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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壬辰战争中的南兵 摘要：万历壬辰(1592-1598)战争，这场发生在十六世纪末朝鲜半岛及所属海域，为中国、朝鲜联军与日本丰臣秀吉军队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史料中一般称为东征或万历援朝战争，朝鲜则称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本文对文献中有关“南兵”的信息、南兵将及南兵教师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南兵个案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介绍。对厘清明朝东征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及东征意义等关系明清易代乃至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 关键词：壬辰战争 《唐将书帖》 南兵教师 胡大受 吴惟忠 一、《唐将书帖》中有关南兵的信息 万历壬辰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四百多年，但历史遗产却历久弥新。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重新审视这场具有先导意义的东亚国际战争，已成为日益升温的国际性课题。倾听这场战争中的当事人发出的声音——战争亲历者所留存的史料，已日益受到关注并有越来越多的发现。比如，《唐将书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为韩国所保存的朝鲜时代的古文书《河间丰山柳氏文书•书简通告》所收，是为朝鲜宣祖（1568－1608）时代著名相臣柳成龙的家族文书，但《唐将书帖》的作者却均为明代万历援朝战争期间的东征将士。日本学者在上个世纪已注意到这批文书，但因作者佚名较多，研究未能充分展开。 该批书信的收信人柳成龙，是朝鲜宣祖时代（1568－1608）的著名相臣，安东人,字而见，号西厓，历任刑、兵、礼、吏诸曹大臣，终至领议政。宣祖二十六年（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以首相独当中外机务,天将咨揭,日夕旁午,诸道奏牍,东西交集,成龙左右酬应，敏速如流。”有追记壬辰（1592年）抗倭事实的笔记《惩毖录》行世。 《唐将书帖》总共43通。书信的形式分为启、拜帖、揭帖、书等几类。根据两通有具体时间的书信，结合内容综合判断：这批书信正是明朝东征军先后两次入朝（从万历二十年底至万历二十八年大部撤回1593-1600）期间的数年内产生的。其中，可考确切作者的是27通——包括明朝总兵刘綎、戚金；参将骆尚志、陈寅；游击王必迪、吴惟忠、李化龙、副将游击沈惟敬、明朝兵部标下练兵千总邵应忠与兵部原委平壤管粮委官董元，领兵教官郑德；骆尚志标下旗牌官张三六、兵部主事袁黄标下教练徐文、吴惟林等。结合书帖内容及书法形式等，尚能断定作者的有11通；其余为“名别居”、“名不具”或“名具端柬”、“名具正幅”等未署或另署名书帖5通，因未见书套或失去帖子封皮、包裹物等，现已失名，归入俟考行列。 