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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玉 学术研究不是一项时髦的事业，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更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就曲高和寡，是脱离社会潮流而存在的，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改变，亦深深影响到历史学这一古老的学科领域，使之在很多方面也呈现出全球化的一般性特征： 一是研究体系和管理体系的标准化。无论是学科内各分支的建立，还是研究路径的设置、论文写作格式的规范，都呈现出标准化、趋同化的特征。同时，考核机制标准化的建立，使成果统计、数据分类、绩效考评等也更具同步性。事实表明，研究体系和管理体系标准化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实现学术层面的兼容，便于研究成果的交流和社会化转换，同时也使文化生产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彰显。 二是数据库的建立。受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影响，学术研究的内部分工也越来越细化，围绕学术研究而建设的规模、容积不等的资料数据库，不仅整合了庞大的原生资料（未加整理的资料），而且还有不少半加工产品（研究性整理资料）。可以说，“原料”的充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使之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势头。 三是文字处理系统的变革。近几十年，学术论文的写作模式已由原来的笔墨加稿纸的人工抄录系统（包括打字机）提升为以微软、苹果等为代表的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加上互联网的瞬时传递特征，以及新媒体信息的快速发布和及时更新等特点，使论文写作与发表的周期越来越短。 总体来看，信息技术的革新大大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但也因此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随着研究分工益趋细化，诸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不增反减，由是日益形成“倒锥体”式的研究状态。特别是资料库的电子化，虽然不再需要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四处搜求，只需启动检索引擎即可轻松获得，却使研究越来越呈现出资本扩张和垄断状态下过剩性生产模式的特征：“堆垛”写作和量化考核成为常态，从而使深入性思考成为一种奢侈行为，碎片化由是产生。 “堆垛”，是物流学上的术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指利用新技术手段以堆积拼合资料的方式进行创作的理念。客观来说，堆垛这一理念虽然具有兼容的特点，但因其不注重内部整合而日益凸显出拼凑粗制的负面效应。在文化产业领域，堆垛的影响尤为突出。比如在分析全球化的“加速”特征时，埃里克森举出流行音乐的案例，他赞同北美哲学家比尔·马丁（Bill Martin）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计算机和录音棚为基础“制作”的舞曲属于误入简单叠合歧途的看法，认为正是由于堆垛代替了内部的发展，使音乐制作缺乏原创性，从而在信息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丧失了发展的连续性和方向性，使碎片化的威胁占据了支配性地位。虽然埃里克森对于法国激进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当代通讯技术是社会疏离和碎片化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不过他也不否认碎片化与通讯技术的进步加速了信息的传递有着直接的关联。 可以说，碎片化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众多负面效应之一，学术研究碎片化只是其在文化领域的延展而已。虽然研究领域的多样性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不过面对日益堆垛式集合的研究资料，研究者非但没能驾驭住，反而越来越受之驱役，致使研究视野越来越局限于细节，以片面的过程性探索来观察历史演进的整体性脉络成为研究常态，从而与建构整体史观的目标渐行渐远。在这种情境下，方法让位于材料，历史学被简化成了历史材料学。或可言之，重复写作取代了学术创新。 饶是如此，我们也无法将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碎片化这一表象，毕竟在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同时，理论方法上没有取得相应的突破和创新才是导致史学研究停滞不前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研究视野上，未能充分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时代，各种图像视像系统已构建起一个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的视觉景观社会。在这一情境下，要克服碎片化，进而提升史学研究的品质和人类认识历史的层次，笔者认为，重视视觉性的研究模式，拓展史学研究的“形象化”路径，即建立全面与发展的文化史观不失为有效之举。 笔者认为，建立全面与发展的文化史观，需要具有整体史的视野、文本平等的视野，以及想象的视野。 （一）整体的文化史观 提倡整体的文化史观并不是什么新主张，早在18世纪西方史学界便提出重视整体史研究，其后年鉴学派、新史学派以及新文化史学对其也多有发扬。比如法国哲学学派的奠基人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认为，建立整体史的前提是扩大历史研究的对象，即除了可见的物质事实外，还应包括隐性的精神事实。年鉴学派的先驱米细勒（Jules Michelet）认为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历史学的任务是揭示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各个方面的情况，他因此主张把史料的范围扩大到诸如民歌民谣、诗歌、剧本、说唱、绘画、碑铭、服装、工艺品、建筑物及其他各种遗物。