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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雪娟 摘要：胡寅《叙古千文》，仅以千字，简述了先秦至宋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勾勒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朱熹因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发明大统，开示正途”，于是将其摹刻流传于南康地区，后因朱熹的推广，流布甚广，盛行于世。长久以来《叙古千文》一直被理解为如《千字文》之类的童蒙著作，供儿童习读历史知识的普及读物，而考究其文字章法，用典考究，语多费解，绝非稚童小儿可以简单明晓的文章。作为宋代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寅专治《春秋》四十余年，《叙古千文》中记载的历代治乱兴衰，带有明显的“尊王攘夷”“夷夏之防”色彩，彰显了胡寅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出发点，对如何处理边境关系以及北宋末年以来宋学家“阳拒阴习”佛学现象的回应。另外，以《叙古千文》为代表的胡寅著作中蕴含的宋代儒学“道统”思想以及文治之道，影响了之后南宋理学的发展。因此，《叙古千文》是代表胡寅理学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宋代童蒙读物。 关键词：胡寅 叙古千文 道统 春秋 胡寅（1099—1157），宋建州崇安（今武夷山市人），字明仲，人称“致堂先生”。原为理学家胡安国的侄子，后被胡安国收为养子，深得胡氏理学之精髓。胡寅北宋宣和年间进士及第，中进士甲科，历任秘书省校书郎、起居郎。当时二程高足杨时为国子监祭酒，胡寅师事之。当时金人南侵，胡寅为主战派的重要人物，曾上书宋高宗，请求纠合义师，北向迎请二帝，后被贬奉祠。绍兴四年（1134年），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时秦桧擅权当国，胡寅与他不睦已久，于是以徽猷阁直学士致仕，在湖南衡山一带治学。但秦桧一贯厌恶胡寅，便上书诬陷他讥讽朝政，胡寅被流放新州。秦桧死后，胡寅才得以复官。去世后谥号“文忠”。胡寅为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宋元学案》称：“武夷诸子，致堂、五峰最著。而其学又分为二。五峰不满其兄之学，故致堂之传不广。然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独皭不染，亦已贤哉。”虽然胡宏不满胡寅的学说，导致胡寅之说一直传播不广，但是当时儒学与佛教正处于互相吸纳、互相融合之际，以致洛学等宋学学派与佛学的界限已经暧昧不明，处于此种形势之下，胡寅仍作《崇正辨》等力推儒学正统，攘斥佛学空谛之说，对朱熹以及日后的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胡寅仍被作为两宋之际著名的宋学家代表。胡寅著作有《崇正辨》《论语详说》《读史管见》以及文集《斐然集》，今《读史管见》尤有宋刻本存世，《斐然集》最早版本为日本藏明人影宋刻本，《儒藏》选取此藏本。 《千字文》为南朝梁周兴嗣所编，被认为蒙学经典之作，被广为书法家所临所写，成为学习书法的范本，影响深远。后世仿效《千字文》体例内容的作品迭出，如《续千文》《重续千字文》《稽古千文》《广易千文》《正字千文》等。这些续写古千文的作品，大多作为童蒙著作，为教授童稚小儿启蒙习字所成。入宋之后，此风更为流行，胡寅便撰《叙古千文》，受到朱熹的大力赞赏推崇，并亲自为其作跋，跋云：“《叙古千文》，礼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大统，开示正途，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讽之，而问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清江刘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书八分小卷，庄谨齐一，所以传家之意甚备，岂亦有取于斯乎？