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作为地理环境诸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因子之一，气候系统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其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系列影响日益显现，气候问题由此持续升温，直至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发展性问题[1]。历史是了解现在和预测未来的一把钥匙，过去的气候变迁曾经对当时的人类社会发展产生过哪些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的气候问题，并更加妥善地应对未来的气候挑战[2][3]。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复杂而深刻[4]，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之中保存有丰富的相关信息。得益于这一宝库，过去30余年间，中国过去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领域内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走在国际前沿的热点方向。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一系列科学研究计划和国内巨大的现实需求，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者投身其间，推动研究迅速向前发展，特别是在过去2000年时段（国际气候学界的重点关注时段）上开展的社会经济代用指标序列重建（包括收成丰歉、人口波动、饥荒、经济状况、财政收支、农民起义、农牧战争等）及其气候影响分析工作，已经取得了一批阶段性成果[5]，并已深入到理论[6]和方法[7]探讨层面。 在这2000年间，清代（1644-1911）又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时段。作为距今最近的一个统一王朝，清代保存至今的历史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特别是完整的政府档案、覆盖全国州县的地方志，以及大量私人笔记、日记资料，为研究者开展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影响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根据已有的重建结果，清代中国气候处在小冰期内，平均气温较现代为低，并经历了阶段性的冷暖波动[8]；由于我国气候系统在寒冷时段相对更不稳定（更易出现极值）[9]的特点，清代极端气象灾害（特别是水旱灾害）多发，且相对集中于寒冷时段（17世纪后半叶清初和19世纪的晚清）[10]，这便为当时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大的挑战。日趋精确的历史气候重建结果、空前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使得以清代为主要研究时段的气候影响研究成果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是最为丰富的，也是最为系统和深入的。 本文首先对过去30年间，特别是近10年来清代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成果按照气候影响社会的主要方面进行梳理，同时选取部分重大气候事件和历史事件案例详述进展；在此基础上总结已有研究的特点和优势所在，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向，以期对从事这一方向的研究者有所参考，推动研究框架的进一步完善。 二 清代气候变化影响社会的主要方面1．农业生产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其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基础，特别是对于处在传统社会晚期、以农立国的清代而言，农业生产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对水旱灾害的抵御能力不足，气候对于农业的影响极易波及社会其他方面——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反之亦然。因此过去数十年间，气候对于农业生产（包括粮食产量、收成、作物种植界线、农作制度转换等方面）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1）气候与粮食单产、农业收成 气候对粮食单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气候的冷暖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期长短，进而影响单产；另一方面，如某一时段灾害增多，作物减产较多，也会拉低这一时期的单产水平[11]。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显示，在气候条件最为不利的17世纪中后期（明末清初），作物单产水平下降最为明显[12][13]。 在正史和地方志中都保存有不少对当年农业收成丰歉情况的概略描述，据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收成进行量化。郑斯中主要以方志中的灾害和丰歉记录为基础，讨论小冰期（1400-1949年）气候对广东地区粮食丰歉的影响，认为旱灾对当地收成的影响最为显著[14]。