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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山东地区人文的特殊性 [[1]]，历来史家亦多有发明，其中要以陈寅恪的论断最为深刻而著名[[2]]。这些人能征善战、一呼百应，又不易管理、约束。这种人文特性在考古材料上，也有体现。比如，在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上都表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状况，得到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中古中国上，河北山东构成了一个既不同于两京文化的传统，也不属于民族文化的新的文化区域。该地区长时间的人文背景和独特的文化面貌，都深刻地揭示了其墓葬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政治意蕴。 在中国考古学各时段传统社会所制定的墓葬等差次序已经建立的今天，有必要加强对考古材料差异性的研究。显然，共性的研究是必须的。但是，共性的研究又往往掩盖着客观存在的差异和细节。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就在细节之中，且差异性也往往是进一步解读区域历史与政治的关键。现实的历史是丰富多彩，而非整齐划一。这就提醒我们要尽快将对差异性的研究提上日程。 如上所言，河北、山东地区便给我们呈现出这种差异性。显然，在河北、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材料中，最为特殊而引人瞩目的便是圆形墓的出现和延续使用。从传统社会墓葬的发展谱系看，无疑圆形墓并非传统社会墓葬形式的主流，其出现是极其突然，且让人费解的。而且从后世的沿用来看，也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由此，圆形墓也具备了承担某种特殊意义的符号的可能。 目前所见圆形墓首先出现于山东淄博[[3]]崔氏家族墓地。该墓地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南约400米。1973年冬，辛店电厂施工过程中发现。同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其中的14座墓葬[[4]]。1983年，淄博市博物馆等又在该处清理了5座[[5]]。两次共发掘墓葬19座，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时期，该墓地也是山东地区目前已发掘的北朝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迄今考古未发现崔氏以外的北朝圆形墓葬。崔氏为当时一门阀世家大族[[6]]，圆形墓是跟这个家族紧密联系的墓葬形制，且在此后北朝崔氏的墓葬中多采用。这一现象使得圆形墓从一开始便成为北朝崔氏一族的墓葬符号。门阀是两晋南北朝乃至唐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时代特点，我们认为圆形墓与门阀崔氏的紧密相关使得该墓葬有可能成为探讨门阀士族与政治的一个切入点。 同时，圆形墓是该地区所有墓葬类型中经历时间最长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明显的扩散现象。在时间上，从北魏到辽代，前后历时约600年；在空间上呈现出从山东向河北、北京、朝阳地区扩散的状态，由东往西、折向北。这样的地理空间有可能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空间。这使得我们探讨圆形墓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成为可能。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圆形墓是反映河北、山东地区人文特殊性的一个焦点符号。它是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应运而生的特殊产物，颇具研究旨趣。 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由于某种历史形成的原因，在已有的考古学墓葬研究中，多倾向于不同墓制等级制度的研究，尚未对某一墓制尝试专门深入的探讨。圆形墓的研究也不例外。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专门对圆形墓进行研究的论述[[7]]。它们大多是将圆形墓置于该地区所见的墓葬类型中进行研究，显然这种方式影响了对圆形墓的深入认识。我们亟需一种更为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黄河路唐墓的发掘似乎弥补了这一遗憾。该墓的特殊性使得它一面世就为学界所重视。该墓是迄今在朝阳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唐墓，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遗物，发掘者推断该墓主人为武则天时期的营州官员[[8]]。在墓葬的甬道壁龛内发现2件辫发石俑，唐墓中石俑极为罕见，而辫发石俑更是首见。这些特殊性使得该墓脱颖而出成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姜思念在墓主人身份和年代上支持了发掘者的观点，并以辫发石俑作为研究的突破口，认为这两件石俑应是古代粟末靺鞨族人的石像，这是有关靺鞨徙居营州历史的一次重要发现。唐代营州官员墓葬中随葬粟末靺鞨石俑就是大量靺鞨人内附的反映。