因摹刻置南康郡斋，传诸小学，庶几其有补云。”经过朱熹的推荐，《叙古千文》已经名声大噪，传世极广。宋李昴英在《书胡致堂<叙古千文>后》称：“文定胡公，潜心《春秋》四十余年，而后徐出其说；致堂其亲传，故笔削皆有法，叙古字凡千不重。虽饮席间谈笑成之，而上下数干载，关系大处，包撮略尽。兴君昏主之理乱，哲佐悖臣之功罪，吾道异端之正偏，一字森严，百世确论，不但可以习童稚而已。《古千文》猥陋不伦，乃盛行于世，俗盖未知有此作也。其书一经朱文公表揭，遂传。广帅宗公慈，里两翁之里，学两翁之学，既梓之衡阳，又梓之广之泮宫。自此流布天下，人人得讽咏，有功于人心多矣。南岳之高，南海之深，不泯不磨，致堂之心。” 《叙古千文》也曾被收录于著录书目之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叙古千文》一卷，致堂先生胡寅明仲所作也。南康黄西坡灏商伯为之传。晦庵朱文公题其后曰：‘叙事立言，昭陈法式，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道统，开示德门，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诵之而讽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记曰：“宋胡寅撰。明姚福集解，有后序。福，字世昌，凤阳人。胡氏书见赵氏《读书附志》、陈氏《书录解题》，以后罕见著录。近谢氏启昆《小学考》云未见，则传本甚稀矣。考隋、唐二书《经籍志》，周兴嗣《千字文》外，有萧子范《千字文》，又有无名氏《演千字文》，皆佚不传。其继散骑而作者，以此书称首。厥后续之广之者不一，后有作者，第以争奇角胜，无裨实用。惟此书朱子尝题其后云：‘叙事立言，昭陈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道统，开示德门，又于卒章三致意焉。初学小童，朝夕讽焉，而闻其义，亦足以养正於蒙矣。而双峰饶氏课其子，先授此书，次读刊误《孝经》，其见重先儒如此。’姚氏注此书曰：‘《集解》则前此作注者不少，惜不详所出，莫由知其姓氏。’赵氏附志有云，南康黄西坡灏商伯为之传，熊氏大年分为十二节。此书分节正如其数。可见者，仅此二家而已。” 根据上文可以大致推算出《叙古千文》的流布痕迹：朱熹称赞《叙古千文》“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发明大统，开示正途”，因此广为推荐，清江刘孟容曾藏有传本，朱熹见后，命人摹刻于南康郡斋，流传于小学之间。西坡先生黄灏曾问学于朱熹，因而为《叙古千文》作注，大大方便了学生阅读。后《叙古千文》流传甚广，广帅宗慈曾命人传于衡阳、两广一带的郡学。双峰先生饶鲁问学于朱熹高足黄幹，他在授徒讲学时，曾先讲授此书，后读《孝经》，可见朱熹一系对此书的重视程度。元代的熊大年将其分为十二节，明姚福为其作集解，进一步方便学生学习理解。今单行本已不行于世，独见于胡寅文集《斐然集》中。 现将《叙古千文》原文录下： 太和氤氲，二仪肇分。清浊奠位，乾坤为门。品物流形，睿哲超群。维河出图，显道之原。伏羲画卦，爰始斯文。俨垂衣裳，下臣上君。轩辕通变，成于华勋。意诚心正，万化生身。神禹胼胝，疏浚汩堙。底别九州，拯拔垫昏。贡赋包篚，多寡适均。沐浴咏歌，逮今攸遵。弃稷厥初，夙震姜嫄。秬秠穈芑，茀种耕耘。暨益播食，燔烈饔飱。字育蒸黎，余庆茂繁。契掌邦教，修叙彝伦。由己敬敷，丕革顽嚚。孝慈友弟，贱卑贵尊。宽宏悠久，帝风雍醇。皋陶矢谟，秋杀春温。钦恤象刑，信顺协存。共鲧驩苖，讨而弗论。蛮貊宾服，治俗愈敦。岳牧代工，洪造何言。三辰珠粲，四序环循。鸟兽咸若，草木殖蕃。箫韶凤凰，焜耀典坟。夏承虞禅，咨称俭勤。启听讴讼，付畀后昆。战廿剿扈，威赏讵烦。洛汭荒畋，驰骋十旬。御毋述戒，祖训忍闻。羿射擅朝，寒浞又因。戡歼浇豷，少康兴纶。癸坠令绪，鼎迁于殷。汤聘莘亩，伊尹戮力。征徂自葛，畏爱无敌。徯来其苏，鸣条倒㦸。俾后尧舜，匹夫必获。速戾放桐，遂终允徳。予弼梦赉，武丁恭默。营求郊野，筑岩说得。对敭休声，鬼方是克。总福骏厖，贤主六七。悼监辛纣，凶矜骄溢。师箕囚奴，忠谏焚炙。邠岐积累，文谟寖赫。重演爻繇，端本衽席。孚佑缉熈，西顾与宅。肆武观政，旄钺麾斥。盟津约誓，附国八百。钓渭非熊，皓首凭轼。殪戎漂杵，祝断丑厯。嗣王幼冲，旦岂履籍。植璧秉圭，金縢纳策。管蔡挟庚，往差罪辟。斧斨卒完，绣衮赤舄。