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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全集》是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十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四年编辑，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集共计十卷，有专著、史论、政论、回忆录、日记、札记、书信等，近六百万字。这是当代史学史上的一个大工程。 《吕振羽全集》展示吕振羽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做的重大贡献，吕振羽的著作很早就受到党的重视。1942年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调抽吕振羽等高级文化人从苏北带到延安从事学术研究[1]。1942年7月2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还讨论了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2]。 吕振羽治史成就，不只是份量上“著述等身”，更重要的是，著述中凝含的思想和智慧，吕振羽是“为中国革命积极奋斗的一生，也是从事马克思主史学研究，为现实贡献历史智慧的一生”[3]。 吕振羽的历史智慧，是他的史学创新精神，启示发展当代史学的途径，对于当代民族文化建设，对于观察当代世界的变动，思考历史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世界史的宽阔视野 吕振羽研究中国历史，善于从世界的变动中进行思考，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全集》第一卷开篇，就显示出吕振羽的鲜亮的世界史的眼光，这一卷收入他的《中国外交问题》、《中日问题批判》以及《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著作。他于1926年东渡日本，在明治学院学经济，1928年回国。第一部《中国外交问题》，写作是在1928年12月至次年1月。他是以世界史的大视野，开启了探索的历程。1932年出版的《中日问题批判》一书，通过对日本经济危机特点以及对中国物资与市场依赖等分析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同年出版的《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是他以马克思、列宁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来研究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及趋向。他在书中称经济危机中的英国，“这个纸糊的老虎，更动颤不得。愈益构成其恐慌的严重性”[5]。 这几部书，表达吕振羽“强烈的爱国情怀与反帝思想，并从近代中国史以及世界各关系的广阔视野下”，探索世界民族解放之路[6]。 1930年起，吕振羽开始创办和编辑《新东方》杂志，与志同道合者，筹备建立“东方问题研究会”，“探索弱小民族的解放道路，谋求民族独立自强，呼吁东方民族振奋民族精神，勇往直前，共同奋斗，“我们应该觉悟，忍受目前的一切痛苦来创造一个新东方”[7]。 治史的世界史视野是吕老治史重大特点。当进入到21世纪，这种视野又有新的内涵，吕振羽的史学精神更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是相互影响的，特别是到了近代，因此，应当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起来思考，讨论中国史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发展的大趋势，讨论历史学建设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唯物史观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对于讨论民族性的特点有重大意义。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影响，是互动的；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是互联互通。历史研究者要充分认识并揭示这种关联。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民族性与时代性是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鲜明的特色，民族历史学建设对世界史学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史学家要从中国，也要从全球的视野，思考人类的命运，思考民族的未来，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与走向。 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实际上让人们思考，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出路，这是关系到实际与未来的大问题，没有世界史的宽阔视野，就不可能解决。通过论战，唯物史观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论战促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更深的思考。吕老发表的相关论说，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吕振羽撰写《简明中国通史》，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过程把握，根据正确的方法论，和世界史作比较研究。他指出学术的“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先进的文化活用于中国。通过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民族革命的现实要求来活用。[8]在对待文化传统上，有两种倾向要反对，一种是所谓的文化贩运主义，一种是文化闭关主义，即实际就是文化上的排外主义、或者说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新史学家要以世界史的眼光对待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20世纪30年代，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中西史学的问题，吕振羽就是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对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充分肯定，从理论上阐明了正确对待中西史学的必要，重视传统，不是无分析地全盘接受，说： 历史上，相互交替的两种本质不同的文化，不是一刀两断的，而是一种辩证的历史过程。新质是旧质的否定，但不是取消而是扬弃，也就是说，新质产生于旧质的母胎中，吸取旧质构成体中的积极因素而又把旧质革除；而新质是在旧质的内在矛盾斗争基础上发生的，并不是任何旧质的东西的生命的延续或化装。[9] 西方学人也注意到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研究的重要性，这表明世界史眼光的意义。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就是代表。他们的努力，促成“中国学”的形成，他们同样体会到，互联互通的探讨是必要的。“我们尝试着对中国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意义进行理解。”[10]这是中外学人共同的意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互联互通，是历史的实际，也是共同的要求。 二、治史的坚毅与创新的追求 作为现代的五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的吕振羽，贡献是巨大的。 白寿彝先生在他的史学史与史学概论的著述中，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过程，系统肯定吕振羽在社会史、思想史、通史诸多方面的开启的意义。 ——在社会史方面。 1934年，吕振羽写的第一部史学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翦伯赞在他的《历史哲学教程》中，认为这是在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研究上，“尽了一个开端的任务”。（《历史哲学教程》） 1936年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这两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早期著作。[11] ……1942年的《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收入的四篇论文，是对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论战的较系统的总结，吕老认为：这部书，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参考资料”。[12]（《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新版序》） ——思想史方面。 吕振羽同志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历史著作。……吕振羽提出“深入地开展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成果提供到实践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必要的课题”。[13] 吕振羽十分重视史学思想的研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能代表先进思潮的史学思想及其著作，自然会对历史起好的、积极的作用。