通过数年的史籍查考和田野走访，结合柳成龙文集及其它朝鲜、中国的官私史籍，可知书信作者的大致情况，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南兵将，包括著名总兵刘綎、陈寅等人，尤其是骆尚志、王必迪、吴惟忠这三位同出自浙江、在万历二十一年冬天均驻守朝鲜庆州的南兵“三营将”，是这批书帖的中心人物，正是他们及所率的南兵，构成了明朝东征军中最英勇无畏的善战者形象，被朝鲜国王称为“剑阁精兵”，同时也塑造了东征军的灵魂；二是南兵教师，包括邵应忠、郑德、徐文、张三六等人，他们本身不仅为南兵（朝鲜人强调的“浙兵”）的一员，同时也是训练朝鲜“三手军”的教师和骨干，朝鲜从此之后拥有了近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技术的陆军，在事实上成为“戚家军”的海外嫡传；三是其它作者，包括中日和谈的首席谈判官、译员沈惟敬、总兵戚金、李化龙等。其中，绝大部分作者都是东征军中的南方人士，以南兵系统的浙兵为主：为明朝东征军的兵员来源、各部成分界定和东征军的整体面目补充了具体丰富的形象和珍贵的音容笑貌。通过他们的亲历亲闻，结合中国国内地方史志、家谱资料等，我们不仅可以复原四百年前有关这场战争的一些珍贵场景，也可聊补中国国内相关史籍寥落的缺憾，还可从政治、军事领域观察明清时代早期全球化问题，这也是一关极好的切入口。 二、南兵将及南兵教师简介 在《唐将书帖》所涉及的南兵将中，以南兵游击王必迪致柳成龙书，数量最多，共有八通。如一通曾谈到安康战役的情况： 朞服生王必迪再拜启。昨寓八莒，具尺一申，候谅登记室矣。十月初三日倭犯安康，本营防守庆州，势不容于不援，距州北三十里许，遇贼截杀，众寡不敌，彼此多伤。本营阵亡官兵二百一十六员名，丁壮之夫，横罹锋刃，情实可惨。第不能代贵国贼寇，久戍于此，只增汗颜。（二十二/A217-218/B584） 参将骆尚志的七通书信则最重要——虽然其中四通无名，但根据一个重要标志可以作出判断：那就是骆营的人数：原额600余名，战余后剩400余名。骆尚志为浙江绍兴人，以钦差统领浙直调兵神机营左参将率兵入朝，膂力过人，号“骆千斤”， “体甚肥大”，凡事躬亲，“为人表里如一”。其最重要的第十一通书云： ……近因倭奴畏威效顺，让还朝鲜，退回日本……既而送还尔国储君并被掳居民及剃发为倭者，一一还之，是亦□□之意也。今闻贵国之人，欲同倭奴往日本者，何也？……为今之计，理宜与诸公陪臣议之，何不将计就计，宥其既往之愆，原其来归之意……或将倭巢出来之人，一万数千有余，立一大元帅统之，定立头目，教习武艺，修整器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万，务成精兵，虽倭奴有复来之念，我有精兵待之，法曰弗侍不来，侍吾有以待之。何如？军务纷纷，草草布达，此亦富国强兵之道，百姓安堵，居民乐业，岂不美哉？骆参将。（十一/A204/B579) 在此，骆尚志建议将降倭朝鲜人组织起来，教习操练，防备将来再犯日军。柳成龙立即上书朝鲜国王：“不如乘此南兵未还之前，急急学习、操练火炮、筤筅、长枪、用剑、鸟铳、器械，一一传习，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则数年之后，可得精卒数万，倭虽再来而势可防守。”完全引用了骆尚志的原话，朝鲜由此遂兴练兵之事。 首先，训练都监应运而生，由柳成龙、李德馨主董其事，这个机构一直存在到朝鲜时代结束，相应的财政制度也出现变革：朝鲜的赋税体系也专门设置“三手粮”以适应练兵之需，这个系统一直运行200余年到朝鲜时代的终结——由南兵教练及东征战事的放射，影响到朝鲜军事制度和财政制度的变革，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朝鲜“三手军”训练的中心内容是射手、杀手、炮手的训练，而炮手训练又是重中之重；朝鲜军队的训练，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万历二十（1592）年一直延续到万历三十（1602）年，明军教练和南兵教师分批进入朝鲜。而南兵教师集中进入朝鲜的时间，是东征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尚未开始之前。人数多达百余人，有名有姓、事迹可考者约有五、六十人。