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太炎看亚洲而具以下意念：第一，主张“国粹”。用“国粹”去“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样的“国粹”，宁为“诸子”，非为儒家。他鼓吹“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而此“宗教”，即为佛教。其所谓“国粹”，莫如说是“亚粹”——泛亚洲主义的文化“精粹”。由此立志复兴“亚洲古学”，倡言文化亚洲主义。第二，以“文明史观”看亚洲。论中日文化为“文明”，称“鞑靼”文化为“野蛮”，以此为指针，决计“扫除腥膻，建立民国”。第三，主张“亚洲和亲”，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章太炎（1869－1936），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又名炳麟，号太炎。1897年撰述于《时务报》，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邹容《革命军》作序。1904年与蔡元培等发起光复会，又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11年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1913年讨袁受监禁。1917年设国学讲习会于苏州，与孙中山分离。1935年主持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晚年支持抗日。 一生著述，凡400余万字。中学为其主干，也受西学影响，又与佛教唯识宗会通。其代表作，最著名为《訄书》。訄，音“求”，字义作“逼迫”解。钱玄同介绍此书缘起云：“《訄书》作于戊戌，改于庚子，至民国四年乙卯而再改，更名曰《检论》”。是书开笔于1898年，刊于1900年7月，合50篇，又补佚2篇。有梁启超题签本，木刻本，亦即所谓“原刊本”。其后有1902年增订本凡63篇及1904年日本东京翔鸾社重印本。1906年再版。1915年又改，更名《检论》，时被袁世凯幽禁。1915年收录于《章氏丛书》。 《章氏丛书》有1915年右文社铅印本、1919年浙江图书馆木刻本、1924年上海古书流通处木刻本。其它遗世者有《章氏丛书续编》，北平1933年本；《章氏丛书三编》，1939年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本等。 1、倡言“国粹”，维护亚洲精髓 章太炎主张国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系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新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吾手，是则余之罪也！” [ 章太炎：《癸卯狱中自记》，《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以上的这段话很“经典”，堪称章太炎的国粹宣言。 1905年章太炎刊《国粹学报发刊词》一文中声称：“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 [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廿日）。]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论中国紧要事有二，“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首先当立宗教，是为振作道德精神，树立精神脊梁。他在《革命之道德》中说：“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 章太炎言国粹，不重儒学。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213页。] 将日本的“国粹”与章太炎“国粹”相较，前者推崇“孔教”，后者疏淡孔子。章太炎撰《论诸子学》，对孔子做如下评价：“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子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丙午年（1906）第9号。] 康有为门徒1907年在美国纽约发起昌教会，将“昌明孔教”定位宗旨，设想“拟辑《孔教约编》，以英文译之。” [1897年，康有为在广西桂林“与唐薇卿、岑云阶议开圣学会”，为后来孔教会雏形。