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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各位同道、早上好。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是因为诸位讲的比较研究这个问题，使我感觉到很兴奋。受到诸位的热情的感召，你们把我对学术的热情也激发出来了。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做中国古史研究的人，要把我们的学问真正做到世界上去，用世界多元性眼光、经验来给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些洗礼，让中国人的研究能够开拓到世界范围去，能够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样道理，我们作外国史研究的人，要把我们的世界史做成什么样呢？我们的世界史研究首先是给中国人看的；在世界上、在国际上，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也要拿出一个我们中国人对世界史的看法来。 这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今后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不需要互相理解；如果互相不理解会是什么样子。例如，我们天天看报、看电视新闻都能看到，中东的一些情况，看起来是当代的问题，可是所有问题的根，恐怕在古代都已经埋下了。所以，要是不了解历史，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现实？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我们不敢说，做到互相了解、理解就能化解一切矛盾，因为各国之间实际上还有各种利益交叉以至矛盾的方面。不过，如果能够充分互相了解、理解，那么就可以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误解与误判，避免零和游戏，使得问题能在和平的环境下不断化解，这也是人类之福。 对于我们这些作古史研究的人来说，以上的话似乎说得有些远了。不过，大概还不能说跑了题。亨廷顿把当代的问题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是有其道理的。文明的冲突说到根子上就到了古代轴心文明的问题上来了。所以讲当代而涉及古代像是话说远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把问题探讨的更深了。我们做学问最好能保持一定的古今之间的张力。 作中西古代比较研究的前辈先生，如今大都已经作古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在逐渐衰老中，而诸位富于春秋，正是奋发有为的时候。要做这个事，有比较研究的愿望，是既有重大学术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这就是让我感觉到激动的、兴奋的原因。由于个人学术水平和时间都有限，今天只能粗浅概略谈以下几点，敬请诸位指教。 一、中西比较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国的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在清朝晚期到民国初年就开始了。严格地说，在明朝晚期，当西方传教士东来的时候，中西文化之间的异同就逐渐展现到人们的眼前，不过这些人只是少数中国学者。利玛窦和徐光启一同翻译了《几何原本》以后，徐氏感受的震动很大，他认为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注：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郭书春主编，引文转引自此书页615。）这些话表明，徐氏看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传统，这就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严格的逻辑推导方法和数学中的公理方法。他也敏锐地感到了这一学术传统的威力。不过，与徐光启（1562-1633）基本同时，在英国出现了培根（1561-1626），在意大利出现了伽利略（1564-1642），在法国笛卡尔（1596-1650）。西方科学革命开始了，其成就远远超越前代。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没认识到，还处在昏睡中，总以为我们中国是了不起的。到1792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来华，正在庆80大寿的乾隆才会说那句荒唐的话来，好像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在文明程度上也更高。其实那时人家工业革命都开始了。乾隆说出这么荒唐的话，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就遭受了百年灾难。一方面，固然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造成的。可另外一方面，谁让你落后呢。当时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英国、法国在地球的什么具体地方。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敏感。因为从我懂事起，正值日本侵略。从“九一八”事件到抗日战争，对我是剧烈的刺激。那时候我能读的学校只有两类，一个是私塾，是读中国古书，这为我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初始的准备。另外一个是教会学校，我上的学校是美国贵格会（Quakers）办的。在这“半封建半殖民”的教育下，我的幼稚的心灵对于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最初简直不知所措。最初入私塾时，要点起香烛向孔子牌位和先生行跪拜大礼。上教会学校，则引导我们上教堂做礼拜。两者间的差别不是当时的我所能确知的，可是我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我上的学校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学校挂美国国旗，日本兵是不能进来的，就好像租界似的，这再一次刺激我。