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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多久已亡佚的蕭梁舊史中，《梁後略》的面貌較爲模糊，不僅缺乏輯本，書名和作者也有異稱。本文在輯佚與比勘的基礎上，對《梁後略》的作者、體例做出考辨，大体勾勒該書的主要内容與史料價値，進而探討了梁末亂離中姚察、姚最兄弟棄醫修史的具體過程。 一、關於姚最與《梁後略》《梁後略》最早的著錄文獻，當屬《隋書·經籍志》：“《梁後略》十卷，姚勖撰。”而《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均作“《梁昭後略》十卷，姚最撰。”書名和作者均有異説。 按“姚勖”之名，中華書局標點本《隋書》徑作“勖”字，未出校記，該書《出版説明》條列了校勘所依據的九種版本，聲明“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兩種元刻本互校，並參校其他刻本，擇善而從。”但元至順本、明汲古閣本《隋書》並作“姚最”。除两《唐書》外，《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部》引《隋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高似孫《史略》，均作“姚最”，則“勖” 乃“朂”、“最”形近之訛。 姚最著《梁後略》，正史中有明文記載，《周書》卷四十七《藝術·姚僧垣附子姚最傳》詳細記載其事蹟： （姚僧垣）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姚最少年生活在梁末，江陵之變后，十九歲的姚最隨父姚僧垣被俘入關，在北周爲官，卒于隋初。他經歷亡國離鄉之痛，對梁元帝一朝及梁末亂離有深刻的歷史記憶，因著《梁後略》以寄故國之意。除《梁後略》外，姚最還著有《續畫品錄》，在中國美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另據《隋書·經籍志》， 姚最的著述還有《序行記》十卷，入地志類；《述系傳》一卷，入譜牒類；《本草音義》三卷，入醫方類。 關於《梁後略》的内容，首先需要辨析的是其主要內容並非後梁政權的歷史。後人有一種望文生义的誤解，認爲該書以《梁後略》爲名，當是記載蕭氏後梁的史事。清人姚振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推測：“《唐志》題《梁昭後略》，據《史通》及《日本書目》皆無昭字，疑新志沿舊史之駁文也。或如蔡允恭《後梁春秋》之類，後梁爲昭明太子之後，故題此名。”今人柴德賡先生亦認爲“姚最《梁後略》一書，估計是記述蕭繹江陵稱帝及蕭後梁小朝廷的事情。蕭繹爲北周所滅，蕭詧在北周卵翼下討生活。姚最身在北周，見聞和記載都有方便條件。” 衆所周知，後梁政權是依附於西魏及周隋的傀儡政權。承聖三年十二月（555年）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立蕭詧爲梁帝，史稱後梁。蕭詧乃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蕭統的第三子。後梁都江陵，屬地僅有江陵附近數縣，，傳中宗宣帝蕭詧、世宗明帝蕭巋、惠宗靖帝蕭琮三世，曆33年（555—587年），滅於隋。蕭氏後梁作爲西魏、北周、隋朝之附庸和傀儡，王朝有名無實，其法統不爲正統史傳所承認，《梁書》《南史》不僅在記述帝王的本紀中根本沒有安排後梁的位置，甚至在列傳中也沒有列入蕭詧。《周書》則將蕭詧及其子嗣和臣下的列傳置於《儒林》《孝義》《藝術》等類傳之後，《異域傳》之前這樣一個特殊的位置。後梁左民尙書蔡大業子蔡允恭於唐初撰《後梁春秋》十卷，後佚。明姚士粦復輯正史，重撰《後梁春秋》，意在恢復蕭詧後梁正統地位。 按梁末宗室骨肉相殘，以梁元帝蕭繹爲代表的江陵政權同以蕭詧爲代表的襄陽勢力相互攻伐，蕭詧最終引西魏破江陵，取蕭繹代之爲後梁，二者是互爲敵對的世仇，史書編纂首先面臨非此即彼的正統抉擇，不可能兼記二者。姚最之父姚僧垣是蕭繹的重臣，姚最少年時代一直生活在江陵，入周後在長安、成都等地爲官，與後梁政權無任何交集。從已發現《梁後略》佚文看，率皆以梁元帝蕭繹爲正統，記述蕭繹政權的史事，與後梁政權無涉。至於《梁昭後略》之“昭”字，當爲後出之衍文。 關於《梁後略》的史事斷限，姚振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判斷：“按《史通》及《御覽》所引，似其書起于太淸侯景之亂，及元帝王琳蕭莊之事，不知迄于何時。”可以進一步明確的是：從現存佚文分析，該書既以梁元帝蕭繹爲正統，其記述下限只能迄於承聖三年十一月辛亥，西魏破江陵或十二月梁元帝遇害。除《梁後略》外，漢唐間以“後略”爲名的史書還有兩部：《晉後略記》，或稱《晉後略》五卷，晉下邳太守荀綽撰，從《世説新語注》和《太平御覽》所引佚文看，所記爲西晉末年賈后亂政及八王之亂史事；《隋後略》十卷，張大素撰，無佚文存世，推測爲隋末群雄並起史事。以“後略”爲名，記述王朝末世史事，似是當時史傳的著述體例之一。 其次可以明確的問題是《梁後略》屬編年體史書。