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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昇与十八世纪初四川传教史 李华川 2012年6月，巴黎友丰书店出版了两位法国学者包智光（François Barriquand）和卢若瑟（Joseph Ruellen）编撰的《白日昇书信集》，将收藏于巴黎外方会档案馆的法国传教士白日昇于1701年10月至1707年10月间所写的书信公之于世。研究四川天主教史的人大概都知道，白日昇是十八世纪初在四川传教的先驱之一，有清一代，四川的天主教进展与他的贡献息息相关。但是，由于缺乏第一手材料，国内几种有关四川天主教史的著作都对白日昇着墨甚少，使得相关研究缺少了十八世纪初这一重要历史环节，《白日昇书信集》的问世，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缺失。除了《白日昇书信集》之外，其实关于白日昇及清初四川传教史还有一种法文文献常常被人忽略，即外方会陆南神甫的两卷本《四川传教史》。借助于这两种文献，我们对白日昇在四川传教的活动和思想有了许多具体、细微的认知，进而可以探析这位传教士对于四川传教史的意义，不仅如此，二书中丰富的历史细节，对于我们构建清初的社会生活图景以及了解当时中国底层民众的信仰世界，也将大有裨益。 一 在讨论白日昇与四川传教史的关系之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在进入四川之前的生平经历，尤其是对一个入川前已有12年在华传教经验的神甫而言，他生命最后6年在四川的生活、工作，与他之前的人生并不能截然分割。 1662年，白日昇（Jean Basset）生于法国里昂一个虔诚而有声望的家庭。这个家庭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白日昇在男孩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是里昂市的行政长官，经常参与处理维勒鲁瓦（Villeroi）总主教遇到的疑难问题。受其父亲影响，童年白日昇就对教会事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喜欢祷告和参加教堂的仪式，有时候，还在母亲为其在家中布置的小祭坛上模仿这些仪式。到其年龄稍长、入学之后，他的学习相当出色，尤其在人文科学和修辞学上才能优异，总是获得各种奖励。年纪又长一些后，他被送入巴黎圣苏尔比斯（Saint-Sulpice）修院学习哲学和神学课程。这所著名的修院当时有修生80名，白日昇是其中最为刻苦自励的学生之一。此时，他已立志未来以教士为职业。21岁时，他获得了神学业士学位。当时，法国还处于充满宗教热情的时代，前往海外传教的魅力吸引了年青的白日昇，1684年，他便进入巴黎外方会修院学习，准备前往亚洲。 巴黎外方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成立于1658年，是受教宗和传信部直接领导的传教会，主要针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传教，强调培养当地的神职人员。外方会在巴黎设有修院，培训将赴亚洲的法国传教士，还在暹罗（今泰国）首都大城设立总修院，为有志于神职工作的亚洲青少年提供基本的神学教育。与来华传教的其他修会和传教会相比，外方会成立时间较晚，但由于有陆方济（François Pallu, 1625-1684）主教这样具有灵活政治手腕的人物领导，外方会在罗马和凡尔赛都得到了有力支持，仅用了二十余年，就在远东发展为一支重要的传教力量，陆方济本人甚至成为整个中国教区的领导者。白日昇加入外方会巴黎修院之年，正值外方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外方会在法国影响力最大的时候。 白日昇在巴黎修院仅进行了短期的培训，1685年1月，他便乘坐法国派往暹罗使节肖蒙（Chaumont）的“飞鸟号”帆船前往远东，此时，他还只是一名六品修士。经过数月的海上航行，白日昇抵达大城的外方会总修院，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学习，并参与照料穷人的工作之后，1686年8月，白日昇得以晋铎。此后，他还在总修院为修生们上过有关宗教条例的课程，又曾去印度本地治里做过法军的随军神甫。在数年工作中，白日昇冷静和耐心的性情，受到暹罗宗座代牧拉诺（Louis Laneau, 1637-1697）主教的好评。1689年末，27岁的白日昇终于得到机会前来中国，而未来18年的人生，他都将在这片广阔的国土中度过。 从1684年陆方济登陆中国内地算起，外方会传教士前来中国只有短短的5年时间，不过，他们的教务颇有进展，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省都建有教堂。