尹君等使用二十五史中的农业丰歉记录建立了中国过去2000年丰歉等级序列，发现温度与收成总体为正相关关系（温暖-丰收、寒冷-歉收），但1620年之后（清代）相关性有所削弱，其原因可能在于美洲作物的广泛引种及农业技术的改进，使农业生产对气候的敏感性下降[15]。 研究清代农业收成最重要的资料为各省地方官员的奏报，其特点是按十分制来定量汇报通省及州县收成情况[16]，这对研究者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收成奏报制度真正完善要待18世纪乾隆即位（1736）之后，研究的起始时段受到一定限制。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曾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资料进行过系统整理，目前对清代气候影响粮食收成的研究以该单位研究者最具代表性。如龚高法等对北京地区冬小麦收成（涉及清代时段为1736-1910年）的研究显示，在缺乏人工灌溉的条件下，冬小麦收成对生长期（9月-次年5月）降水量的依赖性极强[17]；郝志新等分析了西安地区1736-1911年间气候变化对粮食收成的影响，发现秋收与当年夏季降水量、夏收与上年秋冬季至当年春季的降水显著正相关，温度与收成的关系则体现在10年尺度上，暖时段收成高，冷时段收成低[18]；王铮等逐段统计了18世纪以降的全国平均农业收成变化，发现收成自19世纪初开始显著变坏（从18世纪的约80%降至19世纪的约70%），认为与同期气候转冷有关[19]。马立博（Robert B. Marks）对清代广东气候与收成关系的检视也用到了奏报资料，发现在1707-1800年间所有的13次大面积歉收均由恶劣气候引发（冷害、干旱、洪水、台风）[20]。 （2）气候与作物选择、种植制度 关于清代气候对作物选择和种植制度的影响，首先受到研究者重视的是水稻、特别双季稻的种植范围。张养才[21]和翟乾祥[22]均指出，清代长江两岸双季稻的种植经历了数次波动，清初气候寒冷，直至18世纪初双季稻才在苏州试种成功，而到19世纪转冷之后，当地又以为双季稻“决非江南之所宜”，虽经地方官员推广“有一二成效，尚谓偶然得之”[23]。与之可以相互印证的，是严火其等[24]以江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稻麦复种制度为例，指出其在明末清初（17世纪中期）和19世纪曾经出现两次严重的季节矛盾，由于气候转冷，稻麦生产期均延长，导致水稻常常无法在严霜降临之前收获，农民被迫将冬小麦提前下种。双季稻对积温的要求比稻麦连作更高，自然更难成功。 清代寒冷而灾害多发的气候对北方地区的影响更加强烈。王保宁以山东为例，研究了明末清初华北在耕作制度和作物选择方面的一些变化，认为当时的气候突变（寒冷）促进了冬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两年三熟制的推广[25]。王加华则主要讨论水旱灾害影响下华北当地的一些应对措施，如只种一季冬小麦以避开夏秋水灾的“一水一麦”制，在积水不退之低洼地区种植水稻等[26]。自然灾害与人口压力叠加，促进了美洲作物在北方地区的推广，由于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作物对地形、水分、肥力要求不高，对灾害抵御能力强，在清代中期之后成为西北[27]、华北[28][29]广泛种植的应急作物。 （3）气候与农牧界线 在中国北方，400 mm年降水量等值线呈东北-西南走向，标出了传统社会时期一条重要的土地利用分界线，即农牧界线。历史上的气候变迁及随之而来的农牧界线南北推移，便会导致这一区域土地利用方式在农牧之间的转变[30]。邹逸麟[31]研究了明清北方农牧过渡带的推移，指出在15世纪初随着气候转寒，长城以外卫所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而18世纪前期，农耕区又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向北扩张，并形成了归化城（呼和浩特）、承德等中心城镇，此次农牧界线的北移发生在气候转暖的背景之下；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小冰期的结束，气候转暖，蒙古游牧地区又掀起一次农业开发高潮。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19世纪冷期，北方农牧界线并未像此前多个历史时期（如魏晋、明代中叶）那样发生显著南移，何凡能等将其归因为清代农业技术的改进和耐寒、耐旱作物（特别是马铃薯）在当地的推广[32]。也有研究者基于对以承德为中心的东蒙地区的研究指出，19世纪当地的农业开发和移民进程仍然受到了气候条件恶化的显著抑制，突出表现在当地粮食丰收和向口内调运余粮的记录锐减，移民聚落北扩势头放缓，并由承德附近向东面水热条件更好的柳条边一线迁移[33]。 2．经济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会随着区域粮食供需关系的失衡而迅速波及到经济系统，并集中体现在粮食价格的波动上。由于粮价奏报制度的推行以及档案资料的完整保存，清代粮价数据具有丰富性、准确性和时空连续性等无可替代的优点。目前对其最为系统的整编成果，是王业键先生主持建立的“清代粮价资料库”[34]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35]。目前对清代中国各地的粮价波动情况已多有研究成果问世，在探讨影响因素时，气候往往被视为一个可与技术、人口、货币等并列的重要因素。 气候对粮价的影响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短时气象灾害（如水、旱、风、冷害）对年、季节尺度上粮价波动的影响；二是长尺度上气候变化（冷、暖、干、湿）对于粮价趋势的影响。对于前者，已有的成果包括李明珠在华北平原（直隶）[36]、王业键和黄莹珏在江南[37]、马立博在广东[38]、谢美娥在台湾[39]等地的案例研究。总的来说，极端灾害对于粮价上涨的作用非常显著，但政府救灾和市场调度会在气候—收成—粮价这个传导链条上发挥或正或反的作用，使得灾害的影响复杂化。