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偶像与中朝文化交流 ——以朴珪寿参与顾祠会祭为个案 林存阳 在中朝交流的历史长河中，燕行使不惟承担着例行的三大节（兼岁币）、谢恩、奏请、进贺、陈慰进香、问安等政治使命，而且也肩负了一定的经济贸易，尤其是颇具成效的文化交流功能，而这一功能至清代中期以来愈益不可忽视。也正是基于长期的文化接触、交流和互动，燕行使成员与清朝官员、士人间遂不断地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并藉此在各自的交往圈中进一步发挥了不小的影响，中朝人士间“异域想像”的成分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降低。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双方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不仅蕴含着因相遇相知、相惜相忆所体现出的深厚友情，而且更在笔谈唱和、书信往来、思想互动中，彰显出他们对学术、人生取向及世情政局所寄寓的强烈关怀。引发这一良性互动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学术偶像”（因治学、人格的魅力而被人服膺、崇敬者）在其间所发挥的媒介和凝聚作用，则无疑是值得关注的。清初大儒顾炎武，就是这样一位典型；而燕行使朴珪寿（1807－1877）于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十一年（1872）两度参加顾祠会祭，更清晰地体现出“学术偶像”在中朝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非比寻常的意趣。 一 明清鼎革，不仅对最高统治权造成了巨大冲击，而且亦使整个社会处于巨大震荡之中。尤其是对读书人或知识人来说，面对这一艰难时势，究竟该做何选择和应对？学术、人生的出路何在？凡此纠结，无不考验和煎熬着他们的身心。当此之际，为一己而委曲求全者有之，遁世而隐忍者有之，甚或不免降志以随世者；但更多的，还是那些为了文化传衍、学术赓续、世道秩序，而刻苦自励、孜孜以求、勇于担当的坚毅者，顾炎武先生就是这类众多人物中的一位典型代表。顾炎武先生不惟亲身投入到抗清的洪流之中，更以学术为武器，在反思、批判理学弊端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新的以学经世之途径，从而谱写了一曲人生、时代新乐章。也正因此，他遂成为后世学者所景仰、崇敬的一位伟大学者和学术偶像。 梁启超先生曾评价顾炎武说：“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惟一的生命。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都根本不同，是否算得一种好学问，另为一问题。他们这一学派学问，也离不了进化原则，经一百多年才渐渐完成。但讲到‘荜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顾亭林说……他这两段话，对于晚明学风，表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态度，影响于此后二百年思想界者极大。所以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这一论定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顾炎武先生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思想界的重大影响。 大要而言，顾炎武先生之深深影响于其所处时代及后世者，诚如陈祖武先生在《高尚之人格 不朽之学术——纪念顾炎武亭林先生四百年冥诞》一文中所揭示的，有如下诸大端：一、高举并深刻阐释了孔子所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字，并“将二者合为一体，提升至圣人之道的高度而大声疾呼”。此一“以言耻为先，将为人为学合为一体”的取向，“不惟成为顾亭林先生的毕生追求，而且也为当时及尔后的中国学人，树立了可以风范千秋的楷模”。二、形成并实践了新的治学路径和方法。如明确揭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之异趣，主张将理学纳入经学的范围；倡导开展经学史研究，应注重从源头上确立兴复经学的学理依据，把握其演进脉络中的异同离合；示范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训诂治经方法。