白日昇来华不久，就被派往粤北韶州，管理一个四百人的教区。他在此地居住了五年，与当地教民相处愉悦，为传教颇费心力。他曾急切地请求在欧洲的朋友募集经费，用以培养当地的男、女传道员、教育修生、设立药房及修建教堂。在此期间，有关中国礼仪问题，他与同为外方会士的阎珰（Charles Maigrot, 1652-1730）主教产生了分歧。阎珰这位索邦大学的神学博士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持严苛态度，主张禁止中国教民参与祭祖、祭孔仪式，并且不准用“天”、“上帝”等词语称呼“天主”。出于个人的传教经验和理论研究，白日昇并不赞同阎珰的意见，为此，他曾前往福建，与阎珰讨论中国礼仪问题。后者坚持己见，身份又是主教，白日昇最后只能服从，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以后多年中对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兴趣。 1695年，外方会设于广州的司库何类思（Louis Champion de Cicé, 1648-1727）神甫因故返回法国，行前推荐白日昇代替其工作，于是，白日昇从韶州迁往广州。所谓司库，是外方会派驻广州，负责管理派往内地各省传教士财务、通信等事务的教士，同时，还要照料广州为数不少的教民，涉及的工作相当繁杂、琐屑。不过，白日昇也因而得以与广州的各色人等晋接往还，比如，他既要去广州附近一座麻风病院探望病人，也要去拜访两广总督石琳。1697年，他就曾携带礼物去临近教堂的石琳官邸拜访，受到后者的友善接待。他也与广州的其他官员往还，有时还会为他们修理购自西人的钟表。由于广州是清朝海外贸易的门户，商贾云集，海舶蚁附，地方官员常与西方人交往，白日昇与他们之间关系较为友善，这与他后来在四川的感觉颇为不同。 在广州的生活虽然忙碌，却是相对平静的，然而，1701年10月之后，这种平静瞬间便被打破了。这种变化都是因为另一外方会士梁弘任主教的缘故。梁弘任（Artus de Lyonne, 1655-1733）生于罗马，出身显赫，其父时任法国驻罗马大使，后又成为法王路易十四的外交部长和国务秘书。1681年，梁弘任随陆方济东行，先在暹罗布道。1686年，教宗任其为罗萨利（Rosalie）主教，但却被其婉拒。1689年，他被阎珰招来福建，曾去浙江、安徽布道。对于1693年阎珰发布之有关礼仪问题的牧函，他表示支持。1696年10月20日，教宗再一次任命他为主教，随后又命其为四川宗座代牧。消息传到中国后，梁弘任最初对于是否接受主教衔犹豫不决，直至1700年11月30日，才决定接受任命，并在福州被祝圣为主教。此前不久，他已开始积极筹划入川事宜，致信给北京宫中受到康熙帝器重的法国耶稣会士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神甫，请其代为推荐入川，后者满足了他的要求。不料，1701年，在华之外方会士需要派遣一位代牧返回欧洲，陈述对于“礼仪之争”的意见，并与巴黎修院讨论外方会《通行章程》问题。另两位代牧阎珰和卜于善（Philibert Le Blanc, 1644-1720），都推举梁弘任代表他们回欧述职，后者接受了新任务，就放弃了原来的入川计划，来到广州等候回欧之海船。此时，梁弘任亟需寻找代替其赴川传教之人，情急之下，他先找到两位遣使会士，即意大利人毕天祥（Louis-Antoine Appiani, 1663-1732）和德国人穆天尺（Jean Mullener, 1673-1742）代其入川，后又觉得不妥，于是又拜托同会的白日昇和刚来中国的梁弘仁（François Martin de la Baluère, 1668-1715）二人。对于赴川传教，开辟新的传教区，白日昇最初很是犹豫，不过，由于其他几位外方会士的极力请求，数日之后，他还是答应前往四川。于是，梁弘任以白日昇为代理宗座代牧，暂时替他管理四川教务。 其实，在梁弘任之前，巴黎外方会之陆方济早就负有管理四川教务之责，1659年，教宗敕书中已将中国南方五省教务划归陆方济管理，1678年，又命陆为中国南部九省之代牧。两份敕书中均包含四川，不过，陆方济1683年才得以来华，次年即已病逝，尚无机会进入中国腹地，且其职权广泛，并不能专注于四川一省，所以其对四川教务并未进行过实际管理。1696年，教宗任命梁弘任为四川宗座代牧，负有专管四川教务之责，按照常理，他本应前往四川履职，可由于种种缘故，却始终未能入川。梁弘任给白日昇留下三百两白银的传教经费，还将虔诚的中国少年教徒张凤托付给二人照料。张凤后来成为中国传教史上一位著名的传道员。布置了上述事务，1702年初，梁弘任携一位中国福建教徒黄嘉略（1679-1716）启程回欧。回到欧洲之后，梁弘任在罗马和巴黎都颇有一番活动，在“礼仪之争”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不过，对于中国教民而言，他和黄嘉略此去都杳如黄鹤，未能返回中国。 