如著名教练闻愈，为骆尚志中军，在他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最后与另一位教练鲁天祥同时客死朝鲜；而留居朝鲜时间最长的教练是陈良玑，浙江义乌人；统领教练的将领则是原味戚继光中军的南兵游击胡大受，也是浙江义乌人，与陈良玑为儿女亲家。南兵教师多为应募而至的下级军士，为南兵将营中所携浙籍人士，他们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为标准教科书，运用“三同”（同吃住同装备同技艺）训练法，系统训练朝鲜军人，练兵时间持续十余年；打造出了一支技艺精善的邻国军队——朝鲜王朝陆军正规部队，却未在中国史册上留下痕迹，而《唐将书帖》中的宝贵书信提示我们去了解这一点。 如最具特色是统领海防“南兵营”将郑德之书： 侍教生郑德顿首拜……生看尚州、大丘又无房屋栖身，雨水霜雪，其苦不可胜言，奈何，奈何！况我浙江俱是富家子弟，召募而来，又与马军不同，皆是为名利而至，攻城略地，实肯向前。目今天寒地冻，其实难存。今有愚见，虽不堪听，生托相知，故此具陈，倘其言可采，望乞玉音示下，以图进退可也。……德再拜具。 显示驻守南部的浙兵面临艰苦环境考验，时间应是万历二十一、二年冬春之季，第一阶段东征军撤归之前，表示其愿留朝鲜之心，且侃侃谈及“况我浙江俱是富家子弟”，应募当兵“皆是为名利而至”，直截了当又特立独行地表明南兵所具的地域、行业特色与心理基础，昭示南兵敢战首先是为了追逐功名富贵的现实利益，真实可信又可贵可爱。 细节最丰富的是骆尚志标下旗牌官张三六的揭帖： ……六思离家日久，思归亦切，家有七旬父母，幼子娇妻，倚门悬盼，目断云霓。告辞赐票，四月间至王京，有练兵官是同乡亲友，拉六同往。旬日之间，适兵部李尚书来探，偶遇同谈，讲其军旅颇谙，御敌有方，武备而超群出众，教兵而练艺过人……欲留足下暂救生灵……六见殷勤眷恋，知遇隆厚，剖心应允，则无辞志，图效用，意在策勋，少伸宿志，何分异国。…… 因伤滞留朝鲜的张三六，曾应朝鲜兵曹尚书李德馨之邀，在汉城教练朝鲜军人三月余，后因李之丁忧，与继事大臣朝鲜兵曹判书沈忠谦龃龉，得到多位南兵教师支持，朝鲜国王也介入调和，终至化解矛盾。 总而言之，在南兵教练及戚继光的标准教科书《纪效新书》的指导下，通过“三同”训练法，朝鲜军人与南兵同吃住、同衣甲、同器械——“戚家军”的战术精髓，被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朝鲜军，故朝鲜军事实上成为了“戚家军”在海外的真版嫡传，也就是柳成龙所说的“此我国训练之所由起也”，而李德馨的建议“今此各样武艺，用剑、用枪之法，能中《纪效新书》规式者，别为论赏，并试于科举以变沈痼难改之习，恐不无利益”也起了重要作用。李德馨由此欣慰不已：“军粮稍裕、士卒渐集，则演为五营而备五方之色，常作留都之兵，递营敎炼如中国矣。大槩我国此后，将无岁不被倭贼之祸，射者为射，炮者为炮，枪剑者为枪剑，家家丁壮，尽为赴敌之精卒，始可以免于鱼肉矣，可以雪宗社父兄之耻矣！”朝鲜军队由此走上近代化之路，开端肇始于这场战争，并得入朝参战到明朝东征军的嘉惠，这却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所完全缺乏的内容。 三、南兵个案研究的新进展 通过万历壬辰年开始的援朝东征战争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一些在历史上很不起眼、在正史中没有地位、既非名士亦非英雄，却实实在在创造了历史的小人物。他们是“明朝礼义世界”在东亚地区的实际架构者和文化传播者，也是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和维护者。 1、南兵游击胡大受 这个“统练朝鲜八道民兵”的游击胡大受，据说“目不识丁”，但却不亢不卑，在朝鲜建立了三大功勋。胡大受，浙江金华义乌人，“由西征功授级绍兴卫指挥，任福建坐营都司，转蓟镇左营游击，升山东青州练兵参所[将]。（万历）二十三年，奉旨统练朝鲜八道民兵。”证之以宗谱材料：“演十三公次子，在城，行茂三十一，讳大受，字廷可，号金峯，充为邑掾为嗣，倭寇乱，弃文就武，有功，为参将，授明威将军，袭绍兴卫世袭指挥。