《隋志》將其編入“古史類”，已有編年類從之意；兩唐《志》均將其歸入編年類。關於編年體史書的源流，《史通》卷一《六家》中闡述很明確：“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廣〕、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其〕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准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書中，諸如 “春秋”、“紀”、“略”、“典”、“志”等名稱，基本都是編年體史書所專用的名稱。 關於《梁後略》的具體內容，劉知幾《史通》中有多處概括性描述。《史通》卷十《雜述》：“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昭）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浦起龍釋：“謂短述之書，但記近事，而非全史。”《史通》卷十《雜述》：“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樸，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稿之資焉。”《史通》卷四《題目》曰：“魚豢、姚察（當作姚最）作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謗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欤！”雖總體評價不高，亦肯定其“皆記即日當時之事”的實錄性質，較之官方正史，更爲具體細緻，仍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値。 二、《梁後略》輯佚《梁後略》自唐代以後即已亡佚，只有少量佚文賴《太平御覽》、《職官分紀》等類書得以保存至今。大約是所存佚文有限，分佈零散，此書迄今尚無輯本著錄，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列舉佚文5條，孫猛先生在《日本國見在書目詳考》中輯得佚文8條，所輯尚不完備。 今從《太平御覽》、《職官分紀》、《史通》等書中輯得12條佚文，對照正史，分別考述如下： 1、《太平御覽》卷二七五《兵部六·良將上》引《梁後略》（《職官分紀》巻三十三《驃騎將軍》引《梁後略》略同）： 陸納分其衆輕舸掩襲巴陵，晨至城下，驃騎始命諸將會議，乃出自壘門，坐胡床以望之，賊乗水來攻，矢下如雨，人情搔擾，莫不震懼，而驃騎方食甘蔗，曾無遽色。 據《梁書》卷五《元帝紀》： “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是日世祖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丁丑，以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循爲驃騎將軍、湘州刺史。十二月壬子，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破之。”文中的驃騎，當爲湘州刺史蕭循。 2、《太平御覽》卷三○七《兵部三十八·犒師》引《梁後略》： 大寳元年，西魏將楊忠來逼荆鎭，上懼其至，送遣犒軍，既而與忠結盟，并送質子，與魏相約爲兄弟之親，於是聘使徃還，相望道路。 按西魏攻荆州，元帝以子蕭方略爲質事《梁書》不載，《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三《梁紀十九·太宗簡文皇帝大寶元年》：“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説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爲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貿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則所遣質子爲始安郡王、湘州刺史蕭方略。 3、《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二《兵部五十三·勝》引《梁後略》： 君子〔曰〕：普通之末，邊壃告驚，寇虜烽煽，擊〔柝〕相聞，上皇乃運籌帷中，邁曹王之遠略，决勝千里，超光武之懸謀，故能師不疲勞，獻捷相係。 按此節當是姚最史論的原始文本。按史著中“君子曰”的史論體例發端於《左傳》，《史通》卷四《論贊》：“《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劉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梁後略》直接師法左氏，也間接證實了該書的編年體性質。“普通”爲梁武帝第二個年號（520-527年），此節似是對梁武帝的總體評價，下文語義當有轉折，惜已不存。按“普通之末”，正值北魏末年內亂頻仍，無暇南顧，南北並無大戰，所謂“邊壃告驚，寇虜烽煽”於史無徵，此論對梁武帝多有溢美。 