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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2018年中国近代史领域延续了以往细密、扎实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观指导作用受到格外关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持续而均衡的发展已成为常态，除在具体问题研究上有所进展外，新视角、新方法也得到广泛使用，研究课题日益呈现多样化态势；对现实热点问题的回应，则更加彰显了史学的致用功能。 坚持唯物史观指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的指导，一直是中国学界关注的焦点。从史学角度来看，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做具体而微的考察，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精髓。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为契机，近代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近代史研究从诸多方面予以阐发。 陈峰《“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近代史研究》2018年5期）回顾了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认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了一定的加工、选择，既有积极的创造，也有特殊时期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乃至背离。郭辉《记忆与诠释：陈独秀“十月革命”认知之心路历程》（《安徽史学》2018年1期）深度解析了陈独秀人生经历与时势变迁对其十月革命认知的影响，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追寻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左玉河《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史学月刊》2018年8期）则从宏观视角考察了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研究体系的问题，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以来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二者的结合既立足于中国史学传统，也顺应时代发展而着力回应中国现实问题，这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特征，而且是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体系的根本保障，当代中国所要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是中国的、民族的、本土的、时代的、国际的、前沿的。 政治史论题不断拓展 2018年度，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内容丰富。陈先松《从财政史视角再析海防塞防之争》（《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6期）从财政史视角重新审视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认为光绪朝以后清政府对地方财政控制的加强，是左宗棠赢得此次财政博弈的关键，但也对海防经费的筹解产生了负面影响；崔岷《咸同之际“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历史研究》2018年2期）揭示了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事权”之争的基本面相及深远影响。 民国政治史也有新成果呈现。李怀印《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8年5期）提出了“集中化地方主义”概念，从现代国家形成的视角探析军阀政治在现代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意义。杨瑞《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北上的“本事”与“叙述”——以主流报纸舆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8年5期）对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本事”进行考辨，回溯比勘前后左右内外相关史实的“叙述”以还原“本事”，为学界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崔华杰《西方孙中山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学术流变探析》（《安徽史学》2018年4期）则将研究视野投向域外，关注英文世界孙中山研究的衍变及特点。 抗日战争史方面，除在战时外交、军事战略等议题有所突破外，抗战时期各界对“持久战”的不同表达也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学者们对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的背景与初衷及《论持久战》的版本等问题展开广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弥补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传统认知。 在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冲击下，传统政治史也开始主动“求变”。政治文化史、社会政治史理论与方法的引介，为政治史研究开创了新局面。陈金龙《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建构》（《历史研究》2018年4期）注重革命话语的分析，考察了十月革命对中共早期革命话语建构的重要性；郑师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4期）从政治心态视角切入，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共两党政治态度的转变。 经济史领域多点开花 在研究内容上，经济史研究涉及近代钱庄业的复兴与改制、基层集市的演变、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企业治理模式的探微、近代国家盐政建设、工人群体等诸多方面。在研究理路上，既有微观的实证性研究，也有宏观性理论建构；既有个案分析，也有对多个个案比较、分析与综合的研究路径；既有对常规史料的深度挖掘，也有对新史料的开发利用。 量化分析法的运用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屡有创获，何石军、温方方《习俗与契约治理：清代山西土地典契定价的量化分析》（《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4期）对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的312份有效的典契和约进行量化分析，进而重新定义了典契性质；刘畅《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史学集刊》2018年3期）对近代上海与朝鲜间贸易做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讨论了两者间贸易对双方的影响。 对选题意义的注重及历史经验的总结，已成为许多研究者自觉追求的目标。杜恂诚《二十世纪前期白银汇率的两次异常震荡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历史研究》2018年3期）一文，围绕20世纪前期中国两次白银汇率异常震荡展开讨论，在两次危机中政府缺乏化解危机的经济手段，导致中国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给当时的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郑清坡《从基层集市演变透视农村发展路径——以民国以来定县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3期）以民国以来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农村集市的演变为例，认为农村自身发展才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途径，而不必等到城市化完全实现。 社会史研究充满生机 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就因其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备受青睐，2018年社会史研究大抵承载了这一特质。《史学月刊》2018年6期开辟“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专栏，分别从慈善义演性质、慈善义演的参与主题与近代都市文化、商人与慈善义演、慈善义演的文献资料整理等方面进行阐述，推动了近代慈善史研究走向系统和深入。 近代史上的农业问题也颇受学界关注。翁有为《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1927—1937）——以赋税与灾荒为研究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7期）以赋税和灾荒为研究视角，梳理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衰败、农民极端贫困的历史事实，进而对全面抗战前存在所谓“黄金十年”的看法提出质疑；王先明、王雪《乡村治理的困境与探索——以民国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中心》（《人文杂志》2018年11期）则揭示了民国时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治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阅读史、书籍史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3期）在学理层面探讨了阅读史的内涵、材料与方法；李金铮《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近代史研究》2018年4期）对《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进行研究，强调读者与报刊的双向互动，揭示了党报在塑造党的意志方面的重要功能；曹南屏《“考试不足得人才”：清末科举改制与出版市场的互动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18年5期）从书籍史维度切入，考察清末出版市场与科举考试的互动及影响。总之，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使一些老课题重新焕发活力，拓宽了研究视野。 2018年，论文选题以微观为主，中观乃至宏观的命题相对稀缺，实证研究一如既往地占据较大比例。新视角、新方法的运用及跨学科理论的互融，已使许多论题很难归入某一固定学科。在专题研究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研究者们也重视对宏观理论的探索，不断思考如何在与国际学界对话的过程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