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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夷馆和朝鲜司译院，都是“译学”机构。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材而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间贡赐贸易往来，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为了培养翻译人材，明朝专门设置了四夷馆，负责翻译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 朝鲜王朝（1392－1910）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亦设有司译院，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等语。明朝势力进入辽东之后，朝鲜与明朝、北元、女真、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司译院的设置以及汉、蒙、倭、女真等“四学”的形成，除了朝鲜出使明朝、北元、女真、日本的需要以外，还有备边司和兵部了解周边的军事动向的需要。朝鲜的“译学”机构与明朝的“译学”机构有着一定的承传关系。两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的不同特点。 一、 明“四夷馆” 西方学者伯希和、威立德和日本学者本田实信等均认为四夷馆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刘迎胜师与这些学者观点不同，他认为“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1]。笔者认为“四夷馆”是主管翻译事务、兼培养“习译”人材的“译学”机构。四夷馆置译字生，教习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字，是为了培养了解诸蕃历史地理、周边少数民族情况的翻译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储备翻译人材，以备应急之用。 （一）、 “四夷馆”的设立 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时，分为八馆，后增设两馆，计为十馆。对此《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1407）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选国子监生习译。……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2]。这一史料清楚地记载了设置四夷馆及增设各馆的年代。 四夷馆设置之初，隶属于翰林院。《明史》职官志记载“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遂改隶太常”[3]。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依据《大明会典》“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4]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1494）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明史》职官志之误”[5]。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二）、“四夷馆”的具体位置 四夷馆的具体位置，史料记载互有出入。《明实录》记载：“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同，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6]。 《四译馆则》记载：“置馆于东安石门外”[7]，注为出自《国朝典汇》。查《国朝典汇》记载为：“置馆于长安右门外处之”[8]，显系抄自《明实录》。故《四译馆则》中之“东安石门”当为传抄中出现的讹误。 南京大学特木勒博士根据《国朝典汇》的记载，认为“四夷馆之暹罗馆的具体方位，可能在明代北京长安右门外”[9]。 《燕都游览志》记载：“四夷馆在玉河桥之西”，又云“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10]。这段史料证明，明四夷馆的位置在北京长安左门外，玉河桥西。 神田喜一郎依据《燕都游览志》“四夷馆在玉河桥之西”的文字和《大明一统志》的“翰林院在长安左门外，玉河西岸，四夷馆隶焉”[11]的记载，指出设立四夷馆的场所应邻接翰林院。并认为“长安左门外”和“玉河桥之西”是指同一地点。笔者赞同四夷馆在长安左门外，邻接翰林院的观点。 《大明一统志》记载：“玉河桥，在府南玉河之上，凡三。一跨长安东街，一跨文德坊街，一近城垣”[12]。《大明一统志》又记：“玉河，源自玉泉山，流经大内出都城，东南注大通河”[13]。《燕都游览志》则记载：“玉河，即西苑所受玉泉注入西湖逶迤从御沟流，而东以注于大通河者”[14]。《大明一统志》还记载：“西苑，在皇城内，中有太液池……苑之东北有万岁山”。西苑就是今北海公园。万岁山即现在的景山。而玉河即指今北京运河流入北海和中南海处。 故《燕都游览志》中提到的“四夷馆在玉河桥之西”的玉河桥，应是指跨长安东街的这一座玉河桥。在长安左门东边。 关于长安左、右门的具体位置问题，《日下旧闻》记载：“皇城外围墙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其门凡六，曰大明门，曰长安左门，曰长安右门，曰东安门，曰西安门，曰北安门……紫禁城内墙，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其门凡八曰承天门，曰端门，曰午门，东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再东曰东华门，再西曰西华门，向北曰元武门”[15]。承天门即今天安门，北安门为地安门。 《长安客话》云：“长安门，进大明门，次为承天之门，天街横亘承天门之前，其左曰东长安门，右曰西长安门。凡国家有大典，则启大明门出，不则常扃不开。每日百官奏进，俱从二长安门入，守者常数十百人，皆禁军也”[16]。 陈宗蕃指出“长安左门是指明皇城的东南门，长安右门是指明皇城的西南门，为东西朝向，民国元年拆除”[17]。明清时代的长安左、右门的具体位置，应该在今天安门之前的金水桥东西两侧。为东西朝向。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 ，可以断定四夷馆的具体位置，可能在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南角。 关于鞑靼馆的具体位置，由于史料记载简约，目前尚不清楚。