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内迁靺鞨人的汉化问题[[9]]。 显然，关于圆形墓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课题。于是，对该墓葬形制的出现原因便成为一个相对集中讨论的焦点问题。但关于圆形墓出现的原因，说法不一。限于目力所及，大概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圆形墓是北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的毡帐制度与中原地区墓葬形制相结合的产物。见诸文本首倡此说的是黄河舟[[10]]。此观点最为不利的反证是：目前所见鲜卑墓葬多为长方形或梯形的土坑墓，不见模仿其毡帐的圆形墓葬。入主中原以后，鲜卑墓葬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此说仍颇有影响。 张洪波便延续了这种说法。在对朝阳地区唐墓形制的研究中，他认为：唐朝圆形墓在营州大量发现，追其源，“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圆形毡帐环车是其模仿对象”。并认为“仿造出现这种圆形墓要有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步到位，从考古发掘材料证实，朝阳北魏半月形石椁墓，处于萌芽时期，隋至唐初弧方形砖室墓是其过渡时期，唐贞观年间是圆形墓走向成熟时期，发展在辽代。”他又对圆形墓的墓主人身份提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圆形墓墓主，多为东征北伐军人之墓。即使是女士墓也多为参战军人妻眷。”[[11]]显然，张洪波的这个说法忽视了圆形墓在北魏便已出现的事实，更没有注意到圆形墓在路线上的北移及其墓主人身份的多样性。 针对河北定县南关唐墓，信立祥认为该墓的圆形单室结构，“与北方地区的方形砖室墓迥然不同，可能为迁徙内地的北方游牧民族模拟穹庐牧帐而来”[[12]]。换言之，信立祥认为此类墓葬有可能是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模拟其居所而建造的。但是，圆形墓墓主有一部分为东征北伐军人之墓，正如张洪波所指出的那样。因此，信说恐亦难以成立。 第二种观点，方殿春《论北方圆形墓葬的起源》[[13]]一文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篇正式发表的专论圆形墓的论文。方文认为圆形墓葬的渊源，是弧方形墓葬。此二者之间是一种吸收和发展的关系，但绝不是代替关系。并将其总的纵向发展层次概括如下： 方形→弧方形→方圆形→（半圆、椭圆）圆形 ┕━┯━┛ ┕━━━┯━━━━┛ 方形 圆形 方殿春从两个方面反驳了圆形墓是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圆形毡帐的说法。其一，河北、山西南部是圆形墓葬的起源地域，而赤峰、朝阳等地是圆形墓葬分布范围的北缘，圆形墓由南而北传播无可非议。其二，从时间验之，圆形墓起码出现于北魏时期，而毡帐传入中原地区，当属唐初前后。所以，圆形墓与毡帐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它们的平面形制虽然皆为圆形，但由于出现、存在的原因和条件迥然不同，这就决定了两者具有自身演变、发展的基本规律。方文进一步提出圆形墓的出现、发展是社会各种基本因素交织的结果。如当时门阀士族的厚葬之风使得此时的墓葬规模趋于增拓，主室逐渐加大，开始大量出现一些方形、弧方形大墓。文章进一步从建筑力学的角度对此加以分析，认为“若要修筑大墓，墓壁须加长，空间跨度也须增大。因此采取以外弧线壁代替直线壁的结构，以增强墓室的坚实性，是符合力学原理的”，加之当时河北、山西南部佛教石窟的建造技术表明上述两地具备得天独厚的技术条件，于是，方文认为圆形墓出现于此二地区是情理中事。 方殿春的专论，从圆形墓的起源与传播以及与毡帐传入中原的时间先后有力地反驳了将圆形墓的出现归结与北方游牧民族毡帐影响的观点。但是，其中有几点尚需我们注意。 第一，至于圆形墓的建筑方式在力学上可使墓葬结构更为坚固，究竟是否有道理，其详不得而知。但是，一个明显的反证便是，此后圆形墓的建筑构造在宋代以前并没有被汉文化的帝王陵寝所采纳，并得以广泛地推广。 第二，方文误将一些弧方形墓葬，如山西祁县韩裔墓[[14]]等，视为圆形墓，从而导致了一些错误的判断。如，误将山西视为圆形墓的起源地之一，进而影响了对圆形墓传播路线的认识。等等。 将弧方形墓视为圆形墓前身，有以辽宁朝阳大街唐墓M2为例的。该墓为椭圆形单室砖墓，其墓室立壁用平砖横砌，由五部分围合而成，每两部分接合处不压缝，为直缝。上部逐渐内收起券。李新全便认为该墓形制、结构较特殊，同以往发现的朝阳唐墓有不同之处，即其墓壁系由五部分围合而成，接合处不压缝，而采用直缝形式，这种做法表明它可能处于隋以前的弧方形墓向唐代的圆形墓演变的中间环节，也就是说，它是弧方形墓向圆形墓演变的过渡形式[[15]]。但是，我们知道圆形墓的出现早在隋代以前。所以，上述推导的理据实际上并不存在。 第三种观点，谢宝富对黄河舟、方殿春两位的观点提出质疑。在对北朝两百余年墓葬形制的区域特色及其上承魏晋、下启隋唐的历史地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圆形墓的出现与后二者无关。他的论证较为深入全面，现迻录于后。他说：“从北朝圆形墓分布地点来看，这些推测恐难成立。其一，如果圆形墓与毡帐有关，那么它的出现时间上当以北朝早期为多，地点上应以辽宁、北京、内蒙、山西、河南等鲜卑族聚居处为多。实际上，圆形墓主要出现于北魏晚期以后，地点上辽宁、内蒙、山西等地并未发现圆形墓。完工、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未见圆形墓，拓跋氏定都平城后，也未见圆形墓。