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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近年來，作為國家制度層面的五禮制度（吉、凶、軍、賓、嘉）逐漸引發國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該領域研究也隨之步入活躍期，湧現許多重要成果，極大推動了該領域的研究，但對五禮制度的研究仍然只能說尚處於「在路上」的初始階段，圍繞這一寶庫，有許多值得我們認真分析的地方，作為五禮之一的軍禮便是其中一例。 經漢末、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孕育，五禮制度至此才最終步入成熟，關注此時期軍禮的諸般無疑意義重大。筆者曾提出，軍禮與其他四禮的最大不同之一就在於其綜合了世俗性活動的“對人的儀式”及祭祀性活動的“對神的儀式”。之所以如此，緣於其不僅與軍事活動密切相關，且具有十足的政治性，正是由於這樣複雜的特性。也使得軍禮往往能更清晰具體的折射出王朝的核心特性。 在記述唐代軍禮的國家禮典《大唐開元禮》（以下略作《開元禮》）中，軍禮從卷八一至卷九〇，共細分為二十三個儀式。其中最受關注的儀式為以閱兵為的“皇帝講武”。目前雖已有諸多學者對唐代“皇帝講武”進行過論述，但其關注點或與其實際實施狀況涉及不多，或存在論述不夠深入的狀況，以致無法充分瞭解認識到其本質特徵。之所以有此結果，原因有三，第一是研究的關注點及重心不同；第二是多數學者並未深刻認識到該禮與當時時代背景間的密切聯繫；第三則是對該儀式的概念認識不明確而引起的。 關於“講武”的概念這一問題，涉及細節方面頗多，在史料中除記載作“講武”、“講武禮”、“皇帝講武”等之外，還有“大閱”、“閱武”、“蒐狩”等叫法。可見其繁雜，就此問題，筆者將在另文專門進行整理討論。在本文，筆者擬以《大唐開元禮》中的“皇帝講武”為物件，對其實施與其時政治背景的關聯作論述，以期更進一步瞭解其特性。也就是說，本文擬解決一個問題，即“皇帝講武”的實施究竟有何意義。 什麼是“皇帝講武”，筆者認為其是在皇帝主導下實施的以閱兵為主體目的的國家級大型軍事活動。《開元禮》諸儀式基本為國家層面的重要儀式，且其中有不少均明確標明需皇帝本人親自出場，但在實際對其執行時，這些儀式的絕大多數均由“有司代行”。而其專屬於皇帝一人。或許正是由於“講武禮”的這一特性，其在《開元禮》中才被冠以“皇帝”，被命名作“皇帝講武”。雖然目前對唐代講武禮的論述已有相關研究，但其在涉及到其實施的緣由及動機上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開元禮》“皇帝講武”重新加以認識，通過對其在有唐一代具體實施狀況的探討，把握其在唐朝的時代特徵及意義。 關於唐代“皇帝講武”的實施狀況，詳參附表。從表中可以看出，其實施頻率並不高，這自然是由於“皇帝講武”往往規模較大，無法輕易實施之故。反過來說，王朝實施如此大規模的“皇帝講武”儀式，其背後一定存在著必要性。根據附表，在前期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皇帝講武”實施的頻率較高，從武則天執政時期起開始逐漸減少，中宗、睿宗二帝由於執政時間短暫，無暇實施。進入中後期，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如同初唐一樣頻繁實施，迎來了“皇帝講武”儀式的第二個高峰期，但在不久便迅速衰落，雖然在武宗、僖宗朝一度重開，卻未能持續實施。可以看出，“皇帝講武”儀式在唐代前期與中後期存在較大差異，基於此，筆者將其分作兩部分進行探討。 第一節 唐代前期講武禮的實施狀況 唐代前期的歷史進程大致可以分作兩個階段，其一是高祖、太宗朝，其二是高宗、武則天執政時期。前者處於建國初期，軍事活動頻發，後者雖然承“貞觀之治”，政治局面較安定，但北方及東北邊境戰事不斷，再加上宮廷內部鬥爭激烈，使得兩者在時代背景上大相徑庭。 （一）高祖朝 在高祖朝，“皇帝講武”共實施了三次。唐王朝成立當年的武德元年（618）十月四日，高祖下詔，命令實施“皇帝講武”。