这一治学路径和方法，为康熙中叶以后学人所承继、开拓，“不惟使古音学研究由经学附庸而蔚为大国，而且还形成了主盟学坛的乾嘉学派，产生了全面总结、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的丰硕成果”。三、提出了富有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理念。此一理念，“经后世学人归纳，就成了掷地有声的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此，无不体现出顾炎武先生于《日知录》中所寄寓的欲纳经术、治道、博闻于一体的良苦用心之所在。也正因顾炎武先生在为人、为学、经世诸方面皆开启了新路径、树立了新范型，所以很多继起学人以其为仪型，尊奉有加。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顾炎武先生祠堂在北京广渠门外慈仁寺内的落成，和翌年二月二十五日首次会祭活动的举行，可谓后世学人推崇顾炎武先生达到高潮的标志。据首倡此举的张穆祭文称：“先生生当叔季，业贯汉、唐，学堪为王者师，志非以名山老。身甘荒遁，慰九原贞孝之心；时际云雷，洒六谒园陵之泪。北征初赋，策二马以来游；东道既通，馈十浆而恐后。咨民生之利病，邑乘必搜；究阨塞之险夷，边亭亲历。采山炼冶，喻半生尚论之精勤；订韵谐声，发万古同文之要眇。况乎志存淑世，娄构书堂；雅慕伏波，厉精田牧。皋比不拥，惩东林、复社之末流；墨突未黔，弃濂泾、桑庄如敝屣。惟慈仁之古寺，曾作寓公；计伟节之遄行，适在明日。诵孔德炊羹之句，下榻何频；缅无异筑室之谋，顾庐宛在。荆榛乍启，觞豆初蠲，规陋云台，典同石室。所觊云车风马，肸蚃来临；庶几学海儒林，精神不朽。”由此不难看出，张穆、何绍基诸人之发为是举，不惟因基于对顾炎武先生人品学问的仰慕，而欲联合同志以伸钦仰之情，促进彼此交流切劘，若联系当时时势来看，实亦蕴含了这些有志之士对西方列强悍然发动鸦片战争所导致的危局的深深忧虑，以及力图有所作为、以学术经世之情怀。 以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为开端，顾祠会祭活动（光绪二十四年移祀于永定门外十里庄苏太义园，“义”又作“谊”）一直持续到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其间个别年份未举行，如光绪元年、十五至十七年、十九至二十三年、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919、1920年又曾恢复）。也就是说，此一赓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活动，几乎与晚清历程相始终。而综观参与此活动者，无论规模，还是其身分（上至军机大臣、内阁侍读、部院堂官，下至举人、监生等），皆罕有其匹；至其学术宗尚，或赓续乾嘉学派，或主今文经学，或意在经世致用，或注重边疆史地，或擅长诗文、书艺等，可谓不一而足。更可注意的是，这些参与者中，很多人（如罗惇衍、祁寯藻、翁同书、翁同龢、陈宝琛、张之洞、魏源、徐松、张穆、冯桂芬等）与晚清时局、学术的变迁密切关联。因此，顾祠会祭虽然表面上看是一种民间自发的学术活动，其实，随着活动的不断展开，以及时局的变动，其中亦显然蕴含了很强的政治意涵。尽管不同时段内参与者的倾向或有侧重，未必与发起时的初衷相契合，但总的来看，亦学亦政的诉求，应该说是贯穿其间的。而这不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有志之士的蕲向之所在，更彰显出顾炎武先生为人、为学、经世精神之深远影响和魅力。 二 顾祠会祭活动不惟吸引、凝聚和影响了晚清诸多学人和官员，更可注意的是，它还对国外学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朝鲜燕行使朴珪寿两度参加会祭活动，就是一个表征。 朴珪寿，字桓卿，号桓斋，生于纯祖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807年10月27日），卒于高宗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77年2月9日），享年71岁。其祖趾源，“经济文章，行己大方，炳耀当世”，“世称燕岩先生”；父宗采，“敬慎笃实，掌故多闻，官止庆山县令”。正是得益于家庭之薰陶，故其自幼即“端方聪颖，风彩峻整”，十四五岁已能文词大进。其后，得师友之丽泽，更以书史为务，致力于经术事业。而自宪宗十四年（1848）增广试中第，遂步入仕宦生涯，几十年间，他不仅勤于所职，尽心民生，情系国事，而且不忘初志，依然孜孜于治学求道，精进不已，终老不倦。 