据《万历起居注》记载：“本馆原设八馆分为东西，后于正德年间增设八百一馆，比因地方狭隘，遂建在本馆东北大门之内……就于本馆之西，接连回回馆地方兑易官地起盖暹罗馆一所”[18]。从这段史料，只知初设八馆分为东西两侧，而鞑靼馆的具体位置还是不得而知。 （三）、“四夷馆”的演变 清代继承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清史稿》记载：“顺治元年（1644），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即清朝设馆之初将明末十馆裁减为八馆，八馆中并无女真馆和鞑靼馆。裁撤女真馆是因为满族人早已弃用女真字，但不设立鞑靼馆的原因尚不清楚。这也许与漠南、漠北蒙古各部归附清朝不再是“外夷”有关。“乾隆十三年（1748），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19]。 二、 朝鲜“司译院”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0]。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司译院一开始只设“汉学”，后扩为“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通文馆志》记载：“康熙丁未（1667）女真学改为清学”[21]，即自康熙六年（1667）开始“四学”又被称为汉、蒙、倭、清学。其主要变化在于女真语学改习满语[22]。 在明朝私修史书中有很多记录朝鲜王朝的篇章，如郑晓的《皇明四夷考》、慎懋赏的《四夷广记》等，其中附有少量的朝鲜语词汇。但明朝四夷馆自始至终没有朝鲜馆。明与朝鲜之间的通用交际语为汉语。故培养汉—朝鲜语翻译人材的任务是由朝鲜司译院承担的。《四夷广记》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3]。可见明朝人知道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 （一）、 司译院的设立及沿革 关于朝鲜司译院设置及沿革问题，《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1276）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24]。《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司译院，肆习华言”。[25] 同书又记载，恭讓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而“吏学”置于司译院[26]。而《通文馆志》则云，“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讓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7]。 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28]。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29]。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30]，即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31]。 根据上述史料和学者意见，可知司译院这一术语在高丽恭讓王时期就已出现。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所设置的通文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 朝鲜太祖二年（1393）司译院初设之时只有汉学。后增设蒙、倭、女真学，共为“四学”。《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三年，司译院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32]。同书又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33]。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於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从之”[34]。可见，“蒙学”系于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倭学”是在太宗十四年（明永乐十二年，1414）设立，“野人馆”即“女真学”，增设于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 （二）、司译院的品级及职官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属于正三品衙门[35]。 司译院设有禄官和教官。《通文馆志》记载：“常仕堂上无定员，前御官二百七十三员，汉学八十七员，教诲二十三员，蒙学四十五员，倭学五十员，清学六十八员。”[36]。以上史料中的司译院官员额数是司译院禄官和教官的总和。“四学”官员中，“蒙学”官员人数最少。 《经国大典》记载：“正一员，为正三品；副正一员，为从三品；佥正一员，为从四品；判官二员，为从五品；主薄一员、汉学教授四员，二员文臣兼，为从六品；直长二员，为从七品；奉事三员，为从八品；副奉事二员、汉学训导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参奉二员，为从九品”[37]。这段史料证明，司译院在京禄官中，蒙、倭、女真学官员所占比例，比汉学官员人数要少。司译院的教授，有时也有由文臣兼任的现象。 《通文馆志》中也有类似记载：“正一员，正三品，掌印信，总察院务、副正一员，从三品，万历癸卯（万历年三十一年，1603）反作护军移付训上；佥正一员，从四品，掌奴婢例差掌务官出纳公事；判官二员，从五品；主薄一员，从六品以上出身差；直长二员，从七品，掌奴婢；奉事三员，从八品；副奉事二员，正九品，掌科试；参奉二员，从九品；教授四员，从六品，二员取才、佥正以上，经教诲者择差。掌公廨、师表学官、兼管料理厅，二员文臣兼，掌四等院试；训导十员，汉学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38]。 在以上记载司译院的职官、品级情况的史料中，《通文馆志》的记载虽主要源于《经国大典》，但又补充了司译院各官职掌的资料。对比上述两种史料可发现《通文馆志》记载“教授四人”时，并未指出这四位教师属于汉、蒙、倭、女真学中的哪一语学，而《经国大典》则言明四位均为汉学教授。 三、 明“四夷馆”与朝鲜“司译院”的比较 朝鲜历代官制乃仿汉制，故明四夷馆和朝鲜司译院之间有明显的可比性。其相同点为： 一、两个机构的性质相同。都属于培养翻译人员的“译学”机构。设有教授、生徒，教习周边民族语言文字，掌握翻译之事。在“四夷馆”“习译”的生徒，不允许别图出身。须充当明与周边民族、国家交往的翻译人员。朝鲜司译院的生徒也是如此，通过“译科”、“取才”考试，成为“译者”，在朝鲜与中国、北元、女真、日本外交事务中，充当翻译。 