白日昇等四位神甫肩负四川传教使命，在商议之后，决定一同入川。1701年12月10日，四人从广东启程，除了同行的两名教徒之外，还雇佣了多名仆人。进入湖南，他们在湘潭遇到葡籍耶稣会士聂若旺（Juan Duarte, 1671-1750?），受到后者款待；又进入湖北，乘船逆江而上，抵达重庆。这一时期，由于实行了十年的宗教宽容政策，全国各地有三十万教民，又加上湖广地区开教甚早，他们一路上不时会遇到教民，得到他们的协助，有时还会为慕道者洗礼，吸收新教徒；有时普通民众出于好奇，询问一些宗教问题，传教士除了做解答之外，还分发了不少布道书册。中途虽也受到过税关小吏勒索，但他们打出写有“御前供奉”字样的灯笼，并未因外国传教士身份而遇到太大障碍。 1702年3月，神甫一行抵达重庆，这意味着，在四川教务名义上归属巴黎外方会四十余年之后，外方会神甫终于踏上了四川的土地。初抵重庆，四人对于是否继续前往成都，发生了分歧。本来，他们原定的目的地是成都，但还在广东之时，两位遣使会士便私下议定以重庆为中心传教，却未告知白日昇和梁弘仁。毕天祥、穆天尺下船后即住到当地教徒家中。白、梁二位无法说服毕、穆二人继续前行，只好与之立约，将四川东部重庆、保宁、顺庆、夔州四府划归遣使会士管理，将川西成都、龙安、雅州、嘉定四府划给外方会，双方互不相扰。约定于同年3月30日签署。这份约定，奠定未来数十年外方会和遣使会在川传教格局，影响颇为深远。之后，白、梁二位继续前行，终于在4月30日进入成都。 二 四川素以“天府之国”称，民丰物阜，人文荟萃。不过，由于僻处西南，十六世纪以来，天主教传入要晚于沿海地区，至明末之1640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ouis Buglio, 1606-1682）才首次入川。由于受到曾在崇祯朝任首辅之川籍大学士刘宇亮的关照，利神甫布教进展颇为顺利。次年，又有同会葡籍神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 1609-1677）来川襄助，二人在成都、重庆、保宁建有经堂，发展教徒甚众，其中有一些官绅受洗入教。但次年9月，成都被张献忠军攻陷，二神甫逃往绵竹，本欲买舟东下，又为张军所阻，只好避往深山之中。后为张献忠招致麾下，授以“天学国师”称号。张为人残暴，杀僧侣数千，又杀基督教徒多人，只以二神甫为欧洲人，留而未杀，命二人制作天文仪器。1646年，清军入川。次年初，张献忠死于肃亲王豪格军箭下，二神甫亦为清兵所获，被带往北京，从此再未回川。 经历明末清初之兵燹，原来的“天府之国”满目疮痍，凋残特甚，即使说当时“十室九空”，也不为过。此后十余年间，四川并无神甫传教，教民亦所剩无几。至1662年，传教形势因法国耶稣会士穆格我（Claude Motel, 1619-1671）之来川而略有改观。此前一年，川东道许缵曾（1627-？）抵重庆任职，缵曾母为徐光启孙女徐太夫人（1607-1680），乃是当时中国最著名之女教徒，因而招传教士来川。穆格我本在临近四川的陕西汉中传教，受邀来重庆，缵曾“馆之官署，并给一适当处所为教堂”。数月间，穆神甫为170人授洗。重庆之外，他又在保宁、成都布道建堂。此时，汉中教务也由其管理，因而他常往返于川、陕二省之间。在穆神甫之后，近三十年中，四川都没有神甫居住。这段时期，也有一些外省移民入川，陕西、江西有教民来川耕作，比如安岳地区之谢氏、骆氏就是后来著名的教民家族，广元也有移民教徒，不过为数甚少，且无教士管理。可以说，在白日昇入川之前的近三十年间，四川教务处于极为荒芜凋敝的状态。 不过，外方会在四川的使命从一开始就要面临许多艰难。在张凤等的协助下，白日昇和梁弘仁先在成都郊外的一处房子里暂时安顿下来，一个多月后，中文流利的白日昇就开始独自以一位大西洋文士的身份，遍访城内的官员。对于当地巡抚、布政使、知府、知县等，他都携带礼物，一一前去拜望，可是，他几乎在每一处都吃了闭门羹，只是因为他的努力坚持，才最终见到一位知县。这位知县不愿传教士在辖区内定居，此前已命地方保甲阻挠白日昇购买房产，并要驱赶两位神甫。白日昇将礼部有关允许梁弘任在浙江严州建立教堂的文告，拿给知县。知县将文告简单一览，甚不认可，告知自己也多少知道些严州的事情，当地官员反对建堂，礼部却又允建，但在成都，唯有本地知府下令，自己才能遵照执行，说完这番话便拂袖而去。白日昇的建堂传教要求，未得知县允许，但地方保甲一段时间内也不再上门驱赶他们，算是在各级衙门吃了诸多闭门羹后的一点儿补偿。此时，白、梁二神甫急于要做的一件事是购买一处用于传教、居住的房产。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兵火及后来的“三藩之乱”，四川正处于战乱后的恢复期，物价低廉。白日昇选中地理位置优良、位于东门内、总府街的一座庭院。院子长400尺，宽130-200尺，中有房舍一座，关于这所房子的具体情况，白日昇写道：“我们的草屋长29尺，宽25尺，分成6个房间，一间用作经堂，一间是客厅，一间厨房，一间给仆人用。有些仆人晚上要铺床睡在客厅里。另外两个房间是梁弘仁和我的。