日本兵为什么对美国人和对我们中国人的态度竟如此天差地别呢？ 那个时候刺激我的有两点。第一，中国历史文化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亡国了，我们再不能学中国文化，就如同都德《最后一课》讲的那样子。那时候学英文有《最后一课》，它最后写的“法兰西万岁”，同学听了都流眼泪。所以就感觉到学中国文化是极其必要的。第二，同时也感觉到只学中国文化是不行的，假如中国文化真的那么完美无缺，我们何必遭受这么多苦难呢。 我讲这些，是希望给诸位分享一下过去的痛苦能引起的一种活力或一种激情。中国今天正在迅速复兴中，谁想再占领中国大陆都不可能了。诸位生长在承平时代，认识到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太难得了。 前辈们在比较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广义地说，林则徐、魏源开启了近代中西比较研究的先河。如果仅从史学的领域说，清末民初，梁任公（启超）、刘申叔（师培），曾起重要作用，当时研讨的重点在于中西政治体制之异同。以后，胡适之、冯友兰开启了中西哲学思想的比较领域。上世纪30年代前后还出现了几次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这是与中国下一步的革命如何进行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所谓比较，学者们当然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可是过去的比较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我不知道我讲的是对还是不对。 到了解放之后，当时比较研究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历史分期问题、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是古代，实际上关注的仍然是当代。其实，从古至今，不论中外，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历史分期法，大体皆为不同时代的人立足于当时而反思历史之结果。今后的历史分期法亦将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所以，历史分期问题，既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又是一个应时而变的问题。上一个世纪的古史分期问题，已经是在中外比较的视野下进行的。既然中西历史有异有同，这里面就有公约数，自然可以也应该进行比较。只要我们不为自己的比较研究先预下一个结论，然后千方百计地去自圆其说，而是按照严格的史学工作纪律去做，一番比较研究的成果总会或多或少地做出一些实际的进展的。 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因为我当时正在为了给自己打下一个坚实的世界古代史的基础而艰苦努力中。1955-1957学年，我以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的身份，考到东北师范大学组织的世界古代史进修班学习。林志纯先生和我的师生关系就是此时建立的。林先生参加过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我个人虽然早有从事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设想，但真正的起点应该说是在东北进修时开始的，或者说是在林先生影响下开始的。所以，就切身体验来谈，自然会从林先生说起。 林先生在东北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漫长时期的学术观点，大概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按照当时学习苏联的号召，以介绍、学习苏联史学成就为主。我也跟着他学习苏联，北师大派我去东北进修的目的也就是上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主讲的进修班。当时我们学苏联，首先就是听好专家的课记好笔记，当然也要看苏联部颁的师范学院教本等。1956年苏联出了新订《世界古代史》师院教本，我们赶快买来认真读。那本书是按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四个部分编写的。在其古代东方部分的引论里，此书认为古代东方的一般特点大体是：1）奴隶制尚不发达；2）土地私有制尚不发达，公社长期存在；3）存在君主集权即“东方专制主义”。（注：见此书原本页70。）而希腊古典时期却达到奴隶制的发达阶段。（注：见同上书页247。）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上课这么说，林先生当然也这么说。可是，这不过是苏联的一家之言，基本是斯特鲁威之说；还有久梅涅夫认为的古代东方存在的是“普遍奴隶制”之说。（家和按，这几乎就是黑格尔说法的变种。）记得有一次和林先生一同走在路上，我私下问他，如依苏联教材之说，古代东方永远是在奴隶制不发达阶段，那么东方又怎样才能过渡到封建制呢？林先生听了之后，沉吟了一会，然后对我讲了一些话，大意是学苏联是为了通过它学马克思主义，问题并不简单，他正在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话当时我理解的不怎么清楚，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从他的笔记和著作中看明白了。另外有一次，林先生告诫我，不要学了俄文忘了英文，学外文要多多益善。他也经常提醒尽量多看西文新书。他筹建的资料室，买进了大量西文书刊。所以一到改革开放以后，林先生就变了。人能变是了不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林先生的变，其来有自。他从来努力学习并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注意西方考古学与史学的新研究成果（例如《剑桥古代史》修订过程中不断出版的各分册等）。只要一读他所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即可知我所说的是实际情况。 林先生后期的比较研究重要成果在哪儿呢？我觉得应该是他提出的古史城邦—帝国二阶段说。