如直隶1743-1744年旱灾和1759年水灾之后的粮价变化，有无政府干预，结果大不相同；而广东18世纪中后期收成与粮价之间的相关关系相比早期减弱，也与当地米市规模的扩大和广西余粮大量输入不无关系。 对于长时间尺度上气候与粮价的关系，已有的结论并不统一，如马立博认为清代长期的气温趋势与岭南的经济循环是一致的（粮价稳定、市场繁荣的18世纪中后期为暖期），但其所谓“经济”并不单指粮价，而是一种总体状况的概括；而王业键则认为长期气候变迁与江南粮价并无明显关系——冷期粮价未见上升，暖期未见粮价下降，这是由于货币金融（如银钱兑换比率）、人口增长、水利设施等因素对于粮价的影响作用更为直接。对此，彭凯翔提出一个假设，即17世纪中后期、19世纪前半期恶劣的气候条件（寒冷多灾）可能导致市场运行不畅，经济景气萧条，从而间接影响粮价，因此粮价下跌只是表象，不能将粮价高低与经济好坏简单挂钩[40]，这与马立博的观点比较接近。 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既然不能简单的用粮价去反映整个经济系统运转的好坏，是否可以建立一个指标，从总体上衡量不同时段上的经济状况好坏？目前已有初步的尝试，魏柱灯等从25部中国经济史专著中提取1000余条定性描述各个时段全国经济状况的语句，采用5级量表对其进行刻画，建立起了自秦至清2000余年间的经济等级序列；发现在百年尺度上，温暖阶段经济状况偏好，寒冷阶段经济状况较差；单就清代来说，也呈现出显著的三段：1644-1680年经济差，1681-1800转好，1801-1910转差，与同期大的冷暖背景基本一致[41]。当然，这样的规律还是比较概略的，现有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气候与粮价关系的探讨，以及某次重大气候灾害事件对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和灾损评估（详见下文），清代气候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宏观关系，特别是定量关系的建立，还有大量可以探讨的空间。 3．人口气候变化对人口的影响主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实现。比较直接的影响路径，如气候变化、灾害→粮食产量增减、农业区域变动→区域粮食供需失衡、饥荒→人口迁徙、增减；另外的一些路径，则是气候对可能导致人口系统出现重大变化的其他因素（如战争、瘟疫）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发挥作用[42]。对于历史上中国人口变动（包括两个方面：人口数量波动与人口跨区迁徙）与气候的关系，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统计规律和重大人口事件，如过去2000年间周期性出现的人口大起大落现象[43]，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反复南下[44]，黄河流域人口的数次大规模南迁与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45]等。近年，应用最新重建的历史人口和气候变化数据，研究者引入数学统计方法和人口模型，定量地评估了历史上气候变化（主要是温度变化）对人口数量波动[46][47]和人口分布[48]的宏观影响。 对于清代来说，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人口大发展时期，其人口变化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自有其引人瞩目之处：以人口增减而言，清代同样服从前人总结的人口减少（明末清初、19世纪中后期）发生在冷期，而暖期人口稳定增加（主要是18世纪）的宏观规律；以人口迁徙而言，清代一些重要事件，如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晚清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其发展进程与同期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灾害事件）则会呈现一些更加复杂的对应关系。 目前对清代气候与人口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区域尺度的案例重建，清代华北平原（特别是直隶、山东两省）气候灾害（主要是水旱）影响下的灾民迁徙与东北地区（东三省和内蒙东部）移民开发之间的异地关联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研究方向[49][50][51]。研究者将华北的水旱灾害序列与同期东北的移民开发进程序列（涉及人口增长与迁徙、土地开垦、行政建置等方面）进行对比，并将同期清政府封禁政策调整加入分析，可以看到气候灾害→人口迁徙→政策管理的影响路径：清代东北的几乎每次移民开垦高潮都对应了同期华北的极端水旱灾害，气候是“闯关东”的重要驱动因素。人口迁徙则进一步引发清代政府在封禁政策上的摇摆——当口内流民多到可能危及社会秩序稳定时，皇帝会倾向于放松封禁，听其到关外谋生；而关外人口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当灾害平息，关禁又会收紧。在清代前期（19世纪之前），气候-流民-政策之间的互动显著而频繁，而到了灾害频发、社会动荡的19世纪晚期，封禁政策已名存实亡。刘超建[52]对1761-1781年天山北路东部和河西地区的移民政策与自然灾害的关系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关系：极端干旱事件催生流民、饥民，然后在官方引导和组织下向新疆迁徙，形成当地的垦殖高峰。 对于南方地区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如刘伟等[53]分析明清小冰期寒冷气候和气象灾害对广东地区农业生产的破坏，进一步比较了同期人口增长情况，认为广东自19世纪30-40年代之后人口长期处在停滞状态，与同期气候恶化引发粮食危机并引起社会动乱有关。