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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因“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六艺论”思想而受到关注。在“六艺论”的框架下，他在现代社会尝试对儒家传统经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诠释。《洪范约义》是马一浮讲解《尚书·洪范》的讲稿，也是“六艺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历史上占据主流的《洪范》政治性解释相比，马一浮站在理性化的立场，反对对《洪范》进行神秘化解释，强调“为政以德”“德为政本”。通过对德政关系的探讨，以《洪范》的道德意义统摄单纯的政治性论说，将其视为道德哲学而非政治哲学经典，从根本上扭转了《洪范》的诠释方向。马一浮借助《洪范》的道德性诠释，表达了对西方功利主义政治的尖锐批评，展现出对现代社会中儒家传统经典价值的确信。 关键词：道德、政治、圣传、尽性 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代表性思想家，马一浮向来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六艺论”思想而著名。“六艺论”是马一浮在1938年至1939年间为西迁的浙江大学诸生讲学时提出的学问纲领。1939年，马一浮赴四川创办复性书院，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在“六艺论”的基础上，为复性书院诸生系统地讲解了《论语》《孝经》《诗》《礼》《书》《易》等儒家经典大义，讲稿合刊为《复性书院讲录》。可以说，《复性书院讲录》贯彻了“六艺论”的核心观点，是马一浮在“六艺论”纲领下对六经大义的深入系统解说，属于六艺之学的具体展开。 《洪范约义》为《复性书院讲录》卷五，分序说、序分、总叙九畴及别释九畴等十二小节，是马一浮在复性书院为诸生讲解《洪范》的讲稿，于1941年完稿刻印。马一浮对《尚书》经义的讲论，主要集中于《洪范》一篇。他之所以选择《洪范》作为讲解的重点，固然是由于其在历史上广受儒者关注，他本人的理解也始终处在与前代儒者的对话之中;更重要的是，马一浮在“六艺论”的一贯思路下，对前儒的解释进行了检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洪范》在本质上并不是单纯的政治哲学文献，而是道德哲学的代表。他将《洪范》九畴与《中庸》的尽性说结合，指出九畴展示了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以至于尽天地之性的基本方法。他将自己讲解《洪范》的讲稿命名为“洪范约义”，“约义”就有“特取简要而易明” 、直抉根原之义。与历史上《洪范》的政治性诠释相比，马一浮从文本中提炼出道德意涵，强调道德的根本重要性和优先性，甚至以《洪范》的道德意义统摄、覆盖单纯的政治性论说，从而将《洪范》的诠释方向由政治哲学转变为道德哲学。这体现在他对《洪范》的作者与传承的判断、对《洪范》的性质与内涵的概括以及对《洪范》的价值与意义的阐发上。 一、从天锡到圣传：《洪范》的作者与传承 《洪范》为今古文《尚书》共有的一篇，其体系完备、义理深奥，是先秦最为重要的思想文献之一。在儒学史上，历代儒者或借《洪范》进行政治论述，或借其推衍历史进程，《洪范》遂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文献资源。在《洪范》九畴中，五行、庶征是理解历史上政权更迭的重要依据;皇极的解释引发了政治哲学领域的诸多争论;五事虽然包含道德修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论述君主自身修养的必要性。《洪范》以政治制度层面的讨论为主，规范层面的内容最终也以建立一个良好稳定的政治秩序为目的。 面对历史上的政治哲学诠释传统，马一浮采取“准之以义理” 的解释原则，力图从道德哲学的角度重新阐发《洪范》的价值，这首先体现在他对《洪范》开篇语境的扭转。《洪范》首段交待了成篇的背景，武王于克殷之后，访商代贤者箕子，向其请教治国大法。箕子以鲧和禹治水的历史对比入手，引出九畴：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洪范》所引箕子此言为后世留下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九畴是否真的来自天锡，天通过何种方式赐禹九畴?