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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 赵 现 海 [摘 要] 明清朝鲜燕行使在前往北京朝贡的途中，对所见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或其历史遗存详加记述，形成域外第二大长城史料载体。燕行使从异域视野出发，对长城的称谓，与中国本土呈现了一定的不同。明清易代前后，燕行使对长城的评价，呈现了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变。这源于明朝被跨越长城的北方民族取代，长城军事价值遭到巨大质疑。对于清朝，朝鲜出于“小中华”的文化定位与对明朝的感念心理，存在抵触情绪，从而将长城空间演变为抒发“华夷之辨”的文化意识、抗拒清朝的政治观念的历史场域。明清时期朝鲜半岛“长城观念史”呈现“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脉络，折射了这一时期东亚的地缘政治、时代背景与文化内涵，是研究近世东亚历史的切入点之一。 [关键词] 异域；长城；长城观念史；燕行使；贞女祠；文天祥 [中图分类号]K248 ；K928.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7）06-0000-10 长城作为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而且在其修筑之后，北方民族南下遇到了一定的阻碍，是促其西迁，掀起一波一波征服浪潮的重要因素，从而相应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长城修筑之后，因其建筑宏伟和在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中国本土获得广泛关注，在异域地区也成为其他文明了解中国文明的切入点。从世界其他地区对于长城的记载来看，他们对于长城的看法与评价，呈现出因时代变迁与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以及不断变化的历史特征。可见，在客观的长城修筑、防御史之外，另有一条关于长城的主观认知的历史，可称之为“长城观念史”，这一历史与长城的客观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在世界范围内的长城记忆中，对于长城记载最多、最为系统的是中国本土，其次是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主要是“大航海时代”后耶稣会士对于长城的诸多记述，再者就是朝鲜半岛，主要是明清时期燕行使的记述。 明清时期，不断出使北京的朝鲜燕行使，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是为向朝鲜政权汇报中国情况，对沿途见闻大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这之中，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不仅因其雄伟壮观给燕行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长城在明朝与蒙古、女真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也吸引了燕行使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燕行录中的重要内容，燕行录也因之成为域外长城史料的最大载体。燕行录不仅具体记述了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防御体系的基本格局，而且细致描写了清代该区域长城的保存与破坏状况，对于深入研究明代长城的防御体系、清代长城的保护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燕行使对于长城的观念与评价，一方面呈现出逐渐与中国本土接近的历史脉络，这反映出长城观念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向域外传播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反映出燕行使不同的关注视角、政治立场与文化意识，是研究明清中朝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尝试对燕行录中的长城记述、观念与评价进行全面考察，并揭示其背后的时代变迁、地缘政治与文化意识，从而揭示长城形象在朝鲜半岛“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过程，也即朝鲜半岛的“长城观念史”。 一 明清时期朝鲜士人长城称谓的异域视角与“中国化”过程 长城不仅包括墙体，还包括镇城、营堡、城寨、墩台、壕堑等设施，中国古人对于长城的称谓，除概括性的“长城”“万里长城”外，还针对不同设施，有着具体称呼，比如边墙、障、塞、壕、堑、镇、营、堡、城、寨、墩台、烽燧、烽火台等。长城概括性称谓与具体称谓，是从不同视角或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用法，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然而这一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在西方中国研究中引起了一场巨大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学者林霨（Arthur Waldron）在《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一书中，从词源学的角度，质疑了“长城”“万里长城”称谓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是否存在长城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很少出现“长城”一词，目前英语“Great Wall”对应的中国古代建筑，包括了城墙、垣、塞、障、城，而甚少指代长城；相反，中国古人称之为“长城”者，并非专指汉人的城墙，还包括游牧民族的城墙。中国古代各朝修筑之“城墙”并没有循着唯一路径，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城墙”，它们根据不同防御需要而修筑。不仅如此，明朝人甚至讳称“长城”，只名之“边墙”。因此，“Great Wall”更应对应“城墙”，而非“长城”。与“长城”相比，“万里长城”一词与“Great Wall”内涵更为对等，但“万里长城”作为英语的对等词，其广泛使用应该只是一个现代现象，是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发明了这一词汇，并传入西方的[①]。 长城的修筑虽然源远流长，但直到近代，时人对于长城仍处于笼统而朦胧的认识阶段。由于长期受到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影响，人们往往下意识地将所有长城视为秦长城。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张相文、历史学家梁启超才开始倡导区分不同时期的长城，展开具体的学术研究[②]。