胡乐伟和吴宏岐[54]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拓展，认为19世纪中期严寒阶段的不利气候条件，对晚清长江三角洲人口加速向海外迁徙有重要影响。 4．社会动乱气候变化在生产、经济、人口等层次上的影响，经过累积和传递，最终会集中体现在其对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气候因素的历史上各类动乱事件（如民变、盗匪、农民起义、内外战争）乃至王朝兴衰与更迭中扮演的角色，是研究者们最感兴趣的课题。早在1933年，李四光[55]就曾根据对秦代以降中国内战频次的统计，推测社会“治-乱”的周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气候变迁有关；此后的近百年间，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一直在持续关注这一方向。从宏观上探讨气候变化（如冷暖变迁、东亚季风变化、北方荒漠化等）与过去2000多年间的社会治乱、王朝更迭之间的联系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56]，在此不作赘述，其关注的时间尺度多在百年以上，空间范围多覆盖全国（至少是中国东部），基本规律如葛全胜等[57]总结的那样，总体表现为“冷抑暖扬”——政治动荡、内战频仍、外敌入侵的时段多数对应冷期或转冷期。在某个朝代之内、区域尺度开展的研究则是近20年来才逐渐兴起，相比之下，仍以清代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当研究时段被限定在清代以内，研究者关注的时间尺度从百年缩短为年代、甚至年，在这个尺度上，气候与战乱的对应关系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征。如根据《清实录》中动乱记录重建的清代华北平原动乱事件频次序列显示，按世纪尺度，相对寒冷的17、19世纪都是动乱多发时段，但在年代/年际尺度上，降水变化，特别是极端水旱灾害对动乱事件的影响相比冷暖变化要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动乱频次与干旱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洪涝指数关系不显著，说明旱灾对当地动乱影响更为直接[58]。对广东战乱次数的统计同样显示其与干旱有较好的对应关系[59]，这与前人关于旱灾对广东农业丰歉和饥荒影响最显著的结论[60]可以相互呼应。一项针对晚清教案的研究[61]也将教案发生过程中的“气候冲击”因素定义为水旱灾害，其回归结果显示气候冲击对粮食收成与价格有显著作用，而后者又影响了教案的发生，据此可推断经济冲击是重要的传导途径。 气候与战乱的关系并非一以贯之，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变化。对清代华北平原水旱灾害影响的综合分析[62]显示，当人地矛盾还不突出的时段，水旱灾害对动乱的触发作用十分有限（如清初）；18世纪政府财政状况良好，救荒措施得力，灾后社会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只是到了晚清（嘉道以降），人地矛盾激化、政府财政枯竭的时段，灾害才成为战乱的重要诱因。技术改进和移民等因素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气候与战乱之间的关系。如针对玉米引种对中国的影响研究显示[63]，在清代前期（1795年以前），水旱灾害背景下发生农民起义的风险，确实因为抗灾能力强的玉米的推广而有所降低，但这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至晚清时甚至转向反面（即玉米引入时间更久的地区对水旱灾害反而更加敏感）。对清代后期（1800-1911）山东省境内动乱与水旱灾害研究[64]则显示，相比于水灾，动乱更易受旱灾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在1870年之后变得不再显著，这与山东在东北开禁（1860年）之后人口大量外流有关，移民减缓了气候变化对动乱的影响。 三 清代气候变化影响的案例研究以上研究大致勾勒了清代气候变化影响社会的几个主要方面，相比于这些侧重于某一具体方面、观察气候影响随时间变化的“层累式”研究思路，另一种思路是从典型案例入手的“断面式”研究，这个断面可能同时汇集多个气候影响方面。后一种思路又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从重大气候事件（如气候转折、动荡时段、极端气候灾害等）出发，逐步分析气候在不同社会层次上产生了哪些影响；二是反其道而行之，立足于某一重要历史事件，倒推其发展过程，从中识别气候的可能影响。 1．重大气候事件的社会影响由于极端气候（冷、热、干、湿、风、雹）对社会的影响往往体现为各类气候灾害（冷害、热浪、旱灾、洪涝、风灾、雹灾），因此这一研究方向与灾荒史有着密切联系，但两者在关注重心和研究手段上差别还是比较明显。清代灾荒史研究进展已有综述[65]，本文则主要从清代鼎盛和衰败时段各选取一个相对典型、且研究较为充分的极端旱灾案例（1743-1744年旱灾和光绪初年大旱），并取清代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转折时段（18、19世纪之交的气候由暖转冷），综述其社会影响。 （1）1743-1744年旱灾 1743-1744年旱灾重灾区集中在直隶、河南、山东三省，1743年灾区降水量仅次于1877年，为当地清代第二大旱年份[66]；与旱灾相伴的是同年夏天遍及华北数省的高温天气，可能是近700年中最严重的一次炎夏事件，仅7月14-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就有11400人死于炎热，是一次极端气候事件直接影响人口系统的不同寻常的案例[67]。