房子最大的不便是经常充满水汽，下大雨时，还四处漏水。”虽然房产的状况并不十分理想，只是勉强敷用，但售价仅57两白银，加上10-12两附加费用，总价不到70两，这对于传教士们来说，算是相当便宜的，此前，白日昇前去拜访四川巡抚，所献上之礼物（未被接受），便价值60两，差不多就与这处房产价值相当了。此亦可见康熙中期四川人口较少，民众生活艰苦，衣食尚且不能暖饱，房产价格自然低廉。 不过，想要平静地在成都传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官员缺乏善意的情形下，底层役吏更是怀有敌意，又适逢清军在成都以西打箭炉（今康定）与番民作战，因此有谣言称西洋人来此是要传布白莲教，招兵买马，试图造反，这对于传教士的声誉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1702年12月圣诞节前，白日昇想在住宅前树立一座大门，上书“天主堂”三字，以备教民圣诞瞻礼之用。正在施工之际，知县带了一班差役前来干预。原来，邻近居住的一位武官，认为竖起的大门妨碍了他家的风水，将给他带了厄运，因此告到县里。知县对白日昇大加责骂，称其所传宗教煽动造反，威胁如在三日内不将大门拆除，二神甫就要被锁拿查办。白日昇虽称自己并未违法，据理力争，但毫无效果。次日，更有一帮地方保甲和邻居走来驱赶工匠，拆毁大门，并要房屋卖主退还房款，撤销合同。幸好卖主不在当地，撤销合同之事才未能执行。经此一番扰攘，两位神甫不得不商议对策。二人认为一旦卖主退回房款，其他人也不会再将房屋售予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得不离开成都。之所以出现这种糟糕的局面，是因当时的四川巡抚贝和诺对他们并不友善，而他们期待已久的北京方面的荐书也一直未到成都，贝和诺也许认为传教士之来川并未获得北京的许可。在没有合法居留权的情况下，即使二人离开成都，其他传教士也无法在这座城市立足。解决困境的办法，唯有尽快前往西安，拜见更高一级的川陕甘总督，取得总督的支持。如果总督不予援助，那就只能前往北京，争取礼部像处理严州争议一样，批准他们在成都建堂传教。商议已定，为了赶在也将前往西安的那位武官之前见到总督，白日昇带了张凤，匆忙启程。 从成都至西安之路程有一千五百里之遥，除了开始一段的平夷之路外，多巉岩绝壁、羊肠山路。蜀道之艰险，闻名全国。一般而言，这段路行来需要一个月时间，白日昇、张凤为了尽快抵达，和他们雇佣的骡夫风餐露宿，每日只休息4小时，仅用了15天，就赶到了西安。时值1703年初的隆冬季节，白日昇行色匆匆，只穿了夏天布衣便上路了，幸好路上天气和暖，未至于病倒，但一到西安，便已筋疲力尽。他们的住处是西安的天主堂，该堂本由耶稣会士照管，此时，由于葡籍耶稣会士龙安国（Antoine de Barros, 1664-1708）神甫奉诏入京，教堂由两位意大利方济会士住持，即叶宗贤（BasileBrollo, 1648-1704）神甫和贾安多（Antoine de Castro, ?-1727）修士。二人来陕时间也不甚长，叶宗贤虽于1696年即被任命为陕西宗座代牧，但迟至1701年4月，才与贾安多一同来到西安。不过，叶神甫持有北京闵明我（P. M. Grimaldi，1639-1712）神甫和张诚神甫的荐书，借此得以遍访西安各级官员。两封荐书颇起作用，川陕甘总督华显对传教士相当友善，其他官员也乐于与他们交往。白日昇来到后，叶宗贤对其十分关照，愿意鼎力相助。 白日昇从劳顿中恢复过来之后，又购置了冬装，经叶神甫引荐，受到华显的接见。总督对白神甫颇为友好，在较短的时间内，与其见面四次，白日昇也馈赠了价值三、四十两白银的厚礼。华显答应致信四川布政使高起龙，请其关照白日昇，又许诺劝告那位与白日昇发生冲突的成都武官，请其放弃敌视传教士的态度，最后还介绍路过西安的新任四川按察使刘德芳与白日昇相识。总督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一一履行了承诺，1703年4月，当白日昇向他辞行的时候，他让神甫放心回川，成都官员将不会再为难于他。几天后，白日昇就与叶宗贤神甫执手惜别，启程回川了。临行前，叶神甫请白日昇经过汉中府时，代替自己巡视教区，为当地教民举行圣事，白日昇愉快地答应下来。三个多月来，由于有叶神甫相助，白日昇的奔波劳碌没有白费，在成都传教的障碍有望清除，这让他心情甚佳。出川之际，时间紧迫，一路赶行，他并无心情在沿途停留，此次回川，无需赶路，又兼初春时节，陕南风物宜人，探访一下汉中教区就是一件愉快之事了。于是，白日昇神甫从西安西行至宝鸡之后，又向西南行至凤县，之后在凤县折向东南，前往汉中。 三 汉中因汉水流经而得名，所谓“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川陕之间往来，必经此地，因而是交通孔道，职此之故，传教士来此传教亦较早。白日昇踏访汉中教区，除了受叶神甫之托外，还有一个目的，即为四川传教寻找修生，以备将来培养本土教士之用。