尹士渊在为朴珪寿所撰祭文中，曾如此评价道：“公之佐王之才，本之于学术之精深，济之以识量之包恢，平生不欲为无益之空言，必可以措诸实……惟民彝物则之是讲、制度谟猷之是究、风坏俗败之是恤，故其文章，皎然为经世之巨工，不喜藻饰，耻为矜夸之容……盖其贯穿三礼，博综子史，透关解綮，得其神韵之所在。渊源乎家庭闻见，而归之醇正；斟酌乎中州名儒，而务为平实。”金允植更详论其师朴珪寿先生之学行曰：“本朝人文之盛，莫如明宣之际，垂三百年而得朴瓛斋先生！先生膺名世之期，挺有为之才，其学自子臣弟友所当行之义分，达之于天德王道，经经纬史，元元本本。其蓄积素养之具，既厚且深，然未尝以文人自命。如有所作，则必有为而发，非汗漫无实之言也……其论治乱兴亡之道、生民利病之源，必反复剀切，明白痛快，警破时人之昏聩；论典礼，则根据精详，体裁谨严；语交际，则诚信相与，而不失自主之体。大而体国经野之制，小而金石考古、仪器杂服等事，无不研究精确，实事求是，规模宏大，综理微密，皆可以羽翼经传、阐明先王之道者也……盖不忍置斯时于乱世而自洁其身也。此忠厚之至也。”此可见朴珪寿先生之为学立身之大体矣。无怪乎尹士渊非常痛惜地称：“盖近世以来，其有用之才，学识如瓛斋者，未知为谁？而瓛斋既殁之后，如瓛斋者，又未知为谁？此所以为高欤！”并感慨道：“士有邃学可以尊主而庇民，才识可以坐言而起行，名位可以参赞而弥纶，竟不得展素蕴、流闿泽，而徒使后人想像咨嗟于寂寥之遗编，盖自古惜其不遇、叹其有命者何限焉，亦夫何恨乎公哉？” 尽管朴珪寿一生未得大展怀抱，但观其行迹，实于当时政局之变迁、思想之转型，皆具有程度不同的关切和影响。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朴珪寿的仕宦生涯中，他曾作为燕行使两度至北京，结交了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更有幸参与了顾祠会祭活动。这一机缘，不仅丰富了其人生经历、开阔了其视野，而且对其思想、治学甚至人生观，也别具不容小觑之意义。 三 朴珪寿第一次出使中国，是作为“热河问安使”的副使，与正使赵徽林（原定人选为李源命）、书状官申辙求等一起，于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到达北京的。然而，由于上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局势十分凶险，因此，朝鲜方面欲派使慰问，人皆畏难，避之唯恐不及。朴珪寿被选定为出使人员，显然也面临这一问题，那么，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呢？ 当亲戚知旧闻知朴珪寿被任命为副使，很是为他担忧，并为他鸣不平曰：“被自抅难，于我何有？肉食者安居，乃反令公劳苦为？”然与此一想法不同，朴珪寿的门人金允植则认为：“此非小事也！朝廷之处分得矣，且得其人，不可以一人之私而遽戚之也。”他还从五个方面强调了“遣使之便宜”，又从三个方面指出“遣朴公之宜”。总之，在他看来，“今所陈八宜，皆国之大事也，岂可以一人之私，废国之大事乎？夫白刃可蹈，爵禄可辞，居今之世，行乎其素，而始终不渝者，其惟公一人而已。公既行其难，其于易也何有！吾故曰得其人，朝廷之处分得矣。北门贫窭之愁，北山独贤之叹，此当世风人之责，非朴公之心也。至于前途颠沛，公所不计。吾见拜表之日，公将怡然而启行矣”。 正如金允植所预料和祈盼的，其师朴珪寿确实与常人不同，毅然接受了出使任命。在临行别诸友诗中，他表白心迹道：“故人留我开小宴，尊酒便作都门饯。都门西出四千里，使盖遥遥指赤县。平生梦想帝王州，蹩薛中堂空流羡。三辅黄图眼森森，意中轣辘车轮转。今朝出门真快活，舞骖周道平如辗。诸公端合为我贺，胡为离愁眉头现。豺虎纵横鲸鲵出，风尘鸿洞陆海遍。兵强马壮岂足恃，纲纪一失此可见。况复西域贾胡说，矫诬人天来相煽。皆言斯文厄阳九，天下胥溺谁能援？端门痛苦虽未必，蜀江溯峡谅不便。吾曹尽是磊落人，非为小别生睠恋。呜呼圣人岂欺我，请君且莫忧思煎。六经中天如日月，穷阴复阳争一线……异端剽窃古来有，任他文饰恣夸眩。久后生出魁杰人，惭愧晚觉私智穿。环瀛匝地血气伦，归我同文夷一变。从知消息往来际，不无风雨杂震电。书生岂曾识时务，此日荣被专对选……归来重论天下事，浓阴迟日莺百啭。”又其出使返回后于同治七年（1868）致友人董文涣函中感慨道：“如何一种流俗，每云书生不能吏治、儒家不知兵事，总归之腐头巾。此堪痛恨！吏事且无论，即取兵事论之，从古大功之出于书生，亦复何限……记咸丰辛酉弟之赴热河，人皆以为涉险冒危，甚畏之，弟之被选，以是故也。大笑勇往，何思何虑。”由此不难看出，朴珪寿不仅具有无畏的担当精神，而且对中国遭受英法联军蹂躏深表同情，并满怀希望地认定中国能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走出困厄。而观其所言“平生梦想帝王州”，可见他对中国深怀仰慕之情。也正因此，当他接受到在别人看来甚是涉险冒危的出使任务，故能坦然“大笑勇往”，且有“今朝出门真快活”之感。 