此次旱灾作为传统社会时期的救灾典范而载入史册，仅据《清实录》记录统计，灾后清政府筹措调运灾区赈济平粜的米谷达300余万石[68]，且调运分配效率之高为清代所仅见[69]。尽管灾害对灾区粮食收成打击十分沉重，但粮价得到了很好的平抑，在1745年即回落到灾前水平，甚至更低[70]；灾后流民问题在1744年春季一度十分严重，为此乾隆帝专门下旨放松封禁，默许流民前往古北口外和山海关外就食谋生，从而缓解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仅出现零星的聚众抢劫、强借粮食等现象[71][72]。 （2）18、19世纪之交气候转折事件 18、19世纪之交的气候转折突出体现在由暖转冷和极端灾害集中发生。以灾害来说，1801年海河流域大水、1813-1814年大旱、1823年海河-长江流域大水在整个清代都是罕见的大灾，沉重打击了农业生产（如1801年水灾造成直隶秋收减产75%，为近500年来最重[73]）和经济财政（如1823年水灾造成的直接间接财政损失合计达2400余万两白银[74][75]，被认为是“道光萧条”的标志性事件之一[76]），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秩序（如1813年天理教起义就有大批旱灾灾民加入[77]）。 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Tambora）火山爆发引发的全球气候效应（次年的欧洲和北美被称为“无夏之年”，温度降至谷底，引发广泛歉收、饥荒和社会骚动）[78]在我国也有体现，以云南最为显著，主要表现为严重的低温冷害，以1816年为最[79]。有研究者认为，此次事件对19世纪上半叶的气候突变有重要作用[80]，其后续影响长期存在，在农业[81]、渔业[82]中均有表现。 方修琦等[83]以华北平原为例，综合探讨了1780-1819年间气候转冷及灾害增多对当地社会的一系列影响，认为恶劣的气候条件首先引发粮食减产，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救灾，导致“气候难民”规模增大；难民初期选择沿柳条边向东北迁徙，但随着政府不适当地在1803年重申关禁，其对区内社会秩序的冲击逐步加剧，动乱事件多发。 （3）光绪初年大旱 光绪初年大旱是清代最严重的一场旱灾，其影响范围遍及华北，以山西和河南最重（亦称“晋豫大饥”），灾情最严重的时段在1877-1878年（亦称“丁戊奇荒”）。关于旱灾中的社会应对，相关的灾荒史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84]，本文只对此次灾害造成的各方面影响作一简述。对粮食收成的影响研究以郝志新等[85]最为深入，主要利用档案资料重建了旱灾期间（1876-1878 年）华北14站点的夏、秋收成等级，直观地呈现了灾情的严重程度、空间分异和随时间的变化。大面积的歉收引发粮价剧烈动荡，山西[86]和直隶[87]的粮价均在1878年前后达到一个难以企及的峰值，部分地区（如山西荣河县）上涨幅度可达数十倍；粮价飞涨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灾后赈银的大量输入使灾区普遍出现“钱荒”，银钱兑换比率随之发生变动，导致白银购买力在灾区大大缩水，其影响所及，1877-1879年间出现全国性的钱价上涨、银价跌落，之后十余年间余波仍在[88]。旱灾造成了惨重的人口损失，根据曹树基[89]的估计，受灾最严重的山西省损失人口818万（郝平估计为800~1000万[90]），损失率达47.7%，整个华北损失人口总数达2000万以上；除去死于饥荒和瘟疫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向外迁出，最重要的难民接收地为东北，仅山东一省旱灾期间向东北输出的难民数量即达300万[91]。尽管损失惊人，但与约250年前中国北方的另一场大旱（崇祯大旱）相比，光绪大旱期间尽管饥民闹灾、抢粮，乃至啸聚为道的现象比比皆是[92][93]，但并未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间原因，除了当时咸同年间的全国性战乱刚刚结束，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吏治有所刷新之外[94]，封禁政策的解除使得大量灾民能够前往口外、关外这些地广人稀之处谋生，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灾害对当地社会秩序的冲击[95]。 2．重要历史事件中的气候因素历史发生过的重要事件，其酝酿和发展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包括人文因素，也包括自然因素，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对其进行解释时，不免有所偏向。但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和补充，实际对彼此都大有好处。具体到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挖掘清代一些重要事件背后的气候、灾害影响，这方面的工作吸引了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并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有助于对传统解释话语添加一些新的元素。 （1）明清易代 明清之际的数十年间风云激荡，被当时人称为“天崩地解”。明亡清兴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有着多种解释话语体系。始于16世纪晚期的一系列气候剧变（迅速转冷、极端水旱灾害激增、北方荒漠化加剧），至明末发展为以“崇祯大旱”（影响遍及华北、以1640年为顶点）为代表的灾害群（包括并发的蝗灾[96]、鼠疫[97]），为研究者从气候-灾害-生态角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思路。