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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商代有無農田水利，學術界曾有懷疑與否定的意見。如陳夢家先生以為“當時是否有溝洫灌溉的設施，亦屬疑問”；“當時農業是否利用河水，很成問題。”[①]于省吾先生說：“卜辭中有關興修水利的事迹，現在還尋不出任何直接材料。”[②]其實甲骨文中興修農田水利的記載並非闕如[③]，相關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亦可提供證明，對這些材料的綜合分析與深入探討有助於揭示商代農田水利的發展狀況。 一、由甲骨文考釋對商代農田水利的推測 甲骨文中有大量與農田有關的資料，由“田”字的構成及從田之字似可覓到水利的蹤影。而田的類別及對田地的整治更能反映出農業生產對水的利用。 （一）“田”及從“田”之字的考釋 1．田。甲骨文“田”字有  （《合集》6057反）、 （《合集》32992反）、 （《合集》33211）等形。胡厚宣先生認為卜辭之田字，“其中之十，則明明象田間阡陌之形，與今之稻田無異”[④]。阡陌即田間縱橫交錯的道路，《說文》無“阡陌”，另有“汘”、“ 洦”二字：“汘，水也”；“洦，淺水也”。馬敘倫先生說：“汘洦連文猶阡陌耳。”[⑤]《周禮·地官·遂人》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田間有遂、溝、洫、澮、川之類的可稱為汘洦，而挖這些溝渠的土就修成徑、畛、塗、道、路之類的阡陌。所以，古時的田不僅阡陌縱橫，亦汘洦縱橫。張秉權先生認為：“田字的字形，從古到今，並沒有多大的變化，如果所指的不是大規模的灌溉工程，而只是田畝之間的一些較小的溝渠，也未始沒有可能。”[⑥]由此看來，甲骨文“田”字或即含有排灌設施的信息。 2．畎。張政烺先生揭出甲骨文中有“  ”[⑦]，認為此字從田從 ，當即畎字。《說文》：“ ，水小流也。……倍 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甽，古文從田、川，田之川也。畎，篆文從田，犬聲。”他由此推測所從之 即，而甽則“”之演變，“畎”又後起之形聲字。張先生舉下面一條卜辭：令尹作大 。勿令尹作大 。（《合集》9472正）“這條卜辭裏的大字獨用，是非常的大畎，自然不是壟間的小水，應當就是指的畎澮這類系統的水利工程。”[⑧]《尚書·益稷》所言“畎澮”，或即指此，乃人工開挖的田間水溝。甲骨文既稱“大畎”，當還有“小畎”。尹為農官，商王命其負責大畎的開挖。由此推測商代農田已有大小溝渠相配的水利排灌設施。[⑨] 3．甽。甲骨文中有“田”與“  ”相並很近作 者（見《合集》28736），商承祚先生以為是“甽”字的甲文，得到朱培仁先生的支持，認為是挖排水溝的卜辭[⑩]。游修齡先生也據此認為“殷人知道利用天然的積水之處灌溉田畝”。[11]4．疇。甲骨文有字形作  （《合集》14912），或為疇之初文。《說文》“疇，耕治之田也。”段注：“耕田溝，謂畎也。”《國語·周語》“或在畎畝”，韋昭注：“下曰畎，高曰畝。”馬敘倫先生以為疇字從二田（ 為田之異文）從 （即 ），“疇實田中之溝澮，其音與溝同在矦類，蓋語原同也。田以溝澮為界，故曰田界。”[12]卜辭有：……疇耤在名，受  年。（《合集》9503正）此辭貞問在名地作疇，是否會得到豐年。作疇或即含有開挖田間水溝之意。 （二）“田”的類別與整治 1．濕田。商代的田地根據自然形態有類別的區分。如卜辭有上田、濕田之分： 叀上田   ，受年。叀濕田 ，受年。（《屯南》715）《爾雅·釋地》：“下濕曰隰”，又曰：“下者曰隰”。《詩·邶風·簡兮》：“山有榛，隰有苓”。《詩·秦風·車鄰》：“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楊”。《正義》引李巡曰：“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為隰也”。《詩經》多處出現的“隰”和“山”、“阪”等高地相對出現。楊升南先生以為“‘濕田’即低地中的土地”，“商代將土地分為上田和濕田，是僅就地勢之高下為標準”[13]。參以商代水文地貌，應有大量的沼澤沮洳之地，在這樣的田地上種植粟、黍等旱地作物肯定產量不高，但將其開發為水田種稻則是可行的。農業耕作視土地高下形勢有不同的利用，所謂“上田棄畝、下田棄甽”（《呂氏春秋·任地》）。我們或可將卜辭中的上田與濕田理解作旱田與水田。濕田的耕作需要排水，這與上田重在澆灌是不同的。 2．圣田。甲骨文圣字作  （《合集》33211）、 （《合集》9477）、 （《合集》6）等形。卜辭：甲子，貞于下人刖圣田。 □子，貞于□方圣田。（《合集》33211） 对圣田，各家有不同的说解：胡厚宣先生釋為貴田，亦即耨田；陳夢家先生釋為糞田；于省吾先生以為是墾田；張政烺先生釋為裒田，即聚土治田、開荒之義；饒宗頤先生以為是壅田。