其实，他之所以欣然接受出使使命，并非偶然。早在道光十二年（1832），他在《赠人入燕》一文中，曾提出这样一种认识：“观乎大都市之中，众人之行，遇丹漆胶角而顾之，必良弓氏也；顾鉴燧五金之齐者，必良冶氏也；顾珠玑锦罽羽翠文屏者，必饰诡服以自喜者也。非他也，业之习、志之专、性之嗜好不一故耳。百工之居货者如是，为文章取材于群书之府者如是，博观远游、为山川人物之论者，亦如是。类聚群分，其趣万殊，声气之感同者是求。子将行矣，观其色有跃然不自胜之喜，吾未知是将求医巫闾之珣玕者乎？幽并之利刀弓车者乎？是以不能言也。君子居室出言，应在千里之外，况子游历帝王之都、天下士大夫之渊薮？吾未知子之寓目骋怀者何如也？邂逅结识者何如也？将俟其归而细叩之，姑未可以虚辞相赠。”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有机会到帝王之都——北京，关键要看你寻求的是什么！其所言“况子游历帝王之都、天下士大夫之渊薮”之反问，显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取向。若再考虑到其祖朴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随行出使北京之经历及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感受，朴珪寿有机会担任副使，可谓于政治使命之外，心中尚有寄望所在，所以他于出使途中发出“江外群山，眼界壮阔，已觉非域中曾见，从此心目日新，以是为快”之感慨。 到达北京之后，朴珪寿的期待得到了实现。在好友申锡愚（“谢恩兼冬至使”正使）的绍介下，他不仅得交沈秉成、王轩、王拯（原名王锡振）、冯志沂、黄云鹤、许宗衡诸人，诗酒酬应，互抒倾慕之情，而且更有幸参加顾祠会祭活动，一展对大儒顾炎武其人其学的景仰之忱。据《顾先生祠会祭题名弟一卷子》是年王轩记：“三月廿八日，以朝鲜使臣朴珪寿求谒祠，特设一祭。珪寿字瓛卿，官其国礼部侍郎，充行在问安副使。雅慕先生（指顾炎武——引者注）之学，及读石州所撰年谱，尤切景仰。入都，与沈仲复、董研秋游，同来扫展。同人至者，王拯定甫、黄云鹄翔云；王轩霞举以期服不与祭。期未至者，许宗衡、董麟、冯志沂。冯时外转庐州守，赴行在未还也。”可见，与以往会祭活动不同，朴珪寿等人的参与，为该活动增添了新的内涵，实属特例中的特例（道光二十四年曾因许瀚至京考试，特设一祭，道光三十年又因为张穆设主于顾祠之右夹室，特设一祭；而此次朴珪寿等以国外人参与，更是首例）。 在与沈秉成、董文涣诸人的唱和诗中，朴珪寿尝表达此行缘由、感受，尤其对顾炎武先生的崇敬之情曰：“穹天覆大地，岱渊限青邱。声教本无外，封疆自殊区。击磐思襄师，乘桴望鲁叟。父师税白马，鸿濛事悠悠。而余生其间，足迹阻沟娄。半世方册里，梦想帝王州。及此奉使年，迟暮已白头。揽辔登周道，历览寓谘诹。浩荡心目开，曾无行迈愁……怀哉先哲人，日下多朋俦。契托苔同岑，声应皷响桴。尚论顾子学，轨道示我由。坐言起便行，实事是惟求。经学即理学，一言足千秋。先生古逸民，当时少等侔。绪论在家庭，我生袭箕裘。曩得张氏书，本末勤纂修。始知俎豆地，群贤划良筹。遗像肃清高，峨冠衣带褒。欲下瓣香拜，殷勤谁与谋？邂逅数君子，私淑学而优。天缘巧凑合，期我禅房幽。相揖谒先生，升堂衣便抠……福酒置中堂，引满更献酬。求友鸟嘤嘤，食萍鹿呦呦。此日得清宴，灵贶若潜周。嗟哉二三子，为我拭青眸。《广师》篇中人，不如吾堪羞。名行相砥砺，德业共绸缪。壮游穷海岳，美俗观鲁邹……经济根经术，二者岂盾矛。礼乐配兵刑，曾非悬赘疣。高谈忽名数，陋儒徒欢咻。训诂与义理，交须如匹述。一扫门户见，致远深可钩。总是顾氏徒，端绪细寻抽。总是瓛卿友，判非薰与莸……充养自深厚，临事得优游。我车载脂膏，我马策骅骝。取次别诸君，东驰扶桑洲。余情耿未已，那得不怅惆。睠兹畿甸内，夷氛尚未收。莫谓技止此，三辅异闽瓯……努力崇明德，卫道去螟蟊……斯文若有人，余事不足忧。辽海不足远，少别不足愁。由来百炼钢，终不绕指柔。两地看明月，肝胆可相求。”又称：“昔亭林先生北游至都下，尝栖止于城西之慈仁寺。后之学者，想慕遗躅，道光癸卯建祠于寺之西南隅，以祀先生。道州何君子贞实始经营云。珪寿夙尚先生之学，岁咸丰辛酉，奉使入都，幸从诸君子祗谒先生，特设一祭；退而饮福于禅房，相与论古音之正讹、经学之兴衰，盖俯仰感慨，而乐亦不可胜也。”而董文涣、王轩等人，也表达了与朴珪寿相同的意趣。董文涣曰：“古寺集冠裳，暮春骈组玠。几宴缅昔贤，樽酒筑高会。朴君沧海客，眉宇尘壒外。新交既邂逅，旧学获商兑……言瞻顾老祠，更下张侯操。儒林素仰止，年谱久心佩。石洲先生张穆所撰《顾谱》，朴君向深景仰。饮福答神庥，昨临姿目快……抚今怆先德，望古寄遥慨。当时游帝都，元气充宇内。茫茫岁月阻，忽忽世宙隘。同时失亲奕，绪论从谁丐。君来嗟更晚，中夜泪霶霈。人事纷变更，天道日茫昧。复此城南游，欢娱亦无奈。”王轩曰：“异时仪征修史传，首重儒林黜文苑。百六十年谁褒然，菰中一老言无间。载籍辛勤出真是，宗风海寓今为变。