高祖在這一年將隋義寧二年改元為武德元年，按照慣例，新王朝開始編修新的律令，並封隋皇室繼承人為酅國公，追贈隋煬帝為太上皇，向內外宣示其正統性。但是到九月，弑殺煬帝的宇文化及在魏州鴆殺自己擁立的秦王楊浩，公然號稱天子，建立許國。高祖所下詔書正是在此事過後一個月發佈的。其詔令雲： 安人靜俗，文教為先；禁暴懲凶，武略斯重。比以喪亂日久，黎庶凋殘，是用務本勸耕，冀在豐贍。而人蠹未盡，寇盜尚繁，欲暢兵威，須加練習。今農收已畢，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曜威武。可依別敕，大集諸軍，朕將躬自循撫。親臨校閱。 詔令中雖未明確點名宇文化及的許國偽政權，但從其中“人蠹未盡，寇盜尚繁”可以看出，針鋒相對之意十分明顯。此外，“今農收已畢，殺氣方嚴，宜順天時”也體現出，此次“皇帝講武”實施時雖尚未一統天下，但作為唐王朝建國後的第一次皇帝主導的“講武”儀式，其注重以禮實施的特徵鮮明，是新王朝宣示其正統性的一次重要嘗試。 高祖朝的第二次“皇帝講武”實施於五年後的武德五年（622）十一月。至此之前，唐朝進行過數次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特別是秦王李世民奔波各地，相繼征討了山西宋金剛、洛陽王世充、河北竇建德等。雖然處於頻繁戰事期間，但“皇帝講武”儀式卻一次也沒有得到實施。在武德五年這一年，率領竇建德殘部的劉黑闥接受突厥援助在河北再次起兵，皇太子李建成向高祖提出了征討劉黑闥的請求。李建成的決定其實是在聽從其近臣王珪、魏征的建議後做出的，其目的正是為了與戰功赫赫的秦王李世民在戰功上加以抗衡，這種兄弟間圍繞政權的對立關係，一直持續到武德九年的玄武門之變才宣告結束。根據《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的記載，高祖于武德五年十一月甲申命李建成出征討伐劉黑闥，並於十二天后在宜州實施了盛大的“皇帝講武”。雖然史書中並未明確說明此次儀式的實施與李建成征討劉黑闥直接相關聯，但顯而易見，高祖在宜州的大閱兵，一定對皇太子李建成的出征形成了直接且有力的支援。這種皇太子出征期間，皇帝實施“講武”儀式的做法，在歷史上極為罕見。結合高祖此時對秦王李世民已有警戒之心，再加上對其長期不滿情緒的積累，可以看出，此次“皇帝講武”的實施，是高祖對皇太子李建成政治地位、軍事地位的一次積極聲援，也是對秦王李世民的一次警告。通過這種大規模國家軍事儀式的實施，向朝廷內外宣示了高祖對於皇太子及秦王之間的堅定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穩定朝廷政治形勢的效果。 武德八年（625）十一月，鑒於唐王朝與突厥的軍事緊張局面，出於軍事威懾目的實施了“皇帝講武”。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講武”儀式之前，唐政府還大規模實施了“皇帝田狩”儀式，這種將兩種儀式捆綁實施的做法取自周禮，可以窺見唐政府遵循周禮，有意識的進一步將國家典禮規範化的政策。 除上述三次“皇帝講武”的實例外，有學者將武德九年三月的一次“觀習水戰”亦看作“皇帝講武”。《冊府元龜》卷一二四《帝王部・講武》雲：“（武德）九年三月，幸昆明池，辛卯，觀習水戰。”顯示出武德九年（626）高祖曾在昆明池上檢閱士兵模擬演練水戰。這一條頗令人生疑。首先，此時江南基本得以平定，對唐而言，最大的威脅並非來自南方，而是北方的遊牧民族。因此，缺乏進行水軍訓練的必要性；其次，從此後高宗與許敬宗的對話中也可看出，唐代的昆明池並非水軍的專用訓練基地。相較而言，唐代的昆明池由於景色秀麗，常作為宴會及狩獵場所使用；再次，唐代“皇帝講武”除個別特殊情況外，多實施于仲冬前後，此次實施於春季，也與傳統做法不符合。可以說，此次所謂“觀習水戰”，並不具備“皇帝講武”的性質，而屬於在春光明媚下，帶有娛樂性的宴遊。恐怕正是由於此，北宋王溥在《唐會要》中才會將這一事件放於卷二七《行幸》，而非卷二八《講武》中。 （二）太宗朝 太宗朝時期的“皇帝講武”儀式在史書中僅記載了一例。即貞觀七年（633）十二月，地點在城西。