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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前，我有幸成为十年动乱后傅衣凌先生的第一批入室弟子。 1978年，在科学的春天里，中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对于困学已久的我，这无疑是一支兴奋剂。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二月全系奉命改制为半工半读，搬到昌平县十三陵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办学。5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又把我们召回燕园，从此开始了“停课闹革命”的岁月，直至1970年离校，结束了“在校失学”的五年大学生活，算是北大毕业了，分配到辽宁一个偏僻山村刚刚组建的公社中学任教。离乡背井，前途无望，历经六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受尽官场冷面之辱，百转周折，终于将工作调转回家乡哈尔滨，仍任中学教员。工作安定，恋爱结婚，娶妻生子，孝敬父母，开始了安稳的生活。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打破了我心中的平静。当初考入北大时的雄心壮志被十年文革无情吞噬，心有不甘，再次求学深造的欲望油然而生。本想就近考哈尔滨的高校，可是哈尔滨的高校中只有一个文科专业招研究生，即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专业，不适合我，只好面向北京。这一年北大历史系未招研究生，我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入学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我读的是明史专业。该专业招了三名研究生，商传（去年逝世前刚卸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一职）、任道斌（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随谢国桢先生，我随傅衣凌先生。傅先生是厦门大学教授，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样我就被派到厦门大学“留学”，随傅先生攻读明史。同时，四川大学（师徐中舒）、武汉大学（师唐长孺）、北京师范大学（师白寿彝）、华东师范大学（师吴泽）、中央民族学院（师王静如学西夏文）、杭州大学（师陈乐素）等都有我们的“留学生”。 初次拜见傅先生，我多少有些紧张，而傅先生很随和，脸上始终带着微笑，连眼神都充满了笑意。是什么让先生如此惬意？已经退休的67岁的老学者被新的政策召回岗位，重新执掌学术大旗，心路无疑是愉悦的。他的微笑是面对自己的第二个学术春天的微笑。不仅如此，中国学术界也迎来了春天，他更为这个春天而高兴。他向我了解北京的学界动态，我知之甚少，只能向他汇报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周扬是前文革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帅，也是文化领域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主帅，重新启用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他在讲话的开场白中检讨了自己在过去的时代执行极左路线的错误，并向受到他伤害的同志诚恳道歉。在主题报告中，他阐述我党历史上正开始着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还要深刻，还要广泛，意义深远。先生很专注地听着，最后会心地笑了：“终于告别了帽子和棒子时代。”这个微笑是对悄然到来的学术界的春天的赞许和期待。 他让我介绍自己的情况，我简单的介绍了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先生很看重我的北大出身，但我有自知之明，连忙解释说，在北大只上了半年课，此后虽读书不缀，却是读杂书，史学基础薄弱。先生勉励说，要耐下性子读书，学会研究方法。遵照先生的教诲，开始了读书生涯。以前读书是学习，现在读书也是学习，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入门并不轻松。我被安排在历史系研究生宿舍中。同宿舍的同学魏洪昭（后曾任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黄爱淳（浙江省委党校）是傅先生明清史研究生，杨际平、李伯重是韩国磐先生隋唐史的研究生，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杨际平，北大历史系1961年毕业，是我的老资格学长，他的同班同学已经出了一些名人，如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光明日报学术版负责人苏双碧等。他大学毕业分配的不如意，失去了学术发展的机会，这次考取厦门大学研究生，既回归学术，又回归家乡，一举两得。他学术上已经成熟，一开始就进入研究状态，是我学习的榜样。李伯重虽然年轻，却有家学传统，且学习特别努力，很快入门。其余两位和我一样，是初入学界。我头上有北大光环，必须格外努力。 以前没读过傅先生的著作，初随傅先生学习，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适应过程。过去我们学习历史，接触的语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一套成形的教科书式的语言。傅先生的语言则是另一种语境，与教科书的语言格格不入，十分费解。如他著作中频现的乡族、乡绅、商人、市民、民变、奴变、佃仆、世仆、甲户、乙户、家生子、靛民、菁客、棚户、矿盗等，都是陌生概念。关于社会发展，语言也颇陌生。他说中国封建社会既早熟又不成熟，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是死的拖住活的，有的可能被拖死而中断。