第二，《洪范》成书于何时、何人之手?这两个问题引发了后世众说纷纭的讨论，也开启了不同的诠释可能。 就天锡禹九畴的方式而言，《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之语，汉儒将洛出书与天锡禹洪范九畴的说法结合起来，认为所谓的洪范九畴就是神龟背负而出的《洛书》。“刘歆以谓天锡禹洛书，禹则取之而陈洪范九畴。班固进而认为洛书载六十五字，神龟负出，即洪范初一曰五行一段文；前此无人如此确说。遂开后世图书一派之学也。”刘歆、班固《汉书·艺文志》、郑玄注《尚书大传》、伪孔传等都认为由神龟背负而出的《洛书》即是《洪范》九畴。 与之不同，马一浮反对《洪范》与《洛书》的关联，对天锡禹九畴进行了理性化的诠释。他认为，《洪范》“虽应《洛书》之数，实自然之理，而非有假于神异也”。也就是说，马一浮虽然承认《洛书》的存在，但他并不认为《洪范》与《洛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紧密的联系： 《系辞传》但言“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未尝以《河图》为《易》，《洛书》为《范》也。准程子之言，则禹不得《洛书》，《洪范》亦须作。 孔传、正义所言洛书之说“最为可笑”。 在马一浮看来，《系辞》只提到了《河图》《洛书》，并没有明确以《河图》为《易》、《洛书》为《洪范》，将《洛书》等同于《洪范》九畴的说法毫无根据。他赞同程子之说，认为即使没有《洛书》的出现，代表人间根本大法的《洪范》也必然会被撰作、流传。《洛书》与《洪范》的关联源自刘歆及《春秋纬》，是汉代后起的说法，不足为信。 在义理上，是否认同《洛书》与《洪范》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洪范》首段中出现的“天”和“帝”的理解。按汉儒的解释，天、帝皆指上天，在这里，上天是有喜怒的情感、能够发出赐予动作的主宰。天锡禹《洛书》、通过龟背文字启示九畴，这就将《洪范》看作带有神秘色彩的天启文献。马一浮则认为，《洪范》是理性而非神秘的。经文首段所言“天”“帝”都是理的异名，禹治洪水是顺理而为： 古语或称天，或称帝，或言性命，或言道德，不甚别异，皆以诠表此理。如言天、帝者，在理为至大之称，在人为尊胜之目，初非有二。 殛鲧于羽山，舜陟位时事，“帝乃震怒”，指舜也。“畀锡”云者，犹言天所赋为命，非有授之者也。拂性倍理谓之不畀，理顺物从则曰天锡。忘功不有，奉天无私，故曰天与之。若必言授受，则是舜授之禹，非关洛出书也。 天、帝既指根本之理，也指人之中最为完善的圣人。圣人是理、性在人身上充分实现的代表，因此也可被称作天、帝。在儒学道统传承中，舜一向被看作是上古圣人，如此一来，此段中的天、帝并不是指神秘的主宰，而是特指舜。若必要言授受，那么，这段经文说的并不是天赐禹洛书，而是舜授禹九畴。因鲧的行为而震怒的是舜（帝），因为禹治水有功而授予其洪范九畴的也是舜（天）。天锡禹九畴，实际上说的是舜授禹圣王心法，圣人与理为一，舜向禹传授的内容自然就是人间根本之理。通过“理———天、帝———圣人———舜”的逻辑线索，马一浮将《洪范》首段从神秘的天启传说，转变成一个圣圣相传的历史事件。《洪范》开头叙述了舜授禹洪范九畴的过程及缘由，九畴是治理人间的根本大法，舜禹授受的这一事件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之中，不包含任何神秘的色彩，更与《洛书》无关。无论是否定《洛书》与《洪范》的关联，还是将天、帝等同于舜，马一浮针对的都是汉儒对《洪范》的神秘化解读。他反对纬书和灾异之说，将《洪范》开篇由天赐的神秘传说转变为圣传的平实史事，体现了理性化、去神秘化的诠释特色。 就《洪范》的作者和成篇过程而言，马一浮在认定九畴来源于舜禹授受的基础上，提出《洪范》最终成于箕子之手： 今以《洪范》为箕子所陈舜、禹授受之道。 凡九门所举诸目，则箕子所述舜、禹相传之书也。 在《洪范约义》的具体讲论中，还有“此下皆为箕子告武王之辞” “此箕子所述之辞” “箕子之垂诫深矣” 等提法。在马一浮看来，《洪范》是箕子将上古圣人相传的大法加以总结引申并写成文字，应当完成于武王访箕子的同时。箕子为商代大贤，虽不得君位，但仍有圣人德行。洪范九畴是圣圣相传的道理，由舜授禹，后又传至箕子。箕子又因武王之问将其道出，传予武王。如此，《洪范》的文本就被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舜授禹的九畴之目，二是箕子因九畴之目扩充而来的解说和训诫。箕子秉天理、秉圣人之意，将舜授禹的九畴扩展成有系统、有条理的成篇文献。 通过对九畴的来源与《洪范》作者的探讨，马一浮将《洪范》由神秘的天启文献转变为圣圣传授的根本大法。