张、何晚起力仔肩，独抱微言耿深眷。出处车、徐探讨详，交游王、李搜辑遍。因寻古寺考遗迹，更拓新祠俯郊甸……坐惜君来十载迟，祔祠恍接初虞练。悠悠私淑知我同，古井寒泉洁清荐。酒半登高怆先德，中朝旧事征文献……顾师堂室幸同升，岂以闻知异由撰。不待乘桴方道东，愔愔鼓瑟独点叹。因君续我广师篇，多识共期闻一贯。”冯志沂曰：“故人招我坐小阁，坐有海客衣翩跹。诗书充腹发奇秀，疏髯飘拂疑神仙。亭林绝学世谁继？海外乃肯珍遗编……剧谈果胜十年读，此会欲溯兰亭前……浮云聚散那足道，愧无长策弭风烟。”由诸人所抒所慨，可见顾炎武乃他们共同的“学术偶像”，因缘于此，所以他们藉由顾祠会祭这一载体，谱写出一首中朝文化交流、互动的交响曲。 值得指出的是，朴珪寿之于顾炎武先生之学，早在出使北京之前就有接触，其于哲宗六年（1855）所撰《录顾亭林先生日知录论画跋》，即一明证。在该跋中，他指出：“夫画图亦艺术中一事也，实有大关于学者，而今人甚忽之，何也？良由写意之法兴，而指事象物之画废耳!”在他看来，空写半幅山水图、远山一角、老树数株、草屋半面，虽可陶冶性情，但不足以像时下画者所认为的能代表画图之法，好比“文字之道，有经学、史学，考证家、经济家、著述家、词翰家门户，亦未易论定，矧其得失同异，讵可轻易言之”？有鉴于此，他认为“学画固小技也，然其羽翼于为学、为治之道甚大”。这是因为，“大凡上下千载之间、纵横四海之外，见闻之所未逮，足迹之所未及，言语之所未通，而未能详悉者，唯画图能传之、能记之、能形容之，其用岂下于文字之妙哉”？所以，他强调：“无论山水人物、楼台城市、草木虫鱼，唯是真境实事，究竟归于实用，然后始可谓之画学矣。”不唯如此，他更推而论之曰：“凡所谓学者，皆实事也，天下安有无实而谓之学也者乎？”苟能如此运思，以图《周礼》，那么应路五门之制、庙社市朝之位等看似繁难者就会“森然在目”，而“朝会、燕饮、冠婚之礼，车马、田猎之容，兼施并列于《豳风·七月》之图矣”。这“自非胸中有三礼全帙者不能也”，而求之时下所谓的画学家，“甚不易耳”。此一认识，可谓既认同、吸纳了顾炎武先生的思想，又能有所推阐。而其“学皆实事”的体认，更彰显出思想旨趣之所在，无怪乎被视之为“实学家”了。 四 朴珪寿此次出使北京，不仅实现了“平生梦想帝王州”的夙愿，而且通过与沈秉成、董文涣诸人的交游、参加顾祠会祭活动等，收获良多。而在接下来的一段岁月里，他们之间更是书函往复，忆往事，诉衷肠，谈学术，论人生，凡此互动，无不显示出天涯友朋之乐、之益。 在致沈秉成函中，朴珪寿曾感慨道：“吾东之士，生老病死，不离邦域，局局然守一先生之言，虽然一乡善士未必无之，相与盍簪讲习，固亦有文会友而友辅仁者，叔季以来此道亦鲜，竟不过声誉相推诩、势利相慕悦，窃恐中原士夫亦不能无此弊耳。名利论交，君子所耻，去此数者，友道乃见。此所以弟之平生感慨、孤立无群者也。今乃与吾兄辈会合于梦寐之所未及、睽阻于山海之所限隔，而为之倾倒披露，缱绻依黯。惟是应求者，声气之与同也；期望者，言行之相顾也，于彼数事，毫无可涉。然则弟之真正朋友，在于中州，而诸君之真正朋友，在于海左也。不审尊兄以为如何？”也就是说，通过北京之行，朴珪寿不仅意识到中朝学人间某些风气的不同，而且对友道的真正内涵有了更深入地体悟。在他看来，所谓君子论交，要在声应气求、言行相顾，而无与于彼此声誉推诩、势利慕悦，而这显然与地域的差异没有必然的关联。 既然“真正朋友”意在此而不在彼，朴珪寿与沈秉成等人往复所谈所论，自然别有寄托和期待者。在复沈秉成函中，朴珪寿尝言：“吾侪皆书生也，平生耳目心口，不过几卷经史残帙，痴情妄想，每在许大学问、许大事业，一一于吾身亲见之，及到头童齿豁，薄有阅历，自应知其不可，而消磨退沮，独怪结习胶固，迷不知返，发言处事，到底不合时宜，又不自悼，而聊以自喜。窃幸心性之交，同此病根，可谓吾道不孤，好笑好笑！”此番感慨虽说有些无奈和伤感，但也体现出了其很强的自信和坚毅。又其在另一函中曰：“吾侪只以情好系恋，泛泛寄平安语，亦复何补于朋友之乐？”基于此，他强调：“去岁呈谈草，其果蒙诸君子肯赐回答，是为天涯如面之资，不比循常平安字往复耳。一开此式，其于经史道艺，质问叩辨，为益不少。”至于“君子之遇不遇，非富贵贫贱之谓也，道而已矣。官尊而禄厚，乃或学未试而志未展，泽不及物，斯可谓之遇乎？朝闻道，夕死可，无乃圣人伤天下无道不遇之叹欤”！正是秉持此一理念，所以他能“每念日下从游之乐，梦想依然，悉出行箧中书牍墨迹，对之如面，摩挲百回，不知厌倦，人或嘲我，而亦不恤也”。 朴珪寿与沈秉成等人还就具体学问，进行了交流。如朴珪寿对王轩之治学著述甚为关注，几次致函询问其《贡范通解》、三礼之学着手与否、进展到什么程度，希望能一读为快，即使“抄写之稿不合出手远投，盍拈出几页好议论相示耶，亦一开发切劘之益，绝胜述怀记事诗文之类耳”；且勉励道：“吾辈力能为之者，惟著书一事，此亦大有数存焉，有其才、有其时者，不可因循虚徐以度光阴”；“大凡儒者事业，其能于吾身亲见之者，历数千古，果有几人？慥慥言行，毕竟极致。乃曰世为天下法、世为天下则，‘世为’二字，是圣贤苦心，而学士大夫没奈何著书垂后之宗旨耳。