受此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人开始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建筑学等角度，对长城展开具体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反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学术界，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借鉴吸收美国边疆学派创始人弗雷得里克·J·特纳（Frederick. J. Turner）的“边疆假说”理论与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陆心说”（“大陆腹地说”）理论，首次将之运用于长城研究中，提出了“长城边疆”“边疆形态”（“游牧人王朝”“边境王朝”）等概念，是一部关于长城研究的经典作品，最早构建了关于长城研究的理论框架与解释体系，影响了西方乃至国际长城史研究[③]。 虽然拉铁摩尔的研究成绩显著，但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便是他从域外视野出发，将长城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将不同时代的长城视为整体、均质的象征物，相应地忽视了长城自身的发展脉络，而其重点研究的时期其实是先秦、秦汉时期，相应地呈现出以先秦、秦汉时期的长城概括、代表所有时期长城的倾向。 拉铁摩尔在战后“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之下，远走英伦，美国的长城研究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之后的长城研究，并未有太大的进步，大多数著作是通俗性读物。因此，20世纪后半期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长城观念，仍然是将之笼统地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缺乏深入、具体的讨论。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林霨倡导对长城进行具体的学术研究的做法，无疑有其学术价值。 但林霨以不同时期长城存在诸多不同称谓为依据，否认现代“长城”称谓的合理性，甚至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所谓的长城，长城只是后人将不同城墙捏在一起的“发明”，显然有些过于武断与过头了。长城称谓在西汉时期已甚为流行，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之书信也以“长城”为疆界。“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④] 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作为边防象征的“万里长城”的用法。刘宋檀道济被宋文帝诛杀时，愤曰：“乃复坏汝万里长城。”[⑤]两宋以后，以万里长城为喻之现象逐渐增多，且有直接称秦筑万里长城者。如欧阳修称：“于是，遣将军蒙恬筑万里长城，以防胡人。”[⑥]弘治十四年（1501年），吏部右侍郎王鏊奏请于北边长城军镇设立节制诸镇、统一事权的文官总制，“命出则出，命止则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绥有急，大同不得不赴。号令严肃，声势增重，隐然有万里长城之势矣”[⑦]。这实际上是借万里长城形象地比喻以北边长城军镇事权统一、军事一体所形成的强大战斗和守御能力。清朝官方也继承了明代“万里长城”之称谓，如《钦定盛京通志》中记，皇太极时，“诸臣群下倍感万里长城守岂易，何处无可入之地”[⑧]。因此，林霨认为，明代讳称“长城”而名之“边墙”并不符合史实，明代史籍中“长城”之称谓大量出现，“边墙”则主要指墙体。 “长城”“万里长城”的称谓不仅在中国本土十分流行，而且在朝鲜半岛也十分普遍。比如明清时期朝鲜使节前往北京朝贡，留下大量沿途记录，这类史籍一般被称为“朝天录”或“燕行录”。本文泛称之为“燕行录”。在燕行录中，便大量出现“长城”“万里长城”的称谓。与中国本土一样，燕行使的长城称谓也存在具体特指与概括泛指并存的情况。明弘治元年（1488年），朝鲜官员崔溥遇暴风袭击，一行人由济州岛漂流至杭州，受到中国官民的热情款待，由杭州护送至北京，再由北京护送至鸭绿江。归国后，崔溥将这一经历写成《锦南漂海录》。该书真实地反映了弘治初年中国之社会面貌，在朝鲜不断重版，在15世纪以后的东亚世界影响很大。崔溥虽然并非燕行使，《锦南飘海录》也非一般的燕行录，但崔溥从北京至鸭绿江的旅程路线，与燕行使经行的路线是一致的，《锦南漂海录》所记述的内容，也多与燕行录是同一对象，因此在后世也被视为燕行录的一种，不断得以出版。在《锦南漂海录》中，崔溥简要概括了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的分布格局，分别记述了长城上的各种设施，与明人一般称墙体为“边墙”不同，称边墙为“长垣”“长土城”“长墙”[⑨]，反映出异域视角的差异。 但嘉靖时期，燕行使苏世让便采用了长城泛称的方式。嘉靖十三年（1534年），朝鲜官员苏世让目睹了山海关长城的雄伟，记述道：“北望长城，横截山腰，随高低起伏，宛然若白龙蜿蜒之状。”[⑩]万历二年（1574年），朝鲜官员赵宪、许篈出使明朝，分别将沿途见闻记为《朝天日记》《荷谷先生朝天记》。前者专辟《烟台》一目，对辽东镇烟台防守形式与摆边弊端进行了论述，并称“长城”或“长墙” [11]。后者对辽东、蓟州镇“长墙”“烟台”（墩台）及各种设施之间的距离、周边地形皆有详细描述，对当地风土人情也有记载[12]。 进入清代，可能是受到中国本土的影响，燕行使对长城的称谓与中国本土呈现一致的趋势，在他们笔下，“烽台”“墩台”“长城”“万里长城”称谓逐渐增多。如洪大容《燕记》便有：“自沈阳每五里，有烽台及汛堠，墩台可数丈，上为短女墙，台下列烽筩，如大瓮者五，汛堠如我国旌门制，上加短【⺮盾】。”[13] 出现“长城”称谓者。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黄汝一《银槎录》记载，“长城三里一烟台”[14]。康熙二年（1663年）李俣《朗善君癸卯燕京录》记山海关“九门在长城之外”， [15]“长城屈曲，横亘山腰”。[16]康熙七年（1668年）朴世堂《西溪燕录》载：“未至山海关数十里，望见长城，起海岸，跨山包岭，逶迤而北，粉堞如云，绵亘无际，实天下壮观也。”[17]康熙十七年（1678年）金海一《燕行录》记：“长城城上有孤庵，绝顶平临大海南。”[18]乾隆三十年（1765年）洪大容称：并称：“长城跨北岳大脉，由居庸古，东北驰千里，耸峙于角山，大断为平地，南二十里，至于望海亭。”[19]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徐命臣《庚辰燕行录》亦称秦修“长城”[20]。 出现“万里长城”称谓者。如，万历十九年（1591年），柳梦寅有二首咏秦长城诗，其中有云：“谁知万里长城起，剩作千秋后代功。”[21]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佚名的《朝天日录》亦称秦长城为“万里长城”[22]。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佚名的《朝天录》记：“万里长城自北跨角山，粉堞横空，隐映于云雾间，盘折而来，东入于大洋中。”[23]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李尚吉《朝天日记》载：“向角山上几半，东登万里长城。”[24]“往望海寺危楼，正在万里长城尽头。”[25]康熙十六年（1677年），孙万雄《燕行日录》称，山海关附近“万里长城萦绕山脊矣”[26]。康熙六十年（1721年），李正臣《燕行录》载：“而所谓望海楼，即万里长城楠边城尽处也。”[27]雍正七年（1729年）金舜协《燕行录》记：“所谓角山寺，在医巫闾山角，而秦皇所筑万里长城城傍也。”[28]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随使团赴京之朴趾源更有“不见万里长城，不识中国之大”[29]的感慨。 