新史学派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及其弟子、新史学的积极宣传者和力行者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主张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对文明历史的总体进行重建，因此历史研究的内容应把人类全部的过去活动都囊括在内，即包括“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曾经做过、想过、希望过或感觉过的事情”，尽可能地涵盖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新文化史学的旗手彼得•伯克主张应超越时间、空间和学科的界限，将文化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他认为“文化史家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抵制碎片化的同时又不至于回到那种认为某个特定社会和特定时期是同质的错误主张中去。换言之，就是在揭示潜在的统一性（或至少是潜在的联系）的同时又不否定过去的多样性。”在他看来，文化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文化的记忆方式、传播途径的多元性也同样是客观存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抵制碎片化的同时，为历史学的重新整合做出贡献。 历史学虽然不是垄断一切的科学，却能提供世人其他学科所不能给的两个概念：全面的概念和必然的概念，其他学科只是探讨某一方面的知识，而历史学则着眼于从社会变迁中探讨整个文化的发展过程，给人以全面与发展的观点。因此，只有具备整体的文化史观，承认历史演进中的文化差别和社会差异性，才能摆脱历史决定论的束缚和材料史学的束缚，从而超越材料本身，进入历史的空间。南朝宋宗炳论画云： 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暎，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 宗炳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山水画的布局和位置的经营而谈的，却颇有见地，值得借鉴。设若研究者仅仅以个人之眼目，“迫目以寸”，视野和思维不超出所关注领域的话，那么，是很难如鲲鹏展翅般一览历史这座“昆仑山”之壮阔的。因此，历史研究也应如绘画作品的经营构图一样，有“当千仞之高”“体百里之迥”的视界。当然，这并非要求每位研究者都要穷尽所有材料，博通所有史实，而是强调在所研究的体系内，能充分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超越研究对象的拘碍和专业、学科的限制，将之置于全局的视野下加以观察，即“不以制小而累其似”，如此则方有可能上升到“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的境界。 笔者认为，图像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又是历史的一种生成和展演方式，它既是某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形象记录，同时又彰显着特定的审美趣味和生活形态。因此，从图像中切入历史行进的轨道，以观察或探索一个时代的社会人文生态之于艺术表现形式的创造和演变，无异于以一种感性的“柔软姿态”来展演那个时代的“虚”与“实”，进而有效地拓宽和延展“论从史出”的史源性，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条视觉性的“接近”历史的通道。就某个特定时期而言，观察它的图像文化，以一个欣赏者愉悦的视线切入，而不是以一个“正襟危坐”的历史研究者所娴熟的求证和匹配的功利性眼目进入，换言之，即不是把图像视作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将之置于研究的“主位”，或许能在欣享视觉盛宴的同时寻觅到特定时期图像制作、生产、传播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并进而追考制作者、传播者和欣赏者的身份、知识结构、趣尚等多个层面，由是在图像所构筑的视觉性空间里形成对文化史的“形象性”认知。图像研究的对象包含了所有的形象，并且涵盖了整个文化制作领域。这既是它与艺术史研究的不同之处，也是其优势之所在。对于图像的研究，在今天的西方史学界虽然不无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纯粹的历史学家已经把图像视为合法的领域。从学科基础上来看，图像学与新文化史学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出发的，但图像学的视野和包容性并不仅限于此，而是更多地与传播学等学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已步入视像时代的今天，历史学要获得更为重要的地位，发挥其促进学术研究进步和增长文化力的功能与作用，便需要改变传统的构造历史的观念和态度，重视其全面性与发展性的特点，以平等的姿态和视野来重新审视历史生活的诸层面。 （二）文本平等的文化史观 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是从图像开始的，即先有图像，而后有文字，这已是通识。图像的最初功能是用来记事的，我们如今能看到的远古时期人类的所有绘画作品——岩画中所表现的几乎都是生产和生活的场景，这说明从一开始，图像便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或进一步说，图像正是在劳动生产中产生的，是人类记录自己活动的最初形式。这从传播的意义上来看，既是对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记录与传承，也是文化得以发源和衍生的基础。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虽然图像的制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最初的原始状态，成为一种职业性的分工，从简单的记事上升至展演人类精神生活状态的一种文化形式。换言之，即从本能上升为一种技巧，脱离了最初的劳动状态，进入观念的形态。不过，统观人类整个文明演进史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结合，即所有的精神文明的创作都是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与衍生的。