惟兄勉之勉之。”又其致王轩函中谈到：“弟有友曰南圭斋尚书，名秉哲，想兄曾从琴泉闻知也，博通经籍，留心经济，兼精《周髀》家说。偶阅元和顾千里涧蘋所著《思适斋集》，见有《开方补记后序》，知《开方补记》者，即阳城张古余先生所撰。此友甚欲得见此书，未知吾兄曾阅过否？南君从弟而闻兄留意此学，要弟奉叩，苟可不难于求致，则为之副其望，幸甚！”而当南秉哲去世后，朴珪寿为表彰其学术，乃致函沈秉成，托其将南氏所著《海镜细草》《解推步续解》《仪器辑说》，转交王轩审定，以便知其用力浅深、精诣何如。朴珪寿还为其弟瑄寿所为《尚书》《说文》之学，向友人征求意见。其致王轩函曰：“研秋书以为兄近颇力学古篆，虽鲁川（冯志沂——引者注）亦当让与一头，回忆松筠雅谑如昨日也。家弟亦为此学，甚有根据，欲悉取钟鼎彝器铭款，以写《尚书》几篇，若字有未满，虽辏合偏旁，未为不可，其说如何？且欲著为一书，羽翼《说文》。渠亦奔走公干，迄未能就也。”又曰：“家弟温卿近嗜《说文》小学，著有《说文解字翼征》。其书以《说文》字见于钟鼎彝器者，比较异同，辨证正讹，足以羽翼经传，多有前人未发之解。书成，姑未脱稿，早晚可奉质大方，仍乞一篇弁卷文也。”当然，在他们论学的交流中，也有轻松的话题。如朴珪寿致董文涣函中，讲了一件有趣味的事：“顾斋（王轩——引者注）《说文》之学，近复何如？向于一友人处见有画障，许叔重须发皓白，伛偻而行，自李阳冰、徐铉、徐锴以下，凡有功于《说文》者，皆扶拥许老人，左翊右护，前导后殿而去，形容令人绝倒。今顾斋兄当复去扶许君一臂，但恐被鲁川先着，须大踏步忙走一遭为可耶，好呵好呵。” 尤可注意者，朴珪寿在致沈秉成函中，多次谈到了顾炎武先生之学。其一函曰：“向于谈席霞举兄问：‘君之尊慕顾师，为其合汉宋学而一之耶？’于斯时也，酒次忽忽，未及整怀，弟应之曰：‘然耳。’然弟之仰止高山，非直为是故耳。读《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等，而谓先生之道于汉儒；读《下学指南》，而谓先生之宗仰宋贤，此政是王不庵所云‘后起少年推以博学多闻’者也。先生所以为百世师，却不在此。而如弟眇末后学，蚤夜拳拳，最宜服膺勿失，惟是论学书中‘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一语耳。子臣弟友、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而终焉允蹈斯言，竟无亏阙，惟先生是耳！此所云‘经师易得，人师难遇’者也。”又在另一函中曰：“亭林先生《下学指南》，不在于十种书等刊行之中耶？此系先生为学正轨，而未曾读过，殊以为恨！想非卷帙浩汗之书，如有副本蒙寄示，何感如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为一方学者之幸也。”“《日知录集释》，向亦携归细阅，黄汝成氏诚顾门功臣，然其注释处，往往有蔓及太多之意，未知论者以为何如？”并论及汉宋之争问题曰：“有人示一函，签题‘传经堂丛书’，匣中四册，乃凌鸣喈《论语解义》也……阅其书，盖非阐明经术而作也，立心专为诟骂程朱，而曲解圣训，以就己说，猖狂恣肆，无忌惮甚矣。汉宋门户之争，固非一朝，而呵叱丑詈，未有如此之甚者。未审诸君曾见彼书，以为如何？其门户似是萧山流派，彼所传袭必有所自来。而其所推重，乃以亭林、西河并举而称之，此又大可骇异。亭林之于宋贤，补阙拾遗、匡其不逮则有之，探原竟委、实事求是、以救讲学家末流之弊则有之，何尝诋背攻斥，如彼所称西河先生，而乃为彼所推重乎？此在私淑顾师者所不可不辨，未审诸君子以为如何？”由此可见，随着越来越多地接触顾炎武先生的著述和思想，朴珪寿在认识上也愈益形成自己的宗尚：既推崇顾炎武作为“经师”的学问，但更服膺其作为“人师”的魅力。以此为基准，他遂对所谓的汉宋之争不以为然，也认为很有必要对某些评论顾炎武先生的言论加以辨正。姑且不论朴氏之体认、议论允当与否，其受顾炎武思想影响、人格感召之深，则是显然的。这或许就是其不枉出使之行的最大收获吧。 五 时隔11年后，即同治十一年（1872），朴珪寿再度获膺出使任务来到北京。与第一次出使情形略有不同，此行乃为觐贺同治皇帝大婚，而且朴珪寿被任命为“进贺兼谢恩使”正使。更为罕见的是，朴珪寿于此行再度参加了顾祠会祭活动。 朴珪寿再至北京，且第二次参加会祭活动，显然受到了京师顾祠会祭同仁们的特别关注。《顾先生祠会祭题名弟一卷子》是年陈文田所撰记，即专门对此做了记载，其言曰：“九月初一日，秋祭……是日与祭者……外臣与祭者，朝鲜判中枢府事朴珪寿瓛卿、户部侍郎成彝镐叙斋、宏文馆校理姜文馨兰圃。瓛卿于咸丰辛酉谒祠，星一终矣。复来与祭，亦盛事也。”戴燮元亦特做说明曰：“皇帝御极之十有一年秋九月，大婚礼成，颁恩诏于天下，朝鲜陪臣判中枢府事朴珪寿、户部侍郎成彝镐充进贺正副使，暨书状官宏文馆校理姜文馨，来朝京师。是月晦，适举行顾亭林先生祠秋祭，宋雪帆学士主祭事，与者十有八人。先是，朴瓛卿中枢于咸丰十一年充先皇帝行在问安副使至京，曾求谒祠，同人为特设一祭。