1898年6月19日，上书“陈请废八股及开孔教会，以衍圣公为会长，听天下人入会”。1899年，在加拿大 “怀故国，思孔教”，“明保种保教之大义，成立保皇会。康有为弟子陈焕章则“于光绪己亥(1899)在高要砚洲倡立昌教会，于光绪丁未(1907)在美国纽约亦创立昌教会”。 1912年的孔子诞日（即10月7日）陈焕章遵康有为意发起成立孔教会。（参考《孔教会始末汇考》）] 章太炎说：孔子之学非为宗教，当作史学论，不言孔学则已，若言孔学，亟以提倡历史为职。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 又说：“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孔子名之历史学者可也，奉为教主，勉为其难。 [章太炎：《答铁铮》，《民报》第十四号。] “国粹”乃“汉种的历史”，提倡国粹只是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爱惜历史，必反对“欧化主义”，万不可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万不可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爱惜历史，激励种姓，爱我中国，晓得其长处，见得其可爱，培养爱国爱种的心情，风发泉涌，不可遏抑。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213页。] 章太炎倡言“国粹“，尤重佛教。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云：“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瑜伽》者。” [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由此因缘，章太炎对佛教有特别的感情，认为若立国教，当以佛教为基础，藉此鼓吹平等以反满。他说：佛教最重平等，凡妨碍平者，必得除去。满人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攘逐！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起见，固是重要，为革命道德起见，更为重要。 [ 章太炎有《建立宗教论》，《民报》1906年第9号，云：“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 “故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其教以证得涅槃为的，等而下之，则财施无畏施等，亦与任侠宋、鲁所为不异。”] 1906年10月8日《民报》第8号载章太炎《无神论》，论世上宗教不外三种。一是“惟神的宗教”，二是“惟物的宗教”，三是“惟我的宗教”。“惟物之说，犹近平等，惟神之说崇奉一尊，与平等绝远也。欲望使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章太炎推崇佛教是因为佛教虽为“宗教”，却与唯物思想最近，堪称“唯物的宗教”，而其教义主平等，更为其它宗教所不及。 2、亚洲的“文明”与鞑靼的“野蛮”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之入主中夏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华夷之辨的道理，“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凡“国运”者，可继，可革，但不许异类间之。天下之大防二，一个是华夏夷狄，一个是君子小人。 章太炎童年时代，听外祖父朱有虔说雍正年间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事，扼腕痛心不已，“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思想从此灌注脑际，一生不忘，“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引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43页。] 章太炎论世上文明必分高低优劣，究其成因也有多种答案：有经济论，认为地区经济状态是决定原因；有交通论，主张交通的畅通与闭塞直接影响民族文化的性质；有人种论，强调人种区别是文明差别的根本原因； 有环境论，日本学者和辻哲郎《风土》一书，认为决定一个民族既有文化的基本元素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地理位置”。