历史观点、史学思想可谓是史书的灵魂，对史书潜在价值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是对史著学术价值、社会价值评价的重要因素”。[14] ——通史方面。 1941年《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8年的下册，“这是我国历史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编撰中国通史的最早的尝试”[15]。 吕振羽治史的努力，取得一系列开拓性的成果，也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1939年秋，吕振羽奉周恩来电召来到重庆。侯外庐高兴地说：“振羽的到来，政治上，我们多了一位知已，学术上就像添一支兵马。”[16] 皖南事变后，吕振羽奉命转移，当他要去华中新四军离别重庆友人时，侯老谈到吕振羽，说：“我觉得，振羽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超乎学界朋友之上。那是一种英雄气概。振羽的作风特别求实而不尚空谈。他的作别，令我想起古之壮士，振羽的精神当然不是古之壮士所能比拟，但恰在此中我发现了他不凡的气概。这是深信必胜者宁以血荐而不肯坐待的气概。其中不掺杂什么浪漫成分。”[17] 吕振羽总是把历史问题的探讨，作为推进历史发展的力量。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战，更是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推向一个新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成了国际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只有具有重要的学术的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意义，争论实际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关系到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延安地区还是在重庆等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理论思考与现实的走向结合起来，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吕振羽的研究，是突出的代表。 全国解放后，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讨论，是过去争论的延长，不同的是新中国史学工作者是在更加自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有共同行程的基础上，具体思考中国历史的具体过程和特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说各有不同，但值得肯定的是，都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指导，从生产工具上、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提出自己的认识。尽管在理论的掌握上，在史料的运用上，在研究的视角上有差异，但在主观上是要以唯物史观的原理去分析问题，这是中国史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并使之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历史问题。争论的激烈，从各个方面表现出的是，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学习的热情。 吕振羽有自己的理论思考，认真考察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提出自己的创见。他的史学探索，体现出史学家时代使命感、责任感。 在学术评论上，吕振羽坦言自己的认识，对自己也是不断反思。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导言》中说：“我所划出的这个轮廓，只是暂时的，将来在我们的研究的进行中，如发现不妥时，再予以不断的更正。”[18] 从1963年到1965年，就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吕老仍然继续历史探讨与史学研究，完成《史学评论——读报随笔》20万字。如他在《随笔•自编集目》中，还提出“从事《简明中国近代现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哲学史》、《亚洲简史》等著作”的写作计划[19]。在《史学评论》中，他直抒己见，坚持信念，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治史求真的品格，“表现了著者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比忠诚和作为史学家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关注和责任感”[20]。 三、“史”与“诗”熔铸的情怀 《吕振羽全集》第十卷，展现出吕振羽学术的又一组光彩篇章：《回忆录》、《学吟集诗选》、《学吟集诗选补》以及《日记》、《书信》。 吕振羽史学的一个耀眼风景是他的治史中，又熔入“诗”的情怀。这由史发而为诗：“敢把日游入正史，欲从今古究长河”（《司马迁修〈史记〉》。 据《吕振羽全集》的《前言》的统计，吕老的《学吟集初草》收录诗近三千首。《咏史》以诗评史、评议古今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一一评，物观如矢扬群氓”[21]；而史学家入于《诗》中的《华峤范晔两〈后汉书〉答问偶成》，别开生面，是提倡实学的警世之作[22]。 吕老诗中，除蕴含史识、抒发感怀、记述经历外，还有浓浓亲情、乡情。如在1962年《听少文同志述台湾思乡诗》中，写道“今夕知何夕，他乡说故乡。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戎马无休歇，关山已渺茫。一杯柏叶酒，未饮泪千行。”[23] 他称赞亲人老伴江明同志，是：“革命老伙伴，文章一字师”。本书收录了诗的手迹。 吕老在完成一系列史学著作的同时，还写出3000多首诗，这是怎样的精神呵！即使是专业诗人，也令人震惊。 诗中有史、诗中有情，史化为诗，是呐喊，是追求，是信念，“诗言志，歌永言”。 杜甫以“诗”化“史”，司马迁的《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史，成为史家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吕诗同样是史，是“史”与“诗”熔铸成的情怀、理念。 他的诗的高峰创作时间，从1963年1月9日至1967年1月9日，也正是他蒙受不白之冤之时。而诗中体现的对主义、对历史前途的信仰，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对亲人的热烈的爱，未曾磨灭一丝一毫。一首《马克思赞》就有二百七十余行，概括了马克思学说的形成与发展；长诗《祖国颂》呕歌中华五千年悠长历史；诗集中对先进思想家、改革家无限景仰，对民族文化的赞颂；长诗《孔子逝世二千四百四十周年》，直是一部民族文化学术史的赞颂；他称王夫之学术的影响，是：“史学船山掀巨浪，欲明理势穷长河”。1968年他在狱中惊闻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后，不胜愤懑，默咏出“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辩诬董狐篇！”总之，吕老“史”中有“情”、有“爱”；“诗”中有“史”、有“理”。当代史学光彩照千秋。 伟矣哉，吕振羽之诗与史！ 参考文献： [1]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中册365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395页。 [3]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引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4] 《毛泽东选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2卷666页。 [5] 《吕振羽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1卷287页。 [6]《中国外交问题·编印说明》，《吕振羽全集》第1卷。 [7]《吕振羽全集•前言》。 [8]《吕振羽全集·前言》，1卷10页。 [9]《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吕振羽全集》，6卷256页。 [10]费正清《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 Institutions），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第17页。 [11] 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338页。 [12] 同上。 [13]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 343页。 [14]《吕振羽全集》第1卷《前言》，第20页。 [15]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 340页。 [16] 《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110页 [17] 同上书111页。 [18]《中国政治思想史•导言》，《吕振羽全集》，4卷37页。 [19] 《吕振羽全集》,7卷631页。 [20]《史学评论·编印说明》，《吕振羽全集》，7卷364页。 [21] 《吕振羽全集》,10卷157页。 [22] 《吕振羽全集》，10卷300页。 [23] 《吕振羽全集》，10卷31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