相反，受北方少数名族习俗影响较小的山东地区有较多的圆形墓发现，可知毡帐与圆形墓并无内在联系。其二，如果圆形墓的出现与佛教建筑风格的影响有关，那么北朝圆形墓的流传当不仅限于山东、河北地区。佛教寺塔林立的北魏首都洛阳、与西域邻近的宁夏、陕西当有较多的圆形墓。但考古成果表明，宁夏、陕西并没有圆形墓，洛阳也仅1座。在我看来，圆形墓的出现是中原地区弧方形墓演进的自然结果，因为方形墓→四壁微外弧的弧方形墓→四壁较外弧的弧方形墓→圆形墓之间有着逻辑演进关系，北朝圆形墓的较多出现当是魏晋以来弧方形墓流行、演进的自然结果。”尽管其论据充分，但是，接着他又谨慎地说“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16]] 第四种观点是李梅田提出的。他认为469年北魏慕容白曜平青齐前，青齐崔氏与南朝的联系十分紧密，加上地域临近、士族固有的华夏正朔心理等因素，推测青齐崔氏墓葬有可能采用长江下游东晋南朝高等级墓葬中的平面呈椭圆形的墓制[[17]]。但是，李文并没有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五种观点将圆形墓的出现跟宗教相关联起来。倪润安有针对性地探讨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认为它主要集中出现于清河崔氏“乌水房”，并对上述第四种观点提出驳正。他认为青齐豪族与刘宋朝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乌水房崔氏“同刘宋的关系，压抑和利用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即便崔旷父子从刘宋统治中心区域学习了一些墓葬建构的做法，也是屈从于形势需要；等到北魏平青齐、崔灵延等家族主要成员皆北迁平城地区后，那些施行时间并不长、也没有根深蒂固的南朝做法就失去了继续遵从的必要，也没有条件继续维持。太和中期，孝文帝恢复了青齐豪族的士族身份，允许他们返回青齐，并开通了选用他们入仕的途径。对于‘例得还乡’的乌水房崔氏来说，他们更不需去追承南朝统治时期的旧事了。”因此，他主张乌水房崔氏圆形石质墓的渊源，应当立足于从北朝的时空框架中去探寻。认为是崔光创制了圆形石质墓。他从北魏在云冈修建的椭圆形石窟寺入手，推断崔光鉴于石窟建造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特殊作用，而将其圆形、石质特征移植到家族墓葬的设计上。这种墓葬形制既因仿椭圆形石窟，迎合了试图维护旧俗的众多的鲜卑贵族，又因建于地下、不事张扬，而不与积极汉化的孝文帝、巩固汉化的宣武帝相忤逆。这一结果实际上反映出崔光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局，欲有所作为、又想两不得罪的“骑墙”心态[[18]]。倪文的探讨另辟蹊径，为我们展示了理解该问题的崭新思路和角度。他试图紧密结合墓主人的身份和他们在北魏政治中的政治生命重新审视，并将圆形墓与乌水房崔氏联系起来。但是，临淄崔氏墓葬所出墓志文中并不乏直言对北魏政府的不忠不敬、甚而是反政府的政变记录。其放肆可见一般。这种叙述方式也见于北魏江阳王元乂墓志，可见他们对此并不需要隐瞒。故可知崔氏存有“骑墙”心态的可能性几无。而且，圆形墓墓制的使用并非只在崔氏乌水房支中，如博陵崔氏的崔昂也使用该墓制[[19]]。这说明圆形墓应是整个崔氏一族的独特葬制，而不能以其中的一支来论证并替代该族的总体情况。 王佳月则认为北朝崔氏圆形墓的出现跟崔氏家族深厚的佛学义理背景有关[[20]]。但是，这实际上是对崔氏门阀宗教信仰出现根本性的认识错误所致。韦正认为崔氏墓群是更充分的“象天地”思想和堪舆术结合的产物，他认为崔氏首倡的将墓室建成圆形之举有可能是浑天思想的产物，崔氏圆形墓正像浑天仪的上半部，并推测在新型的圆形墓室中天地已经融为一体，墓主不言而喻已经升天或升仙，“墓室”就是“天堂”，这是一个形式和理念都甚为圆满的墓葬形式，与此前流行的非圆形墓葬相比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他认为崔氏圆形墓的规划跟道教、佛教无关[[21]]。不过，将圆形墓比拟为浑天说之模型的外化，实际上也是出于对传统浑天说模型的误解。“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浑天说认为天不是一个半球形﹐而是一整个圆球﹐地球在其中﹐就如鸡蛋黄在鸡蛋内部一样。可见从浑天说里并不能推论出天、地之圆形。换言之，传统之浑天说的模型并非圆形墓规划之来源。 可见，除了上面提到的方殿春、倪润安、王佳月和韦正等四篇文章之外，已有的研究多把圆形墓置于王朝墓葬等级序列中的一个类型。这些论述都没能把我南北朝门阀士族政治的时代背景和门阀士族的特点，进一步揭示它跟门阀士族政治的关系。此外，没有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系统梳理圆形墓的变迁。而且由于同样过于强调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忽视学科的历史学性质，从而严重影响了理解考古材料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造成误解的一个原因。 总之，圆形墓可以称得上是南北朝时期政治的浓缩，在某种程度上甚而可以说是时代特性的集中体现，而且也较好地反映了中古社会的变迁，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古社会的绝好视角。对该问题的探讨，我们还有必要、也需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加以思考。 