因为当时成都教民数量甚少，且他和梁弘仁立足未稳，一时间难以找到合适人选，而在陕西更有机会。从西安至汉中的路程，一般需用12天时间，他抵达府治后，又前往城固县访问教民。城固在汉中府东北70里，“前瞰巴山，后据秦岭”，山岭纵横。县域广55里，袤300里，北有壻水，南邻汉水，交通还算便利。由于70年前法国方德望（Etienne Faber, 1598-1659）神甫已在此开教，当地教徒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家族更是数代信教，与天主教渊源深厚，地方官对于他们的宗教活动亦不多加干涉，有些知县甚至与西方传教士诗文唱和，相交甚欢。正是在巡视教民的过程中，白日昇得以与少年李安德、党怀仁相遇，二人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神甫。 白日昇并未讲述如何将童年李安德收入门下，他只是说从陕西带回来三名修生，一名十一、二岁，一名八岁，最后一名七岁。李安德似乎是三个孩子中最长的一个，他之追随白神甫，起初并未获得母亲允许，一再哭求之后，才得以离家。不过，从汉中至成都的路上，他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风险。也许是首次离家远行，旅途辛苦，安德到成都不久，便染上了严重的痢疾。这场重病使其十分疲顿，小小年纪看起来好像二十岁。其病情相当凶险，以至于白日昇以为天主已经要将这个“小天使”招到天国的天使队伍中去了。经历较长时间的治疗，次年，安德才告痊愈。 回到成都后，白日昇将三个孩子托付给梁弘仁照料，他的主要精力还要放在改善与成都官员的关系上。由于总督华显的关照，成都官员的态度此时已有改变。四川布政使高起龙找来成都知府，询问传教士此前受到刁难之事；知府又叫来那位为难白日昇的知县，后者矢口否认自己行为不当。几位官员商议之后，决定允许白日昇建堂传教，理由是既然康熙三十一年（1692）谕旨中已准许传教士在各省行走，其它省份也多建有教堂，更重要的是，总督大人对于传教士如此友善，成都似乎没有什么理由非得禁止这两位西洋教士居住、传教。商议妥当，高起龙将意见呈报四川巡抚贝和诺，贝虽对天主教并无好感，但已收到总督大人的信件，当然也就顺水推舟，批准传教士建堂传教的请求。不过，官员们虽许可白日昇传教，却又不愿将允许传教之谕旨公之于众，让成都百姓尽人皆知，实际上，这也表明他们内心中并不赞同传播天主教，仅是不加反对而已。 得到准许建堂的消息之后，白、梁二人很快即在已购的总府街院落前，竖起了大书“天主堂”三字的匾额，以壮观瞻。为了表示谢意，白日昇又一次携带礼物拜访各级官员，布政使、按察使和知府均予接见，藩台、臬台还做了礼节性回拜，只有巡抚一直避而不见，这让神甫们感到不安。幸运的是，这位反感天主教的贝和诺1704年3月内迁兵部，继任者能泰对传教士们的态度却大为不同。6月24日，履职仅半月的能泰将白、梁二神甫请去府邸，告知刚刚收到北京明珠大人的荐书，推荐白、梁、毕、穆四位神甫来川传教。明珠是康熙朝中期的权臣，曾任武英殿大学士，此时虽已遭罢黜多年，仅为内大臣，但仍颇有权势。明珠之愿推荐白日昇等，是受法国传教士张诚神甫之托，亦可见张诚对于白日昇的同胞情谊。正是因为明珠的推荐，能泰才会在收到荐书后马上召见白、梁二人。能泰对于两位神甫相当友善，称其本人也是钦天监闵明我和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两位大人的朋友，又请白、梁喝满洲茶。攀谈一小时后，二位神甫告辞而去。次日，二人送来一份礼物，亦被新巡抚笑纳。传教士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1704年通过与成都官员的这番交往，白、梁二人在成都传教的最大障碍终于清除，得以一意致力于培育修生和管理、发展教务。 从陕西回到成都之后，白日昇神甫因为要处理与成都官员的关系和许多传教事务，异常忙碌，梁弘仁却因来华未久，汉语尚不能熟练，不便经常外出与人交往，所以，培育李安德、党怀仁等小修生的任务最初主要由他来承担。梁弘仁对此也非常热心，倾注了很多心血。此时，除了三个从陕西来川的孩子之外，乐山也有一个教民的孩子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一年半的时间中，梁弘仁让四人同时学拉丁文和中文（中文另请中国先生教授）。我们知道，拉丁文是天主教会的语言，十八世纪以前，大多数神学书籍都用这种文字写作，各种宗教活动用语也都采用拉丁语。如果一个修生不能熟练掌握拉丁文，也就不可能成为天主教神职人员。无法掌握拉丁文，成为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中国缺少本土教士的重要原因。法国外方会来华的目的是培养本土教士，那么教育修生的首要工作，几乎就是教导他们学习这种艰深的教会语言了。拉丁文的变格、变位系统非常复杂，对于习惯于非字母文字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困难，不过，作为老师的梁弘仁神甫讲授得非常有耐心，方法也很得当，又加上孩子们未接受过很多中文教育，对于字母文字就没有严重的不适。