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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是古代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常见活动。史籍中相关记载屡见不鲜。从中即可见随寒暑季节交替而行的游牧迁徙[1]，又可看到自然灾害、草场纠纷、部落内讧、战争等经济、政治因素所致各种迁徙活动。前者为生息于北方之民，顺应时节变化，有序利用自然资源的基本生产实践活动；后者则是部族、部落为生存，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一种迁徙活动往往对部族、部落自身及周边地区的影响较大，是本文关注的主要对象。文中所述迁徙活动，即指这一层面的涵义。本文考察范围限于汉唐时期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即试图在考察和总结汉唐时期北方游牧部族、部落迁徙活动的基础上，反映《魏书·序纪》在相关问题研究中的特殊价值。 一、史籍所见汉唐时期北方游牧部族、部落的迁徙活动 见诸史乘之汉唐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名目繁多，且相关记载多寡不一。总的来说，关于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曾一度称霸草原者的记述相对多，对其他部族、部落的记录较少；记载内容详于诸族兴衰起伏，而略于其兴起之前的活动。史籍中关于北方游牧部族、部落记载的这种不平衡性和限局性，决定了本文考察的对象是以上述诸族为主，而以其他部族、部落为辅；所述迁徙活动，主要基于对诸族兴衰过程种种活动的考察。 纵观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部落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诸族几乎都经历了进驻漠北草原腹地，迅速崛起，进而西向扩张的迁徙，以及在衰微时期迁离漠北草原，或南下，或西走的活动[2]。其间，又可见与部落聚散离合相伴而行的规模大小不一的这种迁入、迁离漠北草原的活动。这种迁徙活动关系诸族部落的兴衰乃至存亡，对漠北草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较大。 以匈奴为例。公元前三世纪末，居东胡与月氏两强之间的匈奴，在东胡威逼下，起而反攻，大败敌手，进而解除月氏的威胁，南下征服河南地楼烦、白羊部落，控制漠南地区，而后进军漠北，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等部落[3]，在今鄂尔浑河流域置单于庭（北庭），与今大青山脉迤南的单于故庭（南庭）[4]遥相呼应，控有大漠南北。继之，匈奴于公元前177／176年大败居黄河以西、阿尔泰山以东地区的月氏[5]，使之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又于公元前130年借属部乌孙之力，将月氏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6]，而占有月氏故地[7]。匈奴一些部落随之迁入占领的地区[8]。公元前2世纪末，匈奴在西汉的打击下被迫放弃漠南而北迁，从此由盛转衰。至1世纪下半叶，漠北匈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内乱叠起，势力削弱，又遭丁零、鲜卑及西域诸国和东汉的军事打击。最终，北匈奴单于与数骑逃亡，其部众或南下投附臣属于东汉的南匈奴，或西迁[9]，还有10多万余众，投附辽东鲜卑[10]。与此同时，丁零和鲜卑诸部迅速占领北匈奴故地。 此前，漠北匈奴经历了两次大分化。即公元前1世纪中叶匈奴分裂为以呼韩邪单于和支郅单于为首的两个敌对阵营。呼韩邪不抵郅支，率部众数万骑南下投附西汉，迁居漠南河套—阴山山脉一带，后在西汉扶持下，实力渐盛，重返漠北。支郅单于则率众远徙康居国，后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所灭。公元1世纪中叶，匈奴再度分裂。日逐王比率所部四五万人归附东汉，迁入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和代等缘边八郡，受到东汉保护，得以生息。北匈奴势力则日趋衰微，最终溃散。两次分化直接动摇了匈奴对漠北的控制。尤其是日逐王比附汉南迁，助汉击北匈奴，彻底摧毁了匈奴在漠北的势力。 类似匈奴这种与兴衰过程相随的迁徙活动，还见于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部落，即诸族在抵御外敌，反抗压迫或保障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中逐渐壮大，占据漠北草原腹地，兼并周邻诸部，在今杭爱山－鄂尔浑河流域设立可汗庭，并向西扩张，控有阿尔泰山以西包括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和天山南麓绿洲城廓在内的广大地区，臻于鼎盛。而当诸族衰微时，往往在周边势力的打击下，被迫迁离漠北草原腹地，或南下，或西迁，从而退出漠北历史舞台。 横向考察诸族部落社会则可知，草场纠纷、自然灾害、内讧、战争等因素皆可导致部落迁徙。例如，公元前52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率部众南迁，即是匈奴诸王储争立单于，相互厮杀，导致匈奴分裂的结果。公元219年至256年间（曹魏建安二十四年至甘露元年），拓跋鲜卑圣武帝诘汾长子匹孤率所部自漠南阴山远走河西，以及公元283-289年（晋太康四年至十年之间）左右，慕容鲜卑单于涉归长子吐谷浑率1700户，自辽东迁至陇西枹罕西北地区，都与当时部落之间的牧场纠纷有关[11]。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东突厥部落因漠北旱灾而迁入漠南，则是自然灾害直接导致部落迁徙的例证。史载，这年草原四季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严重的灾疫使突厥部落在漠北难以维系生计，不得不迁入漠南寻觅水草、食物[12] 由战争引发的部落迁徙比较频繁。例如，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二年至元狩四年）间，西汉相继对河南、河西和漠北匈奴发动战役，致使“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13]。“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14]。