不难看出，他的这些见解未必有详实的证据和缜密的文献学考证，而是遵循“准之以义理”的原则，进行义理和逻辑上的分析和判断。 马一浮之所以要扭转《洪范》开篇的语境，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历史上对《洪范》的纯粹政治化乃至神秘化的解释。他既隔断了《洪范》与《洛书》的关联，又反对符瑞灾异之说：“纬候多出于哀、平之世，然自汉武封禅已好言符瑞，其后卒启新莽之乱。”邹衍、董仲舒、刘向、刘歆等儒者将《洪范》五行与《春秋》灾异联系起来，牵合五行以说灾异，使《洪范》成为谶纬符瑞说的经典源头。在马一浮看来，符瑞灾异之说实际上是为政权争夺和统治合法性寻找依据。正是意识到这种政治目的明确、政治色彩鲜明的解释背后，将《洪范》视为政治斗争工具可能带来的危险和混乱，马一浮才对《洪范》的来源和作者进行了澄清。他摆脱了《洪范》与《洛书》及《春秋》灾异说的关联，将《洪范》首段的天、帝都释作舜，把神秘的谶纬符瑞化的解释转变为简明平易的道理。这种去神秘化、理性化的解释，更为关注政治统治背后的根本要义，这就为马一浮进一步从道德角度探讨《洪范》的核心大义、完成从《洪范》的政治哲学诠释向道德哲学诠释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二、从为政到尽性：《洪范》的性质与内涵 在马一浮看来，《洪范》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单纯为政治统治指示方法，更不是为政权合法性寻找依据，其根本意义在于道德上的引领和典范作用。纯粹的道德意涵才是历史上被解释者所忽略的、理应被今人重视的《洪范》核心价值。与历代注家将《洪范》看作“为政之书”不同，马一浮对《洪范》的总体判断是“尽性之书”。在他的理解中，九畴作为圣圣相传的大法，其最为核心的内容是教人如何识性尽性，即彰显人生而具有的道德本性、切实加强道德修养、达至圣人境界。由此，他对《洪范》所包含的“为政以德”思想进行了彻底的道德化诠释和提炼。 1.德为政本 如上所述，马一浮的解释始终处于与《洪范》诠释历史的互动之中。不可否认，无论是《洪范》原文的叙述，还是历史上的主流解释，都将《洪范》看作是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献，甚至将其视为儒家政治哲学的典范。从文本上看，《洪范》开篇就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武王希望从箕子那里得到良性统治的经验。箕子的回答代表了夏商两代，特别是商代正统的政治思想。从诠释历史上看，《洪范》在孔子之前就被称引，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儒学史上被视为较早的、完整系统的政治哲学代表作。自汉至清，《洪范》也主要作为传递政治统治核心大法的文献而被阅读与诠释。可以说，《洪范》在语境、内容、目的和诠释历史上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即使经文中提到了君主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如五事、皇极等），但根本上还是为了达到“以为天下王”的政治目的，如此一来，在《洪范》文本逻辑和主流诠释中，道德成为政治的前提和手段。 面对《洪范》的政治化诠释传统，马一浮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他力图提炼出政治背后更为根本的道德意涵，对《洪范》的讨论并不单纯停留在表面的政治世界，而是透过政治表象扎根于更为根本的道德世界。他希望在《洪范》乃至整个六艺的诠释过程中，凸显道德的根本重要性，并以道德引领政治，甚至以道德化的诠释覆盖政治性的论说。在他看来，《洪范》表面上是政治哲学文献，实际上是道德哲学经典。在其中，道德并不只是作为政治的前提和手段存在，相反地，政治的根源、目的和合理性依据，全部来自于道德： 《洪范》之所谓政者，正德而已矣。正己以正人，故曰尽人之性也。 六经总为德教，而《尚书》道政事皆原本于德。尧、舜、禹、汤、文、武所以同人心而出治道者，修德尽性而已矣。离德教则政事无所施，故曰“为政以德”。此其义具于《洪范》。 《论语》“为政以德”一章，是《书》教要义。德是政之本，政是德之迹。 复性书院讲学期间，马一浮之所以在《尚书》诸篇中选择《洪范》展开细致讲解，原因就是“为政以德”在《洪范》中表现得最为系统完整。在“六艺论”的语境中，“为政以德”并不是将道德看作依附于政治的手段，而是把道德视为政治的本质和归宿。马一浮以德教作为六艺诠释的主线，“德是政之本，政是德之迹”体现了他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理解。