[14]裘錫圭先生同義饒說，認為壅是由“聚土”引申出來的意義，所以把壅田解釋為去高填窪、平整土地和修築田壟等工作。裘先生特別提到《周禮》中雍氏這個官，以為與壅田有關。《周禮·秋官》：“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又《秋官·序官》雍氏下鄭注：“雍，謂隄防止水者也。”裘先生認為“築堤防防止水潦侵入田地，以及修溝瀆排除田地的水潦，大概也是包括在商代的‘壅田’工作的範圍裏的。”[15]趙錫元先生則以為“裒田是修整水田，修水田要挖溝，這就是‘刨土’；還要壘田埂，這就是‘聚土’或‘捧土’。裒田是一種整治水田的勞動。”[16] 3．  田。甲骨文有字形 （《合集》5624），可隸作。卜辭：庚辰[卜]，□，貞翌癸未  西單田，受年。十三月。（《合集》9572）對 字，諸家所釋不一。胡厚宣先生以之為屎，田乃糞田施肥；張政烺先生以之為肖，肖田是清理來年要種的田；裘錫圭先生則認為田為選田，指在某地的撂荒地中選定重新耕種的地段，或是選擇可開闢的荒地。值得注意者，陳漢平先生將之與史牆盤等金文“饡”字簡體比照，提出“據卜辭文義知此字當讀為灒”。又據《說文》“灒……一曰水中人”，認為 田即灒田，“所謂‘灒田’者，即古人農作以清水或糞水灑澆農田。此種澆灑方法與開渠灌溉之澆水方法有所不同，而略同於《說文》饡字訓詁‘以羹澆飯’之情景。”[17]陳先生的解釋正可為伊尹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做一形象的注解。然則灒田也可謂農田水利之一種了。4．  田。甲骨文有字形作 （《合集》10148），可隸作。卜辭：癸未卜，  ，貞 田不來歸。[十]二月。（《合集》10146）張政烺先生以為“ ”字旁小點屬於土字，從止土聲，讀為度，“ 田”即開荒、除田前度量土地的“度田”[18]。王貴民先生釋“浞”，認為“浞在古書裏有濡濕潤澤之義，此處應是引水灌田”，“農村常在冬閒田裏灌水以保護地力，並利於春耕，俗稱‘臘水田’，大概商代也知道這種辦法。”[19]溫少峰先生則認為此字從土從洗，“字應是‘洗’之異文，其義為‘潑水於地’，即‘灑水’，今之‘澆灌’是也。所以，卜辭中之田即是‘洗田’、‘灑田’，即‘負水澆稼’之意。”[20]5．墫田。甲骨文有字形  《合集》9）、 《合集》9869），可隸作墫。卜辭：辛未卜，爭，貞曰眾人……墫田。（《合集》9） 張政烺先生謂此字上從尊下從土，可隸定作墫，“墫是聚土，‘墫田’是把開荒的土地作出壟來，使它變成正式的田畝。”[21]楊升南先生以為卜辭“作龍”即“作壟”，與“尊田”是同一工作，即在翻地後，對土地的進一步加工整理。而開小水溝的工作，與田間打壟是一個工序的兩個方面。開溝可排水，亦可灌溉。作壟則有利於保墒防旱排澇。由於排灌之需而作的壟溝，在客觀上就形成了現代農業科學技術中所認識的虛實並存耕層的狀況，從而提高了產量。[22] 6．區田。甲骨文“周”字，字形作  （《合集》6812）、 （《合集》8456）、 （《合集》20074）等。[23]徐中舒先生以為此字“象界劃分明之農田，其中小點象禾稼之形”[24]。張日昇先生謂：“囗象四周田界，其中阡陌縱橫， 象田中所植”[25]。溫少峰先生進一步解釋說：“ 字正象田中有種植作物之形，而且表示這些作物是有秩序有規格地種植，是‘窩種’，正是古代‘區田’的象形。”據《氾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溫先生認為：“所謂‘區田’之法，就是‘窩種’、‘糞種’加‘負水澆稼’。”[26]以上對甲骨文中與“田”有關的考釋，學界意見還未能統一。在此擇取一些與水利有關的看法，並非借此證明商代農田排灌即是如此，但從中畢竟可以得到些啟示和進一步研究的路徑。 二、商代農田水利的形式 （一）水土平治 《管子·禁藏》曰：“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農業生產的最重要條件即是水土。《尚書·舜典》載禹平水土，棄播百穀。水土平治是農業生產的前期工作，亦是農田水利的重要內容，在商代而言，主要是田地的整治與排水。 前述對甲骨文“田”的類別與整治已對相關問題有所推測，我們不妨再通過歷史文獻及農田開發史的角度作進一步的探討。《詩·大雅·生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這是說先周時對所要開發土地的觀察與選擇有一定的方法。《詩·大雅·公劉》：“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君三單，庶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毛詩正義》引王肅說：“徹，治也。”講的是度量低地和高地後，整理土地，劃分疆界，治其豳國之田，以為久住之基。相田是整治土地的前提。《詩·大雅·綿》敍述周之先人於岐周開發耕地時說：“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疆理即是整治田地。