4世纪末至5世纪初，北魏多次出兵漠北，攻打敕勒[15]，并将归降者“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16]。公元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部众在以薛延陀为首的漠北铁勒诸部和唐朝的夹击下溃败。十余万人降唐，被安置在河南地。其余“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17]。公元840年漠北回鹘为黠戛斯攻破，部众溃散。其中，庞特勤所率十五部迁往西域，“残众入吐蕃、安西”[18]；乌介可汗率十三部南下迁居唐天德军和振武军北境[19]。上述所举，既有诸族部落因中原王朝的军事打击而迁离居地或被迫迁入中原北境的情况；也有因部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引发的各种迁徙；还有中原王朝联手漠北一些部族、部落打击宗主部落的战役导致的迁徙。可见，因战争而引发的迁徙繁多，相关例证，不胜枚举。 此外，中原王朝出于防御或削弱漠北强族势力的目的，对一些部族、部落采取的招徕政策或离间手段，往往使这些部族、部落迁离原居地。例如，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西汉将匈奴势力逐出漠南后，招抚活动于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20]流域的乌桓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滦河上游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守御边疆。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东汉光武帝以“币帛赂乌桓”，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此后，东汉封乌桓渠帅八十一人为侯王君长，“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21]于是，乌桓由塞外移居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等十郡塞内。可见，乌桓的两次南迁都与汉朝的招徕政策有关。公元597年（隋开皇十七年）驻守东突厥北方领地的突利可汗染干率部众南迁度斤旧镇，则是隋朝对敌手突厥实施“远交近攻，离强和弱”政策的直接后果。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频现于北方诸族兴衰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及同一时期不同部族、部落之中。需要说明的是，游牧部族、部落的迁徙活动尤其是对自身及周边地区影响较大的迁徙，往往背景复杂，是多种因素交织产生作用的结果，而非某种单一因素所致。 二、《魏书·序纪》所见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 《魏书·序纪》（下文简称《序纪》）追述了北魏道武帝以前的世系和大事，反映了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之前的主要活动。从中可见拓跋鲜卑由早期居地“大鲜卑山”，“南迁大泽”，再迁“匈奴之故地”，北徙“长川”[22]、“迁于定襄之盛乐”[23]，及“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黃瓜堆筑新平城” [24]等在拓跋鲜卑发展历程具重要意义的迁徙活动。其中，迁入“匈奴之故地”堪称拓跋鲜卑迁徙史上的里程碑。此前，拓跋部局促于漠北一隅；此后，它在代北滋生繁息百余年，没有远距离迁徙[25]，在与匈奴、乌桓、鲜卑慕容部、宇文部等部族、部落以及晋室的互动交往中，逐渐发展壮大，乘时崛起，结束“五胡十六国”之纷乱局面，统一北方，建立魏国。因此，可将拓跋鲜卑入居匈奴故地之前的两次迁徙视为其早期迁徙活动。文中所述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即指拓跋部从“大鲜卑山”抵达“匈奴之故地”的两次迁徙。以下略述这两次迁徙活动。 据《序纪》，拓跋先世“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26]。“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段[27]。知拓跋先世居今大兴安岭北段一带[28]。宣帝时，率部众“南迁大泽”。这是文献所见拓跋鲜卑的第一次迁徙。同文载： 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29] 关于拓跋先人南迁所至“大泽”，一般认为在今呼伦池一带[30]。至于拓跋先人为何南迁，史无明文。从相关记载知，宣帝先世成帝毛已是“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远方”[31]。此所谓“国”指部落，“大姓”指氏族[32]。对于毛时期拓跋鲜卑是否已发展至如此规模的部落社会，学术界或信或疑，但从早期拓跋部落所处环境及关于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记载，以及宣帝时拓跋部南迁史实来看，部落的繁衍及寻求更为广阔和理想生存空间，可能是促使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的主要原因。即，拓跋部落生活于群山林海的大兴安岭北段，这里属高纬度地带，秋冬气候奇寒，谋生不易。居森林中的拓跋先人主要以狩猎为生，经济活动有限。在毛时期，拓跋鲜卑即便未必真有三十六个部落和九十九个氏族，但也颇具规模。想必此时拓跋部已繁衍壮大，原来的生存空间和生产条件，渐已不能满足部落发展需求，因而，诸部落自然朝着水草丰美、气候温暖的南方游猎迁徙。呼伦贝尔大草原紧连大兴安岭西南边缘，草地开阔，适于以家畜为主的畜牧经济的发展。拓跋先人迁至此地，得以发展畜牧经济，其生计也由以往相对单一的游猎转向游牧、狩猎兼营的经济[33]，生活来源更为丰富。 据相关研究，宣帝率众从大兴安岭北段出发，途经今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一带，抵达呼伦贝尔草原[34]，迁徙路线无甚曲折[35]，迁徙过程似较顺利。通常认为这次迁徙发生于东汉初期[36]，时值匈奴因连年旱蝗之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37]，国内纷扰，诸王储之间矛盾激化。公元48年日逐王比因未能继立为单于，率部众数万人归附东汉，匈奴由此分裂为南北两部。漠北匈奴的分化及其势力的削弱，为拓跋鲜卑南迁呼伦池一带提供了契机。此后，北匈奴内部矛盾日益尖锐，部众四分五裂，纷纷南下降附东汉。北匈奴的衰微，使拓跋鲜卑看到了转迁更好地带的时机。但因宣帝崩逝，“更南徙”的计划搁浅。 