4、《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三《兵部五十四·敗》引《梁後略》： 丙午，軍帥蕭方等至于長沙，河東王譽率左右七千人置陣登高以禦之，方等兵精衆盛，暗江水滿，爭來赴戰。俄爾之間，方等衆潰，譽軍以騎汩之，悉皆（透）〔投〕水，方等與左右二百餘人馳徃赴舟，舟中之指可掬，方等溺于江中。 此文中的蕭方等，即爲《三十國春秋》的作者，梁元帝萧繹長子。《梁書》卷五《元帝紀》：“六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帥衆討譽，戰所敗死。”《梁書》卷四十四《蕭方等傳》：“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梁書》對蕭方等之死記載甚爲簡略，而《梁後略》則對這場戰役進行了生動的記述。 5、《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八《兵部五十九·羽書》引《梁後略》： 巳〔己〕酉，上自長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北軍射書城内：“今者行兵，不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玉帛，志存救弊，濟此生民，廣訪民人，擇善而立。梁朝士庶，尚未相領解，蟻聚窮城，寂無求問，尋此異卜，良用到惑。” 此文不見於其他南朝史傳，嚴可均收入《全後周文》卷五，作者屬于謹，題名《射江陵城内書》，並注云：“案所云上者，元帝也是。時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楊忠、韋孝寬竝統師，而于謹爲之節度，所謂此君者也。”此事似爲承聖三年十一月（554年12月至次年1月）西魏圍攻江陵時事。 6、《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八《兵部五十九·羽書》引《梁後略》： 褚蘿率其下五百人乗大艦於鹿頭後湖以輝水戰。北軍聚而觀，蘿乃掉艦向岸，北軍引去，蘿亦廻歸。上乃射書北軍，大開賞募，有能斬送賊帥者，封五千戶侯，賜絹万疋。 按此事不見於南朝諸史，褚蘿見《南史》卷四十九《庾杲之附庾敻傳》：“（庾）喬子敻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敻必爲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剋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知褚蘿爲蕭繹水軍都督。鹿頭後湖，史傳無考，此節所述戰事是否爲西魏破江陵之役，待考。 7、《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四十·應夢》引《梁後略》： 初，賀革之徃江陵也，意甚不恱，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荅曰：“吾甞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辟，卿其行乎！”革因頷之，遂徃荆州。 此節記述與《梁書》卷五《元帝本纪》略同：“初，賀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從之。及太清之難，乃能克復，故遐邇樂推，遂膺寶命矣。” 8、《史通》卷十八《雜説下·諸史六條》自注引《梁後略》： 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 按此事見《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諸子·萧確傳》：“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不？’對曰： ‘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 9、《職官分紀》卷三十六《南北東西中郎將》引《梁後略》（《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九引《梁後略》略同）： 前南中郎將永安侯確，字仲正，司空（論）〔綸〕之第三子。少而尚武，亦有文才。毎在第中，常習弓馬，後庭戲聚，必法軍陣，時人皆以爲狂，謂爲無實用。左右聞者咸以告焉，確曰：“吾爲王家破賊，當使爾等知之。” 此節記述與《梁書》卷二十九《蕭確傳》略同：“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戶，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 10、《職官分紀》卷四十《刺史·老无能抗敵》引《梁後略》： 初,任約之來，江陵憂懼。時上方議拒捍，未得其人，與晉州刺史蕭惠及董羅等議之，羅曰：“當今所仗，莫若蕭公。”上應聲謂惠曰：“社稷存亡，在斯一舉，卿去同族休戚，爲我行乎？”惠對曰：“臣之少壯，猶不若人，今衰老矣，無能抗敵。” 