他并不否认《洪范》及整部《尚书》的政治色彩，但强调德为政本，德是人心之所同，也是治道之所出，道德根源于人心，是政治统治的根本。道德为本，政治为迹，道德具有先于政治、高于政治的绝对优先性。圣人所达到的良好政治秩序，只是修德尽性自然而然带来的结果。在这样的视角中，德性的引领成为政治的唯一意义，修德尽性、形成道德生活的共同体是政治的最终诉求，道德并不是政治的前提和手段，反而成为政治的根源、本质与目的。通过对德政关系的分析，马一浮转变了《洪范》的诠释方向，将对政治的关注转向了对更为根本的道德意义的抉发。 当然，就《洪范》经文本身和整个诠释历史来说，马一浮对《洪范》进行的彻底道德化诠释，是较为独特的视角。从经文来看，《洪范》本身并没有特别突出道德意义上的德的概念，“三德”即“正直”“刚”“柔”主要指人的气质之性，五福之中的“攸好德”是与其他四者并列的福报，皇极主要讲理想政治统治的方法和效果。从诠释历史来看，汉儒将《洪范》与谶纬灾异结合，注重对君主行为的约束，但并未展现出道德与政治的层次性结构;宋儒对《尚书》的总体诠释突出了道德意义，但主要体现在对“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中道德意义的提炼。在宋儒的《尚书》学解释中，已经开始展现出政治哲学到道德哲学的转向，隐含了对于《尚书》这部政治性文献进行道德化诠释的可能。但就《洪范》单篇来说，宋儒的解释基本不出政治哲学的范畴，如以五事讲君主自身的修养，皇极讲君主的道德表率作用，最终仍然是要达到政治目的;五福中的攸好德，有一定的道德意味，但苏轼、蔡沈、吕祖谦等人的诠释都是在固有的经文脉络中，将其看作五福的一种，与其他四者并列，并未单独突出道德的重要性。可见，宋儒对《尚书》的总体性解释开始关注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具体到《洪范》单篇的注解，还是以君主统治大法为总体定位，进而展开对每畴文义的具体解读，仍旧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没有特别突出道德的独立意义和对政治的统摄作用。 马一浮既延续了宋儒《尚书》解释中对心性的关注和道德的重视，又在此基础上充分展示出他本人《洪范》诠释的层次性和丰富性，突出了《洪范》所隐含的道德语境，将《洪范》诠释方向由政治哲学彻底转向道德哲学。对于道德相对于政治的绝对优先性的强调，是马一浮经典诠释中一以贯之的基本思路。这不仅体现在他对《洪范》九畴的理解，也体现在对《论语·为政》诸条以及《孝经》“五孝”等政治性内容的诠释中。诚然，马一浮并不否认政治生活的意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本迹之别，德为政本、政本于德，政治本身并不能脱离道德的引领而独立存在。在他的经学解释中，始终存在着“道德—（教化）—政治”的链条，不断追究政治统治根本上的道德意涵。道德指个人德性的彰显和道德实践，教化指圣人的垂范和共同体道德氛围的形成，政治是道德生活的附属产物。在理想的情况下，道德与政治是合一的，理想的政治统治是道德修养功夫的深入和道德境界提升的自然结果，经由道德教化达成的政治是真正的德政。而一旦道德原则与政治目的发生了冲突，道德就显现出绝对的优先地位。 在整个生命思想历程中，马一浮最为反对的就是政治行为对道德原则的背离，认为这是舍本逐末。“为政以德”的道德化诠释意味着，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之中，道德是政治唯一的合法性依据，政治是道德修养和教化的结果，政治并不具有脱离道德而独立存在的价值，道德却拥有超越政治语境的独立意义。政治作为道德的结果和附属，本身并不值得去追求。也就是说，“道德———政治”的链条只能是单向成立的。 政本于德、德先于政，以道德引领、统摄政治，是马一浮《洪范》解释的基本立场，也是他对《尚书》乃至六经意涵的整体把握。他对于《洪范》诠释方向的扭转，就是从根源上着眼，由《洪范》的政治叙述返归其道德根源。当道德原则与政治原则相背离的时候，他不提政治，只讲道德。道德是他关注的唯一焦点，甚至可以说，他通过探究政治的道德性根源，在某种程度上抽离了《洪范》的政治语境，只关注其道德内涵。在他看来，“彝伦攸叙”表面上是良好的政治秩序，实质上是德性的彰显和德教的达成，是道德人伦秩序的充分实现，这才是圣圣相传的《洪范》的真正主题。在引导学者将《洪范》的焦点由政治转向道德之后，马一浮进一步对九畴进行了完全道德化的诠释。 2.九畴要义 对九畴的定位，是理解《洪范》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一浮将《洪范》九畴看作是圣圣相传的根本大法，他对每一畴的定位都遵循“政本于德”、德先于政的基本思路。