康持既盈，囹圄阒寂。穆耄喜游，遐骛辙迹。厉仍板荡，宣续愤惕。侧躬厉行，俊髦任职。猃狁侵镐，徐土骚绎。迅霆燀焞，虓虎绵翼。恢复疆境，雅颂谐激。平王徙居，俯就里绌。宗庙黍离。过者闵恻，伯业纷更。周纲竟失，尼父将圣，休明皇极。魋围莫害，陈馁蔡厄。删诗定书，系辞黜索。晩潜奥思，笔削史册。姚姒以降，斟酌凖的。日星炳焕，千古昭则。麟瑞应期，妙感孰测。乐育英才，升堂入室。伋蹈前轨，轲禀绝识。标示中庸，攘距杨墨。王泽息传，独赖遗编。嬴秦讫赧，惆怅卜年。烹灭列侯，废壊井田。杂烧简牍，耽惑佺仙。良遇刘祖，婴颈拘牵。再报仇雠，楚羽戕咽。炎汉开基，规模广延。勃诛产禄，光拥昭宣。董相仲舒，儒术穷研。请罢僻邪，乃绩巍焉。贼莽窃玺，冦佩豭豜。白水龙翔，荣取青毡。燮洽敉宁，吾奚间然。志宏朽驭，奄寺聨翩。党锢缙绅，傕汜兵缠。许都曹操，鄂保孙权。亮兮翊汉，据蜀当天。司马欺孤，炽邺连颠。导建江表，安摧苻坚。南北判裂，圻甸腥膻。隋暂混并，炀恶罔悛。秦王雄视，资受勇智，除残涤暴，慕仁劝义。斗米数钱，外户不闭，丞辅畴功，鉴亡一魏。玩渎句骊，犹横壮气。牝鸡遽晨，枝干披瘁。狄杰扶倾，唐统荐继。霓曲喧轰，鼙鼓骇沸。临淮汾阳，泛扫氛翳。贽斩簒泚，度枭叛济。貂珰专命，霜凝冰至。藩镇交拏，虐悖狂恣。鱼烂丝棼，吁嗟五季。猗与我宋，尽美全懿。坱圠难名，普率纯被。乔松孕秀，颜孟并辔。私淑诸人，追配洙泗。庄老虚谈，佛释空谛。申韩惨刻，朱翟偏蔽。璞辂考占，黥彭击刺。篆籀末习，词章小技。肯涉波澜，致远恐泥。探颐钩隐，涵养精粹。达理制事，酬酢经纬。举此加彼，兼善博施。参乎覆载，可谓大器。 胡寅的《叙古千文》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与其他的续写千字文的作品并无二致，目的是为方便儿童识字的启蒙读物。但细究《叙古千文》，善于用典，语义精深，可谓是一部史论著作，并非是稚嫩童子可以简单阅读的作品。清蒋超伯《南漘楛语》也说，“胡致堂叙古千文，语多费解，如‘贼莽窃玺，冠佩豭豜，白水龙翔，荣取青毡’，其意以莽比豭豜，而青毡隐语为旧物也。小儿诵之如何能晓，总之千字文，以周兴嗣为第一，次则计鲁斋，次则侍其良器，词采皆有可观，即卓珂月‘膳枇素木，夫男秉杷’，究欠自然之妙。”可见，《叙古千文》的书写目的绝非为一般童蒙读物，而是一篇代表了胡寅历史观、道统观的史论文章。 一、《叙古千文》是一篇典型的带有鲜明春秋笔法意味的史论性文章 胡寅为胡安国养子，随胡安国习读《春秋》，后专研《春秋》四十余年。胡安国曾奉高宗之命编纂《春秋传》，文章以鲜明的春秋笔法著称，春秋笔法的一大特点就是谨夷夏之辨，尊勤君王，攘斥外夷。胡安国所作《春秋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毂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胡安国亦颇为得意，自称此书“虽微词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春秋大经大法略具，庶幾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胡寅也继承了其父的特点，南宋学者章颖称，“文定胡先生始以《春秋》鸣，而其子致堂继之，见于辞章，著于赋咏，陈于论谏，莫非极治乱之幾，谨名分之辨，黜邪而与正，尊王而贱伯，明义利之分，辨枉直之实。” 《叙古千文》便是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的典型代表，在论及春秋诸侯争霸时，胡寅形容道“霸业纷更，周纲竟失”，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等以霸业纷纭，更迭为盟主，礼乐征伐不出于天子，周王朝的纲纪毁坏于一时。胡寅言孔子“晚潜奥思，笔削史策”，并且以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记录天子之事，发明圣人之用，且“姚姒以降，斟酌准的”，作为舜、禹而后的行事准绳。对于《春秋》，胡寅极尽推崇，称其为“日星炳焕，千古贻则”，孔子作《春秋》，使得“麟瑞应期”，通天人之际，“妙感孰测”！ 胡寅专研《春秋》，同时又处于宋代儒学复兴之后，因此他力主回归“三代之治”，主张行分封，推崇井田制度，所以对于秦朝施行郡县制，他称其为“烹灭列侯，废坏井田”。对于西晋之末，五胡乱华之事，胡寅为此感慨“南北判裂，圻甸腥膻”，意指中原帝王的都所，被夷狄所腥膻，大有借古讽今的意味。 