林先生根据雅各布森的研究成果，说明早期西亚（苏美尔）有城邦制，进而把公元前6-4世纪的印度列国时代也解释为城邦时期，进而又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解为城邦时期。比如像他所撰《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制》一文，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他明确地对我们说，这一转变是根据史学发展新成果而来，而理论的对象就是要批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对于林先生的关于“春秋称人之例”的文章，当时我听到几位治中国古史的老前辈都不以为然，说林先生怎能这么说呢？其实，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都早有所论述。看来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当时有些治外国史的先生则问，林先生这个城邦是不是扩大化了呢？等等。所以谈比较，问题的提出看来多与现实有关，而研究本身还是有实际的学术内容的。我们做比较研究，看来不可避免地要注意到古今之间的张力关系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 因为今天的会是漫谈会，所以以上漫谈了一些过去一些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概况，以供诸位参考，未必切合诸位的实际。以下想稍稍切近一点实际问题。这样就来谈比较研究的可行性问题。 如果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人类的历史，同时异地者可以比较，异地同时者可以比较；而且时地皆异而有共同论题者亦可比较，例如，中国周代的封建制与西欧中古的封建制亦可比较。 现在想结合中国先秦史和世界古代史，亦即诸位所从事的研究领域谈些想法。 就我所知，今天与会的有两部分专家，即中国先秦史专家和世界古代史专家，来自社科院历史所、世界史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大等学术单位。我还知道，在这些专家中，一部分是从事古文字、文献研究的专家，一部分是应用文献来研究历史的专家。这使我想到张之洞的一种说法，中国学术以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再由小学而经学，由经学而史学。张氏所说小学、经学，大体相当于今天古文字、文献研究，而史学即相当今天的史学。张氏以为，经过这样三个台阶的研究最可信。当然他也十分清楚，有清一代，经学家基本都通小学，这犹如现在做文字与做文献往往相通；可是，经学家而非史学家者并非少数（如段、王等等），而史学家非经学家者又岂乏其人（如章学诚等等），这与现在做文字、文献者和做历史者未必兼行一样。因为专家不一定要通治多科。如果治中国古史者与治世界古史者再各自一分为二，那么在座诸位中就有可能是只占中西古史四分之一内容的专家。如果再把治世界古史的门类再分为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古典学等，那么我们的专家所治学术则越发专门。 专家聚在一起做比较研究，有其优长之处，也有其困难之处。优长处是问题作到深处时能有底气，困难处就是不易在深处进行沟通。我征求得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同意，以她从林先生学习时的事情为例，看看这方面的困难。她在本科生和硕士生阶段从外国赫梯学专家学赫梯学，到博士生阶段又从亚述学专家学亚述学。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关于古代用动物内脏进行占卜的问题，而内容则是根据亚述学文献和赫梯学文献对两个不同地方的占卜进行比较研究。我也作为中国世界古代史专家之一参加了她的论文答辩会，可是既不会亚述学，又不会赫梯学，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提一点问题。所以当时在会下我就对她说，我这个专家是冒充的。其实，林先生这样为刘健设计的学习路线是有其深意的，甚至可以说是从欧洲的开创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的先驱们得到启发的。（在19世纪学者们破译了楔形文字以后，于是又有人想走这一条路破译同为楔形文字的一种小亚古文字，可是没有成功，因为二者所采用的语言不属同一语系。到20世纪初，学者们才终于以印欧语把这种文字破译了。）林老先生让她先学赫梯学，理由有二：其一，赫梯学与亚述学同用楔形文字，其间相似处便于沟通，可是赫梯学与亚述学在语言上不同（前者为印欧语，后者为闪含语）；其二，赫梯学的语言属印欧语系，因此也是一条进入古典学的进路。同时，林先生还要带刘健他们研读《尚书》、《诗经》，我曾在私下对老先生说，这样作可能难度太大了，老人家对我的话不置可否。林先生作为中外古典学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不仅其理想、精神和魄力值得我们继承，而且他在培养我国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古典学人才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也值得我们崇敬。可是，我们中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的情况无法与英法等国相比，林先生想奋起直追，实在让人感动，可是要想立即就能培养出商博良、罗林森那样的人，那是不太切实际的。我们现在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条件来考虑。 所以，诸位如果从各自专业出发来共同搞比较研究，首先得找到一个共同的论题或共同的领域，这个领域是大家都能够进来的。如果一边做的，是另一边完全不了解的，是成不了比较的。 因此，要做比较，各自都有一个需要在专精方面先退一步，才能在比较的可能性方面进一步。从研究深度上，从很专门的地方，要退一步。退一步，到我们能够互相了解、交流的地方。 在长期治学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关于“精”与“博”二者关系的复杂情况。在一种情况下，即在起步阶段，二者是相互排斥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在炉火纯青阶段，却又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得益彰的。 