一段时间之后，孩子们在拉丁文读、写上的进步非常明显，以至于神甫已可用拉丁文为他们解释《新约》的意义了。可是此时，白日昇却与梁弘仁在教学方式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白日昇在法国受过良好教育，本人也好学不倦，来四川后，在中国士人徐若翰的协助下，用了很多时间将拉丁文《新约》译成中文，他自己的中文水平亦远胜于梁弘仁。他认为梁弘仁的方法虽使孩子们的拉丁文有了进步，却忽略了他们的中文教育，因而主张要让孩子们一段时期内专学中文，之后再专学拉丁文，二者交替进行，以求并驾齐驱，不致偏废。梁弘仁非常反对这种教育方式，但白日昇是其长上，还是要服从其安排。不过，改变教学方式对于孩子们来说，结果相当糟糕。在之后的十四个月中，他们放弃了拉丁文，专门学习中文，最后，他们几乎将已学的拉丁文忘光了，这不能不令梁弘仁感到十分沮丧。不仅如此，白日昇还不希望孩子们只把精力用于读书，最后成为神学家，他的目标是培养需要面对许多现实磨难的教士，所以，他为这几个孩子安排了许多体力劳动。孩子们既要保管圣器，打扫庭院，又要当马夫、帮忙做饭，甚至要为佣人们服务，白日昇简直是将孩子们当成了干活儿的伙计，有时候，孩子们忙碌得好几天都没有读书的空闲。关爱孩子读书心切的梁弘仁抱怨道，如此下去，除非天主帮忙，几年以后，这几个孩子是很难读懂拉丁文著作的。 白、梁二神甫的教育方式，今天看来也难以判断孰对孰错。如若依照梁神甫的方式，孩子们确实会在读、写拉丁文上大有长进，但面对不久之后的困苦磨难、颠沛流离，他们能否经受得住考验，可能就大可怀疑了。其实，白日昇神甫并非不喜欢这几个孩子，他曾在信中对法国的朋友说，李安德和党怀仁这两个孩子心地良善，又能够忍受我们为了教育他们而加给他们的艰苦，即使在欧洲也难以找到这样资质的孩子，而且，他形容孩子“在做弥散的时候，就像两个小天使一样”。白日昇对两个孩子的喜爱，溢于言表。虽然两位神甫的教育方式不同，在关爱孩子的成长上，却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个比较温和，好像兄长，另一个比较严格，好像严父，最终刚柔相济，宽严配合，还是锻造出了出色的少年修生。在成都的五年，无论外界如何纷扰，修生们一直过着规律勤勉的生活。每日清晨四点，大家便要起床，一起默省，接着作晨祷，之后，由神甫为修生讲弥散经。上午要考试。午餐和晚餐，神甫与修生要一起吃。晚祷后的时间，神甫每周要讲三次教理，再讲三次虔诚功课，周日讲福音书。如果加上他们每日的体力劳动，那么无论在精神上，还是体力上，他们过得都十分紧张忙碌。这样的日子，并非每个孩子都能承受和坚持。共同读书的四个孩子中，那一位乐山的孩子就不幸夭折，还有一位似乎也中途退出了。其间，还曾有三个来自陕西的二十五至三十岁的青年一起学习拉丁文，却毫无进展。最终，只有少年李安德和党怀仁坚持了下来。而二十年之后，白、梁二神甫为培养本土教士所付出的心血，也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得到了回报。 在培育修生的同时，白日昇也在为四川教务奔波劳碌。巴黎外方会在草创阶段，就善于利用上层人物的影响力，除非不得已，否则外方会士大都愿意走上层传教路线这一捷径，他们在罗马、巴黎如此，在暹罗也如此，在中国这个等级社会，更是如此。前文曾说到白日昇在1704年，借助明珠的推荐，获得了新任四川巡抚能泰的礼遇，这对于他们在四川传教至关重要。1706年4月，能泰为参加一座新建悬索桥的落成典礼，将要暂离成都。按照惯例，布政使以下官员及亲朋都要去城郊送行。但此时临近阴历三月十八康熙帝之万寿节，二神甫正在准备为期十天的祷告活动，到时将无法为巡抚送行，因而二人提前向能泰告假。后者听说此事，对祷告相当感兴趣，不但自己将要前往经堂为康熙帝祈福，且邀集各级文武官员同往。其他官员对此并无异议，只有四川提督岳升龙极感为难，因岳笃信藏传佛教，家中还供养着多位喇嘛，若去天主堂礼拜，则有违本愿，如若不去，违拗巡抚意愿不说，还可能被责不敬今上。踌躇再三，最后又不得不去。 三月十八那天，黎明时分，总府街便已布满兵丁和差役，两位神甫和修生早已在门前恭候。先到的是藩台、臬台，之后是提督等武官，最后到的才是巡抚大人。巡抚寒暄之后，对白日昇说了不少赞赏的话语。大约一小时之后，众人又到经堂之中，二神甫站在祭坛两侧，众官员立于祭坛间之下，神甫念了几种祈祷文，之后，大家一同向天主像九叩首。礼毕，神甫请众人回到客厅之中，享用二人准备的茶点。此时，岳提督送来满洲茶作礼物，巡抚能泰送给一起为康熙帝祝寿的教徒四坛水酒及相应的面粉。对于能泰的馈赠，白日昇表示十分感谢，但说我们不像和尚念经是为获得布施，我们天主徒虽然大多数都不富裕，但也不能收受布施，既然大家是为祝福皇上万寿无疆，我们很愿意替您将酒饭施给狱囚、医院中的病人和穷人，因为关怀这些贫苦之人是我们天主教的主要职责。去年，圣上也曾让在京传教士为饥民发放赈济物品。