特有的季风气候与平原特点决定日本的文化风貌，而海洋地理位置在日本文化形成中起有关键的作用。[和辻哲郎《风土——人间学的考察》一书，1935年由岩波书店出版。此书是作者留学德国期间受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影响后写成。作者将风土划分为季风、沙漠、牧场三大类型，从空间环境的视野观察人类文化的区分与历史的演进。和辻哲郎（1889 - 1960年），日本兵库县人。日本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历任东洋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和辻哲郎的主要著作：《日本精神史研究》(1926)、《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1934)、《风土——人间学的考察》(1935)、《伦理学》（3卷,1937～1949）、《日本伦理思想史》（2卷，1952）等。] 这里，章太炎成为一个环境论者。“荷兰人善行水，日本人善候地震，因也。山东多平原大坛，故邹鲁善颂礼，关中四塞外便于骑射，故秦陇多兵家。”[章太炎：《原学》，《国粹学报》1910年第66期。]文明在对所处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形成，实乃“环境”之产物。 有两个民族跨越野蛮而臻于文明，其一为华夏，其二为欧美。“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章太炎：《原人》，《訄书》十六，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5页。]他又说：“在亚细亚者，旧国亡（亚细亚巴比伦、亚述之属）。礼义冠带之族，厥西曰震旦，东曰日本。” 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只在一个地带可以看到文明的亮光，一是中国（震旦）一是日本。章太炎予日本以较高待遇， 论其不在“戎狄”之列，而与中国同为“礼仪管冠带之族”。[章太炎《检论》中，此句有所改动，“震旦”改为“印度”，“日本”改为“交趾”。]日本学者冈本监辅说朝鲜为鞑靼苗裔，章太炎不然，论朝鲜“自虞氏始著图籍矣，卒成于萁子卫满”，“文教之盛与尚国同风”，与中日同列文明境界，不可贬之“与鞑靼为一族”。 章太炎说法与福泽谕吉相异。福泽认为，世界上的文化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文明、半野蛮与半开化、野蛮。他所处的时代，日本、中国与朝鲜的文化都属于“半野蛮半开化”性质，唯欧美文化进入文明阶段。 中国既承认欧美式为文明之邦，又对其警惕不已。他说：欧美虽属文明“贵种”，然“部族不同”、文化迥异。中国文明绵延不绝，既因其古老先进，也因其自主独立。戎狄“入主”，使中国文明倒退,欧美入扰，致中国文明困顿。就前者而言，野蛮拉着先进而退，就后者而言，“寄寝庙者亡其大宗”，终使薪火失传，血脉中断。 章太炎崇仰国粹，视文化为民族生命，毕生鼓吹存中国文化则中国存，亡中国文化则中国亡的道理。戎狄文化掩盖中国文化中国亡，欧美文化替代中国文化中国也亡。于“戎狄”当“排斥”，力排“鞑靼”陋风，而使中国死中求“生”；对欧美文化当“消化”，咀嚼消化品味，而使中国日进而“新”。 华夏、欧美既为世界贵种，余者一概等而下之，列于戎狄无疑。有的“犬种曰狄”，自称“出于狼鹿”；有的“蛇种曰蛮”；有的“羊种曰羌”，“是数族也，在亚细亚洲则谓之戎狄，其化皆晚，其性皆犷，虽合九共之辨别有口才则，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 南蛮北狄，尤其是那个北方鞑靼世界的“引弓之人”，虽得志于中土，究竟文明程度太低，“遂为人乎？非也，其肖人形也”，仅具人形，而非人性，与禽兽同。华夏为人，鞑靼为兽，“呜呼！民兽之不秩叙也，千有五百岁矣夫”，[ 章太炎：《原人》，《訄书》十六，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6页。]蒙古游牧数千年历史，至今不变，“然犹不若台湾之生番”。[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291页。] 许多世界学者都认为草原民族袭掠中国与印度，造成不良的历史后果。如布罗代尔云：“蒙古人的征服对这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笔者注）都是致命的打击。