二、四夷馆和司译院对生徒的年龄要求相同，均选15岁以上，20岁以下，聪明俊秀者为生徒。 三、在四夷馆和司译院“译语”一词的涵义相同。 明四夷馆和朝鲜司译院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四夷馆设有“十馆”，所涉及的语言文字翻译，不仅局限于“十馆”所教习语种。司译院只设“四学”。 二、明四夷馆隶属翰林院，朝鲜司译院属于礼曹。 三、明四夷馆和朝鲜司译院品级不同。司译院为三品衙门，明翰林院为三品衙门，后改为五品。 四、两者的教学内容及侧重点有所不同。四夷馆注重背单词、练习文书翻译。考试内容出单词进行翻译，或给七言绝句。司译院重视会话能力，所用教科书既有会话形式的，也有便于学习单词的。 五、学制和考试不同。四夷馆学制为九年，司译院的学制为三年。四夷馆满九年学习期限之后，所参加的食粮、冠带、授职考试，是会考，不属于科举考试。生徒亦可参加科举考试，中为举人。司译院的“译科”考试属于科举考试中的“杂科”。 六、四夷馆只为生徒提供食粮，司译院除了给生徒提供食宿外，免除亲属一人服役。 [1] 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校释举例（“器用门”至“文史门”）》，《中亚学刊》第5辑，1996年，第253页。 [2]《大明会典》卷221，“翰林院”条，第5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89年，第2943页。《明史》卷74《职官志》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馆条记载：“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事初隶通政使司，通译语言文字。正德中，增设八百馆。八百国兰者哥进贡。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 [3]《明史》卷74，《职官志》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馆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1797页。 [4]《大明会典》卷2，《官制志》提督四夷館一员条，第1册，第79页。 [5] 神田喜一郎《关于明四夷馆》，《史林》，第12卷，第4号，1927年，第6页。 [6]《太宗实录》卷65，永乐五年三月癸酉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太宗实录》卷48。 [7]《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1，建设提督四夷馆条，第1叶背面。 [8]《国朝典汇》卷60，四夷馆条，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024页。 [9] 特木勒《明暹罗馆设置考》，《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2001年9月，第183页。 [10] 孙国权《燕都游览志》今已不存。见于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卷10，城市一，中城上，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六峯阁刻本。 [11]《大明一统志》卷1，京师条，天顺五年（1461）五月十六日刊本。 [12]《大明一统志》卷1，顺天府，关梁条。 [13]《大明一统志》卷1，顺天府，山川条。 [14]《日下旧闻》卷10，城市一，中城上。 [15]《日下旧闻》卷6，宫室四，明一。 [16] （明）蒋一癸著《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1页。 [17]《燕都丛考》第2章“城池”，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8]《万历起居注》万历六年十一月丁巳条，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1册，第693页。 [19]《清史稿》卷114，《职官志》“礼部会同四译馆乐部”，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3283-3284页。 [20]《经国大典》卷1，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10月，第79页。 [21]《通文馆志》卷1，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22] 注：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即是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结束的年代。 [23] 慎懋赏《四夷广记》，收于《玄览堂丛书续集》，第88册。 [24]《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卷76，《百官志》。第2册，第563页。 [25]《李朝实录》，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实录》卷4，二年九月辛酉条。 [26]《高丽史》卷77，《百官志》。第2册，第572页。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讓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27]《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28] 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29] 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170辑，1999年，第30页。 [30] 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31] 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29卷，第5号，1917年，第564页。 [32]《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33]《李朝实录》，《太宗实录》卷28，十四年十月丙申条。 [34]《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33，八年九月壬子条。 [35]《经国大典》卷一，吏典，京官职条，第79页。 [36]《通文馆志》卷一，沿革，官制条，第11页。 [37]《经国大典》卷一，吏典，京官职条，第79－83页。 [38]《通文馆志》卷一，沿革，官制条，第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