“尧、舜、禹、汤、文、武所以同人心而出治道者，修德尽性而已矣。” 他认为，九畴本质上并不是讲具体的政治统治方法，而是讲圣人相传的修德尽性之法，“尽性”就是九畴的本质意涵，也是《洪范》的核心内容。 在《洪范》的道德化诠释过程中，马一浮将《中庸》视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他对《洪范》九畴的定位，主要借助于《中庸》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的思路和表达。 以《中庸》为借鉴，马一浮并未将《洪范》视为政治上的治国大法，而是看作“尽性之书”： 今谓《洪范》为尽性之书，箕子所传，盖舜、禹之道，王者修德行仁事义咸备于此。知皇极之表性德，然后知庶政皆为天工，非私智所能造作也。知日用不可或离，然后知万物各有伦序，非强力所能汩乱也。知帝天皆一性之名，则知畀锡非同符瑞。知灾祥即惠逆所兴，则知福极皆由自取。虽应《洛书》之数，实自然之理，而非有假于神异也。虽立卜筮之法，特询谋之详，非专听于蓍龟也。学者苟能寻此数端，亦可弗迷于众说。 “尽性之书”是马一浮对《洪范》根本性质的判断。作为尽性之书，《洪范》主要讲的是“修德行仁事义”，即圣人进行道德修养并教化他人的经过，也就是从尽己之性到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天地之性的推展过程。马一浮一改以往《洪范》解释中的神秘化倾向，经文首段的“帝”“天”并不是有喜怒、能施予的人格神，而是道德完善圆满的圣人。《洪范》是平正的尽性之书，无关于神秘的天启。 对于九畴中争议较多的几畴，马一浮都遵循“尽性”的思路加以道德化的解释。作为九畴的核心，皇极一畴的文本表面上是讲君主建极的具体做法和皇极建立之后的效果，实际上彰显了人所同具本具、具有永恒普遍意义的道德本性。德性根源于人自身、日用不离，《洪范》的“彝伦攸叙”就是天地人物各尽其性的结果。政治的目的不是满足一己私欲，而是使人皆尽性，其根据和归宿都在于道德上的提升。就庶征和福极两畴而言，福极或休咎都取决于人自身德性的高下，是进德与否带来的必然结果。至于稽疑一畴提到的卜筮，最重要的是择贤者为卜筮之人，卜筮的预测作用并不是神秘的感应，而是道德修养境界的体现。心重于卜筮，在稽疑的过程中，德性才是预见未来、解决疑问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庶征、福极还是稽疑，马一浮都指出，这些以往被神秘化的内容，实际上都彰显了内在德性的决定性作用。 在对九畴的解说中，马一浮借助《中庸》的“尽性”说总结了《洪范》九畴一贯的逻辑线索。《洪范》为尽性之书，九畴分别代表了针对不同对象和范围的“尽性”之说。五行为“尽物之性” ，敬用五事为“尽己之性”，农用八政为“尽人之性” ，协用五纪是“尽天地之性”，皇极是“尽性之极则” ，乂用三德亦是“尽人之性”，明用稽疑是 “兼尽人物之性” ，念用庶征是“尽己之性以尽天地之性” ，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是“尽人之性以尽己之性”。详见下表：  《洪范约义》九畴要义一五行 尽物之性二五事 尽己之性三八政 尽人之性四五纪 尽天地之性五皇极 尽性之极则六三德 尽人之性七稽疑 兼尽人、物之性八庶征 尽己之性以尽天地之性九福极 尽人之性以尽己之性 可以看出，马一浮将尽性视为九畴一以贯之的线索，并遵循道德化的思路，根据九畴的内容分别概括各畴的性质。此前的一般看法是，九畴涉及国家政治生活的多个方面，较为零散，难以找出一以贯之的逻辑，历史上的解释也多是依文解义，不易形成系统性、结构性的论述。马一浮则借助《中庸》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天地之性的逻辑框架作为九畴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线索。如此一来，九畴有了内在的关联，从相对零散的国家政治、社会事务的叙述变成了系统的修德尽性之书。马一浮将《洪范》九畴的定位从外在的政治事务，收归到内在的心性道德层面，阐释其彰显德性和鼓励道德修养的意义，可以视为《洪范》全面道德化诠释的尝试。 马一浮在《尚书》中特重《洪范》，这一方面延续了《尚书》学史上对《洪范》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洪范》为典型，展示政治性色彩浓厚的文献背后无可置疑、最为根本的道德意义与永恒价值。将《洪范》诠释的焦点从为政转向尽性、借《中庸》尽性之说解《洪范》九畴，是马一浮独特的理论创发。他以圣圣相传的道德意义统摄、覆盖政治意义，将修德尽性看作是《洪范》的纲领，认为九畴以道德为核心，讲的是如何尽己、尽人、尽物及尽天地之性。