那麼，為什麼太宗要在此時實施“講武”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一年的正月，唐王朝頒佈了建國後的首部國家禮典《貞觀禮》。 在其中，房玄齡及禮官增加了北周所沒有的二十九條儀式，其中便有“農隙講武”儀式。可見，貞觀七年末的“皇帝講武”是對全新的國家禮典中所規定的“農隙講武”的初次實踐。根據《資治通鑒》卷一九四的記載，當年正月，太宗召集三品以上官員、州牧、蠻夷的酋長在宣武門舉行盛大的宴會，並演奏《七德之曲》（後改為《破陣樂武》），以此誇耀其一統天下的武德。其時天下安定，長年威脅唐王朝的東突厥頡利可汗也于貞觀四年歸降，國內外整體處於和平狀態。而且，此時的“皇帝講武”由於太上皇（高祖）的參加增加了些許特殊的意義。史書雲：“皇帝從太上皇閱武于城西”、“高祖親視”，太宗在儀式中對太上皇極盡孝心，在“講武”儀式結束後，太上皇對將士進行慰勞，並在未央宮舉行盛大的宴會。閆惠中，三品以上官員皆侍奉于太上皇之側，太上皇命頡利可汗跳胡舞，又命南越酋長馮戴智作詩。與此同時，太宗又不失時機的向太上皇獻上賀詞，將天下一統的功勞均歸功於太上皇一人之力。 通過上述一系列行為可以看出，此次的“皇帝講武”儀式並非完全獨立，而是與其後的宴會等祝賀手段結合為一個有機整體。太宗通過玄武門之變，殺害其兄弟李建成、李元吉，並從高祖手中奪得帝位，這種頗不光彩的政治污點對其精神影響不可謂不深，正是這種心理促使太宗在貞觀七年這一天下太平的時間節點上，隆重的實施祝賀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太宗不僅向太上皇表現了其忠孝，向內外昭明父子間的融洽關係，還借助曾經的敵對國首領的臣服行為向太上皇展示其一統天下，具備作為優秀皇帝治國的能力，借此消解其內心的歉疚。 （三）高宗・則天武后朝 高宗朝初次實施的“皇帝講武”于顯慶二年（657）。就在前一年的顯慶元年，發生了一件影響唐代歷史進程的大事。那就是冊立武后。這也是在與自建國以來長期掌控實權的以長孫無忌為首的保守派之間的鬥爭中，高宗與武則天的重大勝利。新皇后在北郊依照周禮主持了專屬於皇后的重大典禮--先蠶禮，顯示出皇后此時已具有通過國家典禮昭示其地位的政治意識。顯慶二年正月，高宗即位後第一次巡幸洛陽，並開始長期滯留于洛陽宮。其年十一月，高宗在許州、鄭州的郊外實施了“講武”，並在儀式現場將東漢馬融講《尚書》的“尚書台”更名為“講武台”。另外，考慮到“講武”的實施對當地百姓的影響，特意免除當地一年租稅，賜予當地八十歲以上老人以粟帛。東漢的著名經學者馬融在任東觀點校秘書一職時，曾極力反對其時在社會上流傳甚廣的“文德可興、武功宜廢”思想，並上書《廣成頌》強調講武的必要性。高宗之所以如此，正是為了強調“講武”的重要性，體現出強化武備的意圖。此後，高宗遣使者祭拜了對儒家發展功不可沒的鄭子產及東漢時期德高望重的太丘長陳寔墓。這一連串列為均體現了剛從長孫派奪回政權的高宗意欲在文武兩方面奮發的強烈意圖。 雖然目前對於高宗頻繁巡幸洛陽存在諸說。其中，郭紹林提出的軍事說值得關注。洛陽與太原作為戰略要地的地位已在太宗朝被褚遂良指摘，但該建議直到太宗親赴前線征討高句麗時，亦沒有得到採納。此後，高宗於永徽五年（655）派遣程元振、蘇定方奔赴朝鮮半島繼續遼東戰役，此時的高宗汲取了太宗朝的經驗教訓，不親赴戰場，而是駐屯于便於指揮戰爭的洛陽。顯而易見，顯慶二年高宗所實施的“講武”與遼東戰役息息相關，其是為順利開展不久後的軍事活動的重要預備環節。此外，依照周禮的規定，“皇帝講武”儀式地點為首都郊外。這一點也值得關注。也就是說，高宗於洛陽近郊實施“講武”還起到了向天下宣揚洛陽首都地位的作用。事實上，就在此次“講武”實施後的翌月，高宗即正式下詔封洛陽為東都。 如上所述，對於高宗來說，此次“講武”的實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是軍事及政治上一舉多得的重大活動。之所以如此，一方面體現出唐代皇帝重視將國家禮儀作為達成自己在某一方面目的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還顯示出其具有圓滑且強有力的統治能力。再重新審視遼東戰役可以發現，顯慶二年的“講武”並非完全孤立的單一行動，三年後的顯慶五年（660）三月，唐軍聯合新羅討伐百濟之前，將大軍集結於並州，再次實施大規模的“講武”，兩者間是互相關聯的。