胡寅生活于南北宋之际，亲眼目睹北宋的灭亡，金族入侵，作为主战派代表杨时的学生，胡寅力主抗金，迎回二帝。但是面对精锐的金军，孱弱的宋军已没有反抗能力，只能偏安一隅，苟且偷生。胡寅屡次上书高宗，表明自己的对外态度，并且在《读史管见》评论唐太宗的和亲政策时，说到“其时三议，和亲与亟战非也，和亲则辱国，有耻者不为，亟战则疲民，恻隐者不忍，保境严备，策之中也”，而良策是“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为法，修吾德改，内安中国而外固边圉，不与交通，息其谋夏之心”。胡寅认为，夷夏之别不仅仅在于地域与血缘上的区别，更在于中华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先进，若想与少数民族政权保持和平，一则不可和亲，二则不可连战，关键在于在内推行仁政，教化人民，对外加强边防建设。《叙古千文》中，也表达了此种意见，并且选用了以先进的中原文化感化少数民族使之臣服的事迹，如“蛮貊宾服，治俗愈敦”、“对敭休声，鬼方是克”等等。 既然，驱除金军，恢复中原已不可能实现，那么，胡寅“谨夷夏之辨”的表现便如北宋宋学家石介等人一样，将矛头指向了佛教。隋、唐二代，凭借魏晋佛教文化之拓展，加之高僧们的艰苦努力，佛教势力终达到了鼎盛。在此期间，与儒、道二家斗争、吸收和融合，佛教不断改造与中土文化相矛盾的修行仪轨，并在其土壤中不断汲取养分，逐渐脱离印度佛教的历史语境，随之发展出纯粹的中国化佛教——禅宗，并发展成为佛教重要宗派，以及中古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与佛家的佛性论对抗，韩愈对孟子、荀子、扬雄等传统儒学的心性理论加以吸收、改造，提出了“性三品说”。自从韩愈、李翱以后，一直到宋代的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他们重新诠释与讨论儒家一贯薄弱的“性与天道”问题，转手引入很多佛教与道教的思想资源，给道德与秩序重建了合理性的基础。此时，已经很难具体区分儒学与佛教的明确界限，并且宋学家对佛学也大多采取了“阳拒阴习”的态度。 面对此种局面，胡寅专作《崇正辨》，从宇宙论、形神论、心性论、事功论等几大部分详细论述了佛教之害，仔细区分儒学与佛教的关系。在《叙古千文》中，他对于佛道二教，大加批判，认为“庄老虚谈，佛释空谛”。 胡寅不断强调伦理关系与仁义之道，这是儒学与佛教的根本性区别，“君臣父子，人道之大伦，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有仁义而已矣，失则为夷狄，中国居而夷狄行，则无已贤于夷狄矣。” 对于北宋时期契嵩等人推崇的将佛教五戒比附于儒学五常，胡寅从心性等几方面，论证儒学与佛教的区别，“夫道德有本，而非殄彝伦也；性命有正，而非趋空寂也；幽明有故，而非天地之外复有天地也；死生之说，而非受形轮转、人兽同区也；鬼神有情状，而非居处、姓氏、言语、主掌之可名可接也。”“佛之道，以空为至，以有为幻，此学道者所当辨也。今日月运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虽万佛并生，亦不能消除磨灭使无也。日昼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来，至今而不可易，未尝不乐也。此物虽坏而彼物自成，我身虽死而人身犹在，未尝皆空也”。“圣学以心为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圣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为法，起灭天地而梦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扬眉，以为作用，于理不穷，于义不精。”总而言之，胡寅认为佛教讲求五蕴皆空，儒学讲求一切皆有形，所形皆有理，与佛教的空谛之说截然不同。胡寅还进一步从三纲五常来论证佛教之害，所以“佛之教，无父无君，弃人伦，灭天理，有天下国家者，所当屏远除绝，不使乱华夏惑民心也。” 胡寅认为，儒学与佛教的区别产生的原因在于“气”，“均五行之气也，而有圣哲，有昏愚，非天私于圣哲而靳于昏愚也，均覆载之内也；而有中国，有夷狄，非天美于中国而恶于夷狄也，所钟有粹驳偏正之不齐，则其分自尔殊矣。” 