所以诸位假使想要做交流的话，要有退一步这样一个认识。解读甲骨文古文献，和解读西方的哪一种古文献，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太远了。王懿荣看到“龙骨”上的契刻能判断出那是古文字，因为中国古文字有小篆和金文这一条知识链没有断，所以我们前辈做的都是考释工作；而埃及学、亚述学家们却完全不知眼前那堆符号如何读、所用语言为何，所以他们的工作是破译，就像破译密码一样。学西方古文献的，想直接理解甲骨文，几乎也不可能。所以只有退一步，才可能有进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往哪儿退。可能双方都需要互相了解一个基本的历史框架。搞中国史的需要理解世界史的基本框架，搞世界史的需要了解中国史的基本框架。我这样说绝对不敢有任何小看诸位的意思。诸位都是学历史出身，哪又不曾学过中外两个古代史的呢？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治中国古史者要以专家的眼光再读外国古史，治世界古史者也要以自己的专家眼光来重读中国古史。在大学阶段，我们学中外古代史。主要学的是基础知识，而今天作为专家，要细心关注的是两方面不同的历史进展道路与史学传统的不同路数。尤其是在双方有意对接的情况下，是能比较有效地发现共同领域的。 要从文献源头上互相了解彼此的框架，这是不现实的。前面说过，当年林先生指导学生，一方面要他们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外国古文献；另外一方面，林先生非常愿意的，要带他们读《尚书》、《诗经》。当时我就觉得这非常不现实。怎么能够读，压力大得不得了，《尚书》、《诗经》那么好读懂啊？《尚书》，到现在我们不理解的地方还有多少？断句都断不好的地方还有多少？那么多的异说。能够说通解《尚书》的，恐怕就是蔡沈的《书集传》（其实其中也有一些未详之处），而蔡沈的书只是一家之言。他对《尚书》的理解，到现在不知道被推翻了多少。所以，王国维讲，我们看《尚书》，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要找一个共同的基础，必须在一个切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切实的比较研究的框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语言才互相能够理解。这个语言不是指外文或中文，而是指共同的学术话语。假如说现在直接把甲骨文的那一套术语讲在这儿，搞亚述学的、埃及学的、和古典学的，都不能理解。所以，至少就我们现有的水平，对两方面的历史，要有个基本的了解。在这方面，开始不难，越深越难，也越有兴趣。 这样做比较研究的好处，是我们能够真正地走上那个路。如果能够真正建立起来这样的比较研究，就会促进我们中国人在思考中国历史的时候，认识到，原来楼外有楼、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搞世界史的学者也是如此。这样，我们的世界史，才能够同外国学者交流。 如果完全依中国人治中国古史的标准来讲，我们中国人搞外国古典学，是会有很困难的。但是不要气馁。第一，我们的语言系统跟他们不同，欧洲人就是那个语系的，他们有天然的优势，我们没有这个文化优势。第二，是我们的环境造成的，历史造成的，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克服的。我们现在的世界史研究，谁也做不到从文献上、从根儿上和别人比，包括考古学，很难比。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无所作为呀。 外国人在了解中国这一点上，怎么说也不如我们。我试图做过一些研究。我看过理雅各（James Legge）在王韬的协助下翻译的中国经书，我很钦佩他。但他的翻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文章中举了各种例子，他哪些地方翻译错了，怎么错了。我对前辈学者当然是抱有敬意的，不歧视。我分析他产生的错误的原因所在，就是缺乏中国文化的底蕴。这是天生的问题。包括日本人，如泷川资言，也因此犯了一些低级的标点错误，我给你们讲过。现在要讲的话，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要说他的学问比我大多了，可是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所以，外国人了解中国史，有很多天然的困难，就像我们了解西方有困难一样，丝毫不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人看待中国与世界，从总体看，能够提供一个视角。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世界史是怎么样子的。这样的世界史研究，是尝试，会不成熟的，会不断修改的，在比较的过程中、深入的过程中，我们会做出出色的研究。这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够实现的，但我们应该开始，不能无所作为啊。 我们搞中国史的学者，要搞专家之学，绝不是说要放弃专家之学。专家之学，外国人也在搞。但我也讲实话，外国人搞中国史研究，比19世纪的时候，比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落差。像高本汉这样的学者，还是很出色的，看到我们中国人很多没看懂的东西，尤其是科学的语音学。他的研究帮我们解决好多问题，但是也存在问题，就是文化隔阂问题。现在许多国外的学者对中国、对汉学的了解，水平看来大不如前了。 这是一个时代问题。商品经济大潮，人都趋利，所以凡是研究古代的人，都是“傻子”，为一个理想的目标，把自己一切都放弃。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上修道院”，就是准备“下地狱”。为了什么，为了把中国史能贡献给世界，让世界能理解我们，我们能理解世界。 三、比较研究一般必经的认识发展阶段 现在再讲关于比较本身的问题。什么是比较，比较的条件是什么？ 说起比较，好像很神秘，其实又很普通，谁不知道比较啊。货比三家不吃亏，生活中天天都有。萝卜白菜都是蔬菜，各有所爱，这不是比较吗？所以在这个层次上不难了解。 可是，比较研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严格地说，作为比较的项呈现的都是表示事物的概念，而所有的概念皆有其本质性的定义，那是由属概念加种差形成的。这几句话说得距离史学稍微远了一点。还是举例说吧。我们到超市买“菜”，那么首先就要问什么是“菜”？