拓跋鲜卑再谋南迁，是在献帝邻时。史载： 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厯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拓跋鲜卑自宣帝时迁入呼伦池一带，至献帝时再度南迁，其间经历六世，其部落组织愈益壮大，除拓跋氏本部之外，还包括诸多别部。这可从南迁之前[38]献帝七分国人之举得知。据《魏书·官氏志》: 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次兄为拓(拔)拔氏,后改为长孙氏。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次弟为侯氏（俟亥）,后改为亥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 上述七族，加上由献帝邻所统拓跋氏（至魏孝文帝迁洛阳后，改为元氏），形成“鲜卑八国”，[39]后邻又命叔父之胤为乙旃氏，疏属为车焜氏,形成帝室十姓。由此可见，降至献帝时，居呼伦池一带的拓跋鲜卑已是包括漠北诸多他氏部落的“国”了。献帝七分国人，以诸兄弟统领各部，旨在加强部落之间协同关系，担负起拓跋自宣帝时既“更谋南迁”的使命。北魏《奚智墓志》相关内容似有利于支持此说。其文曰： 故征士奚君讳智,字淟筹者,恒州樊氏  山浑人也。始与大魏同先,仆侩可汗之后裔,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逮皇业徒嵩,更新道制,敕姓奚氏。[40]从上文知，拓跋鲜卑的壮大，及其所处“昏冥沮洳”、“荒遐”而不适于进一步发展的生存环境，是宣帝率部众从大兴安岭迁至呼伦池一带后“更谋南迁”，以及献帝邻命子诘汾“南移”的原因。为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空间而举众迁徙，意味着长途跋涉和在迁徙途中随时有可能遇到种种困难（包括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遭受其他部落袭击或与其他部落发生冲突），这都需要诸部落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因此，分领各部的首长在迁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这关系拓跋鲜卑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活动前夕，献帝任命兄弟摄领诸部，旨在保障迁徙途中诸部落步调一致、同心合力，共克难关，最终能安然落居新土。 史载这次迁徙路途“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拓跋部众历年而抵“匈奴之故地”。可见拓跋鲜卑自呼伦池一带出发，不是由漠北草原径直南行，而是经大兴安岭，南下至西辽河流域，继而西迁至匈奴故地[41]，过程颇为周折。拓跋鲜卑这种迂回的迁徙路线，当与漠北草原自匈奴溃散后为丁零诸部盘踞[42]，而对其由草原之路南迁形成阻隔的形势有关。 一般认为这次迁徙发生在东汉晚期[43]。东汉自桓、灵帝以来，宦官擅权，朝政腐败，黄巾起义，军阀割据混战，中原动荡不安，边陲不宁。拓跋诸部历经险阻，最终入居匈奴故地（今阴山北麓）[44]，继而南下，抵五原、云中、定襄地区[45]，除与当时大漠南北局势有关，还与中原纷乱，朝廷无力经营边疆，北方部落竞相南下的大气候有关，即漠南地带诸如阴山－河套地区，依山带水，宜耕宜牧，近邻中原地区，便于和农耕社会互通有无，是游牧部落乐往而喜居之地。加之，阴山－河套地势险要，毗邻关中地区，是游牧部族、部落图谋发展必争之地。因此，诘汾率众迁至匈奴故地当非偶然。从南迁之前献帝邻的若干举措（包括七分国人）[46]来看，这当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迁徙。 上述两次迁徙在拓跋鲜卑发展史上具划时代意义。由于迁徙策略多出自宣、献二帝，拓跋部人称之为“推寅”。“推寅”即鲜卑语“钻研”之意[47]。正是在善于钻研的宣、献二帝指引下，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林区，来到漠北呼伦贝尔草原，又迁入毗邻中原农耕社会的阴山-河套地区，实现了自身发展的历史性飞跃。 三、《魏书·序纪》对于北方游牧部族、部落迁徙问题研究的价值 《魏书·序纪》是公元4世纪以前北方草原部族借助邻族文字而留下来的第一部相对完整的口述记录[48]，即它以《代记》为蓝本，《代记》源自拓跋史诗《真人代歌》（下文简称《代歌》），而《代歌》素材来源于拓跋部民的口耳传闻。北魏开国伊始（天兴初），史部郎邓渊把这些长期积累的素材裁剪整理，配以适合的乐声，提升为史诗般的《代歌》。继而，邓渊奉诏撰修国记。存留于《代歌》中以“祖宗开基”、“君臣废兴”诸事为主的内容便成为他撰修《代记》的资料来源。《代歌》中有关拓跋祖先的史实，经过邓渊记录整理，加上他记注的道武帝事迹，共同构成邓渊《代记》，后来就基本包含在由崔浩总揽的国史之中。崔浩国史除崔浩之狱已毁的一部分以外，余有三十卷之多，成为《魏书·序纪》的来源。《序纪》虽然简略，但准确度高，可信性大，迄今仍为研究拓跋先人历史的惟一重要资料。[49] 因之，《序纪》所反映的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对于探讨北方游牧部族、部落迁徙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它为我们了解汉唐时期其他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提供了典型例案。如上文所述，囿于资料，对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部落迁徙活动的考察，局限于诸族兴衰时期，而对其早期阶段的活动，几无所知。所幸，《序纪》相对完好地保留了有关拓跋鲜卑早期活动的记载，使后人通过了解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探讨汉唐时期诸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问题，进而了解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一般特点的尝试成为可能。 从上述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不难看出，当部落繁衍壮大，实力渐增，原居地不能满足其发展需求时，它往往会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域迁徙，以寻求理想的生存空间。迁徙并非散漫无际地漂游，而且是有计划、有组织并且有风险的征旅。