在场的教民听到白日昇的话语，都非常高兴，认为这么做可以消除巡抚对他们的偏见，因为提督曾对巡抚讲，天主教徒都是些穷人，入教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好处。 与成都各级官员的交往，不仅使传教士获得了某种安全庇护，也扩大了天主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对于教务有莫大的好处。不过，要想在一片近于荒芜的土地中得到收成，从开垦、播种、培育、修剪，到最终的果实累累，还需要漫长的过程，付出艰苦的努力。1702年，当二神甫刚到成都之时，他们在当地只找到了五个教民，均为外省移民，其中三人来自陕西、一人来自湖广、一人来自南京，也就意味着成都城内几乎没有本地教民。刚来的第一年，他们想要在成都居住都受到阻挠，更谈不上传教取得进展了。在白日昇去西安拜见川陕甘总督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不过，他们也只是获得了在成都居住和建立经堂的许可。1703年的复活节前日，白日昇才为第一位归信者施洗，此时，他们已经来成都一年时间了。这一年下半年，又有两人接受洗礼，成为教徒，其中一位是84岁高龄的僧人，此人“以许多时间和热情学习祈祷文和阅读教理书”。虽然只归信了三位教徒，却有不少人出于好奇前来天主堂了解情况，有30人对于天主教感兴趣，成为慕道者。 1704年，成都教徒的数量又有所增加，白日昇一年中为17人施洗，并任命其中三人为“会长”，即传道员，负责辅导慕道者和新教徒。三人中除张凤外，另二位分别是油漆匠和木匠。新入教者中有一位读书人，让白日昇相当高兴。这位读书人的归信过程颇不平凡。他本姓徐，是成都以南嘉定人氏，虽无功名，但天性好学，妻子去世之后，万念皆灰，将唯一的儿子托付兄弟照料，离家来到成都，本想要皈依佛门或成为道士。在出家之前，他想先了解一下寺庙和道观中的生活，可是这一了解令他十分失望，因他看到了某些僧、道生活中腐化堕落、玷辱清净之地的一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到天主堂了解教理，成为慕道者。在认真读了几种教理书之后，他决定受洗。白日昇很愿意有这样一位士人基督徒，因为教堂需要读书人做一些书写工作。这位徐姓士人的皈依，对于白日昇帮助甚巨。受洗时，白神甫为其取教名若翰。此时，白日昇正在进行《四福音书》和某种教理书的翻译工作，欲将拉丁文译成白话中文，以便于中国传道员和教徒使用，徐若翰为他提供了及时而有力的帮助。在《圣经》汉译史上，白日昇的译本（又称“巴设译本”）是最早的中译本，比英国伦敦会神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著名《圣经》译本（1810年）要早一百余年，且马礼逊正是在白日昇译本的基础上，从事其《圣经》翻译的。在白日昇译本中，这位不为人知的徐若翰功不可没，他对于白日昇的帮助并不只限于文字的润色，因为他自己也热中研究教义，潜心研读了整部《新约》，还为《四福音书》做了一种“圣经用语索引”。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写了好几封信给耶稣会士，讨论礼仪问题，遗憾的是，白、梁二神甫未允许他将书信寄出。 尽管白、梁二人归信的教徒中偶有读书之人，但大多数教徒还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三教九流均加入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和尚外，还有农民、仆役、番人、剃头匠、旅店主人、麻风病人等。尤其是不顾危险，为病重的麻风病人施洗，颇能体现白日昇宽厚的爱德，这是白日昇在雅州旅行中发生的事。当时，白日昇的一名传道员在街头看到一位患有严重麻风病的人，在向他传教后，这位麻风病人热切地向往天主教。白日昇将这位全身散发出恶臭、面貌丑陋的病人请到自己所住的旅店房间中，听其讲述了自己悲惨的经历。这个可怜的人原来住在附近不远的村镇中，曾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在当地的上等人家，也有自己的妻子，可是当他患上麻风病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他曾在寺院上吊，为僧人所救；又曾投河，也被人救起，如今他急于寻找生命和信仰的归宿。白日昇在听其讲述之后，为其洗礼，接纳其为教徒。这一举动，让旅店主人大受感动，也与家人一起受了洗礼。几天之后，那位麻风病人病重，在白日昇为其行了終傅礼后，安然离世。 在受洗的教民中，有一位叫孙多默的归信历程也很曲折，具有某种代表性。此人是成都一户显贵家的仆人，家主是贵州提督李芳述。孙多默在慕道之后不久，希望受洗，不过，当时天主教对于崇拜偶像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苛刻地要求信徒要将家中敬拜的佛龛、神像一类物品撤除、销毁，孙多默也依此规矩办理，将家中精美的佛教画像付之一炬，因此引起与一位妇人的争吵。