嘉靖戊子（1528年）又十月十一日生。万历癸卯（1603年）七月十八日终。娶山盘朱氏恭人……生一子，天叙（林二十六），一女，适。继娶黄氏……合葬十四都香山寺西鞍山。”这里虽未没有提到胡大受曾东征朝鲜，但康熙三年胡其洪等撰《凤林胡氏重修宗谱序》有云“文讳汝化者，虽不能名标金榜，亦能才冠郡英；而武讳大绶[受]者，号为金峯，弃文就武，曾任督标副总兵职衔，出使朝鲜，封王有功，回朝，敕赐世袭绍兴卫指挥。”明确提到其出使朝鲜的经历，唯“封王有功”的细节或恐有差。 抗倭有功的胡大受，曾是戚家军旧将。戚继光曾在万历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誓师》文中提到过他的名字，当时他的身份当是中军。十年，从镇虏关提调升职“遵化左营游击”，当是随戚继光北戍长城，驻守蓟镇南兵之一员。 胡大受到达朝鲜的时间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身份是教练统领，居留半年余：“乙未七月出来，十二月回。”确切回程当在次年二三月间。入朝时所携教师共有“百余名”，或言“领百数之爪士” 。胡大受入朝是“为敎三手军，请来也”，即应朝鲜之邀，负责教练朝鲜的“三手军”：即炮手、射手和杀手三兵种的混成军，完全为戚家军的翻版。其入朝时机很值得注意——万历二十三年，正是东征援朝战争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明、日之间开始和谈，第二阶段的战争尚未开始。此时，明朝东征大军撤回国内，但南兵教练却源源不断地进入朝鲜，说明明朝与朝鲜已达成一个共识：撤回战场明军，另派教师训练朝鲜军队，以加强朝鲜的军事力量和国防防御能力。这个事实却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书中踪迹全无，《明史·朝鲜传》只字未提——集中体现了颇有忌讳的后世为前朝修史时的典型缺陷。 朝鲜宣祖国王一方面向明廷请求增派教师，另一方面在朝鲜设立一个新机构——训练都监，结果是朝鲜出现了一支具有戚家军遗风的新式陆军“三手军”，军队训练规模也从京城辐射八道，军队动员能力达到2万人——标志朝鲜军队已进入全面系统训练的扩容阶段，朝鲜也把军队训练视为重中之重的国防要事。因此，胡大受在朝鲜的地位显然不是“一个小小的明朝游击”所能限制的，他总理朝鲜八道练兵事宜——是明军及南兵教练在朝鲜的总管，实为居留朝鲜明军的最高职衔指挥官，而练兵是朝鲜内政的重点所在，这就是胡大受在朝鲜的第一个重大建树，对朝鲜的内政外交多有建议和影响，实际上是一个办大事的小人物。 第二大建树就是数次三番派心腹幕僚余希元，涉险冒危深入与朝鲜接壤的建州女真地区，与努尔哈赤商谈息兵事宜，帮助朝鲜解决与建州女真的边境纠纷——呈现了一种来自下层的、带民间色彩、和平解决民族争端的新模式。 朝鲜的庆幸直接而真实：“胡尘一起, 其祸有不可言者, 今乃坐而消之, 岂非兵判之策, 而游击之功也?”直言不讳地提到胡大受的功绩。“渠时不叛中朝, 安敢不听? 因此无事, 则贤于用十万兵胜之”胡大受不仅成功地安抚了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而且顺带解决了入朝教师粮饷不得及时发放的具体问题，这便是他在朝鲜训练、议饷、外交等方面的三大建树。 值得注意的是，胡大受在朝鲜的三大建树，足以使他成为光耀千古、适应历史大势的平民英雄。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通史》中，他却被描述成一个局限在满汉争斗漩涡中恃强凌弱的丑类，这集中地体现了历史的不公平和偏颇。不战而曲人之兵，自古以来就是纷争处理的最高境界——“奴酋聚兵三千……因辽东官及余相公之宣谕罢兵。”