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他用“迟滞”一词惟妙惟肖来形容，其含义是，有发展，有停滞，有倒退，有再发展，总体还是前进的，速度迟缓。他说，中国社会本身具有弹性。有弹性就是有自我伸缩力，既容得下发展，又容得下倒退。还有，农村人口外出经商的特点是“离乡不离土，离土不离乡”，等等。这些都被时人视为另类观点。这些迥异的概念和观点构成了他的独特的史学体系。这个体系在那个时代和者甚寡，或被视为异类。我在上大学时甚至没听说过。先生说，他的著作得到侯外庐、郑天挺两位老先生的赞许。侯外庐先生是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尙钺等比肩的新中国马列主义史学家，郑天挺是传统史学大家，或许是两位权威史学家的认同，为这个异类理论提供了生存空间。先生运用的史料也与众不同，除了经史子集、明清笔记以外，民间契约、文书档案、家谱族谱、地方志书、口碑资料等都被大量引用。 我对傅先生的学术思想是慢慢理解，逐步接受的。以“死的拖住活的”为例，徽商到各地经商多用世仆。世仆是世世代代为奴的人，如《红楼梦》中周瑞家的，是主仆关系，不是雇佣关系。残存的即将消亡的生产关系同新兴的商业资本搅合在一起，很难变革。晋商采用的虽是雇佣关系，且有契约，但这种契约带有原始性，是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契约，还要有殷实人家担保，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意思。但以此为条件，雇主可以比较放心地拿出一笔资金交给他们到各地去开办分号，比徽商进步。但是，晋商同封建官府搅在一起，山西票号吸纳了巨额的官府生息资本作为他的现金流，形成资金的巨大优势。一旦官府的财政恶化，很可能断流，而且，官府可以蛮不讲理地向他强行借贷。资本对封建官府的依附性过大，失去资本发展的自由空间。这也是近代晋商徽商衰败的原因之一。再以“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 为例，抗战时期，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日记》云，山西商人之家，男孩十岁便被带出经商，十年后回乡娶妻生子后又出行。又十年返乡，再带走他的十岁男孩去经商，世代如此。这是离土（不种地）不离乡的典型描述。不管票号商的资本多么发达，他的总号却在老家。资本获利后，大量资金又回归本土，广置田宅，又是离乡不离土（购置土地，经营农业）。资本在外，土地在内。这也是那个时代各地商人的普遍行为，徽州的民宅，山西的大院，许多都是明清时期这种商人的文化遗存。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可能是城乡分离运动中必然出现的过程，是一条金定律。当代社会巨大的农民工队伍在家乡和打工地之间的流动，就是这个金定律的体现。这个金定律与先生的弹性社会的观点相呼应，当代农民工聚集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务工，一旦用工市场萎缩，大量失业农民工就自然返乡，这就是弹性。如果成千上万失业的农民工在城市聚而不散，那会是什么情景？这个弹性是社会稳定器，犹如当初英国把鼓励移民北美澳洲当做社会安全阀一样。先生的许多学术思想是闪光的。 先生的学术主旨是什么？后来和先生有几次长聊，才了解他的学术初衷。上世纪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取向。论战前期主要讨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阐述的社会发展史各阶段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后期则集中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特别讨论了农村经济及其社会性质。受此影响，先生开始专注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研究，数十年不缀。他强调自己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特别强调“社会”二字，以区别于国民经济史。他深知中国古代没有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主张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如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有关问题，以弥补原始资料的不足。我理解，傅先生的主旨是通过社会结构各要素及其变动来研究明清社会及晚近中国的社会发展路径、特色和规律，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怎样评价傅先生的学术?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自成一派，诸种说法均有，作为他的学生不敢妄议。面对群星璀璨的学术界高人更不敢言高。师从先生六年，耳濡目染，感到凡是到中国访问的研究明清经济史的欧美日澳学者大多会专程赴厦门大学拜访傅先生，深以一晤为荣，令人有身居老屋，各方朝宗之慨。傅先生的著作是他们的必读书，傅先生是赢得国际学界推崇的学者。 傅先生再次出山不同凡响，创造了三个第一。他举办了拨乱反正以来史学界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开风气之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兴奋异常，互相探望，互相询问，十分活跃，好像是被禁锢多年的小鸟飞出牢笼，场面令人动容。吉林师范大学的李洵先生问我：“你是来自最远的与会者吧？哈尔滨离厦门多远？”我说“铁路里程四千余公里。”李洵先生感慨地说：“八千里路云和月，不容易呀！”我说“还好，刚刚开通了厦沪直达快车，否则旅途更为艰辛。”随他而来的薛虹先生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这几句对话看似平常，却反应了与会者的心境。有的学者对自由的学术气氛很激动，南开大学的王玉哲先生很动感情地说，我是主张西周封建论的，让我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交，我死不瞑目。有人对他如此激动不理解，我却理解。