参考文献： [1]正如李孝聪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反思一样——“区域的界定是最复杂、最困难的，它本来应当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地事先划定的。可是，在人文地理研究中（无论历史的或现代的），“区域”往往是由研究者来划定。其界线的划分，既有按综合自然作出的区划，也有按现代行政作出的区划，或者按现代经济作出的区划。例如：以现代省区界线来描述古代的农业地理或文化地理，不能说这样的区域界定没有道理，因为现代省区界线的形成有着历史演进的规律性与传承性，与历史上的经济区或文化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无论农业区界线、文化区界线与行政区界线吻合与否，都值得研究。但是，按现代省区来研究专题性部门历史地理问题，容易人为地割裂长期自然形成的区划。或者说不是从事物的本源出发，使读者不易体察在发展与流动中是否逐渐形成了某种区划，是否体现出地理学家强调的区域间的差异。”（详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在考古学的区域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考古学的相关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一个内容。 [2]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3-265页。 [3] 北朝时淄博属青州。详悉《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22页。 [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21-224页。 [5]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第216-221页。 [6] 对崔氏的最近研究可参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7] 如，吕学明、吴炎亮：《辽宁朝阳隋唐时期砖构墓葬形制及演变》，《北方文物》2007年第4期，第32-39页；辛岩：《辽西朝阳唐墓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第126-131页；张洪波：《试述朝阳唐墓形制及其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第98-103，97页。等等。 [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8期，第59-70页。 [9] 姜念思：《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出土靺鞨石俑考》，《考古》2005年第10期，第68-72页。 [10] 黄河舟：《浅析北朝墓葬形制》，《文博》1985年第3期，第44-45，56页。 [11] 张洪波《试述朝阳唐墓形制及其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第98-103，97页。 [12] 信立祥：《定县南关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第116页。 [13] 方殿春：《论北方圆形墓葬的起源》，《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第39-41页。 [14] 陶正刚：《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文物》1975年第4期，第64-73页。案，简报（第65页）称该墓“墓室平面成方形，四壁砌成向外凸出的弧线，近似圆弧形”。 [15] 李新全：《朝阳市朝阳大街唐墓清理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1期，第19-20、94页。 [16] 谢宝富：《北朝墓葬的地下形制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6期，第61-66页。 [17] 李梅田：《论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墓葬——以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为中心》，《东南文化》2004年第1期，第29-30页。 [18] 倪润安：《试论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第57-63页。 [19]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第11期，第27-38页。 [20] 王佳月：《北朝崔氏墓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74-77页。 [21] 韦正：《试谈北朝崔氏墓的象征性》，载《庆贺徐光冀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7-439页。案，韦文在文前对此前圆形墓的研究做了简单分类，其中对笔者的观点归纳完全错误。关于圆形墓的研究，笔者虽在《葬俗研究》课程上讲述多年，但论稿一直没有发表，仅在拙文《唐宋墓葬神煞考源》的注释中指出撰有此文（见《唐研究》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脚注[42]）。有听课者未能明晰其中大义而断章取义；或有道听途说者，更是不得要领。不过，笔者还是很欣慰地发现，笔者所论方向及所用资料的复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