在他看来，人皆有性德、人皆应尽性，从道德修养功夫入手、渐次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与之相比，对于政治权谋或政治利益本身的过度追求，并无益于德性的提升，也不是《洪范》的真正意涵。马一浮对《洪范》这一历史上政治色彩较为浓厚的文献进行彻底的道德化诠释，强调道德对于政治的根本意义和优先性，体现了其经学思想中去神秘化、理性化、道德化的诠释特色。 三、从政治到道德: 《洪范》的价值与意义 通观《洪范约义》全篇，马一浮虽是按照经文九畴的次序一一加以讲论，但并不局限于文义疏通，而是在每畴中提炼出核心问题和重要线索，并对先儒的诠释方向进行了调整。他自述“每下一义，亦非苟然” ，其讲论有着较为明确的理论目的。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学期间，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愈演愈烈之时。他希望借助《洪范》的道德化诠释，彰显其核心道德意涵，使学生不仅对《洪范》整篇的结构、性质有更深刻的理解，更能对人生而具有的道德本性有自觉的坚守、对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和当世乱局有清醒的认识、对现代社会儒家经典的价值有决然的确信。 1.道德为本 对经典背后道德价值的提炼和阐释，是马一浮经学诠释的一贯思路和主要特点。实际上，这与他的“六艺论”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他看来，六艺即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实际上都是人的道德本性的表现，六艺的主要意图和最终归宿都是彰显人的本然之善、性德之真。即使如《洪范》这样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献，他也力图透过政治语境，进行纯粹的道德化诠释，展现《洪范》更为根本、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意义： 《洪范》为尽性之书，六艺皆尽性之教。是乃谛实之理，决非影响之谈。 今人不知有自性，亦即不知有天道，视天地万物皆与自己不相干，于是人与人互相贼害，威侮五常，暴殄天物，而天地亦为之不位，万物亦为之不育矣。故天地人物一性为《洪范》要旨。圣贤千言万语，虽诠表之辞多端，只是教人识取自性，合下用力而已。 人的道德本性是天地之理在人身上的落实，为人所本具、人所同具，保证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尊严。包括《洪范》在内的六艺，不是圣人私意造作而成的，而是根本道德意义上的垂范设教。马一浮将《洪范》的性质概括为道德之书、尽性之书，不仅彰显了人的根本道德属性，更指出了人成圣成贤的可能。 在此意义上，《洪范约义》也回应了马一浮为何能够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六艺论”思想。他认为，以六艺为核心的儒家经典，聚焦于人的道德本性，此性为人所同具，无有中西之别、不论古今中外。在道德意义上，六艺作为德性的彰显，能够超越国别、地域和时代的限制，具有统摄一切学术的根本价值;人性本来具足、本然至善，但被气禀所拘、习气所蔽，因此需要进行功夫复性尽性，六艺又指示了具体的修德尽性功夫和道德境界。在道德本性和尽性功夫两个层次上，六艺能够统摄古今中西一切学术。 可以说，马一浮的六艺之学，就是道德之学，他对六艺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道德化诠释，包括《洪范约义》在内的全部经学解释时时彰显人的道德本性和尽性功夫。他希望听讲的复性书院诸生以及当世学者，能够理解经典的根本道德意涵，将关注的焦点从争名逐利的向外企求转变为内在的修德尽性，反身自省、自觉体认、着实践履、扎实用功，渐次提升道德境界。 2.对治西学 马一浮之所以对《洪范》进行全面彻底的道德化诠释，也源于对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及其带来的世界性战争的反思。自早年起，他就对西方功利主义的政治倾向抱有警惕，特别反对将政治之道德与一己之道德二分的思想。在现实中，马一浮亦以道德性的论述反思功利主义的政治观，警惕脱离道德约束的政治权力： 今之以暴力征服人国者，皆狎侮五常，暴殄天物也。故贵德不贵力，乃《书》教要义。 今人乃谓权力高于一切，古则以为理高于一切，德高于一切。其称天以临之者，皆是尊德性之辞。 这里所谓的古今，指理想和现实的差别。