正是明朝的实力与胡大受的外交斡旋相结合，及时化解了三方关系的危机：建州与朝鲜的矛盾，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明朝，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这是一种唇亡齿寒、相辅相承的关系；建州、朝鲜也各得其所：朝鲜边境安宁，受益非浅，建州此后更秣马厉兵，安心发展自己的实力。唯在明廷内部出现连锁反应：胡大受为此嘡啷入狱，承担了所有的政治风险，个人升迁之路或被断送，代价不可谓不沉重。可见，如果不通过域外存留的史料，没有超乎双方争斗之外的第三只眼睛和全球范围内的宽阔眼界，评判历史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2、东征之旗吴惟忠 万历援朝战争期间，东征战旗的光彩，有很多南兵塑染、添染的实例。最典型的例子是出自浙江义乌的南兵将吴惟忠，以武生应募、先从戚继光在中国东南的浙、闽沿海抗倭，后随戚继光奉调蓟镇、驻守山海关、修葺长城——如辽东山海关老龙头长城及附近的桃园东13号敌台、唐帽西17号敌台等均为其所修——东征援朝，最后告标回卫，终老家乡。 作为戚家军中的抗倭老将，吴惟忠曾随戚继光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入朝后的第一战平壤战斗中，吴惟忠身先士卒，攻城时“中铅洞胸，血流腹肿，而犹能奋呼督战。”朝鲜人亲眼看到：“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后与刘綎等分别驻守庆州、南原，在安康积极迎战日军，违背了上峰意图而被处罚。 首先，安康之战与吴惟忠的功罪，这是东征第一阶段中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此役开始于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位于朝鲜庆州之北30余里的安康，因有明军驻守，在外逃躲避战火的朝鲜人都“倚仗天兵尽返”，回故居“生业如平时”。南兵参将骆尚志致柳成龙书中曾透露：“十月内，倭奴突犯庆州，迤南二十里之间烧掠，随发官兵堵截，不遂而遁；又于十一月初三日复统大众，六路连营，恣肆烧荡，延至安康，离庆州北数十里之程，系各县运粮通衢，焉得不发兵救剿？生带兵守住营寨，以为后应。吴游府统兵前去，相机拒堵。彼处草深林厚，被贼诱入咽喉，两下冲杀，讵料贼众漫山寨[塞]涧而来，不但无暇取级，抑且折损官兵，深愧无谋，以至如此。但生所部不满六百，安能自展庸才，徒付之慨叹！虽然安康遭害，幸得庆城安堵，亦可塞其责耳。”骆尚志军任守营之责，吴惟忠带兵出击、堵截，遭遇日军埋伏而致损。 十一月初，日军六路连营袭击安康时，朝鲜将领如高彦伯、洪季男、权应铢、李守一等，“方在庆州，贼之犯境，旣不能先期侦探, 以为遮截之计；及其阑入安康, 又不能晓谕人民, 区处粮谷, 使许多人物尽被抢杀, 军粮亦尽被掠。有将如此，其何用焉? ”朝鲜政院报告显示：由于朝鲜军未能及时通报，安康县城被日军突入，因事发仓卒，“未暇奔避, 抢杀之惨有不忍闻者”，其中，“天兵二百二十余人死亡”，这是朝鲜都元帅权栗透露的数字。而驻守庆州的南兵三营将迎战西生浦清正等抢粮日军时，庆州、安康一线正是朝鲜“各县运粮通衢”，如果失守，朝鲜半岛南北陆路的交通即将断绝。 关于此役日军人数的说法各有不同。朝鲜接伴使金瓒驰启：初一日“大槪贼不过数百而以千余兵不能抵当”，报告显示日军出动数百人，遭明军千余人拒堵，后明军被诱入日军咽状伏击圈而致损。李好闵的说法则相差甚巨：“十二月初二日，贼数万余，分三路进抢，直至安康县……小邦将兵官高彦伯、朴毅长等各率羸兵连日血战，抵敌不住，吿急之报，相望于道。大人乃与总兵骆、游击王从长计议，以为贼已绕我军后，犹不出兵制其狂逞，则以单兵坐毙孤守，非得计也。遂抄发诸营兵千数百余人，出城迎战，杀伤相当。毕竟贼势浩大，难以赌胜，官军颇有损折。而贼亦力疲，经夜遁归，庆州得免丧败，而左道及江原沿海州县尙未瓦解者，实此一战之功也！”描述十二月初，日军清正部数万人从庆州、安康一线进犯，朝鲜军失利，经吴惟忠等明军千余人堵截后遁归。 