所以，胡寅认为，儒佛二家不可调和，“儒佛之异,宜如冰炭薰莸,必无相合之理,此是则彼非,彼非则此是,精义无二，至当归一。” 北宋时期欧阳修对佛教的态度已经从日常对佛教损坏发肤，无父无君的批判衍进到“修其本以胜之”，儒学家应研习佛教擅长的心性之学，加之儒学的经世思想以战胜佛教在心性方面等本体论的优势。但是，胡寅对佛教的批判仍然局限于欧阳修之前对于佛教违背“三纲四端”的批判，因此对于释子而言，如同隔靴搔痒，且胡寅对于佛教的理解并不精深，对于整个佛教义理还只停留在“空”的理解，因此对佛教的批评“只论其迹”，也就是说，还停留于外在形式，专注于佛教与儒学外在形式的剥离，并未触动到佛教精神内核。因此，并没有释子对此进行反击，也并不奇怪了。 二、《叙古千文》蕴含了儒学道统思想，被朱熹大力推崇 儒学在孔子之后,孟、荀对立, 发展为汉儒严分家法的注疏章句, 又杂糅以名、法、佛、道, 内容颇为庞杂无统。韩愈提出从尧、舜到孔、孟的“道统”来与百家杂说相对立，力图保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独立性, 为辟佛找到依据。韩愈指出，他所构建的儒学道统，与佛、道二教所谓不同，“吾所谓之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儒学传承世系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韩愈根据仁义之道，提出了一个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学道统。 自韩愈后，宋代儒学家不断将儒学道统丰富发展，至程颐提出，“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程颐认为，自孟子后，道统不传，而程颢应接续儒学道统其后。 朱熹对于程颐的观点非常赞同，认为程颐是承继儒学道统之人，他说道：“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 “此道更前后圣贤，其说始备。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 朱熹受学于李侗，李侗年轻时曾拜杨时的学生罗从彦为师，因此朱熹认为直接受学于二程，他称“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 朱熹弟子黄幹之后将儒学的道统继续完善，黄幹言，“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黄幹在朱熹的基础上，将儒学道统发展成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至此，宋儒对于儒学道统的重构正式形成。 之后朱熹弟子陈淳在论及儒学道统时，曾经这样评价道：“轲之后失其传，天下驽于俗学，盖前四百余年，昏昏冥冥，醉生梦死，不自觉也。及我宋之兴，明圣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气复会，于是濂溪先生与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觉之资，相继而出。……河洛之间，斯文洋洋，与洙泗并，闻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萃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陈淳认为，朱熹承继了孔孟之道，受学于周敦颐、二程，发微了仁义之道，可谓是儒学之集大成者，此种观念一直影响了儒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学术史数千年。 朱熹之所以如此推崇《叙古千文》，便是因为其文“发明大统，开示正途”。《叙古千文》中对于法家、道家、墨家学说，胡寅认为“申韩惨刻，朱翟偏蔽”，法家残酷深刻，而道家、墨家有所偏颇，皆不能成为圣人之学。文中将孔子抬升至圣人的位置，“尼父将圣，体用皇极”，意指孔子为大圣人，其存主施为，皆为大中皇极之道。自孔子之后，“伋蹈前轨，轲禀绝识”，子思与孟子继承了圣人德业，“标示中庸，攘距杨墨”，子思以讲究不偏不倚的《中庸》正道定理示于人，孟子发明仁义之道，攘斥杨墨学说。自此之后，“王泽息传，独赖遗编”，自孟子后，圣人之学不传，世上只留《六经》，存有圣人之道。