可见，至少在明清时期，在中国本土，乃至东亚世界，“长城”“万里长城”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称谓。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其实是受到中国本土的影响，采用、翻译了这一称谓，形成了如今在英语世界广泛流传的“Great Wall”一词。1844年进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所撰《鞑靼西藏旅行记》言，“万里长城”的称谓源自中国人。“任何一个民族都未曾筑成由秦始皇帝于公元前244年建成的万里长城那样宏伟的工程。中国人称之为‘万里长城’”[30]。因此，“长城”“万里长城”并非是现代人，更不是西方人发明出来的一种想象或神话。林霨的诠释，过于从后现代主义出发来解构关于长城的认知体系，而未对中国以及东亚文献进行细致考察。 明清时期燕行使对长城设施的称谓，从与中国具有不同的认知差异，到逐渐趋同，呈现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反映出长城观念在东亚世界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逐渐传播的历史脉络，这其实也是一部朝鲜半岛的长城观念接受史。 二 燕行录中贞女祠的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 中国士人对于长城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儒家士人身处统治集团，从官方立场出发，对于长城保障边防的军事功能，予以肯定与赞扬；另一方面，儒家士人从“民本”思想出发，内在地具有调节政权与民众之间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取向，对于修筑长城而劳役民力的情况，又多持批评，甚至控诉的立场。中国古代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版本不断变幻、升级，呈现了“层累地造成”的特征，其中便有士人积极的参与。明中后期祭祀孟姜女的贞女祠大量出现，更反映出孟姜女叙事官方化的发展倾向[31]。 朝鲜半岛长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朝鲜士人对于长城的认知也与中国士人一样，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比如在燕行录中，燕行使一方面对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的巍峨壮观非常赞叹，如《锦南漂海录》记：“有孤山临海滨城，北有角山屹立，山海关当其中。北负山，南带海，相距十余里，间为夷夏要险之地。秦将蒙恬所筑长城，跨出于角山之腹，迤迳为卫之东城，以达于海。”[32]再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吴道一记：“夕到山海关，层峰叠障，簇簇巉巉，若万马奔驰状。层城粉堞，罗络横亘于山之腰脊，真天府金汤也，世称此乃秦始皇所筑万里长城。”[33]另一方面，朝鲜士人对于山海关旁的贞女祠、望夫石同样十分关注，不仅连篇累牍地叙述，而且与中国本土一样，呈现不断丰富、发展的“层累地造成”的发展轨迹。稍早的记载尚十分简单，比如《锦南漂海录》记：“关外有望乡台、望夫台，谚传望夫台即秦筑长城时，孟姜女寻夫之处。”[34]康熙七年（1668年）朴世堂《西溪燕录》记：“过贞女祠，即所谓望夫石者。”[35]后来的记述却愈益丰富。这种记述大体包含两方面内容，一类是记述明清贞女祠祭祀场景的发展过程，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本土孟姜女故事的发展情况，比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吴道一便记载了清代官员立碑于姜女祠事[36]。雍正十年（1732年），赵最寿记载了万历年间于贞女祠建碑事[37]。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徐浩修则记载了晚明至清代祠内不断竖立碑刻之事[38]。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金正中记载了乾隆诸子于姜女祠题咏事[39]。嘉庆六年（1801年），李基宪抄录了姜女祠里更多的题诗，且记载了在祠旁出现的妈祖神像[40]。另一类内容则反映燕行使参与到孟姜女故事的形成与传播之中。燕行使不仅在贞女祠里题词[41]，推动了中国本土孟姜女故事的丰富和发展，而且通过在燕行录中不断丰富、演绎、发挥孟姜女故事，从而推动朝鲜半岛孟姜女故事的“层累地造成”。康熙十六年（1677年）孙万雄记道：“望夫石，山阿巨石，磊磊石巅，刻‘望夫石’三字。其下立祠，设贞女孟姜像，而为悲泣之形，扁以‘湘灵并耀’，三韩朱国梓笔也。”[42]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韩泰东《燕行日录》开始指出，孟姜女本姓许，携二子寻夫[43]。此后，燕行使在关于孟姜女神像、孟姜女故事传说、历代吟咏等方面所记的内容则不断丰富。[44]比如，雍正七年（1729年），金舜协《燕行录》中已有秦筑长城征夫60万之数字，以及孟姜女跳海，石浮图（望夫石）出之情节[45]。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随使团赴京之佚名士人引述多首唐人吟咏孟姜女之诗[46]。晚出之《燕辕直指》则专辟《姜女庙记》一目，论述尤为详细[47]。 可见，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层累地造成”现象，并不限于中国本土，朝鲜士人也参与其中，不仅推动了中国本土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发展，而且将之传播到朝鲜半岛。这就要求孟姜女故事的相关研究，除中国视角外，还应扩大到东亚世界。 明清易代之后，燕行使对于贞女祠的关注除了孟姜女本身，还增加了文天祥，具体来讲，是传说中的文天祥书写的一幅对联。在晚明时期的燕行录中，这一对联已开始出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金中清《朝天录》记：“庙门左扉书‘秦王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右扉曰：‘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为贞’云。”[48]这是目前为止，所知燕行录中最早记载山海关贞女祠中对联者，但该记载尚未指出对联为何人所写。进入清代，这幅对联的关注度骤然提升，而对联的主人也开始出现，那便是南宋灭亡后拒绝投降元朝的文天祥。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朝鲜使团书状官韩祉《燕行日录》记：“庙柱左右有题曰：‘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惟贞。’乃文天祥笔迹云。”[49]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朝鲜使团副使礼曹判书徐命臣亦称：“祠内左右悬牌，左刻：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右刻：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犹贞。书以文文山所制，未知果然否？”[50]乾隆三十年（1765年），朝鲜使团书状官子弟洪大容亦记载了这一对联，只是字句稍有差异，云：“柱联一对，传是文丞相笔，曰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不死也，千年片石留贞。”[51]应该是笔误所致。 文天祥兵败被俘送大都（今北京），一直系于监牢，应无机会赴山海关书写此联。