在13到14世纪和16到17世纪两个时段，持续出现“入侵浪潮”，给中印民族带来文明倒退的严重后果。[（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74页。] 章太炎以上言论无疑都为“排满革命”服务。章太炎曾撰《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云： 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攸归。[ 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民报》第十号。] 显然，章太炎的文明论贬“鞑靼”为禽兽，旨在“排满”，“扫除腥膻，建立民国”。他在《正仇满论》，直言排满与革命为一剑之双锋：“今人人切齿于满州，而思顺天以革命者”，“夫所谓革命者，固非溷淆清蚀，而一概诛夷之也。”[章太炎：《正仇满论》，《国民报》第四期（1901年）。] 3、建“亚洲和亲会”（1907年）主张文化“亚洲主义” 章太炎主张“亚洲和亲”，共同反对西方列强侵略。1897年（光绪23年），于《时务报》刊《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云： 今行省皆设中西学堂，以救学官之穷，亦以是倾西人之设义塾于中国者。彼义塾之设，招吾屠牧子，教之语言，教之布算，教之格致，而大旨不出乎摩西基督之书。本实既拨，于彼有用，于我无益。[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 章太炎是一个教育者，当然也会关心国家教育的当下与前途。他不反对全国各地设中西学堂，这样的做法确可救中国“学官之穷”，然而他对西方人在中国办教学，表示深刻的忧虑，其所教育的内容为“摩西基督之书”，绝与中学不合，更与“国粹”相抵。其结果于彼有利，于我有害。 同在1897年间，章太炎任职《时务报》馆，有《读日本国志一》、《读日本国志二》、《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等文发表，主张联日反俄，“亚洲和亲”。 《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云：使中国生其霸心，发愤图自强，综核名实，使卒越劲，使民悫愿，使吏精廉强力，日本将亲睦之不暇，而又何寇焉。使中国不生其霸心，不发愤图自强，不新制度，随俗雅化，惟旧章之守，虽无日本，犹蚕食于俄罗斯，何耻之可雪？[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22日。] 中国与日本，包括整个亚洲，强敌当前，宜结唇齿之交，团结御敌，而做到这点,又得具备条件，是为立志有为，奋发自强，即所谓：“生其霸心，发愤图强”。国民勤劳，官吏“精廉”，则国家强盛，虽有强邻日本，也顾忌而不敢妄动，终而化“寇”为“友。“亲睦之不暇，而又何寇焉”。 反之，无改革决心，因循守旧，国家贫弱，必使异国生觊觎侵略之心，“唇齿”关系也由此破坏。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日本侵略，也会遭遇俄国的蚕食侵吞，亡国之期不远，还侈谈什么“雪耻”的大话。 发愤为天下雄，则百年而不仆；怠惰苟安，则不及十年而亦仆。吾所议者，为发愤者言之，非为怠惰苟安者言也。夫苟怠惰苟安，虽有形势，若旅顺之厄、马尾之险，可以失之；发愤而为雄，而后以邻国犄角为可恃也。 中国与敌国战，不在于形势险要，而在于立国精神。“怠惰苟安”，为邻国所轻，虽有旅顺之厄、马尾之险，照样失守败亡。“发奋为雄”，为邻国所重，纵有强敌当前，也可合纵连横，结成犄角，反败为胜。“不然，则一饭之顷，已溃败决裂矣，安能十祀？” 其反复强调者有二：其一，反对外国侵略，有必要和亚洲各国，尤其日本，结“犄角”联合之势。其二，结“唇齿”外交，须有实力底气。“弱国无外交”，一味腐败与羸弱，无力独立拒敌，且难获邻国援助。[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22日。] 章太炎与印度钵逻罕、保什等人多有交往，对印度社会状况深表同情：“道印度衰微之状与其志士所经画者，益凄怆不自胜”。章太炎既与印度民族主义者互通声气，也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曾与张继一起拜访过幸德秋水。[幸德秋水家中存章太炎信：“幸德秋水先生：拜启 明日午后一时，往贵宅敬聆雅教，乞先生勿弃。章太炎、张继。二十六日民报。”