《唐會要》卷二六《講武》雲： 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講武於並州城北。上禦飛龍閣。引群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領威武候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示眾。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圓銳之陣。右為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複其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李勣曰。甲冑精新。將士齊力。觀之者猶震恐。況當其事乎。上曰。講閱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文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黷。又不可棄。此之謂也。 根據這一記載，軍隊分作左右軍，以五行相克說結為五陣開展對抗，步兵退時，騎兵前進。其時，許敬宗是禮部尚書，李勣是太宗朝名將，從他們的評價來看，可以知道此次“講武”不僅合禮，而且在軍事上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此外，高宗在麟徳二年（六六五）四月在洛陽城北的也進行了“講武”，但正如金相範所指出的，其是泰山封禪時為震懾外敵入侵的重要手段。 在其後的武則天執政時期，雖然看不到“皇帝講武”的實際實施記錄，但據《唐會要》巻二六《講武》： 聖曆二年十月。欲以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麟台監王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禦。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禦。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之月。不可以講兵。 原定於聖曆二年季冬實施“講武”，但由於有司（兵部、禮部）延遲，不得不被迫延期至翌年孟春。這遭到麟台監王方慶的反對，從而再次變更至翌年孟冬。在武則天執政時期，《禮記》的地位得到顯著提升，雖然“講武”的實施日期為孟冬，但是王方慶並沒有反對季冬實施，可見講武禮實施于季冬也是極有可能的。雖然由於兵部、禮部的緣故，原定的“講武”未及實施，但其並未被問責可見武則天對於“講武”似乎並沒有十分強烈的實施需求。而且，不得不注意的是，此時的武則天已年屆高齡，身體狀況也是其對“講武”不那麼關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第三節 唐代中後期的講武禮及其變容 （一）玄宗、肅宗朝 在學者論述唐代“講武”儀式中，最常列舉的便是玄宗朝初期的一例。其實施于玄宗朝先天二年（713）十月（《舊唐書》巻八《玄宗本紀》作十一月），在驪山腳下的新豐，關於此次“講武”，《唐會要》卷二六《講武》記載如下： 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鋋金甲。耀照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上體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于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願寬宥以從人望。乃舍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使唐紹。以董軍儀有失。斬之。上既怒唐紹。左右猶望寬之。會有金吾衛將軍李邈。據請宣敕斬之。時人痛惜紹而深咎邈。尋有制罷邈官。