入教之后，孙多默又将提督府中另外六名仆人引入天主教。孙的激烈行动，引得谣言四起，当时传言天主教送钱与人，要将教徒带往大西洋，远离本国，且其仪式中有妇女裸体等龌龊之事。提督府中对于孙多默招引其他仆人入教的行为十分反对，将七人捆绑毒打，命其承认入教只为了收受传教士钱财。但孙多默坚不认错，几乎被拷掠致死。但在床上将养二十多日后，孙又来教堂参与圣事。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当时天主教的某些教规过于强势，对于中国其他宗教信仰和习俗排斥太甚，行为激烈，造成了许多本应避免的冲突。同时，也可以看到，不少底层教民之入教，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只是为了现实利益，获取传教士的一点儿钱财，其实，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寻求精神慰藉，而这一点，佛、道二教可以起到作用，天主教也可以发挥同样的功用。 与一些信仰天主的底层民众相比，某些官宦人物却想借助天主教谋求长生之术。1706年，白日昇收到一封来信，是雅州天全土司高一柱写来的，他在信中谦虚地表示了对天主教的好感和兴趣。白日昇跋涉多日，抵达土司府第，最初受到热情接待。可当神甫讲述教理之时，这位大人却并无兴味。见面数次之后，神甫便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这位土司颇好道术，听人讲钦天监南怀仁神甫在京受到皇上重用，以为大西洋教士掌握炼金和长生之术，因此将白日昇请来，好好招待一番，希望能被传以法术。得知原委，神甫告以天主教只关注人的精神信仰，并无黄白、长生之法。此事可见当时国人对于天主教的一种想像，以及传教士的影响已远达边裔地区。 经过白日昇等人的艰辛工作，四川教务慢慢从残破荒芜中恢复过来，逐渐取得了进展，可是，罗马和清朝的关系此时却因“礼仪之争”而发生了严重冲突，迫使白日昇不得不中断在四川的传教事务。1707年初，时在南京的教宗特使铎罗向全中国的传教士发布公函，宣布教宗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祭祖、祭孔及其它祭祀鬼神仪式，也不能以“天”或“上帝”称呼“天主”，违反者将受“绝罚”。而康熙帝也制定了针锋相对的措施，规定在中国的传教士都需遵从“利玛窦规矩”，即尊重中国的礼俗，并来北京领票，凡不愿领票者，均不准在中国居住传教，先行押解广州天主堂。白日昇在获得有关信息后，最初计划去北京领票，以他个人的想法，并不严厉排斥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等仪式，但是，外方会的梁弘任、阎珰二主教都是积极主张反对“祭祖祭孔”仪式的人物，外方会又直接听命于教廷传信部，所以，白日昇个人虽持有不同意见，还是不能违反罗马的意志。在试图躲藏到成都附近山区的幻想破灭后，白日昇在1707年6月，黯然离开四川前往广东。当年12月，他在广州突染重病，不治身亡，死时年仅45岁。 从1702年4月初来成都，至1707年6月匆匆离去，白日昇在川五年有余。五年之中，他奔波劳碌，费尽心力，在四川西部重新播下了天主信仰的种子。1704年，有17人受洗，51人告解，39人领圣体，47人慕道；1705年，有35人受洗，61人告解，57人领圣体，91人慕道；1706年8月前，已有32人受洗, 56人告解，60人领圣体，52人慕道。今天看来，这些数字似乎并无惊人之处，但考虑到他们初来之时，成都只有五名教徒，这些新教徒的入教都体现出白日昇和梁弘仁二人筚路蓝缕之功，也足见当时传教环境之艰难。不过，与发展了百余名教民相比，两神甫对于李安德和党怀仁两名未来本土教士的培育，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孩子，多年以后，外方会在四川的教务才能得以延续，而这正是白日昇和巴黎外方会的真正使命。 如果我们试图总结白日昇在四川传教史、乃至中国传教史中的意义，那么至少有三点不容忽视，首先，白日昇等四位神甫重建了清代初期已荒芜破败的四川教务，使天主教在四川得以恢复，并扎下牢固的根基；其次，白日昇和梁弘仁对李安德、党怀仁这两名中国修生的培育，对于维系四川教务的生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十多年后，当雍正、乾隆两朝严厉禁教之时，正是这两位中国本土教士成为四川教务的支柱；第三，白日昇务实而富有远见的传教理念符合天主教的发展方向，如其主张以中文代替拉丁文举行宗教仪式、将《圣经》译成中文、对于中国礼俗葆有更多尊重等，这些想法超越那个时代，三百年来的传教史证明，这是最为有效的传教思路，可以说，白日昇的方向，也是天主教的现代方向。 （刊于《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