引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07年（光绪33年），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陶冶公：“此会成立于1907（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之春，首由中、印两国革命志士发起于日本东京。”引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282页。] 《约章》出自章氏手笔，谓：“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姓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用振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令阿黎耶之称，不夺于皙种，无分别之学，不屈于有形。凡我肺腑，种类繁多，既未尽集，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誓盟”。[《亚洲和亲会约章》由章太炎手撰，立论为团结亚洲，反对帝国主义。陆续加入和亲会者：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诸邦，形成亚洲民族解放统一战线。以余记忆所及，中国方面入会者有章太炎（炳麟）、张溥泉（继）、刘申叔（师培）、何殷振（震）、苏子谷（元瑛，法名曼殊）、陈仲甫（独秀）、吕剑秋（复）、罗黑子（象陶）及余等数十人。”] 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会员为“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 论会员义务云：“一、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 “二，亚洲各国，若一国有革命事，馀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三，凡会员均须捐弃前嫌，不时通信，互相爱睦，期于感情益厚，相知益深，各尽其心，共襄会务。且各当视为一己义务，以引导能助本会及表同情者使之入会，并以能力所及，建设分会于世界各国。”[《亚洲和亲会约章》曾译成英文、日文，以上据陶冶公旧藏中文抄稿录出，引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243－244页。] 论“组织”云：“凡会员，须每月聚会一次”，“会中无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故各宜以亲睦平权之精神，尽相等之能力，以应本会宗旨。无论来自何国之会员，均以平权亲睦为主。” 又说：“设总部于东京、支那、孟买、朝鲜、菲律宾、安南、美国等处，俾收发函件皆得定处。既便交通，且使散处之各会员，均得易悉会中事务。” 《民报》刊有署为揆郑的文章《亚洲和亲之希望》云：“是故希心大同，仅言社会革命，则联合欧、美同志宜也。东亚多亡国，情状迥异，正宜扶将以为事，而吾以种族之故，政治社会，一切务须更张。事有先急，种族是为要点。……亚洲而和亲也，其大有造于将来哉，余引领望之矣。”。[ 揆郑：《亚洲和亲之希望》。揆郑即汤增璧，曾留学早稻田大学，受革命党重视，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入“同盟会”，为《民报》副主编，成为主编章太炎的助手，曾以余波、揆郑、曼华、伯夔、邓诚等笔名发表《亚洲和亲之希望》、《革命之心理》、《湖广总督之滑稽》等文章。] 《民报》第13号发表章太炎《记印度西婆耆纪念会事》和《送钵逻罕、保什二君序》等文。从这些文章看，章太炎对印度有特殊的好感， 无怪乎他希望将佛教列为国教。他认为中国与印度同是亚洲先觉，共同担负历史使命，互通声气，“扶将而起”。 他希望两国都不去做“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以此为世界表率，可“使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 [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243－244页。] 章太炎还曾喻中国与日本、印度三国为扇，中国是扇骨，印度是扇纸，日本是系扇柄的扇绳，以此象征三国友好关系。 又说：日本历艰难困苦脱出危亡险境，所遗憾者“作为扇绳的日本”没有担负起支援亚洲的使命，而对亚洲实行侵略，破坏了亚洲的安全。他要求日本深刻反省，制止侵略，转与亚洲人民团结一道。 他在《民报》第16、17上发表《五无论》与《国家论》，表达这样的思想云：帝国主义者寝食不忘者，犹在劫杀。视其磨牙吮血，害他国赤地千里，而自以为“义所当然”。