因此，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一样，每个时代的图像制作也明显地呈现和记录着这个时代物质文化发展和生产生活的状态。可见，图像在历史演进中所占据的比重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大，尤其在日常生活中，它对民众的影响要超过文字。无论是从抚慰人心的角度，还是展示威权的角度，以及审视历史时代性的需要，图像的影响都不容小觑。因此，对于形象记忆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艺术的层面或技术传承的层面，而应从人类文明史演进的角度来发掘这些比文字记忆数量多千万倍的形象材料的价值和意义。缺少了这部分视觉性的形象材料，我们的历史观便不可能是通览全局的。 当然，强调史学研究的视觉性，并非是过分凸显或夸大图像的作用，而是意在提醒研究者关注一直受冷落的文化制作领域。传统史学研究注重历史史实的发掘和证据链的构筑，但往往忽略了对形象材料生产制作、传播消费等环节的挖掘。当今社会随着影像数据的开发和应用的普及，文本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学者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文本模糊的时代，甚至已到后模糊化的处境），越来越提示我们要重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形有象的文化记忆。 从表面上看，史学研究的材料范围问题是“生产资料”层面的问题，其实本质上是“权力分配”和“生产力解放”的问题。众所周知，传统的文献书写具有身份性的特征，长期为精英阶层所垄断。虽然以文字书写的文本所承载的人类文明，一直是人类社会认可的叙事系统，但也只是文化多元记忆的形式之一，其之于历史整体构造而言，仍只是“片面之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从观念到观念的学术系谱。历史最主要的构件无疑是人物和事件，这是文献记忆之所长，不过单纯研究人物和事件仅仅是抓住了历史的“动脉”，人物和事件本身无法使历史鲜活起来。围绕人物和事件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社会生产、文化生产、信息传播、经济互动等领域，再进而具体到衣食住行、教化修身以及文体娱乐等层面的问题，才是串联人物和事件并使之鲜活起来的媒介，即“静脉”，而这些历史记忆大都储存在形象材料之中。虽然长期以来，精英意识一直影响着视觉的创作和价值认定，使文献材料相对于形象材料而言，具有绝对的优势，不过随着视觉时代的到来，文献的垄断性话语权正逐渐被消解。因此，我们只有抛却身份性的偏见，平等看待文献材料与形象材料，将历史的静脉与动脉协调起来，才能建构一个多维度、“形象化”的历史叙事模式。 （三）想象的文化史观 视觉具有唤醒想象与传递信息的功能，作为历史记忆之一的形象记忆，它更有再现历史情境的功能。贡布里希（E.H.Gombrich）在《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一书中，一再重申视觉图像的这一功能，意在提醒研究者注意，在过去的各种风格中，图像常常是借助于必须习得的程式创造出来的。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也认为，在图像的范畴里，通过对视角习惯和社会性的追本溯源，有助于我们重新考察艺术史。因为每一个时代，技术革新对社会所掌握的图像的格式、材料和数量都进行了改变。换言之，图像的创作来源于历史的经验，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特征。因此，图像的解读不仅牵涉到图像制作的程式，同时还与造就这种程式的视觉生态系统（即历史情境）密切相关，而贯通这两者之间的桥梁便是基于史实论据支撑的想象力。 历史学是观念之学，历史研究是研究者本人情感、心性、学养、识见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其客观性正在于它遵循了人类情感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感性想象与理性分析的结果。是以具有想象力、承载人文关怀的历史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历史。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便主张真正的历史除了要求历史学家具有其自主性和批判精神外，还必须具备构造历史的能力，他将这种能力称为“历史的想象力”，并认为这种想象所需要的由证据支撑的着力点并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靠批判性思维获得。纽约大学人类学教授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在全球文化进程中，想象不再仅仅是幻想，不再是简单的逃避，不再是精英的消遣，也不再是单纯的沉思，想象已成为有组织的社会实践，一种工作形式（也指文化实践），以及能动者（个人）与全球定义下的可能性区域之间的一种沟通协调方式。即想象是所有形式能动性的核心，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新的全球秩序的关键要素。当然，阿帕杜莱所谓“想象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前提是人类已处于不可逃避的全球化进程中，而以之审视以往的人类历史进程，这种思考的维度是否合适，似乎让人疑虑。不过，全球化并非是晚近才有的事物，正如埃里克森所批判的那样，虽然全球化作为一种意识形式，是一种新的群众现象，但世界体系早就存在，只不过是由原来不自觉的意识转变为自觉的意识。 因此，要建立和实践整体的文化史观，便不能轻视历史想象力的作用。而要具有这种能力，除了要求研究者具有当下的在场感和精深的历史情境分析能力外，还需具备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掘被图像所“隐藏”的历史。简而言之，历史学家不能将解读图像的任务推给艺术史家。 “多种类型的历史学共存肯定比一种研究方法取得垄断地位更好一些。”我们只有认识和承认文献材料的局限和边界，借助视觉性考察这种综合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文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研究方法，才能突破文本的界限，打破专业和学科的界限，从而建立一种全面与发展的文化史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