它往往受周边环境和周邻势力的影响，即某一地区资源（包括牧民赖以生存的山地、水草资源，以及牧业经济所缺乏的农业必需品等）丰富与否，以及邻近部落实力的强弱，都会对迁徙的方向、路线乃至迁徙成功与否产生影响。 其次，它为我们认识游牧社会纷繁复杂的迁徙活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上文所举游牧社会种种迁徙现象，多为天灾人祸等外力诱发。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则展现了部族、部落另一类的迁徙，即因自身发展壮大而自主寻求理想生存空间的活动。它同时说明，迁徙不仅仅是在被动情况下求取生存的一种应对举措，还是主动谋取发展的一种策略；迁徙不都是在一漫平坦的草原上进行，还有在深山幽林中的艰难跋涉；迁徙成功与否，不仅与部落自身有关，还与周边势力相系。突厥先祖阿史那氏因人丁孳生，部落繁衍，迁出所居高昌西北之山洞后，即为称霸漠北、西域的柔然役使，而被迫迁往金山南麓锻铁的实史[50]，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序纪》所反映的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为我们探讨汉唐时期北方诸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对宋辽金元乃至明清时期北方诸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问题的研究亦当具重要启示意义。以往学术界对《序纪》价值问题的探讨，多侧重从拓跋部早期历史及拓跋部由部落向国家发展过程和北魏史学史研究的角度进行阐发，对其在北方游牧部族、部落迁徙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似留意不够。本人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就此问题略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1] 例如，《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9页）关于柔然“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的记载。 [2] 参阅拙文《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迁徙活动的方向和目的地》，《欧亚学刊》第九辑，中华书局，2009年，第22-30页。 [3] 浑庾、屈射、薪犂三者的具体位置不详。鬲昆，一般认为在叶尼塞河上游；丁零在贝加尔湖以西及以南的色椤格河流域。 [4] 参阅黄文弼《前汉匈奴单于庭考》，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第88－91页。 [5] 余太山：《匈奴的崛起》，《欧亚学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5年，第5页。 [6]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2－59页。 [7] 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6－49页。 [8] 如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落居于月氏故地今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带，东浦类王居于今阿尔泰山南麓，巴里坤湖一带，而掌管西域的匈奴西边日逐王先贤掸，为且鞮侯单于之孙，狐鹿姑单于之侄，驻牧于焉耆、危须、尉黎之间。 [9] 余大钧：《公元91年后居留新疆北部一带的北匈奴》，《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1-168页。 [10]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91页。 [11] 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9-98页）认为，因畜牧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争夺牧场的斗争，往往是使北方游牧民族迁徙的重要原因。匹孤迁徙之因大致与吐谷浑的相同，与牧场纠纷有关。 [12]《隋书》卷八四《北狄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67页。 [13]《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1页。 [14]《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770页。 [15]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16]《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第2309页。 [17]《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上》，中华书局， 1975年，第6037页。 [18]《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下》，第6131页。 [19] 阿合买提江·艾海提：《回鹘西迁路线新探》，《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第46－51页。 [20] 王锺翰：《中国民族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21] 引文见《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1-2982页。 [22]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中华书局，2001年，第275页（颁布于太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赦诏曰“神元北徙，游止长川，岂异亶甫，至于岐下”）。 [23]《魏书》卷一《序纪》，第3页。 [24]《魏书》卷一《序纪》，第8页。 [25] 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页。 [26] 《魏书》卷一《序纪》，第1页。 [27] 参阅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28] 即今大兴安岭北段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阿里河镇嘎仙洞一带的山地（钱国旗《拓跋鲜卑的南迁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90页。） [29] 《魏书》卷一《序纪》，第2页。 [30]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第47页；田中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拓跋鲜卑迁徙》，《文博》1985年第3期，第42页；陈启汉《论拓跋鲜卑南迁及其氏族制度解体》，《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37页。米文平《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氏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3-64页；钱国旗《拓跋鲜卑的南迁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90页。但也有学者主张“大泽”在今嫩江下游地区（见陈可畏《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第57页；安介生《试论拓跋鲜卑的早期迁徙问题》，《原学》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31]《魏书》卷一《序纪》，第1页。 [32] 参阅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23-224页。 [33] 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第55-56页。 [34] 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2-216页；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第51-56页。 [35] 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4年，第61页。 [36]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26页；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第50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7年，278页；陈可畏《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第50页；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第54页。 [37]《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第2942页。 [38] 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37页。 [39]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29页。 [40]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 1956年，第4册, 图版207。 [41] 倪润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论》2012年第1期，第33页。 [42]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100页。 [43] 关于拓跋鲜卑第二次南迁时间，除个别学者主张东汉早、中期（曹熙《早期鲜卑史初探》，《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50页；陈可畏《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第56页）和曹魏时期（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第23页）之说外，多数学者认为在东汉晚期。至于东汉晚期的具体时间段，学者意见分歧如下：一、桓帝时期。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第79-84页）、米文平（《拓跋鲜卑的两次南迁考实》，氏著《鲜卑史研究》，第62页）持此说。二、桓、灵之际。陈启汉（《论拓跋鲜卑南迁及其氏族制度解体》，《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39页）、林幹（《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83页）、杜士铎（《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50页）主张这一观点。三、灵、献之际。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27页；）、安介生（《试论拓跋鲜卑的早期迁徙问题》，《原学》第二辑，88-89页）倾向此说。四、献帝时期。田余庆（《拓跋史探》，第24页）、杨军（《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第128页）持此观点。 [44] 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第81页；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前言”，第4页。 [45] 田余庆：《拓跋史探》，第147页，208页。 [46] 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37-40页。 [47]《魏书》卷一《序纪》（第2页）：“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 [48] 数劲《探讨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田余庆先生 <拓跋史探>一书读后》，《中国史研究》2005第2期，第163页。 [49] 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拓跋史探》，第217－243页。 [50]《周书》卷五〇《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90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