其于殖民地之所为，“酷虐为旷古所未有”。今亚洲最大危险莫过于帝国主义。[ 章太炎于《民报》第十6、十七号，刊《五无论》与《国家论》。] 《五洲时事汇编》，载章氏《论黄种之将来》一文说：“使黄种不幸被逼迫，则遁逃伏窜者何地之依？”，“含血之伦，必有精锐之气，精锐之气蛰伏于胸中，若水之有隐热，非淬之厉之磨之捣之，则不足以发，常有亡国败家，而其人材什倍于平世者。” 1913年，章太炎为越南阮尚贤《南枝集》作序云：“余违难江户，而越南遗民阮鼎南君适至。尔时亡国之痛相若也。余以持论慷慨，腾书转输，逾五年，卒睹光复。归国既二岁，阮君亦来余邸中，出其所作《南枝集》相示，其道故国灭绝之祸，悲剧怏郁，与余曩日所持论等”。 又云：“夫能媚于异国者，未有不能媚于邦人，匡复之士，性情亢直，往往易为此曹玩。少不矜持，向之叛降他族者，蠢尔复出，植朋党，执政柄以还噬倡义之人，则兴国之气销而正论不容复作矣。呜呼！越鉴不远，在禹贡之域。”[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446页。] 4、创“亚洲古学会”，复兴“亚洲古学” 1917年，章太炎南洋归，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学会自称以研究学术、连络群谊为前提，不含任何“政治上之臭味”，指出：亚洲各国虽风俗人情各不相同，然溯其源流，“无大歧异”，只为国界分隔，以至情志久疏，“遂忘同气”。近来日本一战而胜，“北制强俄”，遂使亚洲增加信心，“东西民族，安见其不相及”。 而探究日本文化竟源于中国，此所谓“考日本民族之发展，必寻源于支那有唐以来之历史”。中国学问又与印度有缘，“中国自四世纪至八世纪之思潮，必探源于印度哲学”。鉴于这样的道理，亚洲本应叙“同洲之情谊”，联“各国之学识”。 “迩来西势东渐，我亚人群，有菲薄旧日文明，皮傅欧风，以炫时俗者。亚洲古学，益虑沦亡。”[《发起亚洲古学会之概况》，《时报》1917年3月5日。]近代以来，西学骎骎东进，举世追逐欧风，亚洲古学渐次沦丧。因此成立古学会的又一目的是接续传统，弘扬古学，寄望于亚洲的振兴，而亚洲之振兴，又有待于亚洲传统文化即古学之复兴。 “近者欧战发生，自相荼毒，惨酷无伦，益证泰西道德问题扫地以尽，而东方高尚之风化，优美之学识，固自有不可灭者。”[《发起亚洲古学会之概况》，《时报》1917年3月5日。]这或为亚洲古学会成立的第三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自相荼毒，惨绝人伦，文化已经衰退，道德已经扫地殆尽，高尚的风化，优美的学识，唯存亚洲。世界价值应该重新评估，学习西方的旧调不复可弹。当今的时代不再是亚洲学欧洲，而是亚洲救欧洲。[ 又称：“在同人等爰自发起亚洲古学会于上海，以研究亚洲文学，联络感情为宗旨。特于三月四日下午三时，开第一次大会于西门外林荫路江苏省教育会内，凡我亚人，顾念同舟共济之义，惠然肯来，不胜幸甚。”引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555页。] 亚洲古学会发起当日，到会者“有日人平川清风、植树久吉、西本省三，暨某国人建德其昌等二十余人”。会上章太炎演说云：我来到日本就存有夙愿，就是设立亚洲古学会，与全洲人士提倡旧日之文明，而在今日或可成为事实。 当下亚洲学者对于欧洲近况，莫不了然于胸，而于亚洲各国，只因日本以同文之故，情谊稍为亲密一点，至于印度、阿拉伯等国之政俗，瞠目不知。成立亚洲古学会，就是沟通情谊，探讨古学，恢弘传统。亚洲与欧洲不同。 他又说：“学派虽多，尚无宗教之争，未若欧土教争，动致流血”。与欧洲学说相比较“欧人以物为主体，以心为客体；亚人则以心为主体，以物为客体”，这是亚洲学说之所以能联谊协同的思想基础。 文化兴则国家兴，一国之文化兴，必先有古学兴，“古学可兴，而国家亦可得其裨益。”[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555页。] 1917年4月8日，亚洲古学会第二次大会，章太炎所拟“暂定简章”在会上得到通过。章太炎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当时报载：“亚洲古学会昨日假虹口日本人俱乐部开第二次大会，到会者有：西本省三、柏田忠一、筱崎都香佐、小川尚义、植树久吉、南井几久司、大西斋中、世古梯次、波多博、平川清风、章太炎、童亦韩、朱少屏、周越然、严浚宣、顾企渊及某某等国数人。二时开会，首由西本省三报告开会宗旨，次为章太炎君逐一朗读暂定简章，征求与会诸人意见，并由西本省三君译以日语，周越然君译以英语，结果全体通过。该会简章附记如下： 一，定名：本会由亚洲各国同志组合而成，名曰亚洲古学会。 二，宗旨：本会以联合同洲情谊，昌明古代哲学为宗旨。 