孟姜女祠普遍修建于明代中后期，故此联应撰于明代后期。清代燕行使对这幅对联的来历未加详考，却异常注重，其实意不在对联本身，而在文天祥，是借坚持民族气节、“华夷之辨”的文天祥形象，宣泄朝鲜虽然在武力压迫之下屈服清朝，却仍坚持儒家“华夷意识”，在文化上拒不认同“夷狄”政权清朝的政治心理。 朝鲜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秉持“事大”的政治立场，一向标榜“尊明攘夷”。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也就是所谓的“壬辰倭乱”。明朝为援助朝鲜，耗费大量兵力、财力，导致国库空虚，明朝政权灭亡与之有一定关系。对于明朝的巨大付出与牺牲，朝鲜一直十分感念。因此，朝鲜长期坚持与明军协同作战，拒绝向异族建立的清政权投降。虽然战争最终失败，朝鲜被纳入清朝的藩属体制，但在政治、文化上却长期对清朝充满敌意，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迂曲地表达出来。文天祥在南宋灭亡之后，坚决不投降元朝，成为坚守气节、不向“夷狄”屈服的儒家精神的代表。燕行使对于这一对联的强调，意在表达和抒发不与“夷狄”建立的清朝站在同一立场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情感。 三 明清易代与朝鲜士人长城评价的变化 明朝面对蒙古、女真的进攻，结合北部边疆的地形特征，不断修筑长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方民族的骑兵优势，大体控制了北部边疆。鉴于长城的这一历史作用，明代燕行使对长城大都持肯定立场。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黄汝一记载了长城空间分布与防守制度，对于长城严密的防御体系十分赞叹：“长城三里一烟台，一台十名军；五里一小铺，十里一大铺，三十里一大寨。贼来则烟军交臂瞭望，铺卒各把弓家，中朝防戍之法，亦云周且宏矣。”对比之下，他认为朝鲜边防设施显得十分简陋：“我国边防蕞尔斗城，亦不能把守，毕竟无一名军卒，诚可哀也已。”[52]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焕记述了民众修筑城堡以自保的现象：“民村危恐，不能私立门户，五六家或十余家共围一墙，筑候（应为堠）墩其中，早阖晏开，以相保焉”[53]。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郑士信也记载了山海关外墩台传递烽火、保障商旅的双重功能：“烟台者瞭望，虏来【麦羊】呵呵息，出烟气通报，兼筑高堞，使行旅仓卒得避凶锋抢掠者也，其制之创真奇哉！”[54] 但在明后期尤其是晚明，随着明军战斗力的下降，长城经常无法起到真正御敌的效果。对于这种外强中干的情形，万历二年（1574年），燕行使赵宪进行了客观的记述，一方面对长城防御的严密性与防御功能充分肯定，比如专列《烟台》一目，不仅记述了墩台分布之密集，“辽南烟台，多在山上，上无人家，设于闾者，仅见一二。自辽以西，五里一台，相望不绝。台上构屋，台下又设小城”，而且指出军队后勤供应也十分完善。“城中例令五丁率家以守之，丁给月俸银二钱。边墙烟台之军，则加给冬衣。其养兵之劳，守边之策，可谓至矣。”[55]但另一方面，赵宪对于长城守军的消极防御也有所批评与讥讽：“而例遇小贼，辄伏城头，不敢发一矢，以致恣意虏掠，坐看系缚鱼肉而已。”[56] 不过整体而言，明后期燕行使对于长城基本持正面肯定的态度。比如赵宪在向朝鲜国王汇报明朝长城防御体系时，便充分肯定了长城设计之完善、管理之合理。他将辽东镇、蓟州镇长城防御体系分为三个层次。赵宪首先指出，外层长城防御体系是由边墙与有墩院的边墩构成。 臣窃见辽阳以西至于山海一路，距胡地最近，故既于极边接城（秦万里城）为长墙，有壕子，五里各置一烟台，台下有小方城（如三盆河等墙，绝之地，冬月冰冻，则恐胡人由此入寇。凿冰为墙，以水沃之，彼不敢入来云。又闻戚继光之备倭于南方也，沿海筑墙，间设烟台，自淮东至于广西，无不如是，而守备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陆云）（少出处？？）。[57] 所谓“台下有小方城”，是指墩台下面的四方形墩院。墩院在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中应用十分普遍，是增强墩台容纳空间和防御功能的重要设施。关于长城防御体系的中间一层，赵宪首先描述了防御体系的设施类别与空间布局，并重点记述了盖有铺房的空心敌台。他指出： 又于长墙之内十五里许（近处相距才十里，远处或至三十里），以其土筑长堤，以防胡兵之直进（此则杨太师兆之所筑也）。烟台、方城，俱如极边，而台上有屋城之四隅，各有陴屋，向路出门，门上亦有陴屋，俱覆以瓦城。外凿壕子，壕子外筑墙，墙外深坎数重，坎外或列植榆柳，虽胡兵众驱而势不得奔突也。[58] “台上有屋城之四隅，各有陴屋”所指便是戚继光发明的内部中空、上覆房顶的空心敌台。后又论述了长城军队的后勤补给与管理制度。 城中例令五军丁率家以守之，丁给月俸银（二两五钱），各垦城旁空地，以为产业，有警则沿海居民群聚以守之。十五里置一小铺，三十里置一大铺，城子渐广，而人居者渐众（如牛家庄既有九军，而冬月益戍以千军）。器械完缮，而守备周密，凡城颓之处，则官拨银两以修之。中原民犯罪者多所徙居，而山海关门有兵部主事一人，以朝夕掌其开闭，监其出入，虽极恋乡土者，罔有逃还之计，各于定配之地，人怀死守之志，是以关外一线之路，连绵不绝，以达于辽。[59] 最后，赵宪还简单论述了内层长城防御体系的情况：“关内则虽无烟台之城，而十五里铺、三十里铺则无处无之，州县、城池无不牢壮，虽有劲敌，人恃以无惧。” [60] 对于朝鲜国王有意仿照明朝，进一步完善长城设施的想法，赵宪从劳役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今若欲遵中朝之制，设城置台，而一用民力，则城基未完而民已不守矣”，从而建议上自王室，下自官民，皆捐资筑城[61]。 但入清以后，燕行使对长城作用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基本转向了否定的立场。因为燕行使在总结明朝灭亡教训时，认为明朝修筑长城，不仅未能抵御异族的入侵，反而带来内部民众的沉重赋役压力，最终导致政权灭亡，并以此再次张扬儒家“在德不在险”[62]的政治立场，对明代修长城大加批判。 康熙前期，吴道一便对明长城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明朝修长城，导致“关东民力殆尽于此，仍致人心怨叛，卒启倾覆之祸”，并感慨“古称固国不在金汤，诚确论也”，从而对清朝不修长城的政策表达了赞同的立场。“清人之初入燕京也，议者欲修筑关外城池，九王以为明朝之浚民膏血，大肆力于城池，盖备我也，卒乃见夺于我；我则当休养生灵，何用更烦民力，作此无益之举乎？其议遂寝不行云”[63]。这一观点基本被后来的燕行使所继承。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闵镇远虽然记述了明长城防御之严密：“自小黑山东五里许，始有墩台，周围三十步许，高十丈许，以甓坚筑。四面无门，非云梯难上。每五里置一墩，棋布星罗，云是明末为御胡筑此瞭望贼兵。”但最后话锋一转，批评长城耗费巨额财政，不仅未能防御北方民族，反而最终因此而灭亡。他说：“而每一墩费千金，胡骑未遏而民力先竭，以致败亡云，可为痛哭。”[64]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俞拓基在目睹了明长城 “自小黑山始望见医巫闾山，蜿蜒于西北间，连亘数百里，路傍多有烟台，或圮或存”[65]的现状之后指出，明朝亡于内政不修。他说：“皆明朝备胡时所筑，徒费无限财力，筑此无用小堡。内而用宦嬖用事，外而闒茸充朝，致有甲申之变。痛哉！”[66] 雍正十年（1732年），赵最寿一方面感叹墩台规模之大：“盖自沈阳至山海关，五里筑一墩台，台高数十丈，上可容十数人”。[67]另一方面指出长城并未起到应有作用：“此乃皇朝御虏之备，而一台之费，损银千两，皇朝财力盖尽于此矣。