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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囊加台，蒙古珊竹氏。其先祖曾在大蒙古国时随从大汗征蜀，后即在四川长期镇戍。传至囊加台时，已是元代中期。公元1328年泰定帝去世后，上都方面的泰定帝子嗣与大都方面的文宗集团互争雄长，围绕最高统治权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此即元代历史上著名的两都之战。其间，腹里以及辽阳、陕西、河南等行省皆被卷入。[i]时为四川行省平章的囊加台则发兵进攻文宗政权，兵败而被处死。 全面考索囊加台的生平事迹，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两都之战以及与此相关的皇位之争，无疑具有诸多裨益。不过，当前关于这一著名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却比较罕见。明初所修《元史》具有诸多弊端，其中一大缺陷就是遗漏了元代一些显赫人物的传记，囊加台即是如此。后世重修《元史》诸书中，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柯劭忞《新元史》等书皆立有囊加台本传，钱大昕在《元史氏族表》中最早将囊加台比定为元初镇守四川大将蒙古珊竹氏纽璘之孙。这些清人的考据可谓是对囊加台生平的第一批研究成果。[ii]后来，冯承钧先生撰有《元代的几个南家台》一文，在全面研究元代几个名为“南家台”的重要人物的同时，吸收以上清朝学者的成绩，并结合《元史》的相关记载，对珊竹氏囊加台的生平作了总括性梳理。此文认为，蒙元时期，动物名和部族名常被用来作人名，“囊加台”应源于部族名，南方的汉人曾被别称为“南家”，“囊加台的原名就是南家台（Nankiyatai）的讹译”，但他却不是原南宋辖域之汉人，而是蒙古珊竹氏，即《元朝秘史》中的撒勒只兀惕氏。囊加台的祖父为蒙哥汗时征蜀大将钮璘；钮璘有二子，长子也速答儿，次子八剌，八剌的长子就是囊加台，次子则为拜延。而且，《元史•钮璘传》中的“南家台”就是死于1329年的“囊家台”，“及至他被杀以后，他祖孙四代历镇四川，部曲必众，文宗仍不得不命他的兄弟拜延袭为蒙古军万户，兼四川行省左丞。修史的人不便埋没他祖与父的战功，所以将囊加台改作南家台，也不提他袭为万户同兴兵四川的事情（根据《荅失八都鲁传》，此南家台不但生前无罪，而且死后封王）”。[1]（200-216） 从清朝学者与冯承钧先生对囊加台事迹的勾考来看，他们的史料依据主要是明初官方所修的《元史》一书。目前，仔细发掘元代其他汉文文献，对囊加台的生平事迹进行全面考索，则仍有相当大的可行之余地。本文即对此作一尝试，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二、元英宗朝囊加台事迹钩沉 冯先生所勾稽的囊加台的活动，除了泰定帝时出征参卜郎外，其他皆为两都之战及其后的事迹。实际上，关于两都之战前尤其是英宗朝囊加台的情况，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也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元代中后期的著名文人虞集在《彭城郡侯刘公神道碑》中，提到碑主刘完泽仁宗延祐二年（1315）“佥西蜀四川道肃政廉访司事”，因“蜀世将”囊加台欺蔑当地官府而好言劝解，其中有云：“平章功勋世家，保障全蜀，威望素著。天子以平章守边有功，自军帅超拜外宰之首”[2]（卷42）。那么，囊加台职衔中的“军帅”与“外宰之首”具体所指为何呢？ 我们知道，元代军职一般世袭。据《元史》卷129《纽璘传》，囊加台的父亲和叔父都曾在镇守四川时为蒙古军万户[3]（3146），他完全有可能继承万户之职。不过，李治安先生经研究指出，纽璘家族其实统领四川的蒙古探马赤军万户与陕西的礼店文州蒙古汉儿军民元帅府，二者实为前线征行与后方奥鲁的关系[4]（74-75）。从“军帅”一词来看，其与礼店文州蒙古汉儿军民元帅府的关系，则更为密切。若再联系到囊加台后来起兵时其弟不花台任“陕西蒙古军都元帅”一职（见下文第三节），我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虞集所说的“军帅”，即“陕西蒙古军都元帅”之简称，囊加台从此任上“超拜外宰之首”后，其弟不花台继承了这一军职。 “军帅”已明，那么，“外宰之首”指的又是哪一行政职官呢？虞集在为元初汉人世侯董俊曾孙董守恕所撰《江西省参政董公神道碑》中，叙述守恕在英宗朝所历之事时，曾提到： 囊加歹者，自其祖钮隣以兵定四川而守之，世镇其土，至是命为四川云南平章，熟边徼，擅征发，将肆意于西陲，以为大小彻里之地，地多产金，将以夺盐井、绝贡赋为之罪，而讨之。[2]（卷43） “囊加歹”即“囊加台”，“钮隣”亦即“钮璘”。冯承钧先生说，《元史•钮璘传》中的“南家台”就是死于1329年的“囊家台”，虞集的记载无疑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论断。 据上述引文可知，囊加台被任命为四川平章，是英宗朝之事。“外宰之首”说的就是四川行省平章。我们知道，元代行省最高长官原则上为右丞相，但不常设，一般由左丞相综理一省政务，但往往也“或置或不置”[5]（19-21），因此平章政事就成为一些行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此处所说的四川行省就属于这种情况，故身为四川行省平章的囊加台就被人称为“外宰之首”了。 而关于董守恕碑文中所说“四川云南平章”一职，又该如何解释？据《元史》卷28《英宗纪二》，至治三年（1323）正月，“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为其弟讼不法事，系狱待对”；五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忽辛坐赃杖免”。[3]（628,630,4165）囊加台应是在这一背景下被任命为“四川云南平章”的。吴廷燮所撰《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罗列有元一代各个行省中丞相和平章的名单綦详，四川行省在英宗至治三年时，有行省官囊加台一人，而云南行省在至治年间则无此人，所以，囊加台应是以四川行省平章而兼云南行省平章，故有“四川云南平章”之谓。 作为封疆大吏的囊加台征伐大小彻里之举，很快就得到朝廷的重视。虞集下文又说，英宗在得知此事后，派董守恕与阿速卫指挥使那海禅前往视察，以确定是否有派军征讨之必要： 时宗室王禅镇西南夷，专制一方，囊加歹与之合从，不意朝廷之以公（董守恕——引者注）使也。公至，察其情，乃语之曰：“远人反复不常，视边帅处事善否以为叛服，今小有不安，御失其道者之罪也，且无反状，何得擅谋兴兵乎？”囊加歹曰：“我与使者及省臣议定，启太子起兵，今公不从，不畏省臣，独不畏太子耶？”太子，谓王禅也。公曰：“吾以天子之命，察军行可否，吾知兵不可出，则还奏其状耳，何所畏耶……”驰归，奏军不可出状，议寝。[2]（卷43） 此处引文中囊加台所说“我与使者及省臣议定，启太子起兵”云云，其中“使者”从上下文义来看，指的应是阿速卫指挥使那海禅。中央所派来的一位特使都能被囊加台说动，故不难想见当时他在四川甚至朝廷的威势与影响。王禅为后来继承英宗皇位的泰定帝的侄子，梁王松山之子，仁宗延祐七年（1320）受封为云南王，英宗至治元年（1321）三月又置云南王府[6]（6）。碑文中以“太子”称王禅，并非独一无二，又元末王逢《马头曲》前序云：“马头者，大都名姬也。始为黄禅太子宠，黄禅伏诛，没入，以赐太平王，王薨，子唐其势留之。唐其势被杀，复没，赐孛哥。孛哥，国语力士也。”[7]（卷3）黄禅即王禅，这是元人称王禅为“太子”的又一例证。洪金富先生认为：“大蒙古国时代，太子一词似较诸王用的普遍；世祖以后的元朝则多用诸王，少用太子，太子一词已逐渐由概称皇室男性成员转为意指皇位继承人，惟应注意：只有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的太子方能称为皇太子。”[8]（754）此言甚确。细绎虞集与王逢字里行间所透漏的含义可知，此“太子”并非“皇太子”的简称，而是时人对王禅的一种他称，只是表明当时王禅在西南的威权与在大都的风流。 囊加台在镇戍四川一带时，不只“擅征发”、“肆意于西陲”，据虞集《彭城郡侯刘公神道碑》，他还有“负气使酒，陵铄官府”的劣行[2]（卷42）。如此嚣张跋扈，个中原因，除了其家族历代镇守四川、势力庞大，他本人身为“外宰之首”外，“专制一方”的宗室王禅与其进行的“合从”，应该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 三、囊加台对文宗政权的进攻泰定帝即位后，于泰定元年（1324）三月“以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囊加台兼宣政院使，往征西番寇参卜郎”[3]（645），囊加台剿抚兼用，至次年正月使参卜郎来降。