三，责任：例如左：（一）本会有将亚洲书籍互相输送之责任；（二）本会劝导亚洲人士互相敬爱之责任；（三）亚洲大事，本会有通信于亚洲人之责任；（四）有侮慢损害亚洲各国及亚洲人者，本会有劝告匡正之责任。 四，入会：会员资格如左：（一）籍隶亚洲者；（二）与宗旨无悖者；（三）无不正当之名誉被有指摘者；（四）有会员三人之介绍，经评议会认可者。 五，义务：会员之义务如左：（一）入会时缴入会银五元；（二）每月缴常费银一元；（三）会员有谋本会发达之义务；（四）会员有被举为职员之义务；（附）亚人之热心赞助本会及捐助经费，或力任他项义务，本会当认为名誉赞成员。 六，职员：本会职员数任期及职务列如左：（一）本会暂不设会长；（二）总干事一，执行会务，于会员选举之，任期一年，续举者得连任；（三）干事八，分任书记、会计、庶务、调查、选举，任期同前；（四）评议员十二，评议会务，各就本国会员中公推二人或三人为之，并得互选，主任之任期同前。 七，会期：列如左：（一）大会由总干事召集全体会员行之，每年一次，会期应由总干事决定。（二）职员会由总干事召集全体职员行之，每月一次，会期亦由总干事决定；（三）干事会由总干事召集全体干事行之，会期决定同前；（四）评议会由评议主任召集全体评议员行之，会期应由评议主任决定；（五）临时会准本款第1、二两项办理。 八，出会：事由列下：（一）失第四款2、三两项之资格者；（二）一年以上不尽第五款第二项之义务者；（三）经职员议决辞退者；（附）因第四款第二顶之事由而出会者，其事由解除后仍得入会。 九，会所：本会事务，暂设爱多亚路某号，其临时会所于开会前十日布告。 十，附则：此章经职员会议决定后，当即公布实行，如有未尽妥协，应于下次大会提议修改。”引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558页。]又有柏田忠一演说，题为《亚洲之文艺复兴》。 柏田演说毕，章君太炎就佛教问题发表看法，提出“欲谋亚洲佛教之联合”的愿望。他分析佛教现状： 佛教中有大乘、小乘，又有天乘、人乘。所谓天乘者，即天堂等说是也；人乘者，即望人为善是也。至有所谓外道者即属天乘，以天乘有门户之分，故谬执天乘之说即为外道，否则均可入佛法。今中国无天乘，但有人乘而已，人乘无迷信，其入大乘甚易。彼主张天乘者，若去其门户之私，亦可入佛法。 佛教门派很多，要“连络而统一”，实在困难，尤其僧人信仰已深，归附宗派，联络不易。然而“居士学术较深，亦无宗派争执，连络而统一之，甚易为力。”因此建议从联络“居士”着手实现佛教联合。他的结论是“门户之见除，则各教自合”，“各教之联络，宜于居士，不宜于僧徒也。” 章太炎说完，继有日人平川清风演说，其谓“亚洲主义者，即保护亚洲是也”。当时戈公振撰《亚洲古学会》时评云： 亚洲开化最先，其间文物之流传，亦历久而不敝。乃洎西学东渐，世风丕变，浅尝之士，徒骛新知，而几欲尽弃其旧学，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夫同洲宗教虽殊，而以道德为根本，则颇属一致，是其精神上之关系，诚有不能磨灭者。发挥而光大之，夫岂其难。今者亚洲古学会之发起，其为全洲思想界联络之一大枢纽欤？ 1917年5月下旬，亚洲古学会开第三次例会，议决发行机关杂志， 报载：“亚洲古学会于前日下午二时，在西门外江苏教育会内开第三次例会，中日人士与会者凡二十人。当时议决发行机关杂志推周越然、西本省三为会计，波多博、周越然、谢英伯为编辑，章太炎为总编辑，并为各种具体的准备，以待四次例会全体之承认。”[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557-559页。] 1917年7月1日，亚洲古学会开第四次常会，决定发刊《大亚洲》杂志，报载：“亚洲古学会，昨日假一品菜馆开第四次例会，主席为章太炎先生，其莅会者，为西本省三、柏田忠一、山田谦吉、平川清风、大西斋、波多博、谢英博、周越然、朱少屏、严浚宣、顾企渊等。 所议之件：一，杂志之出版；二，会费的酌减。后经在会者逐件磋商，乃议决会费仍照定章，杂志则着手进行。该杂志定名为《大亚洲》，总编辑一席由章太炎先生担任，其中文编辑为谢英伯君，英文编辑为周越然君，和文编辑为波多博君，并预定9月1号出版。 所有体例，约分六门：一，图画；二，论说；三，纪事；四，时评；五，杂著；六，古籍提要。迨至各件议妥，遂由主席宣告散会。” 旋因章氏即随孙中山赴粤，亚洲古学会未见续开，《大亚洲》亦未见刊行。[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567页。] 由上而言，章太炎的亚洲观表现为国粹主义的昭示与佛教精神的崇扬，主张建立宗教以激发民族信心、增进国民道德。日本国粹主义及亚洲主义于其发动之初，提倡亚洲学问、弘扬东方精神，而具反西方思想萌芽。章太炎的国粹主义闪烁近似的思想光谱，而当前者急剧“右”转，则与章太炎发生巨大的思想离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