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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到忽必烈建立元朝，都是借助于弓马骑射之长。《元史·兵志》云：“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  成吉思汗 “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 这是唐代诗人张祜笔下驰马射箭的场面，何等豪迈、潇洒。 元烈祖第五个儿子别勒古台，自幼跟随兄长成吉思汗出征，骁勇作战，在《蒙古秘史》中有一段关于他的叙述：“还活着的时候，就让人家把自己的箭筒夺去，活着还有什么用？生为男子，死也要跟自己的箭筒、弓和骨头躺在一起。”  元烈祖 波斯人更以诗性豪放不羁的语言对蒙古族男子发出了由衷地赞叹：“他们都是神射手，发矢能击中太空之鹰，黑夜抛矛能抛出海底之鱼，他们视战斗之日为新婚之夜，把枪尖看成美女的亲吻。” 元朝以骑射立国，以弓矢为作战的重要武器，箭就是自己的命，马就是自己的脚。箭在人在，箭亡人亡。战马早已不是牲畜，而是兄弟，是手足相连的兄弟。在他们的心中，修炼骑马、射箭的本领，才能掌控天下。 元朝建立后，射柳慢慢变成了王宫贵族以及军中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 元代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记载元代军中的射柳之礼：“前列三军，旗帜森然。武职者咸令斮柳。以柳条去青一尺，插入土中五寸。仍各以手帕，系于柳上，自记其仪。有引马者先走，万户引弓随之，乃开弓斮柳，断其白者，则击锣鼓为胜……此武将耀武之艺也。”  熊梦祥 从射柳的规则上看，与金代几乎一模一样，从中不难看出，金元在射柳习俗上的承继关系。 王孙公子与箭手们也会在春天里经常组织射柳的游戏，用于娱乐休闲玩耍。 为什么偏偏是柳树，而不是别的树成为骑射的对象呢？ 在当时人眼里，柳树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它适应性强，生命力强，随便截一条柳枝，插入有水分的土壤中就可轻易地成活。柳树多近水而居，射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游牧民族对水的崇拜。 找到柳树，就意味着找到了水源的痕迹；“水是生命之泉，缺之不可”，找到了水源，就意味着找到了部族生存和延续的源泉。慢慢地，柳树变成了水的标记，是游牧民族追求水草肥美的草场的标记。远远看到一颗柳树，失落的心顿时充满希望。 日久天长，射柳就成了游牧民族表达自己愉快心情的最好方式了，也成为清明节的重要娱乐活动之一。 捶丸中“捶”即击打，“丸”即小球，指在活动球场有基有窝。“基”谓置球起击之处，“窝”谓球所落处。参加者旁树彩旗，用棒从球基击球入窝分胜负。捶丸是我国古代以球杖击球入穴的一种运动项目。 捶丸前身可能是唐代马球中的步打球。当时的步打球类似现代的曲棍球，有较强的对抗性。到了宋朝，步打球由原来的同场对抗性竞赛逐渐演变为依次击球的非对抗性比赛，球门改为球穴，名称也随之改称“捶丸”。 当时，连儿童也非常喜爱捶丸活动。如北宋官吏膝甫，幼时“爱击角球”，其舅父范仲淹“每戒之不听”。这里所说的角球，就是用角骨制成的球，不易击碎。这是当时捶丸活动盛行的有力佐证。 捶丸的发展上大盛于宋、金、元三代。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皆乐此不疲。这在元人散曲、杂剧中多有提及。 可以看出射柳、捶丸比赛一般会结合起来进行，假如你输掉第一场，不要担心还有第二场活动，只要你有真本事，就一定会赢。 射木兔和食兔肝也是元朝人当时喜爱的活动。 《燕京杂记》中记载，比赛者将一木雕的兔子放在选定的地方，参加者分为两组。骑马较射，以射中木兔为胜。有趣的是失败的一组必须给胜利的一组跪进酒浆，表示祝贺和尊敬；而胜者不需下马，仍然骑在马上，接过酒盅，一饮而光。由于兔子前脚小而短，后脚大而长，奔跑迅捷，出没无常。因此，只有技艺精湛的射手才能射中。这种象征性的射兔活动，也许是在游戏中寄托人们对狩猎丰收的某种祝愿。 江南三月三，每年这天，辽族人民要举行射木兔的游戏，这也是比赛箭术的一次例会。每年重阳节，辽族人民还有食兔肝的饮食习俗。该日，辽统治者先率领臣属部族，举行射虎活动，规定射中少者要罚重九宴，这大概也是对骑射的鼓励和考查。射毕，选择高地，立起帐幕，给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同时，把兔肝切成片，拦以鹿舌酱食之。兔肉鲜嫩，并富有营养，兔肝更是美味可口。 这些习俗不仅别有风趣，而且具有浓郁的北方特点，同为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在进入中原后同样延续了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