宣是宣瀉，即開溝排水。由於岐周地勢西高東低，故規劃農田，從西到東，充分利用地勢以便排水。《周禮》遂人、匠人之職中反映的排水系統我們在此藉以參考。前文已提到《遂人》田間有遂、溝、洫、澮、川之類的可稱為汘洦，可謂是縱橫的溝渠，田間之水由溝、洫、澮達於川。《冬官·匠人》則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  。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從畎到澮，即由田間小水溝到百里內的大溝。到周代，已形成較為成熟的排水系統。商代處於比周代更為多水的時空環境，平原低濕之處要開發為農田，必須首先進行排水。前文提及卜辭中有濕田，其開發利用重在排水。裘錫圭先生認為商代“已經耕種了不少低下潮濕的隰田，防水澇和排水的措施應該已有一定的水平”。[27]楊升南先生也認為“華北大平原地區水潦之地，即‘濕田’地區會不少的，排水當是這類地區的第一要務。”[28]我國農田考古發掘及研究工作尚未深入開展，商代所謂濕田或水田的真實面貌尚難以揭示。日本的水田考古研究已較為成熟，彌生時代水田以濕田為主，水田位於臨近河流或者湖泊的低地，灌溉系統沒有或者不發達。[29]商代華北平原應有很多相類於長江中下游地區沼澤密佈、土地卑濕之處，這些地方必須通過以排水為主的水土平治才能開發為農田。 （二）汲水而灌 商代的農田水利在文獻中有所記述。《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農政全書·卷十七》載：“湯旱，伊尹教民田頭鑿井以灌田。”我們不妨以此為綫索，探討商代農田水利之一種：汲水而灌。 《孟子·萬章上》：“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有莘即伊尹務農之所，處于黃河下游地區。但辛樹幟先生認為：“這種抗旱性的區田，恐不易在那裏產生，我認為這種方法，是陝北高原勞動人民的創造。”[30]辛先生所言區田的抗旱性不錯，但區田所在未必盡在陝北，商代立國並非全為低濕之地，那些丘陵地帶或河谷臺地正可開發為區田。伊尹教民負水澆稼，水之來源，或為田頭鑿井，或從河湖中汲水。後者須臨近地表水源，多有限制，而前者則使得農田水利開發的地域擴大許多。通過近年來的考古發掘，我國人工鑿井的歷史至少能夠上溯到6000年前。[31]商代水井的考古發現數量眾多，但是否有用於農田灌溉的水井，還難下斷語。我們在此僅對甲骨文中井灌信息作一探討。 甲骨文“井”字作：  （《合集》9394反）、 （《合集》33044），象井口形。或曰象井欄兩根直木兩根橫木相交之形[32]。卜辭“井”用為方國名或人名，無用為本義者。但字的來源應與水井或陷阱有關。能反映井用於農田水利的有這樣一條卜辭：……百  ……（《合集》18770）“ ”，可隸為汫，象井旁有流水狀。有學者認為：“其本義當是汲井水以灌田畦，故有‘小水貌也，漂流也’之義。此字可為殷代汲井灌田之證。此辭之‘百汫’，很可能是一百個井灌之田區。”[33]另有學者認為“汫”字是古文“阱”字，《周禮·秋官·雍氏》：“春令為阱，護溝瀆之利於民者”，鄭玄注：“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甲骨文中的“百汫，是百條溝瀆的意思”[34]。由於辭殘，我們無法由辭義對“百汫”作出解釋，但學者們的推測不無道理。由甲骨文“彔”字或可證商代已有類似後世轆轤或桔槔等的汲水設備。“彔”，甲骨文字形作：  （《合集》137正）、 （《合集》10975）。馬敘倫先生謂：“今北方設於井上汲水之轤轆，正似 形。”[35]李孝定先生“疑此為井鹿盧之初字，上象桔槔，下象汲水器”[36]。彔為淥的本字，《說文》：“漉，浚也，從水鹿聲。淥，漉或從彔。”“彔”或“淥”之本義即汲水器，然則商代已有汲水之井口設備了。由“彔”字至少可以說明商代汲井而灌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三）引水溉田 汲水而灌在農田水利發展史上應是存在的，但在汲井功效不高的情況下，其灌溉作用有限。另外一種灌溉形式則是直接引用地表水源，通過溝渠將水輸送到農田。元王禎《農書》所謂“灌溉之利大矣。江、淮、河、濟及所在川澤，皆可引而及田，以為沃饒之資”。商代的引水溉田可徵之於甲骨文與考古發掘。卜辭： 辛卯卜，大，貞洹  弗 邑。七月。（《合集》23717），有學者釋為弘[37]，水大之義；或釋為引[38]，導引之義。究竟此辭意為貞問洹河水漲會不會對城邑構成威脅還是導引洹水不讓其傷害城邑，還不能統一意見。若作“洹引”解，則表明其時已有能力從河流引水。既能導引分流洪水，則必能造溝渠引河水灌溉田畝。卜辭又有：貞乍（作）  ……（《合集》18781反）有學者以為 意即將水扭住不放，有“蓄水”義。作，即築堤堰蓄水之事。[39]有似於後世所修的陂澤（如西周的滮池）或今天的水庫（當然規模不能相比）。對於農田灌溉來講，蓄水是為了保證引水。