关外千里，错落相望，而终未捍铁骑之长驱。”[68]最后阐明了“守国之道，其不系城堡可见矣”的观点[69]。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李在学也认为：“非不雄矣，而竭天下之财力，作边塞之巨墉，竟何补于开门迎如之时耶？”[70]嘉庆六年（1801年），李基宪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北接巫闾，东南至海口，总为三百六十里余所，世传戚继光所筑，或称袁崇焕所筑，而当时财力盖尽耗于此，可谓虚筑防胡万里城也。”[71]道光十二年（1832年），金景善也认为：“噫！烟台未尝非备边长策，而竟致中国虚耗，流寇乘之，毕竟烟台亦归无用，虽曰天运，而亦其间岂无人谋之不臧？”[72] 可见，明朝灭亡之后，与中国本土一样，朝鲜半岛激于时局的巨大变化，对于长城的评价也呈现了从正面到负面的转变过程。这一评价成为古代社会对于长城的最终评价，直到近代，才又因时局的巨大变化而发生转变。 四 清代朝鲜辽蓟长城地图的绘制与防御清朝的长城方案 明长城东端起于今辽宁丹东虎山长城，东接鸭绿江。但清朝入关之后，为抹杀女真曾经是被划于长城之外的“夷狄”的历史事实，在官方宣传上，将明长城东端定于山海关。这是在此后二三百年内普遍流传的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说法的源头。这一官方宣传不仅影响了中国本土对于明长城的判断，也影响了朝鲜半岛的长城认知。 有清一代，朝鲜与清朝不断发生疆界纠纷，有超越鸭绿江而向西北拓展的军事意图，对于长城这一明显标志疆界的建筑，自然乐于默认清朝的做法，也认同明长城东界山海关之说。如康熙七年（1668年），朴世堂便称：“长城初起处，天下此关头。”[73]徐命臣亦接受了这一说法，认为山海关之“望海亭在万里长城尽处”[74]。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徐浩修《燕行纪》载：“盛京边墙南起凤凰城，北至开原，折而西至山海关，周一千九百五十余里。”[75]并记述了每一段落之起至及其与朝鲜边界对应之格局[76]。《燕辕直指》亦称：“自吴王台西行三里至（山海）关，关即长城尽头处也。”[77]《梦经堂日史》亦载：“至望海亭，一名澄海楼，即山海之南，长城东地尽头也。”[78]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朝鲜曾绘制过明长城地图，其中较为著名的一幅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李颐命所绘《辽蓟关防图》。该地图是在朝鲜长期“尊周攘夷”政治立场的影响下，鉴于当时与清朝划界而产生政治纠纷，而进行军事防备的背景下绘制而成的。 清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将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故而非常重视与朝鲜的边界划定。朝鲜也一直重视向西北拓展领土，将之作为与北方民族之间的战略缓冲，自然也非常重视疆界划定之事。康熙时期，清、朝双方围绕鸭绿江、长白山，多次展开边界踏查与界定事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朝鲜英祖命李颐命绘制边界地图，以作为边界划定、边疆经略的依据。 在进呈英祖的《进辽蓟关防图札》中，李颐命直承出于边界纠纷绘制地图的政治目的。“我国西北边界及豆、鸭两江之外，辽海船路，不合作一图，则彼我接壤处，阙而未备。”[79]为清楚地展示这一区域，李颐命将全图分为十幅，“合图则帖小而难写，不得已作十帖联屏”[80]。在绘制地图时，李颐命不仅充分利用了朝鲜官方资料，而且从清朝私购图籍，从而在边界标注上充分做到知己知彼。 右《辽蓟关防图》，出于臣使燕时所购得皇朝职方郎仙克谨所著《筹胜必览》之书。臣既承移写以进之命，又取清人所编《盛京志》所载乌喇地方图，及我国前日航海贡路与西北江海边界，合成一图（少出处？？）。[81] 在序文中，李颐命明确指出，绘制该图是借鉴明朝沦亡的教训，防备清朝南下。他首先概括了近世以来，北方民族多起源于东北、南下中原的地缘政治格局。“臣窃稽唐宋以来，胡夷之乱华者，多起东北”。[82]指出明朝也将战略重心放在东北边疆，但最终仍然未能挽救灭亡的命运。“幽燕一方先被割据，皇朝定鼎，盖为控制边防，壮固十倍于秦城，创业雄图，按此图亦可见也。及至晚季，民心积怨于掊克，大患终成于诞邻，向之重关巨防，今已荡然残破”。[83]朝鲜虽得以保住政权免于沦灭，但防御规划松懈，存在巨大的隐患。“况我邦壤地偏小，而边界阔远，西北边人日与控弦鸣镝之士，隔水相语，沿海要冲，亦无谁何！山东之人，近乃东渔于海西。今虽苟安于目前，真所谓何恃而不恐者也”！[84]反观清朝，却在入关之后，仍然加强对辽东地区的经营，事实上对朝鲜具有严重威胁。“又况臣往来燕路，伏见清人不修内外城砦，惟于沈阳、宁塔增陴峙财，疑亦不自期以百年之运，而常若有首丘营窟之计也”。 [85]女真以外更为遥远的部落，也被李颐命颇有远见地纳入了视野。“且伏闻徼外诸酋种落日盛，清人岁输金缯几亿万计，又安知阿骨打、铁木真之属，不生于今日？而彼终以宁藩为归，则胜国之两困于女真、蒙古者，事势亦犹是尔，岂可谓无此虑也”？ [86]最终，李颐命告诫朝鲜政权安不忘危，以避免明朝之覆辙。 今臣之进此图者，非敢曰知天下阨塞，将以有为也；亦非欲竭国力而专意边方也，惟愿圣明深察乎边界之难可守、关防之不可恃，而虑患忧难，常若强寇之压境，恭俭节约，以裕民生，使国人知有手足头目之义，追先王未究之志事，戒皇朝末年之覆辙，国家幸甚[87]！ 正是由于这一宗旨，《辽蓟关防图》耐人寻味地绘出明清在辽蓟长城地带的对峙形势，从而折射出朝鲜以明朝继承者自居，在明清对峙格局早已成为故事之时，却仍延续了明朝的军事格局，并将之作为将来抵御清朝或北方民族的军事防线。 在绘制方法上，《辽蓟关防图》所采取者也是明朝流行的形象绘法。此后二百年间，与中国地图绘制一样，朝鲜地图绘制亦大体在这一脉络之中，这反映出朝鲜地图深受中国之影响，在“计里画方”地图绘制科学传统兴起与西方制图学逐渐传入之后，仍与中国本土一样，长期延续了地图绘制形象化的人文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亚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在近代前后内部变革与外部冲击联合作用之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却仍延续着传统的内在路径，构成了近代前后东亚文明的主流特征与一般面貌。 五 结 论 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朝贡北京，沿途经过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将之详细地记录于燕行录中，形成域外长城史料的最大载体。燕行使对长城的称谓，与中国本土有一定区别，却又逐渐趋同，既反映出异域看长城的不同视角，又反映出长城观念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向外传播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存在一个域外的长城形象接受史。无论如何，“长城”“万里长城”称谓在中国本土，乃至东亚世界的普遍存在与广泛流行，反映出这一用于概括所有长城设施的普遍性称谓并非现代才有，更非西方传教士所发明，而是在中国本土产生之后，逐渐传播到东亚，乃至西方世界。 燕行使对于长城的观念认知，与中国士人一样，呈现出正面、负面印象同时存在，并不断变化的历史状况。一方面，明代燕行使对于明长城的雄伟壮观、布局严密与防御作用，持正面的肯定态度；另一方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反映长城劳役民众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十分关注，不仅推动了中国境内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层累地造成”的过程，而且将其进一步传播到朝鲜半岛。