遂擯廢終身。薛訥為左軍節度。眾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敘。惟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關於儀式的目的，金相範指出，是為了革新武后以來的政治面貌，此外宣揚其皇權。在“講武”儀式中，元帥是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制定儀注的則是給事中、知禮儀使唐紹（攝太常少卿）。唐紹在禮學上素養頗高，時人稱之“博學，善《三禮》”。也正是因為此，其才在如此重要的場合中被任命為儀注的制定者。在儀式中，雖然玄宗君臨於陣型的最前列，但仍發生了“虧失軍容”、“軍儀有失”的事態，最終導致元帥郭元振被流放新州，唐紹斬首於旗下的悲劇。儀式中之所以產生失誤，筆者以為主要有如下兩個原因。其一，本次“講武”儀式距上次實施（高宗朝麟德二年）已逾半個世紀，導致禮官對該儀式的進行缺乏經驗；其二，高宗朝末至武則天執政後期正處於府兵制逐漸崩潰的時代背景下，雖然儀式中軍隊分為左右軍，但在遭遇變故後，除左軍外，其他佇列皆失去秩序，暴露出其時唐代軍隊平日訓練的深刻不足。可以說，此次“講武”中發生的過世具有其客觀原因，讓具體制定儀注的唐紹承擔其全責顯然有失妥當。或許正是由於此，在唐紹被處刑後的若干年間，仍有許多人為其死而感到冤枉。 玄宗朝末期爆發了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因此長期陷入了平定叛亂的戰爭時期。在肅宗收復兩京前後，分別出於動員鼓舞士兵及重新樹立皇帝權威而實施了“講武”，由於這兩回儀式間僅相隔五個月，在唐代極為罕見。從中可以看出“皇帝講武”儀式作為彰顯國家秩序的重要手段受到皇帝的重視。 （二）代宗、武宗、僖宗朝 代宗朝寶応元年（762）實施的“皇帝講武”與安史之亂直接相關。此時的唐政府已得到回紇出兵的承諾，討伐史思明之子史朝義。“講武”進行于寶應元年九月，翌月，代宗派遣雍王李適及僕固懷恩率兵討伐。翌年正月，史朝義自殺，至此持續了逾七年，對唐王朝帶來沉重打擊的安史之亂才算得以終止。可以說，此次“講武”的目的是為了鼓舞對史朝義作最後一擊的士兵們士氣。 雖然安史之亂得以平定，但天下混亂的狀況仍未得到解決。在這一態勢下，吐蕃、回紇、黨項羌及地方割據勢力對中央政府的威脅與日俱增，皇帝權威也開始逐漸萎縮。代宗朝以降，“講武”儀式幾乎陷入停滯，僅在武宗及僖宗朝各舉行過一次。但是不得不說，雖然這兩次“講武”在史料中的記載極為簡略，但其意義卻不可忽視。 武宗朝的“講武”最大的特徵便是與宦官密切相關。其實施於會昌二年（842）七月，地點為神策軍軍營。神策軍是唐代後期最為重要的天子禁軍，特別是自德宗朝起，由於發生了涇原之變等一系列事件，導致皇帝對文武大臣失去信任，取而代之任命身邊的宦官擔任軍隊的最高職務。但是，這樣一來，由於宦官長期擔任神策軍護軍中尉，從而將皇帝掌控于手心，並因此大權獨攬。因此，唐代後期的皇帝不得不常常通過“巡幸神策軍”的手段維持其關係，從而獲取神策軍的支持。事實上，唐代後期幾乎所有的皇帝，其即位均離不開強有力的宦官支持，例如武宗便是通過依靠甘露之變手握實權的宦官頭目仇士良的支持才得以繼位。借著擁立之功，仇士良時常態度高傲，對於武宗的政策也常常插手。這自然引起武宗的不滿及抗拒心理。《新唐書》卷二〇七《仇士良傳》雲： 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 會昌二年四月，仇士良仇士良藉口“宰相（李德裕）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策動神策軍造反，欲除去受武宗信任的宰相李德裕。武宗得知消息，立即派遣使者雲：“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並慰問神策軍對其進行安撫。這一事件提升了武宗掌控神策軍的自信。而感受到這一點的仇士良也因此“惶惑不自安”，第二年便告老還鄉，在被武宗宣佈沒收家產後不久病死。會昌二年七月實施的“講武”是這次神策軍神策軍事件發生三個月後進行的，這也是武宗在即位後首次巡幸神策軍軍營。