东征经略宋应昌的总结则是：“骆尚志与吴惟忠同守尚、庆州，今尚志禀称乱民烧掠，而惟忠独报倭贼抢掠；尚志安守不动，而惟忠独轻率渡江深入，以致损军最多……游击吴惟忠，好大喜功，寡谋轻敌，驱杀无知乱民，不足为武，伤折远戍我军，实已损威……所当革任者也。”具体损失数字是：吴惟忠折损官兵227名，陆承恩下甲兵49名，骆尚志兵24员名，提调马禹卿、李为瑚下官兵27员名。此役吴营损失，与王必迪所说的“本营阵亡官兵二百一十六员”相当，唯后者不被人注意而已。“癸巳九月，（吴惟忠）同骆尚志、谷燧等连营在庆州。惟忠与贼战于安康县，兵败，多死伤。惟忠曰：吾恨不听老将之言，以至于败。盖其时尚志戒勿轻战也。”南兵将领之间的意见分歧，或许是出于对保存实力的不同考虑，但当局“好大喜功”的意见，则表明只能由吴惟忠承担明军折损近半的责任。对此，利害攸关的朝鲜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至以安康大举之贼为我国叛民，而则吴游府以贪功轻战，竟至隳职。此岂非小邦天亡之秋！”保持粮道畅通，保留未来作战基础，这一点至如《宣祖修正实录》的编者也未注意，反谓日军“意甚轻之, 我人亦无所恃”，完全是自灭威风，聊长他人志气。 事实上，日军进犯庆州、安康不止一次：从十月初，南兵三营将王必迪迎战开始，骆尚志吴惟忠十月、十一月迎战二次，闰十一月“倭贼五六千, 距庆州五十里地来屯”，十二月初又分三路进抢安康——可见日军每月必上岸抢粮：因为庆州一线是朝鲜运输军粮、接济大军的必由之路，如果失守，朝鲜半岛南北陆路交通的东线，就面临断绝危险。惟自晋州惨案后，日军8万余人已分期渡海返日，留下4万余人驻守庆尚东南沿海自蔚山至巨济间的18处屯垦据点，“构成巨大之滩头阵地”，而西生浦、林郎浦的日军清正部总数万余，出动抢粮的日军至多数千人，“数万”之说或有不确。但对谣言所谓安康之战非真日军乃朝鲜乱民的说法，则辨析有力：驻扎大丘的明军，离日军的釜山大本营也不过数百里，却半年不能前进一步，又是什么缘故呢？正是因为相持阶段的力有不逮也！因此，南兵三营将驻守庆州及刘綎等占据南原意义重大。 其次，军纪优良的南兵，竖起了东征战争期间的一面旗帜。正如吴惟忠对朝鲜国王所言：“吾所領浙江、福建兵, 當初戚总兵所練,而吾其門生也，豈有違吾分付作弊之事乎?”朝鲜人对吴“惟忠持身不滥, 检卒能严, 东征诸将实尠其俦”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完全可以代表明朝东征军中军纪严格、没有负面评价的铁军典型。 能够维持严格军纪的基础，在于南兵将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及自我牺牲的道德感召力和影响力。比如吴惟忠一军，除了要克服日军侵略所造成的外部困难局面，还要率领全军克服内部矛盾，忍受个人委曲，做出一些牺牲，这就非常人所能。当吴惟忠部与刘綎部因缺粮产生矛盾时，朝鲜都承旨尹暾亲眼所见：“臣尝随吴副总惟忠往南方, 惟忠名号素高，与骆尙志等，綎尝号为丈人。一日督部标下之军夺副总所受军粮，副总之军，数日乏食。”面对经常缺粮的困难局面，吴惟忠军依然能够维持军纪，主将的感召力就很重要：“军卒安，然后主将之心亦安”、 “弃天兵而独入不可”，正如朝鲜裴龙吉所言“当此荡竭之余，人见其不扰己，莫不以为侯德，相与手额曰：‘南营之良善，实由性禀’，而不知导率敎迪本系于侯也。”事实上，从戚继光以来即如此行事：“臣之用南人，所以得其死力，一呼数万而莫后，去家万里而不辞，杖戮犯者而不怨，是岂真为升合之养乎？盖有大义存焉。”因此，既有国家“大义”号召在前、又有将领道德感化在后，作为戚家军嫡脉正传的浙江南兵中，一直保持着这种优秀的传统并不值得奇怪。即使困难重重，吴惟忠也能不改初衷，所到之处，受到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如万历二十六年初，朝鲜接伴使尹泂汇报：“此处（安东）大小人民亦皆以为吴总兵之来，民皆见德而不见弊，虽十年留住不厌……总兵来到忠州之日，忠州之民自为一市，军兵买卖，一从民情，皆着青布，来集成村, 而马军下来之后, 民皆奔窜失巢, 家幕荡尽, 有同经乱。