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是文革前的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学术争鸣，有西周封建论、春秋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等等，百花齐放。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采用的是西周封建论，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采用的是战国封建论，均是教育部指定的大学通史教材，可见官方亦提倡争鸣，不强求一律。1973（或1972）年郭沫若在《红旗》杂志发表一篇专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将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定为战国时期，也就是说春秋时期中国是奴隶社会。《红旗》杂志代表官方将争论多年的问题一锤定音，接着统编的中学历史教材采用这个观点。按这个逻辑，孔子是奴隶社会末期人，他代表的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是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这个观点成为“批林批孔”的理论基石。否定这个观点，就颠覆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合理性，是政治立场问题。敢于表达不同观点的人将罹不可逆料的政治风险。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极左思想还心有余悸的时候，王玉哲先生的激动是很容易理解的。这次盛会无拘无束，各方坐而论道，各抒己见，有人兴奋地比之为“鹅湖之会”。 先生再次出山不到一年，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三个月。他是文革结束后第一个应邀赴美国讲学的中国历史学家，次年又应邀赴美国耶鲁大学讲学三个月。先生对我负责，出国期间，把我委托给谢国桢先生，嘱我向谢老学习史料学。这样，我的学习地点又“回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商传、任道斌领我去见谢老。谢老虽已耄耋之年，却仍然豪爽健谈，说傅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他让我先读梁启超的《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他说他和梁启超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梁启超聘他为家庭教师，令我肃然起敬。谢老要去江南访书，以充实他的《明清笔记谈丛》，带上商传、任道斌和我。走遍南京、苏州、杭州、上海各图书馆，所到之处，尽受礼遇，南京图书馆馆长柳大姐（柳亚子之女）亲自登门拜访。不仅访书，还访古访今。在苏州探访了“五人墓碑”遗迹，发怀古之情，赞赏明代士大夫的傲骨。在南京，同前来拜访的同龄人南京大学胡允恭教授就他所赠《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南京大学历史系所编内部印本）进行了热烈讨论，充分肯定了抢救这类史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谢老满身文人气质，从苏州到杭州不乘火车，要乘大运河的夜航船，去寻找古代文人雅士的浪漫情怀。可是，一路既无渔火笙歌，又无抚琴对诗，他遥望窗外，不断吟诗，自娱自乐，很是满足。他自称美食家，常请我们品尝江南名小吃。到了上海，他住进了女儿家，我们几个学生随他访书数日便返回北京，一路畅谈心得体会。我感到谢老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商传、任道斌说，谢老很喜欢我们到他家去谈古论今。谢老回到北京以后，赐我一幅墨宝：“一醉始觉天地宽，年华无计挽狂颠，管他明日生公事，且尽樽前苜蓿盘。四壁尘昏多漠漠，孤灯照影尚悬悬，检点丛殁寻旧迹，遥听海外笙歌传。”尾识“醉后有感之作 刘敏（本人旧名）贤弟同志雅令 ”，署“刚主”（谢老的大号）并钤印。仔细品读，其品格跃然纸上。他虽已不是当年的“狂颠”少年，豪爽之气却不减当年；虽不免晚年孤独，却仍埋头治学，得知自己的著作海外出版，喜悦如笙歌盛会，给人以欢喜雀跃之感。联想到他带我们江南访书，深感他的醉心于学的精神，这正是我们应该传承的。傅先生回国后，我向他汇报了随谢老学习的情况和心得，傅先生很满意，说能随谢老学习是偏得。 傅先生以他的声望成功地申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这在当时各大学历史系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也是第一个。不仅潜心治学，还要创立学术刊物，足见先生学术眼光之高远，以后再申办刊物可是难上加难。刊物的名称彰显了先生的学术特点，也强烈显示这一学派的存在。这个刊物是留给厦大历史系的宝贵财富，开办至今，惠及后学无数，其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随傅先生学习三年，转瞬届期，1981年6月进行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派曹贵林先生参加，傅先生是当然委员，委员还有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诗启、讲师杨国桢两位先生。这是在厦门大学校内举行的第一个硕士论文答辩会，厦大研究生处很重视，安排在一个很高雅的会客厅，也欢迎旁听。答辩过后，我滞留数日便告别傅先生，回北京参加毕业典礼，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培养的首批硕士中的一员，由周扬签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1981年底，国家启动第一次博士研究生招生，傅先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的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这样我又回归傅先生门下继续深造。