刘志刚[98]综合分析了明清之际的自然灾害对人口和社会经济的严重影响，提出灾害因素在明清易代中的作用不应低估。气候学者近期的研究以郑景云等[99]的工作为代表，他们将明朝统治崩溃过程中的气候因素总结为3个方面：北方荒漠化加剧对明“九边”军屯体系的打击；持续数十年的气候转冷和频发的水旱灾害加剧了粮食危机（特别是北方）；崇祯大旱不仅直接触发了陕西境内的民变（1628年），并在此后明末农民起义发展的两个关键时间节点上（1634年和1640年）对起义产生了显著推动作用。在“明亡”之外，也有学者论及“清兴”，主要是将明末满蒙的南侵动力归之于气候转冷[100]和荒漠化[101]引起的生存压力，但认识还有待深入和完善。 （2）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是清代中期以降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集中体现。葛全胜和王维强[102]主要从人口压力和气候变化两方面探讨了运动兴起的背景，认为19世纪早期的气候转冷和灾害增多趋势使得全国粮食收成变坏，对87个站点的夏、秋收成统计显示，其平均水平相比18世纪大致跌落了一成，这对于当时已经十分紧张的人地矛盾是雪上加霜，是为其后爆发全国性动乱的背景；在其发祥地广西农业失收更加严重，南宁站1835-1850年间至少有10个坏年景，对于运动在当地的酝酿起到了推动作用。康沛竹[103]进一步讨论了运动兴起之后灾荒对其发展的巨大限制作用，长江流域19世纪50-60年代频繁的水、旱、蝗灾，使得太平天国政权始终处在严重粮荒之中，加速了崩溃过程；1862年初李自成对上海进攻的失败，则与突降的暴雪直接相关。 （3）木兰秋狝与承德避暑 萧凌波等[104]对清代木兰秋狝与承德避暑这一皇家典礼兴衰过程中的气候因素的探索，属于比较少见的微观尺度案例。实际上，对于秋狝和避暑活动17世纪末、18世纪初逐步兴起，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衰落，研究者对其间政治、经济、社会、包括生态环境因素已经总结得十分全面[105][106]。但对于这一明显带有季节性色彩的出巡活动，气候因素虽非决定性的，却也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经分析，气候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8世纪的气候增暖带来避暑需求的提升，推动了避暑山庄的修建，并延长了皇帝滞留承德的时间；温暖气候促进承德周边的农业开发，又对秋狝和避暑活动形成了很好的财力物力支持。至18、19世纪之交，气候的转冷、频繁的秋雨、提前的霜雪不仅降低了避暑的必要性，也对出行构成很大阻碍。特别是1788年乾隆在秋狝途中遭遇暴雨山洪，死者甚众，直接导致其至去世未再举行秋狝。嘉庆即位后试图重振秋狝，气候寒冷与道路泥泞成为臣下劝谏时经常使用的理由，气候因此成为朝廷上下围绕秋狝存废的博弈中的一枚棋子。 四 当前研究进展及其优势方向清代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在整个历史时期气候影响研究领域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方向。就其关注的问题而言，在其起步之初，就已经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近年来在全球变化研究的推动之下，日渐聚焦于气候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如气候与粮食安全、经济危机、社会动乱等），并吸引所有相关学科的学者广泛参与；就研究资料来说，对清代所独有的雨水、收成、粮价奏报资料的使用是当前最为活跃的方向，未来对于地方志等更为庞大的数据源的利用将成为新的增长点；就研究方法来说，早已不仅限于单纯的历史学方法，对地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已经十分普遍。总的来说，清代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相比于其他时段的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定量研究成果丰富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是评价人类社会经济各子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将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建立起定量化的时空关系是不可或缺的途径。受限于历史文献的丰富度和文字描述的模糊性，如何定量提取文献信息、并反映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始终是本领域研究中的难点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清代的气候影响研究得益于丰富的史料资源，其定量研究成果之多，是其他历史时段望尘莫及的。 定量首先体现在用于刻画社会系统诸方面的代用指标上。清代建立起的收成、粮价奏报制度，直接为研究农业生产和经济系统的气候影响提供了时空连续性和精确性极高的定量指标。由上文也可以看到，这两个方向的定量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清代人口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也为定量探讨气候与人口的关系提供了便利。对于不便于直接定量的文献记录，研究者也摸索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指标量化方法，如利用地方志和正史中农业丰歉描述的语义差异，构建农业收成等级序列[107]；利用清代东北政区沿革资料，以不同时段行政区划调整频次来反映移民进程[108]；利用《清实录》中的动乱记录，以爆发动乱的县次描述动乱的逐年变化[109]，都是较为常见的研究思路。 