兹复来请，遂偕成叙斋侍郎、姜兰卿校理与祭。祀毕，胙饮笔谈不倦。”并作诗以志感道：“维太岁壬申九月之晦日，秋高天气清，顾祠修展谒……朝鲜二三子，学古久心折。趋跄俎豆间，执礼罔或先。饮福洽孔皆，酒酣逸兴发。娓娓资笔谈，朴子动追忆。言昔辛酉春，奉使扈天跸。曾一拜公祠，道貌快良觌。忽忽星一终，再来慰饥渴。中间与祀人，或远官或卒。抚卷念旧游，怆怀感今昔。而我矍然思，请为话颠末。往在咸丰朝，四方多盗贼。今皇践阼初，周召勤夹弼……阅今十一载，中原息兵革……亭林一代儒，天人学贯绝。闻者奋然兴，顽廉懦志立。吾徒与古稽，砥砺在学术。匪仅备盍簪，故事资修饰。归告尔贤藩，礼让以为国。”视朴珪寿“复来与祭”为“盛事”，可见京师诸同仁对朴珪寿再度参与祭事的重视程度和热烈反应。而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次活动后，朴珪寿还在题名卷子上留下了珍贵的墨宝。他如此写道：“同治壬申九月，朝鲜进贺正使朴珪寿再到京师，与副使成彝镐、书状官姜文馨，同来谒祠。时值秋祭，得与会祭诸君子订交，信可乐也。然念辛酉同拜诸友，或在远仕，或墓草已宿，今昔之感，不能已也。朴珪寿识。” 显然，他对再次参加顾祠会祭是满怀感慨的。 不过，较之第一次来北京的所获所感，朴珪寿此次之行，尽管“不无新知作宴会为乐”，然心中实甚感落寞，甚至有些失望。之所以会如此，盖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因为上次在京结交诸友，或远仕他方，或已不在人世，重逢故友的期待落空。在致王轩函中，朴珪寿不无遗憾地说：“弟今老矣，不当远游，惟生平以友朋为命。念吾兄或复到都门，以是求奉使来，为复续禅房文宴地也，乃此计不遂。虽不无新契为欢，终不免伥伥然也。”致沈秉成函亦曰：“弟再到而不逢旧识，抚念感慨，当雅量烛之……吾今发尽秃、牙半脱，然犹驰三千里者，专欲得逢一二故人，乃无聊如此。”又致董文涣函曰：“弟再到都门，旧契无一人相对，其踽踽可知。令弟云龛（董文灿——引者注）虽初面，便是宿交，追随往还，赖不寂寞。共拜顾祠，又展慈寿佛像……顾斋有太华之游，尚未见所述。此君占彼优闲，使海上故人不得一饮于燕市，不能不埋怨。若兄则不逢，其势固也。醉里作此，欲兄置壁上如面耳。”在致弟瑄寿函中亦提及：“今行不以游览为事，只欲结识中原名士，而旧交诸人皆不在京，惟研樵之弟文灿在矣。”期望再晤知交、把酒畅叙论学而不得，对“生平以友朋为命”的朴珪寿来说，落寞自在情理中了。 二是他对当时京师的士风颇感不满。其曾对弟瑄寿抱怨说：“或有闻名先来馆中相访者，或于他座证交者，自一面以上，统计可八十余人，亦云广交游也。然而，观近日风气，又比曩昔不及。老成者皆无甚兴况，且其有志者多如王顾斋之归里家食也；年少新进，皆不过词翰笔墨，而亦无甚超群者。所交虽多，而只是酒食相招、邀诙笑相乐而已，有何可意耶！以使事未竣，淹留至十一月初，而左右酬应，杂沓不暇，亦一困事也。”又其在致万青藜函中，亦曾委婉地表达失望心情曰：“向在都下，不过一再私觌，半是商量使事。若夫学术经济，久欲质诸大雅者，却不及倾倒囷廪。归卧海隅，弥增悒悒。”如此氛围，与朴珪寿所期待者，实相去悬远，又怎么不令他感到落寞寡欢、失望呢。 三是他本打算借此行携弟瑄寿所著《说文翼征》请教在京诸友，并谋付梓，然未果。在致弟函中，朴珪寿曾谈及《说文翼征》事及自己的打算。在他看来，《说文翼征》乃“海内纵横上下所未有”之作，尽管自己“十余年无一篇文字可夸中州士夫，纵有之，亦有何奇文耶”，然能携此书到北京，可谓冥冥中“有物默相”，也称得上“第一奇事”了。因此，为慎重起见，他觉得“不可不亲手交付可意人一见也，不可遥书相托于顾斋辈也”。而且，他还满怀信心地认为，“此书若剞劂，则书贾当获大利”；自己“虽无刻此之赀，而可与有心人谋此事，庶几成得”。若然，“君虽受一时孤寄之愁，我虽有一时之劳攘、思虑之恼，皆在所不恤也”。虽说此行“本非为此，而有物默相，必欲传此宝于天下，自然使我起兴勇往”。然而，事情并未像朴珪寿预期的那样。到达北京后，朴珪寿得识董文涣之弟文灿，因其“力学六书”，遂以《说文翼征》示之。文灿“片时披览，已悉其凡例。且言此书采阮氏《积古款识》、薛氏《款识》，阮则考据详而颇有误字，薛则笔画多误”。朴珪寿认为文灿“敏妙”，便将是书“付之求评骘”。然而，一则王轩不在京城，不能向其当面请教，二则当时“百物翔腾”，刊刻所需费用昂贵，所以付梓之事遂尔搁置。这对信心满满且以为不成问题的朴珪寿来说，自不免既感无奈，又恨恨不已了。 尽管如此，朴珪寿仍未放弃。返回朝鲜后，他又屡向中国友人论及此事。其致王轩函曰：“家弟用力六书，著有《说文翼征》十四卷，愿质诸高明。既未对订，稿是孤本，又不得远寄，此又可恨。容他日复写呈，不审那时复入春明？”又致函董文灿强调：“家弟《说文翼征》，尚有追补未了。且敝处刻书极难，元无书坊刊书为业之人，以是早晚必欲烦都下良工，而又苦费赀未易，奈何奈何！此书虽未知识者有取，而若属之覆瓿而止，则亦可惜。若书贾得而刻之，亦不害为新面目，而同此嗜好者必争求之，未知以为何如？