和我一起成为傅先生博士研究生的还有李伯重，他本是随韩国磐先生学隋唐史，这个专业尚不具备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便被傅先生招至门下，深度培养。他的选题是明清江南经济，与其硕士论文唐代江南经济一脉相承，也契合傅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快确定下来。我的选题还需要一个摸索过程。经过一年的摸索，初步确定研究清代的商品市场和商业资本，以地方志为史料突破口。傅先生同意，并指出，要读就系统读，不要支离破碎。我心领神会，于是在厦大图书馆的书库里逐本阅读地方志。读完以后，便去北京查找资料，按着《中国地方志目录》在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展开拉网式阅读，抄录了数十万字资料。 说起博士研究生的待遇也着实可怜，我和李伯重结伴到北京，只报销往返硬座火车票，住宿自理，每日补助伙食费两角七分钱，能买一碗清汤面。我们借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学宋镇豪（现为甲骨文学顶级专家）木板房的独身宿舍，省却了宿费。任道斌把他的自行车交给我，说既省时间又省钱。李伯重也找了一辆自行车，我们骑自行车穿梭于各图书馆之间，三个月中省却不少交通费。在北京期间还另有斩获，恢复了博士研究生的工资待遇。硕士研究生时是带薪学习，博士研究生改为助学金，有工资的按工资的百分之九十发放，相当于降一级工资，这对于年龄较大还要养家糊口的首届博士研究生构成一定的经济压力。据说北京几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联名上书胡耀邦述说苦衷，胡耀邦同志批示，这届博士研究生可恢复原工资。文件发至有关单位落实。文件虽未普发至各省，却对各省有效。得知此讯，立即核实。托信立祥（大学同班同学，后随俞伟超先生学考古，现为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担任海昏侯墓发掘的国派首席专家）找到在劳动人事部工作的王劲松（北大历史系张广达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抄录文件，寄到福建省人事厅获得落实。厦大首届九名博士研究生皆大欢喜。 回到厦门，先写了《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一文，依据散在地方志的资料勾勒出清代全域商品流通路线图。从中俄（今蒙俄）边界的恰克图到广州，从北京到乌鲁木齐、伊犁、塔城，从北京到墨尔根（今齐齐哈尔以北的嫩江）、宁古塔（今牡丹江一带），从四川、云南、青海到西藏的昌都、拉萨。这说明清代已经形成覆盖全国的商品流通网，从对外贸易来说，海关的作用是绾毂其口，外国商品只要进入海关，就有现成的流通渠道。随着独口通商的废除到五口通商，再到全面开埠，外国商品顺着这个渠道网毫无阻碍地涌向全国各地，对近代中国影响至深。傅先生说，资料珍贵，不系统查地方志是找不全的。 我们的毕业论文进展很顺利，可是傅先生病倒了，患了胃癌，在福州做了手术，回到校医院继续进行康复治疗。这是令人恐惧的病症，对傅师母打击很大，她精心呵护，我们也不时照料，企盼他早日康复。此时，学校下达了1985年研究生招生计划，消瘦的身体需要恢复，师母劝阻了他的招生计划，令考生失望。傅先生业已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陈支平很想跟傅先生继续深造，请郑学檬（后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杨国桢（曾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疏通，都被师母婉拒。陈支平向我述说苦衷，希望我做最后的尝试，我居然说动了傅先生。我感到傅先生的学术梯队有危机，在医院陪伴他的过程中，趁他精神好的时候进言。我说，您的学派离不开厦门大学这个基地，我和李伯重毕业后不能留在您身边，杨国桢老师以下没有年轻人，对学科建设不利。陈支平年富力强，如能成才，是理想的后备梯队，读博是成才的必经之路。您身体恢复的势头良好，陈支平聪明好学，极有悟性，您不时点拨即可，不会耗费您很多精力。再说，隋唐史后继者众，而您的明清史专业后继乏人，要落后了。傅先生躺在病床上认真地听着，听到这里，只见他猛然坐了起来，动作之猛烈令我吃惊。他很果断地说：“好，我招。”我问师母能同意否，先生说她识大局，再说自己也割舍不开学生。陈支平不负师望，如愿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明清史研究这一领域深耕，成就卓然，现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傅先生为培养研究生沥尽心血，师母柯在桢女士在傅先生逝世后致我的复信中深情地说：“傅先生一生为人谨慎，诲人不倦，在病中四年来坚持招收研究生，把自己的知识无保留的传授年轻接班人，病危之时尚念念不忘来和研究生上课。在病前半个月，自己备好课题，准备和研究生上大课，突然得病进院，不及六天，因心脏衰竭而死亡。我丧夫您失良师，令我十分悲痛。” 师母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傅先生对学生的感情。由于傅先生的身体状况，我们的论文答辩推迟了，推迟到何时，不知道。在等待期间我病倒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高烧不退。在厦门各大医院都查不出病因，医生凭转氨酶升高怀疑是乙型肝炎，要送我到传染病房，我坚决拒绝。最后医生给了一个病名“病毒感染综合症”，治疗无方，仅施药退烧而已。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担忧生命而恐惧。傅先生理解我们推迟答辩之苦，拖着病体审阅了我和李伯重的冗长的毕业论文，并组织论文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由五位专家组成：山东大学王仲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承明、厦门大学海洋研究所韩振华、历史系陈诗启和傅先生。论文评审专家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文治先生。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王先生，李伯重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吴先生。