依托这些定量重建的社会系统代用指标序列，研究者得以将气候变化与之建立起时空联系。这其中，既有针对总体趋势性特征的半定量研究（分段统计对比，结合定性分析），也有纯定量的统计分析（其中相关分析应用较为广泛）；近年来，更多的数理统计模型（如多元回归模型）得到引入，以求更为精确地辨识和评价气候对社会的影响。 定量研究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识别出社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相对敏感时段和区域。如清代华北平原动乱事件的爆发对气候变化就经历了从不敏感（18世纪之前）、敏感（18、19世纪之交）再到高度敏感（19世纪后半叶）的阶段性变迁[110]；而山东地区由于移民外流，在1870s以后敏感性反而有所下降[111]。这样的时空差异特征分析建立在定量化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就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2．研究的时空尺度多元化在探讨整个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社会的宏观规律时，研究者多以全国（或中国东部）为研究对象，时间尺度主要为王朝（数百年）、世纪、多年代（如30年），到年代为止；这一方面是由其研究目的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受到资料缺乏的限制。相比之下，清代气候影响研究涉及的时空尺度要更加多元化。 就时间尺度来说，研究者既有在世纪或多年代尺度上探讨总体规律的，更多的则是在10年和年际尺度上寻找气候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在某些案例（如典型水旱灾害）中，研究者已经能够按季节甚至逐月讨论气候影响。就空间尺度来说，除了不乏面向全国的宏观研究成果，清代气候影响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广泛开展的区域研究。在一些重点区域，特别如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江南”）、广东，研究起步较早，对气候变化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体系化、综合性研究的雏形已现。 多元时空尺度研究是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继续深入的必然要求，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发现的规律，通过相互补充和参照，可以有效避免对我们气候影响机制认识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如过去2000年中气候变化对华夏文明进程的影响规律，研究者多精炼地总结为“冷抑暖扬”；但对于清代而言，当时间尺度从百年、10年降至年、月时，这一规律就开始出现局限。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清代气候的冷暖波动对社会的影响在10年以上的时间尺度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10年以下尺度上，降水变化的影响更加显著，这就是上述许多研究都以水旱灾害作为切入点的原因。在不同区域开展的气候影响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区域对来准确辨识气候影响的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在全国尺度上就有可能被掩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进一步评价区际联系（如跨区人口、物资流动）在气候—社会互动中发挥的作用。 3．深入气候影响的过程机制层面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集中体现为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首先影响粮食生产，其次为粮食供给，最后是粮食消费；气候变化→农（牧）业收成→食物的人均供给量→饥民→社会稳定性构成最重要的一条气候影响链；在每个环节上，市场调节、政府措施、百姓行为，包括外来势力，都会对气候影响起到放大或抑制作用，最终使得气候对社会的影响呈现“非线性过程”特征[112]。 按照这一理论框架来审视清代气候影响研究，可以看到多年来积累的相关成果，已经覆盖了气候影响链条上的每一个关键环节，而且气候与收成、粮价（体现粮食供给安全）、人口（饥荒是人口增减与迁徙的重要驱动力）、战乱（体现社会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正是其成果最为丰硕的几个部分。研究的系统性，使我们对清代气候影响社会过程机制的认识，相比于其他历史时期，可以做到更为充分和深入。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研究侧重点不同，但如果将其串联起来，就能找到一条清晰的理论脉络，如对广东地区气候影响人口、战乱的研究，就过程机制来说，正是承继对此前气候影响收成、粮价的相关研究而来。 近年来，研究者也越来越多的使用多元代用指标来全面反映气候对社会的影响过程，如探讨清代华北平原水旱灾害的影响时，就综合使用了人均耕地、政府赈济、人口迁徙、社会动乱等多方面的指标，来分析气候影响在不同时段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同期的主导社会响应方式，从而呈现了一条气候影响从粮食生产层面（通过耕地面积调整）到供给层面（通过政府救济调整），最后到消费层面（通过人口外流和动乱调整）的完整路径。 