊物，一套研究丛书，一套知识丛书，一套翻译丛书。为此，他呕心沥血，奔走呼号。1999年，国内第一个明确以“内陆欧亚”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欧亚学刊》创刊，迄今已出版11辑，受到广泛的赞誉。为扩大《欧亚学刊》的国际影响，将之打造为国际知名的品牌刊物，深入推进我国的内陆欧亚学研究，该刊从第6辑开始刊登中英文两种文字论文。不久又开始编辑了《欧亚学刊》英文版和国际版，贯彻了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战略方针，从而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为推进学科建设，余先生策划和主编了几套高质量丛书，如2000年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外关系史知识丛书”（包括《蚕食与鲸吞：俄罗斯侵华史话》、《三八线的较量：朝鲜战争与中苏美互动关系》、《钓鱼岛风云》、《泰西儒士利玛窦》、《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等），2002－200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译内陆欧亚历史文化名著丛书”（包括《治国策》，［波斯］尼扎姆·穆尔克著，《隋唐帝国与东亚》，［日］堀敏一著，《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德］帕拉斯著，《元代西藏史研究》，［意］伯戴克著，《斯基泰时期》，［荷兰］范·洛惠泽恩－德·黎乌著，《东域纪程录丛》，［英］裕尔著，《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乌孜別克］艾哈迈多夫著，《塔克西拉》（全三册），［英］约翰·马歇尔著，《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日］内田吟风著等9种11册），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欧亚文明大行走丛书”（包括《光明使者——图说摩尼教》、《走进尼雅——精绝古国探秘》、《鍑中乾坤——青铜鍑与草原文明》等），2004－200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西域文明探秘”丛书（包括《西域圣火：神秘的古波斯祆教》、《文明之劫：近代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丝绸之路散记》、《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榴花西来：丝绸之路上的植物》、《胡乐新声：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敦煌文献探析》、《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等），都是余先生主编的。近年来，余先生又主编了百卷本“内陆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由兰州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含研究专著、译著、知识性丛书三类，被誉为“内陆欧亚研究的经典集合”，为欧亚学的繁荣贡献了浓墨重彩画卷。 针对丰富的内陆欧亚研究文献，余先生还推动并参加了《中亚文明史》的翻译审定，编辑了《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等。 为跟踪国内外欧亚学研究最新学术动态，提供该领域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余先生还筹划建立了“欧亚学研究”网站（www.eurasianhistory.com）。网站共有“欧亚论坛”、“学术动态”、“书海导航”、“史林杂识”、“论著索引”、“学林春秋”、“外文之部”等13个栏目，39个细目，成为欧亚学研究者、爱好者的精神家园。目前，历史所各研究室基本都拥有了自己的网站，而余先生所谋划“欧亚学研究”网站是第一个搭建的网络学术平台。 经过余先生坚忍不拔的努力，关于内陆欧亚学的刊物、丛书、网站都建立起来。这些学科的基本建设，对一个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尤为重要。 从1999年到2008年，是历史所内陆欧亚学的构建时期。这十年里，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逐步完成了研究范围从中亚史到整个内陆欧亚史的转变，成为国内研究中亚史和古代内陆欧亚史的重要基地之一。 不可否认，我国的内陆欧亚史研究与欧美以及日、韩等国家相比，有些逊色。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在欧亚内陆研究方面形成的专业梯队、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欧亚学刊》的创立和一系列欧亚学丛书的持续出版，都使研究室的内陆欧亚学研究在国际学界具有一席之地，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构建中国内陆欧亚学任务的完成，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进入了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内陆欧亚学、开展全方位的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