考古發掘也有商代引水溉田之證。安陽殷墟的地下水溝，曾被李濟先生認為是灌溉之用[40]，較早地提醒我們對商代的引水灌溉予以關注。考古發掘很少有商代溝洫的報告，對這一現象，張秉權先生曾有這樣的看法：“近代田野考古所發掘的地方，往往是些有文化遺存的居住或墓葬之區，即使在那些居住之區中所發現的一些溝渠的遺蹟，也往往只挖了其中的一截，或斷斷續續的幾段，就停頓了下來，很少有人把那些溝渠的來龍去脈，完完全全地發掘出來的，至於那些沒有文化堆積的田野裏，即使有溝洫的遺跡，自然更沒有機會被發掘出來的了。”[41] 河南孟縣（今孟州市）澗溪商代文化遺址發現一條壕溝，溝深1.2、口寬1.2、底寬0.7米。溝中所填黃淤土，質較軟，含水分較多。溝底和溝壁均甚平整，系當時人工有意識挖成的。溝的東端，直伸到現在澗溪溝的斷崖上，顯然是被澗溪溝衝破。這條壕溝與遺址為同一時期，可能與當時利用澗溪溝的水有關。發掘者認為此壕溝很可能是用來引水灌溉的。[42] 確鑿的證據來自遼寧阜新，這裏發現一處距今3500年前後的古人工灌溉水渠。灌渠保存基本完好，縱橫交錯、相互溝通，可分為主幹渠、支渠、毛渠，總長約245米。灌渠人工挖修成上寬下窄、兩壁斜直的倒梯形。在幹渠與支渠相交處發現三處柱洞遺跡，推測當時在灌渠間設置有蓄水、排水及泄水設施。在揭露出的灌渠東北角處還有一三角區，為閘門跡象，幹渠與支渠的水通過此區分流。這些縱橫交錯、相互貫通的水渠將田地分割成若干長方形。渠與渠、地與地之間有著明顯的水落差。這是我國目前發現較早、較完整的一處古代農田灌溉系統。[43] 三、商代稻作與水利 稻作與水利密切相關。“稻作農業需要有明確的田塊和田埂，田塊內必須保持水平，否則秧苗就會受旱或被淹。還必須有灌排設施，旱了有水澆灌，淹了可以排漬。”[44]我國栽培稻的歷史相當悠久，北方地區的水稻種植隨時代不同而有興替。商代多水的時空背景有利於北方地區的稻作農業及稻田水利的發展。 （一）商代的水稻種植 對商代稻作農業，可從歷史文獻、古文字及考古材料三個方面予以考察。據《孟子·滕文公下》，“湯居亳，與葛為鄰，……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說明在夏商之際有水稻的種植。另外從《詩經》中也可找到夏商時代種稻的例證。如《魯頌·閟宮》是春秋時魯人追述其先祖功跡的詩篇，其中“有稷有黍，有稻有秬”表明稻為后稷時所植。《豳風·七月》是歌詠周先公公劉到太王居豳時的詩，其中有“十月獲稻”句，則先商到武丁時期，西北黃土高原一帶有稻類生長。由於商代典籍的缺失，我們不能從文獻中找到更多的商代種稻的記載。 甲骨文中“稻”字考釋歧見紛出。唐蘭先生以  （《英藏》822）為稻[45]，影響最大。于省吾先生認為秜（ ，僅一例，見《合集》13505正）是野生稻的專名。[46]溫少峰先生將 （《合補》2522正）隸定為畬，認為是稉稻[47]。王貴民先生揭出稌（ ，僅一例，見《合集》37517）為糯稻。[48]近年陸忠發先生提出，卜辭中的禾很可能既指粟，又指水稻。[49]值得注意的是 （《合集》9987），自羅振玉先生釋為黍，學界幾無異議。趙錫元先生最早釋此字為稻，認為、 （《合集》9538）、 （《合集》9950正）“正是穀物生長於水中的形象，實非稻莫屬，已接近於圖畫文字。然則卜辭 即稻之初文，是無法置疑的了”[50]。郭旭東先生兩次著文，申述為稻之說。[51]甲骨文中的穀物名多為農作物株形演化而成的獨體象形字。字較為特殊，它在株形之外加水形。可以想見水與這種作物必然有太過密切的關係，以至於成為造字構件。這樣的作物，顯然稻最能當之。稻無水不生，所以今人稱為“水稻”。《周禮·地官》有“稻人，掌稼下地”，鄭玄注云：“以水澤之地種穀也。”《爾雅翼·卷一》云：“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親水、水生是稻與其他作物最大的不同。本此，設若甲骨文中有“稻”字，則穀物名中從水之字為“稻”的可能性極大。字形較為特殊，其穗形象粟類，卻又從水，我們將其認作黍顯然是說不通的。試想，黍與粟的本質區別在穗的散聚不同，怎會用一個粟形加水來表示黍呢？！稻為散穗，與黍相似而有別於粟，所以稻以黍形加水表示。而稻與所有旱地作物的不同在其水生，所以其穗形可以刪繁就簡去掉小叉作粟形，但水是絕不可缺少的。由此，我們傾向於判斷與一樣，都應為稻。商代遺址的考古發掘為我們驗證了稻作在北方地區的存在。在鄭州商代遺址所採樣品的分析中，二里崗下層樣品A1、A2記錄到典型的水稻扇形植硅石，A2還記錄到水稻特殊啞鈴形（兩端具有勺形凹口，與葉脈長軸垂直）植硅石。這表明在商代二里崗時期有過水稻的種植。[52]五十年代，鄭州商城白家莊遺址中曾發現有稻殼痕跡。[53]偃師商城的早商文化層中也曾發現大量稻穀遺存[54]，偃師商城宮城北部發現祭祀遺址群，包括有以稻穀為主的祭祀場，有些祭祀坑內堆滿了碳化稻穀遺存[55]。殷墟早在20世紀30年代的考古發掘中已發現稻穀遺存。