五 未来研究趋势展望1．完善气候变化影响链条清代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确实是全方位的，但纵观现有研究成果，特别是那些聚焦“影响终端”（人口、动乱）的研究，细究其影响过程，其中间环节（常常存在缺失）、反馈机制（哪些因素抑制或放大了气候影响）仍有诸多难明之处；对于那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气候影响，无论是影响程度还是影响路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系统和深入。要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就必须进一步完善气候变化影响和响应链条，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1）包含气候影响各中间环节及相关社会响应措施的代用指标选取，以及定量化的序列重建；（2）气候影响的诊断和归因分析，针对各个环节，逐一辨识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及各环节之间的传递关系。 2．加强区域综合研究区域研究是清代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优势所在，但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分散，且在区域之间并不平衡，其潜力还未得到充分发挥。未来进一步推动区域综合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相关科学认识，对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主要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强化：（1）除了现有的几个研究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区域之外，还有必要重点关注一些生态环境更加脆弱、且清代人地关系曾经发生过较为剧烈变动的地区，如北方农牧交错带、黄土高原区、西北内陆区、西南山区等；（2）立足于区域对比研究，探讨气候变化影响的区域差异，总结不同区域对于不同气候要素的敏感程度差异，以及各地在主导响应措施方面的差异；（3）关注不同区域之间由政府、市场或百姓自发行为主导下的人口、物资流动（例如：沿京杭大运河一线自南而北的漕粮运输、顺长江干流一线自上而下的大宗粮食贩运、由华北向东北、由陕甘向新疆的人口迁徙等），探讨这些区际联系对于区域社会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的影响。 3．推动跨学科集成研究作为一个带有浓厚跨学科色彩的领域，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社会影响研究离不开各相关学科的共同推动。清代气候影响在多学科交叉上做得相对较好，仅以上面列举的研究成果而言，就至少涉及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三大一级学科，具体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更是百花齐放，充分反映了这一方向的活力与潜力。但同时也要看到，不同学科各自为战的现象仍很严重，研究者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最新进展都还比较陌生，常有重复劳动甚至相互抵牾之处，这无疑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未来不仅需要吸收更多学科的研究者加入，还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加强：（1）基础数据共享，包括清代历史气候重建结果和文献信息整编资料的共享，其中建设具有统一数据规范、方便各方研究者利用的历史信息集成数据库为当务之急；（2）研究手段借鉴，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各有其擅长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如地理学者的空间分析、历史学者的文献处理、经济学者的数学模型，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应当广泛开展合作，相互借鉴，取长补短；（3）研究成果交流，积极组织成果发布和学术交流活动，使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能够及时了解本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并在共同关心的科学问题上形成对话机制，逐步修正和补充原有认识。 总之，只有从目前字面意义上的“多学科研究”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规律的科学认识才能实现升华，研究成果对当前及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具有更为实际的指导意义。作为历史时期数据基础最好、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历史时段，清代气候影响研究还需在推动研究整体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萧凌波，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2辑。 [1] IPC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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