对于力主重振儒学的董仲舒，《叙古千文》中认为他“请罪僻邪，乃绩巍焉”，董仲舒曾经讲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又上奏，请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 ，胡寅在《叙古千文》中赞扬了董仲舒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认为其推动儒学发展的功劳巍巍焉，但是仍然没有将其列为继承儒学道统的关键人物，而是直接将道统承续于二程，“乔嵩孕秀，颜孟并辔”，河南二程如同颜回、孟子并辔齐驱，“私淑诸人，追配洙泗”，讲学收徒，追随孔子教授弟子于洙泗之风。朱熹以儒学道统自居，胡寅认为二程承续孔孟以来的儒学道统，无疑正合朱熹心意，故而朱熹将此文广泛传播于郡学之中，成为郡学弟子必读书目。 三、《叙古千文》不以华丽辞藻为美，发明仁义之道，是一篇针砭说理文章 《宋史·胡寅传》称胡寅任中书舍人之时，“所撰词多诰诫”，撰写制诰时不以华丽辞藻为美，而善于针砭说理。《叙古千文》中，胡寅认为李世民“除残涤暴，慕仁劝义”，李氏除隋之乱，并推行仁义之道，故成贞观之治。言及赵氏开国，“坱圠难名，普率纯被”，夸赞宋朝天下纯被文王之化，一派盛治至和之气。对于字学词章之学，胡寅称其为“篆籀末习，词章小技”，字学与词章之学，皆为末学，抑末而非本，为雕虫小技，不足为学。 北宋儒学复兴以来，古文学家追慕古风，引经据典，文章内涵上坚持“文以载道”“道以统文”的诗教观，胡寅深受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发微仁义道德之说，如在论及如何学习时，他说“是以欲知后世之故，必观诸史；欲树史事之是非，必观六经；欲知六经道德性命之旨，必通《论语》。”在论及儒学根本时，他谈到，“故曰：吾道一以贯之。一者，仁也，圣门之徒皆学为仁。……仁者，人之本心，大中至正。”在论及治理国家之术，“中国之所以久安长治者，有礼乐以节文，仁义而导迎和气也。自昔承平既久，人欲肆行，而天秩不建，以致雅废之祸。今将拨乱世反之正，则凡礼之所不可不为与其所不必为，及夫流习承误而当损益因革者亦众矣。”虽然胡寅本人力主反佛，但是他仍有一些为佛徒书写的疏文留世，在这些文章中，也蕴含了仁义之道，如《慈云长老开堂疏》“佛灯无尽，祖钵有传。必属当仁，乃扬胜事。赞公长老，全提心印，早擅法航。就草衣为鹫岭之雄，蹴湘楚以象王之步。水澄月现，草偃风行。眷流叶之名蓝，久虚猊座；契拈花之密意，徯阐潮音。所集妙缘，仰祈皇筭。” 余论 朱熹在对比胡宏与胡寅时曾说：“南轩只说五峰说底是，致堂说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说得好处，或有文定、五峰说不到处。”又说：“胡致堂说道理无人及得他。”“明仲甚畏仁仲，议论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敌己之人，仁仲当时无有能当之者，故恣其言说出来……然今观明仲说，较平正。”对于张栻多肯定胡宏，贬低胡寅的做法，朱熹表示并不赞同，他认为同样作为振兴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胡寅的学说更加平正，甚至于亦有超越胡安国、胡宏的地方。陈振孙也认为胡寅“议论宏伟严正,间有感于时事”，因此，朱熹作《通鉴纲目》，就采纳了胡寅许多《读史管见》中的议论。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称“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虽然胡寅看似是在叙述历史事件，但是文中的意涵件件表达了他对当朝政治的看法，《叙古千文》作为他的一篇史论文章，以鲜明的春秋笔法，在叙述历代治乱兴衰的同时，彰显了他对当时与金对峙时期的政治主张；另外，文中认为二程承续自孔孟之道，体现了他对重构儒学道统的努力。《叙古千文》追慕古风、引经据典，是代表胡寅理学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因此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宋代童蒙读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