具体而言，明代燕行使对长城持正面的肯定立场，并积极支持本国修筑长城的政策。积极推动朝鲜政权修筑长城的政治动议。然经历明清易代之后，燕行使认为长城不仅未能防御北方民族，反而因劳役征发导致民众叛乱，最终致使明朝灭亡，其关于长城的评价便由正面转为负面，从而张扬儒家所持政权根本“在德不在险”的政治立场，对长城展开大规模、全面的批判。 明朝灭亡之后，朝鲜出于儒家“华夷之辨”立场，与感念明朝救亡图存之恩，对于清朝一直缺乏政治上的认同，从而在明朝灭亡后，仍借助长城周边场景，比如传说中的文天祥对联，表达这一政治立场与民族情绪；并且将已经荒废的明朝辽东镇、蓟州镇长城防御体系，想象为未来抵御清朝的军事设施，绘制出《辽蓟关防图》。 总之，长城在修筑之后，由于影响巨大，不仅在中国本土，甚至在域外世界，不断形成对其主观认知的历史脉络，这一脉络可称为“长城观念史”。与客观的长城修筑史、军事史一样，历史时期关于长城的主观认知，隐藏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同样是未来长城研究的重要内容与突破口。朝鲜半岛“长城观念史”的发生过程，与明清时期东亚世界的地缘政治、时代变迁、文化内涵具有密切关系，呈现了应时而变的“层累地造成”的历史现象，不仅是研究明清长城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揭示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关系走向的独特视角。 收稿日期 2016-11-08 作者赵现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Examining the Great Wall from foreign Perspective ——The concept that the Korean Envoys understood the Great Wall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o Xianhai 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Korean Envoys worshipping China detailed recorded the Great Wall of Liaodong fortification and Jizhou fortification of Ming or their historical remains. As the result, they created the second largest the Great Wall historical data carrier. The Korean Envoys surveyed the Great Wall from foreign Perspective and so formed some titles that had different from Chinese. With regard to the func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Great Wall, the Korean Envoys ’ evaluation showed one historical change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This was rooted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replaced by the northern race ac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Great Wall’s military value began to be questioned. Korean regime regarded herself as the successo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kept the gratitude to the Ming Dynasty. This reduced that Korean took a stand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and regarded the Great Wall space as the historical field that expressed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barbarians” and the political ideas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This reflected the east Asian world geopolitics, background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is a starting point that study the modern East Asia history. Key Words: Foreign; the Great Wall; the concept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 the Korean Envoys; the temple of Meng Jiangnu; WenTianxiang 【责任编校 汪维真】 [①] 林霨（Arthur Waldron）：《长城：从历史到神话》，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9页。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29. [②] 张相文：《齐鲁旅行记》，《南园丛稿》卷四《齐鲁旅行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30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87～217页；张相文：《长城考》，《南园丛稿》卷七《南园文存·长城考》，第545～550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300册，第187～217页；张相文：《中国地理沿革史》，《南园丛稿》卷一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300册，第1271～1665页。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鉴别史料之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7～78页。 [③] 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缺少页码？？）。 [④]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2页。 [⑤] 魏收：《魏书》卷九七《岛夷刘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7页。 [⑥] 欧阳修撰，欧阳钺辑：《欧阳修撰集》卷一《奏议上·上皇帝万言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43页。 [⑦] 《明孝宗实录》卷一七〇，弘治十四年正月丙子，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093页。 [⑧] 阿桂、刘谨之等奉敕撰：《钦定盛京通志》卷一七《进山海关》，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1册，第325～326页。 [⑨] 崔溥：《锦南漂海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3册，第192、195、200页。 [⑩] 苏世让：《阳谷赴京日记》，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3册，第279页。 [11] 赵宪：《朝天日记·上》，《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3册，第267页、268页、第271页。 [12] 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3册，（尚少页码？？）。 [13] 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燕行录全编第3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册，第392页。 [14] 黄汝一：《银槎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第20页。 [15] 李俣：《朗善君癸卯燕京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1册，第377页。 [16] 李俣：《朗善君癸卯燕京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1册，第376页。 [17] 朴世堂：《西溪燕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第167页。 [18] 金海一：《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第340页。 [19] 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第393页。 [20] 徐命臣：《庚辰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第294页。 [21] 柳梦寅：《朝天录·万里长城哀秦始皇二首》【只需注明所引文字出处，2篇名后面一个页码？？】，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5册，第95页。 [22] 佚名：《朝天日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第393页。 [23] 佚名：《朝天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7册，第189页。 [24] 李尚吉：《朝天日记》，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第231页。 [25] 李尚吉：《朝天日记》，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第232页。 [26] 孙万雄：《燕行日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第311页。 [27] 李正臣：《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第262～263页。 [28] 金舜协：《燕行录》卷一，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154页。 [29]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三《将台记》，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3册，第75页。 [30] 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 [31] 参见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民俗论文集》卷二，《顾颉刚全集》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69页。 [32] 崔溥：《锦南漂海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3册，第191页。 [33]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3册，第52页。 [34] 崔溥：《锦南漂海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3册，第191页。 [35] 朴世堂：《西溪燕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第168页。 [36]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第52页。 [37] 赵最寿：《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266页。 [38] 徐浩修：《燕行纪》，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4册，第472～473页。 [39] 金正中：《燕行日记》，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4册，第169～172页。 [40] 李基宪：《燕行日记·上》，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6册，第402～403页。 [41] 嘉庆三年，徐有闻《戊午燕录》记载了燕行使有在姜女祠留诗者。徐有闻：《燕行日记》，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6册，第254页。 [42] 孙万雄：《燕行日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第311页。 [43] 韩泰东：《燕行日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第434～435页。 [44] 赵春采：《燕行录·八里铺望夫石》，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第21页；徐命臣：《庚辰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第262页，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第393页；李正臣《燕行录》增记了康熙时期新的对联与碑刻（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第291～292页）。 [45] 金舜协：《燕行录》卷一，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154、156页。 [46] 佚名：《燕行录·姜女祠》，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4册，第26～28页。 [47] 金景善：《燕辕直指·姜女庙记》，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9册，第67～69页。 [48] 金中清：《朝天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第38页。 [49] 韩祉：《燕行日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6册，第489页。 [50] 徐命臣：《庚辰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第262页。 [51] 洪大容：《燕记·沿路记略》，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第393页。 [52] 黄汝一：《银槎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第20页。 [53] 丁焕：《朝天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3册，第405页。 [54] 郑士信：《梅窓先生朝天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7册，第447页。 [55] 赵宪：《朝天日记·上》，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第265～266页。 [56] 赵宪：《朝天日记·上》，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第266页。 [57] 赵宪：《东还封事·城基之固》，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第347页。 [58] 赵宪：《东还封事·城基之固》，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第347页。 [59] 赵宪：《东还封事·城基之固》，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第347～348页。 [60] 赵宪：《东还封事·城基之固》，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第348页。 [61] 赵宪：《东还封事·城基之固》，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第348页。 [62] 司马迁《史记》卷六五《吴起传第五》载：“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66页）；爱新觉罗·玄烨御制、张廷玉等奉敕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三八《古今体诗四十五首·古北口》载：“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302页）。 [63]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3册，第52页。 [64] 闵镇远：《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317页。康熙五十二年，韩祉亦有相似记载。韩祉：《燕行日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6册，第474页。 [65] 俞拓基：《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第289页。 [66] 俞拓基：《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第289～290页。 [67] 赵最寿：《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265页。 [68] 赵最寿：《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265～266页。 [69] 赵最寿：《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266页。 [70] 李在学：《燕行日记》，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6册，第22～23页。 [71] 李基宪：《燕行日记·上》，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6册，第397页。 [72]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二《烟台记》，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9册，第55页。 [73] 朴世堂：《使燕录·山海关》，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2册，第207页。 [74] 徐命臣：《庚辰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册，第265页。 [75] 徐浩修：《燕行纪》，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4册，第384页。 [76] 徐浩修：《燕行纪》，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4册，第384～385页。 [77]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二《山海关记》，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9册，第70页。 [78] 徐庆淳：《梦经堂日史》编二《五花㳂笔》，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10册，第364页。 [79] 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进辽蓟关防图札》，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65页。 [80] 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进辽蓟关防图札》，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65页。 [81] 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辽蓟关防图序》，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67页。 [82] 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辽蓟关防图序》，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67页。 [83] 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辽蓟关防图序》，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67页。 [84] 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辽蓟关防图序》，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67页。 [85] 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辽蓟关防图序》，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67页。 [86] 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辽蓟关防图序》，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67页。 [87] 李颐命：《甲申燕行录·辽蓟关防图序》，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6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