今人受到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味追逐政治利益，以暴力征服他国，导致人类争夺相杀。在理想的政治观念中（古），理、德高于一切，天人一理、天人同德，统治者之所以被称为天子，是为了表彰其德性的圆满，而非彰显政治地位的至高。今人则将政治从道德语境中脱离出来，将权力、利益本身看作是追逐的对象，这无疑是弃理从欲、舍本逐末。以西方功利主义政治观为代表的这种扭曲的政治观念，根本上是由于对政治之根源、道德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不足导致的。 在马一浮看来，西方功利主义的政治观需要全面的反省和检视。实际上，政治并没有脱离道德的独立意义，权力只有在德性的引领下才具有合理性并能发挥真正的作用。相反地，道德可以脱离政治语境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在《洪范》解释中，马一浮始终坚持政本于德、德高于政，以此批评和扭转今人受西学影响的政治观和权力观的偏差。他将《洪范》从神秘的天锡之书转变为圣圣相传的进德之法，展开《洪范》的道德化诠释，始终强调道德相对于政治的根源性、决定性意义和绝对优先地位，正是反思西学、对治功利的重要体现。 3.经典价值 借由对人的道德本性的彰显和对西方功利主义的反思，马一浮在中西学术之间，凸显了儒家经典的价值。他在复性书院讲各经大义时，听讲的是招收而来的年轻学子。虽然其中不乏“初机之好问者” ，但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饱受西学熏染、接受的是现代学校的分科教育，因此对包括六艺在内的本国传统文化多有偏见。不仅如此，以本民族文化是腐朽落后的、以西来学术是先进完备的，视六艺为“杂货”“古董”“臆造”加以抗拒和鄙弃，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在马一浮看来，这是“舍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 的“至愚而可哀”的做法。 在《洪范约义》中，马一浮以道德语境完全取代政治语境，直面现代社会中经典已经不合时宜的质疑。他超越历史上的政治性讨论，将焦点放在“为政以德”的纯粹道德化解释上，将九畴视为圣圣相传的修德尽性之根本大法。对人的道德本性的认识和识性尽性功夫的讨论，能够超越时空，彰显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尊严。马一浮的这一解释表明，即使政治制度基础不复存在，儒家经典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永恒的价值、仍然具有统摄古今中西一切学术的生命力。 通过《洪范约义》在内的六艺论具体展开，马一浮希望使诸生对儒家经典价值有发自内心的体认。在理论上，确认六艺为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至高普遍之学;在自身修养上，认识到六艺之学最切于人心，于人道德的提升最为必要。以理论的认识为基础，知类通达、识性尽性，避免走入“博而寡要” “劳而少功”的歧路;在民族文化的前途上，相信六艺之学具有普遍的统摄力和永恒的生命力;在现实作用上，六艺之学不仅使国人对战争怀有必胜的信心，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类争夺相杀之事，这无疑都是现代社会儒家经典的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马一浮在《洪范约义》中展现了对道德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对《洪范》进行了全面的道德化解释，极力凸显其道德价值，展现人的道德本性和本然之善，启发学者自觉进德;通过《洪范》的道德化解读，在乱世中，反对强力政治，显示出对道德的绝对坚守、对进德工夫及道德境界提升的可能性的确认，以及现代社会中对传统经典价值的坚信。今天看来，尽管马一浮的解释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彻底的道德化解释路径可能忽略了儒家经典十分重要的政治面向，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对马一浮的问题意识有同情之了解。他的《洪范约义》展现了与历史上主流《洪范》诠释不同的视角，是“为政以德”全面道德化诠释的代表，呈现出儒家经典的生命力和经典解释的丰富可能。在经典价值、道德修养等层面，可以为当代儒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