可以說，此次“講武”的實施是武宗在對神策軍進行安撫後，試圖重建其皇權的一次確認。 與武宗朝一樣，僖宗朝廣明元年（880）十一月實施的“講武”儀式地點依然為神策軍軍營。此時，黃巢的叛軍臨近兩京，各地守軍聞風而逃。僖宗任命其最信任的宦官神策軍中尉田令孜為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使，忠武軍監軍楊複光為其副手，匆忙中希望依靠檢閱左神策軍提高其士氣從而對抗叛軍。然而，此時為時已晚，長安迅速被黃巢攻陷，僖宗不得不重蹈玄宗覆轍，巡幸鳳翔逃離。 雖然玄宗朝曾實施了唐代規模最大的“講武”，但自此之後，“講武”逐漸衰退。肅宗、代宗兩朝的“講武”均由於安史之亂而實施。武宗、僖宗兩朝則與宦官及神策軍關係密切。特別是武宗、僖宗時期，已沒有能力實施類似于唐代前中期那樣的大規模“講武”儀式，其範圍被局限於神策軍軍營內，有時甚至無法與地方節度使的校閱相比。伴隨著唐代後期皇帝權威的不斷衰弱，“講武”最初所具有的依靠展示王朝軍事力量震懾外敵的功能消失，其實施契機也有主動行為轉變為被動行為。與此同時，其諸如陣法變換等核心內容也完全空洞化。《唐會要》巻二六《講武》在記載肅宗至徳三年的“講武”後雲“自後遂廢”，而正如上文所示，武宗、僖宗兩朝仍然舉行了皇帝所主導的“閱兵”（講武），而王溥所雲“此後遂廢”有兩層涵義：一是不再實施之意；一是衰敗、名存實亡之意。不管是何種含義，正如前所述，“皇帝講武”在肅宗朝後的確已與前大不相同，呈現出完全萎靡的姿態。雖然此後到宣宗朝，曾下詔以禮教習軍隊，嘗試重建禮制下的“軍禮”，並期望形成慣例，但由於“皇帝講武”的基本前提是皇帝擁有絕對強大的軍權，因此毫無軍權的宣宗的此次嘗試毫無疑問註定失敗。 結語 在北宋前期編纂完成的國家禮典《太常因革禮》中，雖然仍保留“皇帝講武”儀式，但至末期的《政和五禮新儀》則被完全刪除。但這並不意味著北宋沒有實施類似于“皇帝講武”的儀式。正如丸橋充拓所指摘的，北宋時期的“皇帝講武”或在都城內的殿庭及其他設施中召集禁軍舉行，或由皇帝親赴軍營進行觀閱。其特點也由唐代禮典中規定的陣型演練變為個人武藝的考驗。筆者以為，這種變化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唐代後期實施的小規模講武的影響。也就是說，唐代前期扮演了向朝廷內外宣示皇帝及帝國權威角色的“皇帝講武”自唐代中後期起，伴隨著皇帝權力的衰落，促使其變為確認皇帝與禁軍關係的重要環節之一。這種變化雖然被北宋前期繼承，但由於其作為禮制的一面逐漸衰弱，導致到了《政和五禮新儀》時被從國家禮典中刪除。 本文作為研究唐代“皇帝講武”禮儀的基礎工作，在闡明“皇帝講武”概念的前提下，梳理唐代歷次“皇帝講武”的實例，探討了一直以來較少受到關注的實施背景這一問題。得到如下結論： （１）唐代“皇帝講武”是皇帝所主導的大規模的閱兵儀式，在唐代前期，其實施往往出於軍事威懾的目的，頗具軍事色彩。但也應注意到與此同時，“皇帝講武”的實施也開始被作為政治秀被加以利用。其最典型的事例便是高祖李淵借該儀式表達對皇太子李建成的支持態度。這種軍事威懾及政治秀的雙重效果在此後的“皇帝講武”儀式中屢見不鮮。體現了“皇帝講武”儀式由於備受矚目，從而成為統治者演繹軍事、政治的綜合性舞臺。 （2）由於武則天執政時期，“皇帝講武”並未受到足夠重視，因而陷入長達半個世紀的停滯期。這導致朝廷內外對儀式較為陌生，實施遇到困境。但隨著安史之亂爆發，皇帝出於軍事及政治需要，不得不再次實施“皇帝講武”。 （3）唐代後期，隨著皇帝權威及權力實質性大幅度衰弱，特別是對軍權的喪失，導致“皇帝講武”幾乎全面停滯。雖然武宗、僖宗朝曾各實施過一次，但其已由唐代前中期的主動性實施轉入被動。 綜上所述，唐代“皇帝講武”儀式作為國家典禮，其實施與當時的時代背景關係極為密切，在實施的背後所具有的功能及意義也相較儀式本身而言要豐富得多。雖然到唐代後半期，“皇帝講武”儀式已在內容上變得名存實亡，出現了“空洞化”，但若結合其背景考察，可以發現，其實施仍具有重要意義。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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