这一征伐之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四川一带的威望。 1328年，泰定帝死于上都。留在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是为文宗。不久，泰定帝朝的中书左丞相倒剌沙，在上都立泰定帝年幼的儿子阿剌吉八为帝，并改元致和。为了夺取最高统治权，两都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 在地方行省中，也分别产生了三个不同的阵营，姚大力先生将此归纳为：大都集团的拥护者，包括河南、江西、湖广等省；大都集团的支持者，有陕西、辽东等省；消极观望者，如甘肃、云南、四川等省。其中，关于四川行省，姚先生认为，它对大都集团的观望多于支持，实际上是站在文宗之兄和世㻋方面反对文宗政权的[9]（490-497）。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两都之战中，大都政权对四川囊加台并不放心。最初“廷议调兵诛之”，但因囊加台“来朝”而作罢[15]卷23《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385）。但对囊加台的戒备并未因此彻底消除。天历元年（1328）九月，大都方面“遣军民守归、峡诸隘”，十月初，“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乞住调兵守归、峡，左丞别薛守八番，以御四川军”；上都政权投降后，又“命河南、江浙两省以兵五万益湖广”、“命威顺王宽彻不花还镇湖广”。[3]（709,715,720,721）可以肯定，鉴于四川囊加台与泰定帝集团的王禅关系匪浅，文宗政权自始至终对四川囊加台保持警惕之心，以上诸多调兵之举显然是为了防御囊加台的进攻。 不过，囊加台迟迟都未出兵，直到上都投降、王禅被杀后，他才在天历元年十一月自称镇西王，“以其省左丞脱脱为平章，前云南廉访使杨静为左丞，杀其省平章宽彻等官，称兵烧绝栈道”，并禁锢了劝其“罢兵入朝”的乌蒙路教授杜岩肖[3]（721-722）。虽然元代诸王权力较大，在中央可“以其府一官入参决尚书事”[10]（卷12《平章政事李公家庙碑》），也有自行任命封地内达鲁花赤之权；甚至如蒙思明先生所说，当国有大事时，“又可便宜用兵，或调遣中央属军：如宽彻普化、帖木儿不花之自动讨贼，及后者之以便宜调芍陂屯军是也”[11]（110）。但在史料中我们却看不到诸王委任拔擢一省宰相的记载。因此，完全可将囊加台此处任官之事视为僭越之举。 对此，文宗政权作出的反应是“许囊加台等自新”[3]（723），后又派遣近侍星吉班赍诏往四川招谕囊加台，但并未有所成效。由于囊加台在泰定帝朝征参卜郎时，镇西武靖王搠思班曾派兵助其征剿[3]（655），所以他在天历二年（1329）正月又向搠思班“乞师”，而后者则做出了“以兵守关隘”的消极回复[3]（728）。不过，这并未延缓囊加台起兵反抗文宗政权。 囊加台对文宗政权的全面进攻，主要有两条路线：一、南下攻占播州后，对当地土官的诱降；其二、北上据鸡武关，夺占陕西兴元路三叉、柴关等驿后，发兵金州，据白土关进逼襄阳等。[iii] 先看南下路线。天历二年正月十九日，囊加台攻破了播州猫儿垭，致使宣慰使杨延里不花投降。杨延里不花原名杨嘉贞，为播州安抚使杨汉英从弟，嗣杨汉英世守其土，至治二年（1322）英宗赐名“延里不花”[12]（《翰苑别集》卷1《杨氏家传》）。此前，囊加台就将先朝赏赐给播州土官的四川籍民户划在其治下[13]（卷5《元故奉议大夫行宣政院经历王公墓志铭》），占领播州后，又遣使招其弟陕西蒙古军都元帅不花台，显然是为了防止元军从其背部亦即四川北面的进攻，但遭到不花台“斩其使”的答复。正月二十四日，播州杨万户引四川兵至乌江峰，虽被击败，但与此同时八番元帅脱出击溃了乌江北岸的四川兵，“诸王月鲁帖木儿统蒙古、汉人、答剌罕诸军及民丁五万五千，俱至乌江”[3]（729）。不过，元军进展缓慢，直到二月二十六日，月鲁帖木儿等军才抵达播州，招降了当地归附囊加台的土官杨延里不花等人[3]（730）。 在南下播州进攻湖广受挫后，囊加台开始将兵锋转向北方的陕西。二月五日，囊加台以鸡武关为根据地，夺占了兴元路的三叉、柴关等驿；次日，又“以书诱巩昌总帅汪延昌”[3]（730）。