此事不見於其他南朝史傳，據《資治通鑒》一百六十四梁簡文帝大寶二年（551）五月條：“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蕭惠，《通鑒》作蕭惠正，近是。按南朝時期，蕭氏宗族多以惠爲名，如蕭惠開、蕭惠訓、蕭惠基、蕭惠基、蕭惠朗等，似乎不應以單字爲名，但《通鑒》卷一百六十六梁敬皇帝紹泰元年三月條又載：“齊軍司尉瑾、儀同三司蕭軌南侵皖城，晉州刺史蕭惠以州降之。” 未知孰是。 11、《冥報記》卷下《梁元帝》引《梁後略》： 梁元帝年六岁，見母妝匣中有大珠，取一珠口含，遂誤吞之，其母亡珠，意左右盜，詰問莫服，乃（灰）〔炙〕生魚目以詛之。明日，帝大便，珠隨便出，而帝一目遂眇。 此事不见于南朝諸史，所記爲神異怪力事，即《史通》所謂“鄙樸之言”。從史諱書法看，此節文字乃間接引述，恐非《梁後略》原文。 12、《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五《兵部六·良將上》引《梁后略》： 齊遣其將竇太〔泰〕趂潼關，太祖將襲秦〔泰〕，衆咸難之。太祖問策於宇文深，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歡每（伏）〔仗〕之，以爲禦侮。 檢《周書》卷二十七《宇文測附弟宇文深傳》：“太祖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爲禦侮。’”此節內容與蕭梁史事無涉，以西魏爲正閏，不似《梁後略》內容，且《太平御覽》這段引文緊接“陸納分其衆”條，段首以“又曰”起，按《御覽》引書，書名往往有誤，疑爲標引之誤。 三、梁末亂離與姚氏兄弟棄醫修史關於《梁後略》作者姚最的生平事蹟，《周書》本傳的記載較爲完整，但較少有人留意的是，撰寫《梁後略》的姚最，與編纂《梁書》的姚察乃同胞兄弟。二人之父姚僧垣知名梁代，《周書》有傳，姚察系其嫡長子，姚最則爲庶出次子。 姚氏世出吳興武康，爲三吳土著士人，家世並不顯赫。《周書•姚僧垣傳》：“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姚氏在鄉里的宗族與經濟根基也並不豐厚，姚察“値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鄕里。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吿糴無處，察家口既多，竝採野蔬自給。”姚察顯達之後，對自身家世每不自安，在奏議文辭中屢稱 “臣東皐賤族”、“吾家世素士”。 姚氏家族最初所世傳的“家業”並非史學，而是醫術。姚僧垣之父菩提 “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姚僧垣“年二十四，卽傳家業。”，仕梁爲太醫丞。因醫術精湛而出入禁中位至通顯的姚僧垣，並不滿足於以醫術得幸，汲汲試圖擠入士流，而從恩幸轉爲真正意義上士人必須完成文化上的轉變，通曉文史之學，南朝的仕進之途也正如姚察所言：“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史載姚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略今古，則爲學者所稱。”，他投入大量精力與資產用於子嗣的培養和教育，每出入禁中，“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遊學之資，察竝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姚僧垣沒有讓姚氏兄弟承襲自己的醫術，而是不遺余力地資助其子遊學聚書，在這種教育背景下成長的姚氏兄弟逐漸具備了士人的知識學養，姚察“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爲樂，於墳籍無所不覩”，姚最“博通經史，尤好著述”，這也爲姚氏兄弟日後從事史學著述打下了根基。 侯景之亂到江陵之變的短短數年間，姚氏一家在梁末亂離大潮中萍蹤飄寄，屢經遷播。侯景圍建康，“僧垣乃棄妻子赴難”，宮城陷落，逃歸吳興鄉里，又被叛軍所拘，僥倖得免。梁元帝平侯景，姚僧垣“隨朝士例往赴西臺”，梁元帝“召姚僧垣至荆州，授晉安王府諮議”，實爲梁元帝之御醫。江陵之役，姚僧垣與梁元帝一道爲西魏軍將擒獲，大將于謹慾留爲己用，謂“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後爲宇文泰所徵，輾轉至長安，繼續其太醫生涯，“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記。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開皇三年卒，享年85歲。 在江陵之變中，姚僧垣次子姚最隨父一同被俘入關，時年十九。入周後，姚最初“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 天和年間（566-572年），已經年過三十的姚最做出了人生中一次重要改變，奉敕學習醫術，承襲父業。