答案是：“菜”属于“食物”（“食物”在此是“菜”的上位概念或属概念），是辅助性的食物即副食（副食非主食，与主食之差即种差）。如果把“菜”作为属概念，那么在“菜”的下位，还有蔬菜与荤菜之种差，依此还可以继续下推。所以，我们在属概念的层次上看到的是同（同为菜），在种概念层次上看到的是异（蔬菜与荤菜异）。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比较研究的认识是有层次的。 现在再从经验层面举一个例子。 假如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外人，今天应约来到这个会场，那么我第一眼看到是一群人，年龄性别不同，面貌更是各异。这样，我是看到了，但是并不真正了解诸位。如用康德的话讲，那就是只见到“杂多”（Mannigfaltigkeit）。当然实际不是如此，我和你们两个研究所，应该算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但是也有很多不认识的新面孔，因为年纪不同，这也自然的。 当我们初看各国古代史的时候，第一印象也会是各不相同。情况就和刚才说的比喻类似。这是第一阶段。 话再说回今天会场的比喻。经过了第一个阶段看到诸位的各异，我不能不想到今天开的是什么会，要谈的是什么题目，这样就一下明白过来（其实是经过抽象），原来诸位都是史学专家，而且都是治古代史的专家。于是从异中就看到了同。这样就到了认识的第二阶段。 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不容易，在杂多中，能够找到其间的共性不容易。这点看起来容易，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在此时必须经过思维的抽象过程。抽象就是抽出不同对象中的共相，其实这也就是舍弃殊相的过程。简单地说，抽象就是要从诸异中看到其中共同的本质。 话再说回我们所研究的各国古代史。如果初看各国古史，印象的确会是杂多。然后，我们把问题集中到某一方面，以这个领域为目标，舍弃次要的异，抽出主要的同，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共同论题。譬如历史分期问题、文明特点比较问题等。林志纯先生把世界古代文明史分为城邦—帝国二阶段，就是从异中见同的结果。我个人认为，林先生这一分期法，是有历史意义的，但不会是我们认识的终结。 由多中看到一，由异中看到同，认识确实进了一步。但认识的过程尚未完成。 譬如，我在这里知道诸位都是古代史专家以后，并不意味真的了解到诸位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结构起来的。所以，我必须进一步了解诸位各自在专业领域中是怎样形成一个具体分工合作，互相取长补短，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只有到了这个层次，即在同中再次见异，这样才完成了一个认识周期。套用黑格尔的术语，这就是一次正、反、合。 比如古代的中国和欧洲，最初看，两者没有相同的地方。林志纯先生提出，都由城邦到帝国是同。他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直观地从国家的领土广袤来看，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许多地方曾经经过最初是城市国家，然后是区域性的王国，后来又扩展为跨地区的帝国。最初我也受这种思想影响，看来顺理成章。这就是从认识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不过，仔细想来，林先生也没有停止在这个限度以内，老人家还是力图在内容上也所突破的。他不仅从国家领土的规模考察，而且注意到了其政治结构的问题。他讲中国先秦的诸侯国是城邦，也注意到其中是否有君主、贵族会议、公民大会的三种权力存在的问题。现在看来，林先生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实际已经在从比较研究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开始迈进。大概由于年事日高，加之学术兴趣略有转移，林先生未能在第三阶段有大进展。我曾经写过一篇《三朝制新探》的文章，试图从传统经学的礼学文献与春秋学文献寻求外朝、治朝、内朝的制度，可以说是与林先生的主张相应和的。拙文发表后，自觉无力再向前进，而且想到仍需解决的问题甚多，例如中国的秦汉帝国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自规模而言同为帝国，其间的异同则需要作大量深入的研究了。古代的这些大帝国果然完全相同吗？所以要从第一到第二阶段难，第二到第三阶段更难。 我在上面讲比较研究的认识三阶段，主要举了城邦—帝国说的例子。其实，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各种具体专门领域的比较研究大体都要经过这样三个阶段。经过三个阶段也不意味比较研究的终结，正如《周易》卦序所列，“既济”之后仍有“未济”。“贞”下还要起“元”。 所以，诸位，我们要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有比较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意愿就不必提了。比较研究肯定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后是持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到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能顶过去。我们人的成长道路、学术的成长道路，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我们不要被过去的自我束缚，我们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能看到的问题的深度永远是有限的。能够超越一次，就能找到一次共同点，再超越一次，就能从同中发现新异（更深层之异，结构之异）。这样就能在克服一次困难中提高一次学术兴趣和自觉性；提高学术兴趣和自觉性，其本身就会变为动力。这种动力要比外在的动力美好得多、强大得多。 我粗略地就讲这些，自己作了一次反省，更希望诸位批评指教。 （王泽文、牛海茹记录整理，经本人审核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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