汪延昌又被称为“小汪总帅”，汪小红据现存于漳县博物馆的《汪惟纯墓志》认为，他是巩昌汪氏第四代汪惟纯之子，“上都失败投降后，参与起兵的官员遭到严厉制裁，巩昌汪氏一定也受到处罚”[14]（23）。不过从囊加台诱降汪延昌来看，至少在上都投降后，文宗政权为了安抚巩昌汪氏，对巩昌总帅汪延昌并未有重大制裁。 至二月十日，囊加台军已至金州而占据了白土关。白土关是陕西行省兴元路与河南行省襄阳路之间的重要关隘，囊加台攻占白土关，显然是为了进军河南行省。此前，文宗政权已命中书译史秦起宗与湖广省臣乞住“帅师御敌于襄阳”[2]（卷43《天水郡侯秦公神道碑》）。至此，又“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皆调军，以湖广行省官脱欢、别薛、孛罗及郑昂霄总其兵进讨”，以及“察罕脑儿宣慰使撒忒迷失将本部蒙古军，会镇西武靖王等讨四川”[3]（730）。而至二月十九日，囊加台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襄阳，为了防范这支四川军南下归州，湖广行省在调兵镇守播州的同时，也加强了归州的防御。 二月二十七日，文宗又“调河南、江浙、江西、山东兵万一千，及左右翼蒙古侍卫军二千，讨四川”[3]（731）。此后，又置行枢密院，命跃里铁木儿、傅岩起，与湖广、河南两省官进兵讨四川；在文宗不断增兵进讨的情况下，“囊加台所遣守隘碉门安抚使布答思监等降于云南行省”。[3]（732）至四月，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郑昂霄抵达播州石虎关[iv]。四月十二日，囊加台在郑昂霄的奉诏招降下投降，“蜀地悉定，诸省兵皆罢”[3]（733）。 天历二年（1328）八月，“四川囊加台以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3]737。值得注意的是，明宗在囊加台被杀的数日前暴薨，二者是否有一定关联呢？明初宋濂为其师危素所撰碑文中曾提到一事：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历初，欲举兵翊戴明宗，燕帖木儿、伯颜等搆杀之，公力为雪其冤。[12]（《芝园后集》卷9《危侍讲新墓碑铭》） 据宋濂所说，这是危素“擢御史”后上奏之事，应即碑文记载至正十九年（1359）进为治书侍御史时所言。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囊加台举兵进攻文宗政权时曾有擢用行省宰相的僭越之举，但他确实打出了“翊戴明宗”的口号。[v]所以，到明宗之子顺帝朝之时，才有人为其举兵辨护雪冤。 与此相联系，不难想见，囊加台被杀时所冠以“指斥乘舆”的罪名，实与明宗暴卒有关。很可能他“指斥乘舆”的内容就是明宗被文宗与燕铁木儿谋害而死。因此，所谓的“指斥乘舆”，并非无端捏造，而是实有其事，其所暗指的应该就是明宗之死的实情。 四、小结 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主要活动于元代中期，他在西南与泰定帝之侄关系密切，两都之战中虽未明确表态支持上都集团，但仍遭到大都集团的猜忌与防范。上都投降后，他拥戴明宗，在明、文禅让之际却举兵进攻大都政权，其间是否另有隐情，因史料阙如，则无法确知。 总之，对囊加台的生平事迹加以考述，不但深化了我们对两都之战中四川行省的认识，而且也折射出元代中后期皇位继承的复杂多变。关于元代中后期最高统治权的承袭嬗递及其在地方上的影响，甚至二者之间互动时所投射的具体实态，仍需要在钩沉考索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i] 关于两都之战，中外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的述评可参看曹金成《元朝两都之战与各地反文宗政权的叛乱》（内蒙古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不过，这一述评遗漏了韩儒林先生《略论“天历之变”》一文（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册，巴蜀书社，1990年，第451—453页），此文立足于有元一代的政治斗争，以政治党派为中心，对两都之战作了高屋建瓴的剖析，值得格外关注（此承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希都日古老师教示，特此致谢）。 [ii] 邵远平《元史类编》卷41，文海出版社影印扫叶山房本，1984年，第2210—2211页；魏源《元史新编》卷41，文海出版社影印慎微堂刊本，1984年，第1780—1781页；柯劭忞《新元史》卷16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77—678页；刘砚月《钱大昕〈元史氏族表〉研究与校注》，南京大学2016年申请博士学位论文打印本，第98页（感谢作者惠寄大作）。 [iii] 按，以下具体日期据《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中研院史语所，2004年）一书换算而出。在此，谨向此书的编著者洪金富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iv] 刘岳申《元通奉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郑公墓志铭》，见《申斋刘先生文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明初传抄本），卷9；许有壬《故通奉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郑公神道碑铭并序》，见《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宣统三年石印本），卷52。 [v] 按，囊加台既然拥戴明宗，说明此前他可能与和世㻋有过往来。限于史料，我们无法断定延祐三年（1316）和世㻋在陕西发动兵变时，囊加台是否已为陕西蒙古军都元帅，但此时二人互通款曲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参考文献： [1]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A].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C].北京:中华书局,1957. [2]〔元〕虞集.道园类稿[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元末刻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3]〔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李治安.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J].历史研究,2010(1):66-79. [5]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6]张岱玉.《元史诸王表》金印兽钮栏“梁王”一项订补及其事迹钩校[J].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1(23):1-28. [7]〔元〕王逢.梧溪集[M].知不足斋丛书本. [8]洪金富.元代文献考释与历史研究—称谓篇[J].史语所集刊,2010(81/4):737-767. [9]中国通史（第8卷上）[M].陈得芝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0]〔元〕姚燧.牧庵集[M].四部丛刊缩印武英殿聚珍本. [11]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2]〔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八编[M].四部丛刊缩印明正德刊本. [13]〔元〕危素.危太朴续集[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嘉业堂刊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14]汪小红.元代巩昌汪氏家族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5]〔元〕苏天爵.滋溪文稿[M].陈高华、孟繁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