傅先生被人搀扶入会，我当天的体温被医生用药控制在38.5度左右，被人用板车送到会场。答辩结束了，我怀着无限感念的心情遥望主席台上傅先生那羸弱的身体，心中念道，是您不顾病体组织答辩，使我们完成了学业的最后程序，让我能活着回家。回到哈尔滨，省会城市的医疗水平毕竟高，很快查明病因，对症治疗，逐渐康复。 感念傅先生的恩泽，每思要对史学界有所贡献，1987年我以黑龙江省委党校的名义同黑龙江大学合作，提出承办中国明史第二届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要求，获得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领导及商传等师友的支持，会议如期在哈尔滨举行。老中青三代学人、国内外学者汇聚一堂，盛况空前。后起之秀的学者赵世瑜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有记述。我代表主办方和承办方邀请傅先生前来坐镇，终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作罢。有幸的是同年冬天，在深圳小梅沙酒店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见到了傅先生。他是这次会议的灵魂，来访的国内外学者络绎不绝。印象比较深的有日本的小野和子，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居蜜。居蜜女士是孙中山开国时的外交部长居正之女，她是傅先生属意邀请的学者，她感谢傅先生给她提供了访问大陆的机会。她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而态度却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得知我是傅先生的学生，便热情地欢迎我去她的国会图书馆看书，我十分感动。这次盛会也是傅门弟子的聚会，傅先生携夫人暨学生陈支平、陈春生到会，以照顾先生起居。我从哈尔滨来，先生的日本留学生三木聪从北海道来。李伯重时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虽未能参加，亦是在美国为傅先生增光，他的美国同行华人学者李中清、王国斌也不远万里前来与会，带来他对傅先生的问候。陈春生的女友也特地到酒店陪伴傅师母。最遗憾的是三木聪，他因照相机的丢失而遗失了同傅先生聚会的时光记忆。这是傅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大型全国性学术活动，次年骤然仙逝，令无数学人惋惜。 会中，傅先生告诉我，1985年之后又连续两年招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后继者众。陈支平是傅先生有生之年最后一个授予博士学位的人，其余未毕业的研究生由杨国桢教授继续培养。现在傅先生桃李满天下，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北京大学教授郭润涛，中山大学教授、校党委书记陈春生等离岸弟子都是卓有成就的学术达人。陈支平、郑振满、徐晓望、王日根、张和平等在厦大坐拥先生荫庇，光大先生的学术，成就斐然。先生在天之灵可以笑慰九泉矣。而我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与史学渐行渐远，未能继承先生的学术，愧对师门。不过我与在京的李伯重、郭润涛不时切磋先生的学术思想，缅怀先生的培养之恩。我在北京商学院（今北京工商大学）工作期间，建立了硕士研究生经济史专业。这在没有历史系的大学办历史学研究生专业是绝无仅有的，申办中得到李学勤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田余庆师（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大力扶持，由衷感谢。我的意图是创造条件，弘扬傅先生的学术，但学生多转入现代经济。虽未能如意，他们亦多以傅门再传弟子自居。我退休后，这个专业被停招，甚为遗憾。 1998年，傅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与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陈支平合作在北京商学院举办了纪念傅先生的学术座谈会，邀请傅先生的在京故交好友聚集一堂，共同缅怀傅先生。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应我邀请做了主题发言，发言稿经我整理刊登在《北京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题目是《要从社会整体性发展来考察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对傅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也阐述了他自己的与傅先生相通的学术思想。今年，时值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以资纪念。 傅衣凌（1911年--1988年5月14日），原名家麟﹐福建福州人。中国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主要奠基者之一。厦门大学原副校长。 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1935年至1937年在日本法政大学研究院学习社会学。1947年加入民盟，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著作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等。1980年1月至1988年1月任民盟福建省委会副主委。 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第四、五届中央委员、民盟中央第一届参议委员会委员，民盟福建省委会第五届、六届副主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顾问，福建省历史学会会长。 （作者：刘秀生 北京工商大学原副校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