[5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黃河中下游地區幾處夏商時期重要遺址進行浮選工作，根據對浮選結果的分類和植物種屬的鑒定，初步觀察發現，這幾處遺址的堆積中，除了包含有粟和黍外，還普遍地存在炭化稻穀遺存，有些遺址稻穀遺存的出土數量和在遺址內的分佈概率非常地顯著。[57]山東大辛莊商代遺跡單位發現44粒水稻，是岱海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在濕窪地水稻種植傳統的繼續。考古工作者認為商代遺址稻的發現尚不多與之前的發掘沒有進行系統浮選有很大關係，並進而推測在將來的發掘中如果推廣浮選法，會有更多商代遺址發現稻穀遺存。[58] （二）商代稻作水利的綜合分析 北方地區自史前直到現代無疑都是以旱作農業為主。在黃土丘陵與臺地上，粟和黍等耐旱作物被栽培並不斷得到發展。而黃河下游的低濕平原顯然並不全都適合旱地農作物的生長。商代及其以前的氣候以溫熱濕潤為主，這樣的氣候條件造成華北平原水澤遍地的景象。商代延續龍山時代以來多水的時空環境，存在大量的低濕之田。由於其時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甚小，遠未出現後世由於人口快速增長所造成的與水爭地的現象，平原上湖沼沮洳之地在商代甚至直到春秋時代都廣泛存在。北方的地理氣候條件有時適合稻的生長，通過對歷史時期北方種稻的時段性考察，發現“三千多年中經歷了興旺—衰退—振興—又衰退的反復過程”[59]。後世封建王朝興修水利與否在其中起到一定的因素，但根本來講，北方種稻主要取決於氣候及地貌條件，在乾冷之時與高亢之地，缺水的環境無論怎樣都不可能發展起稻作農業。春秋中後期，黃河中下游一帶許多湖澤相繼乾涸。戰國時，“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今其民皆種麥”（《戰國策·周策》）。可見，由於水量的減少，儘管各國都在興修水利，中原地區的種稻面積與規模必然縮小。這也是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北方種稻由興到衰的第一次轉變。 商代溫熱的氣候和大面積存在的濕田顯然非常適合水稻的種植，但也並非不需要水利。濕地要開發成稻田，必須首先進行水土整治，務求排水的順暢。我們已從對卜辭的探討、考古發現及《周禮》所載後世成熟的溝洫之制可以推測商代農田排水及灌溉技術。北方地區人們在稻田灌排方面的努力顯然要比在旱田汲井或挖溝引水灌溉要更容易些，這亦是北方發展稻作農業的一個有利條件。從小麥與水稻對水利需求的對比來看，小麥對農田灌溉系統要求更高。商末氣候的乾旱化已大體得到確證，大辛莊商代遺址晚商晚期小麥出土量減少，而水稻的普遍程度和豐富程度卻較之以前增加。有學者認為小麥的產量對降雨量減少比較敏感，在灌溉系統並不發達的條件下，靠雨水種植得到的小麥產量減少。[60]我們從中還能解讀出兩條信息：一是氣候的乾旱化是一個持續時間很長的過程，它並未造成水文條件和濕田地貌的驟然轉變，水稻生長環境依然良好；二是商代北方地區的稻田水利重排，灌溉的急需程度遠比不上旱地作物的小麥。因之，商代興修水利發展稻作是可以肯定的。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和現代科技手段的運用，相信會有更多的稻作及稻田水利遺存得到揭示。 作者：张兴照，原刊于《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①]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523頁。 [②] 于省吾：《從甲骨文看商代社會性質》第三部分中的“水利和水患”，載《東北人民大學科學學報》1957年第2、3期合刊。 [③] 相關研究可參看胡厚宣：《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載《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之一，1945年；王貴民：《商代農業概述》，載《農業考古》1985年2期；楊升南：《商代經濟史》（農業部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彭邦炯：《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與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④] 胡厚宣：《卜辭所見之殷代農業》，八一葉，載《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第168頁。 [⑤] 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第六冊卷二十一，上海書店，1985年，第47頁。 [⑥] 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學》，臺灣國立編譯館，1988年，第453頁。 [⑦] 此字見《合集》9472正，“田”字上是否有，存疑。 [⑧] 張政烺：《卜辭“裒田”及其相關諸問題》，《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415頁。 [⑨] 有學者認為甲骨文中有字，并揭卜辭：“貞保黍年。弗保黍年。”（《乙》7781）“此辭之‘’，即後世之‘’字。……‘保黍年’正是卜問田中作通水利以保農作之豐年。此為殷人田中有畎澮之水利系統之一證。”（參見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03－204頁）按，此辭見《合集》10133正，實為，或釋作乙，意為祖神乙保佑豐年，亦可通解。 [⑩] 朱培仁：《甲骨文所反映的上古植物水分生理學知識》，《南京農學院學報》1957年第2期。 [11] 游修齡：《殷代的農作物栽培》，《浙江農學院學報》1957年第2期。 [12] 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第七冊卷二十六，上海書店，1985年，第90頁。 [13] 楊升南：《商代經濟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6頁。 [14] 參見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第1192—1201頁；又張政烺：《卜辭“裒田”及其相關諸問題》，《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 [15]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載裘錫圭著《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81頁。 [16] 趙錫元：《甲骨文稻字及其相關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8年第1期。 [17] 參見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第21—29頁。 [18] 張政烺：《釋甲骨文“尊田”及“土田”》，載《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604－606頁。 [19] 王貴民：《就甲骨文所見試說商代的王室田莊》，《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3期。 [20]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03頁。 [21] 張政烺：《釋甲骨文“尊田”及“土田”》，載《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602頁。 [22] 楊升南：《商代經濟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1－173頁。楊先生以“正辰”為“足辰”。 [23] “周”字在甲骨文中與田無關，但據其字形，聯繫周族與農業的密切關係，“周”字的產生或與田有關。 [24]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第94頁。 [25] 周法高、張日昇：《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1974年，第674頁。 [26]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00－201頁。 [27]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載裘錫圭著《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89頁。 [28] 楊升南：《商代經濟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2－173頁。 [29] 靳桂雲：《日本的水田考古研究》，《中國文物報》2006年1月27日7版。 [30] 辛樹幟：《禹貢新解》，農業出版社，1964年，第244頁。 [31] 鄭洪春：《考古發現的水井與“鑿井而灌”》，《文博》1996年第5期。 [32] 徐中舒：《古井雜談》，《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中華書局，1998年，1249頁。又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第555頁。 [33]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02頁。 [34] 沈之瑜：《“百汫”，“正河”解》，《上海博物館集刊》，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5] 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第四冊卷十三，上海書店，1985年，第84頁。 [36]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第2347頁。 [37] 于省吾：《释弘》，载《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351-353页。 [38] 于豪亮：《說“引”字》，《考古》1977年第5期。 [39]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04—205頁。 [40] 李濟：《安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5頁。 [41] 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學》，臺灣國立編譯館，1988年，第454頁。 [4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孟縣澗溪遺址發掘》，《考古》1961第1期。 [43]《阜新發現距今三千五百年的灌溉水渠》，《中國科技史雜誌》1993年第1期。 [44] 嚴文明：《稻作農業與東方文明》，載《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48頁。 [45] 唐蘭：《殷虛文字記》，中華書局，1981年，第34頁。 [46] 于省吾：《商代的穀類作物》，《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7年第1期。 [47]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76－177頁。 [48] 王貴民：《商代農業概述》，《農業考古》1985年第2期。 [49] 陸忠發：《商代卜辭中的禾也指水稻說》，《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又《論水稻是商代主要的農作物》，《農業考古》2008年第4期。 [50] 趙錫元：《甲骨文稻字及其相關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8年第1期。 [51] 郭旭東：《甲骨文“稻”字及商代的稻作》，《中國農史》1996年第2期；又《論甲骨卜辭中的“稻”字》，《中原文物》2006年第6期。 [52] 宋國定、姜欽華：《鄭州商代遺址孢粉與硅酸體分析報告》，《環境考古研究》（第2輯），科學出版社，2000年。 [53] 許順湛：《燦爛的鄭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頁。 [5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372頁。 [55] 王學榮、杜金鵬：《偃師商城發掘商代早期祭祀遺址》，《中國文物報》2001年8月5日1版。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師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遺址》，《考古》2002年第7期。 [56] 李濟：《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一），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78年3月再版，第576頁。 [57] 趙志軍：《關於夏商周文明形成時期農業經濟特點的一些思考》，《華夏考古》2005年第1期。 [58] 陳雪香：《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農業穩定性考察》，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54頁。 [59] 游修齡：《歷史上的中國北方稻作》載《稻作史論集》，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285頁。 [60] 陳雪香：《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農業穩定性考察》，第115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