《周書》卷四十七 《藝術·姚最傳》： 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何如王襃、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 姚最對學習醫術承襲父業本毫無興趣，其父姚僧垣亦素無此意，但以亡國之身，在王權的利誘和威脅之下，只能做出妥協，以三十歲之年“被敕受家業”。此後，姚最只能以行醫爲仕進之途，一生推遷，不過王府僚佐，撰述史書不過是排遣故國之思的個人行爲，《梁後略》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編纂而成。仁壽二年（602年），蜀王楊秀被廢，“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作爲其僚屬的姚最受牽連坐死，年67歲。 與姚最相較，其兄姚察的人生際遇則迥然不同，姚察在梁末即因出衆的文史才能獲得了與南朝高門甲族相當的入仕條件，“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郞”，因在建康爲官，未隨其父“赴西臺”，因而得以躲過江陵之變。入陳之後，“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宦途遂至通顯。” 歷任秘書監、領大著作，官至吏部尚書，成爲陳朝重臣。 江陵之變后，姚氏父子懸隔南北數十年，姚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後爲使節聘周，“因得與父僧（坦）〔垣〕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 隋開皇三年（583年），姚僧垣卒，“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勑申專加譬抑。”開皇九年，隋平陳，姚察入隋，姚氏兄弟重新團聚，“（姚）察至。（姚）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這是史傳所見姚氏兄弟僅有的一次交集。 與姚最的私家著史不同，姚察的歷史著述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陳武帝代梁，“即用察佐著作，仍撰史。” “陳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祕書丞，別勑成梁、陳二代史。”大業二年，姚察卒於東都，未竟著述由其子姚思廉接續。唐貞觀十年（636年），《梁書》和《陳書》編纂完成。“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亷，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梁陳國史著述成爲姚氏父子相承的家學，姚氏家族也因此完成了從恩幸之家到上層士人的轉變。 胡寶國先生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私人修史”的問題進行過深入探討，認爲除專制皇權的强弱之外，“關於‘私人修史’的問題，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指出： 東漢以後，士人群體表現得十分活躍。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各種類型的史學著作都是士人以及由此而演化出的士族所作。因此所謂“私人修史”也可以稱之爲“士人修史”、“士族修史”。士人或者説士族修史不完全是爲國之興亡考慮，而是往往有很强的個人的、家族的目的。他們或是借修史以求個人之不朽，或是借修史以記錄家族的輝煌。 姚氏兄弟棄醫修史的經歷，除較爲典型地反映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私修史書這種强烈的個人與家族的色彩外，也顯現出在“近世取士，多由文史” 的社會環境中缺乏文化底蘊的低等士族通過修史進入上層士流的可能性。 梁代史料極度匱乏，任何溢出傳世正史之外的歷史記載，雖吉光片羽，都彌足珍貴。20世紀30年代，朱希祖先生曾著《蕭梁舊史考》，對“其書亡者多而存者極少”的三十餘種蕭梁舊史條分縷析，欲在“溯其淵源”基礎上撰寫《新梁書》，惜其業未竟。本文選取梁末諸史中的《梁後略》詳加考述，大體認識如下：《梁後略》是梁末遺民姚最所撰的一部編年體史著，該書以梁元帝江陵政權爲正統，所述史事主要是梁末亂離之後蕭繹江陵政權的歷史，與蕭詧後梁無涉。由於作者姚最史才與史識的局限，《梁後略》的內容較爲蕪雜瑣屑，史論亦難稱持正，但畢竟爲硏治梁末亂離與荆楚歷史提供了一些可貴的細節。而姚察、姚最兄弟的人生際遇與姚氏家族棄醫修史的經歷，也爲我們考察六朝時期史學的社會功能以及這一時期士族與史學的關係提供了一些具體的參證。 【本文是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中古史籍與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專案編號16JJD770004）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