待其净写完本，欲以奉质于顾斋老友，而此番未及耳。”致吴大澂函亦强调：“温卿《说文翼征》，尚在追补未完，然敝处本无刊书之局，未知何时当付之梨枣。若竟至覆瓿，则亦云可惜恨。不如都下朝有述作，夕已登梓也。”而在致万青藜函中，更详细表达迫切心情和无奈曰：“愚兄久废笔墨，胞弟其名瑄寿，字温卿，仍号温斋，官经吏部右侍郎，年今五十有四。夙耽坟典，著有《说文翼征》十有余卷。其书以钟鼎古文，证《说文》小篆，多所发明疑讹，甚有根据，必传无虑。但东方少为六书小学者，如非中州之士具眼者，恐终归覆瓿。必欲谋梨枣于厂肆，而既不识工费多少，且此等事非有有心人主张，那能如意精良耶。原书尚未脱稿，今未及奉质诸大雅君子。虽然，幸商量示其可否遂愿，如何如何。”且愤然感叹道：“六书之学，亦穷格第一事，而向来专门家未免琐细玩丧，此为可恨，未审阁下以为何如，亦愿闻高明之论耳。”但非常遗憾的是，朴珪寿虽然做了这么多努力，终未能觅得“可意人”“有心人”，遂成一大遗恨。直至1912年，该书才经金晚植校阅后，由汉城光文社出版。而此时已距朴瑄寿去世13年了。 朴珪寿第二次至北京，虽说所遇所交与其期望的大有差距，因而颇感落寞、失望，甚或对一些情况觉得“可恨”。然其在与京师官员、士人尤其是参加顾祠会祭者的交往中，无疑也有一定的收获。如吴大澂赠其曾国藩的文抄，他回国阅读后，很是“景仰钦服”，而有“恨不得及门于在世之日，以尽天下之观也”“恨生并一世，拘于疆域，不能亲炙此杰巨人”之慨。之所以有此感慨，是因为在他看来，曾国藩的“文章勋业，学术经济，兼全备具，求之前代，未有盛焉。盖天于圣代，生此伟人，为儒者吐气耳”！并因此而欲得曾国藩全集，一睹为快。若联系其与万青藜函中所论中朝面临日本入侵威胁之隐患，不难看出，朴珪寿此行固然有欲进一步与中国士大夫交往等意愿，然亦寄寓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期待，但结果令他很不满意。正因两次出使中国的蕲向和情形发生了变化，朴珪寿心中出现落差，也就并非无因了。然而，世事沧桑，宦途诡谲，对作为书生本色的官员来说，要想成就一番“许大学问、许大事业”，又谈何容易！沈秉成等人如此，朴珪寿等又何尝没有如此煎熬！ 六 朴珪寿以热河问安副使、进贺兼谢恩正使两度出使北京，皆在清廷处于外患内忧险象环生之时。面对如此局势，他之所以不畏艰难、毅然膺命出使，显然并非出于偶然的决定，而实有寄望所在。如上所揭，其所寄望者，一则是为实现其“平生梦想帝王州”的夙愿，以继祖父朴趾源先生之后，亲身接触、感受中华文化；二则，也是更为重要的，想借此机会，结交士大夫，谈学论道，质疑辨难，尤其是欲寻觅立身立品之知己、怀才经世之友朋。大儒顾炎武恰为朴珪寿实现此一愿望，提供了难得的机缘。这是因为，朴珪寿出使北京前，已对顾炎武先生的学问有所接触，且对其人品甚为钦仰。至北京之后，因燕行使好友申锡愚绍介，得交沈秉成、王轩、王拯、黄云鹄、冯志沂诸人，是以有机会参加顾祠会祭。此一契机，不仅实现了朴珪寿一展对顾炎武先生的仰慕之情，进一步加深了对其著述和人生取向的了解和体认，而且也在与沈秉成诸人交往及此后返回朝鲜后彼此函札往复中，寻得了祈盼已久的人生天涯知己。而从朴珪寿与沈秉成诸友人的言谈互动中，使人感受到的，不惟是他们间交游的一己之乐，更展现了中朝学人对学术的挚爱、文化的担当、两国危难与命运的忧患意识，以及如何立身、如何树品、不为一己得失而牵怀，以成就一番大学问、大事业的人生追求。而这也正是大儒顾炎武先生所倡导的“经术”“治道”“博闻”相结合的为学为治之大关键、大精神、大情怀。可以说，正是在顾炎武先生学问、精神的感召下，朴珪寿、沈秉成等人方得以相识、相交、相知；而通过他们的推扬、阐发和传播，顾炎武先生之学问、精神更愈益得到突显，并名扬域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顾炎武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中朝学人的学术偶像，而为其所钦仰、所祭拜，已非个人之荣誉，实具有鲜明的文化象征意义。 中朝两国之能保持悠久而密切的联系，休戚与共，不仅缘于天然的地理毗邻，而且基于不同时期形成的宗藩政治框架，更与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密不可分。尽管期间不免发生一些误读、摩擦或隔阂，但就大的潮流和趋向来看，中原文化或中华文化传统无疑成为了两者相交相与的纽带，因此也孕育出彼此士大夫之间长久而积极的交流、认知与回应。朴珪寿之参加顾祠会祭，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典型个案，值得关注。 （《炎黄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大象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