及其下去安东时, 路由丹阳、丰基、荣川，所过民皆晏然, 一路郡县皆为立碑颂德。”作为南兵总管副总兵，吴惟忠和他的军队受到朝鲜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所到之处在在皆然。这在中、朝两国有关壬辰战争的研究著作和其他衍生品中，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误己误人的例子也不少见，如将万历援朝东征军与二战后进入我国东北军纪问题严重的苏联红军相提并论即是一例。 事实上，除了吴惟忠外，南兵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出来的高素质也引人注目。就目前已经考察的浙江省义乌县范围内，有记载的东征朝鲜将领近90人的六、七十种家谱，可知他们大都存在弃文就武的经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无论是吴惟忠、王必迪、胡大受、陈蚕、叶邦荣等将领，还是陈良玑、毛国科、余希元等偏裨谋士、相公幕僚均无例外。这似乎是明朝万历时代的一个特色。 因此，第一阶段吴惟忠等南兵将领的安康出战，不仅不应受到过分指责，更需给他一个格外嘉奖。安康之战保全了朝鲜经济命脉的两南地区（全罗南道、庆尚南道）不受日军直接威胁，也为后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战略和物质基础。即使在第一阶段之后的休战期间，胡大受在教练朝鲜军队过程中，还能通过心腹相公余希元等人艰苦斡旋，协调、处理朝鲜与建州女真的边境纠纷，并努力解决明军粮饷不足及军饷发放拖欠等问题，这种不靠坐等、被动接受上级或命运安排的积极人生态度、千方百计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也许是明朝万历时代的另一个特色。 四、结语 万历壬辰战争中的南兵将领，多数经历过嘉靖年间跟随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地区与日军作战的场景，在东征明朝的军队中，属于文化程度高、心理素质好、作战能力强、且英勇无畏的部分，故被朝鲜国王称为“剑阁精兵”，这正是明朝东征军的骄傲，也由此树立了东征彪炳千古的猎猎战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16世纪富强中国的实力，这个国家拥有能够给予他们较为丰厚的报酬，这也是精神力量的物质基础，更是他们自愿投身异域、保家卫国的心理根基。 可惜的是，这种传统没能传承下来，或许这就是晚明制度转型踏空的恶果。仅以吴惟忠的个人命运而言，一个将军“事业流边陲而位止偏裨，历官遍南北而家无宿米” 的晚景，实在与他“南复西清，东恢北靖，筑长城、防山海，朝鲜号为铁面，日本称为神仙”的辉煌生涯极不相称；尤其是东征战争的第二阶段，再次入朝参战的吴惟忠所率新军的战斗力下降很快，至如蔚山一战“吴惟忠军虚惊散走”，其根本原因就在万历二十三年发生的蓟镇兵变，吴惟忠所率南兵经历一场屠杀、重创后减员过半，战斗力不可能不受影响，虽然吴惟忠营的兵士仍然足额，但要训练成为一支得心应手、心使臂指的军队则已非易事。 总而言之，相比于帝王将相，这些南兵将只是一些小人物。他们具体、生动、形象、甚至粗糙，但充满质感，构成了中国历史中具体的祖先、民族、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作为后人，我们应该了解他们，并通过他们去感受那个传统的、充满生命张力的时代，而不仅仅是用“封建专制”这样的帽子去掩盖其独特的光芒，正如清代的“大一统”也同样掩盖不住那个时代固有的黑暗一样，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需要辩证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