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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尼泊尔族的民族问题形成原因 不丹尼泊尔族的民族问题形成原因是多样的。笔者认为造成不丹尼泊尔族民族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不丹政府出于对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安全的担忧，以简单而粗暴的方式在多民族国家中塑造统一的民族身份，推行“国民幸福总值”的价值理念来整合社会可能存在的“离心”因素的结果。 (一) 经济压力与安全 不丹属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主要依靠，79%的国民收入和就业依赖农业生产。而独特的地理条件又决定了不丹仅有2.3%的土地面积可用来耕作，其中主要可耕种土地多集中于尼泊尔族聚居的南部地区。尼泊尔族主要聚居的不丹南部地区实际上是不丹的“粮仓”。正是其拥有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资源占有优势、较高的文化地位和相对富庶的经济状况，加之不丹国内经济上的不平衡，不丹君主政权因此感受到了某种安全威胁。 另外，不丹南部地区与印度接壤，是不丹对印度贸易的重要门户。不丹南部的地理位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除此之外，不丹日益增长的尼泊尔族人口数量对脆弱的生态系统极容易造成破坏。不丹政府对尼泊尔族缺乏好感，与尼泊尔族占有着不丹有限的可耕种土地中最肥沃的部分并破坏了自然资源不无关系。 不丹“复兴传统文化运动”中实行的民族统一、驱逐尼泊尔族人政策，虽然降低了全国人口总数，但是最终能否保证不丹的经济独立、食品自给自足以及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不丹政府似乎对此充满信心。根据不丹皇家政府的相关统计，进行民族识别后的不丹经济发展逐步走向稳定，经济能力有所增强。1993年至1994年财政年度，不丹政府的国内财政收入是15.9亿努，同年财政支出为16.06亿努，基本实现了财政能力的自给自足。 (二) 政治安全 从政治安全的视角来看，不丹政府对尼泊尔族的顾虑，一方面源于不丹境内不断增长的尼泊尔族人口数量优势，让不丹王国政府忧心忡忡；另一方面，这种顾虑来自于尼泊尔族群在政治生活中不断提升的敏感性和影响力所可能引起的不丹政治安全风险。 在不丹现代化进程中，不丹尼泊尔族的身份归属成了民主机制建构中的焦点，它也是不丹封建君主制度能否继续存在的重要影响因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印度独立运动和尼泊尔“反拉纳”运动双重影响下，不丹于1952年，由三世国王吉格梅·多吉·旺楚克在保持封建君主制度的前提下，引入了西方民主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不丹尼泊尔族在古朗 (D.B.Gurung) 的领导下，于1952年11月成立了不丹第一个政党“不丹国家大会党”。不丹国家大会党的主要成员为尼泊尔族，在成立之后，始终坚持维护尼泊尔族利益的立场。不丹国家大会党的激进主张以及承认自己与印度国大党存在着密切关系，让不丹官方认为不丹国家大会党受到了印度和尼泊尔的支持，在50年代制造了不丹历史上“第一次反民族的暴乱”。这使本已对印度心存芥蒂的不丹王国政府感到可能存在着被颠覆的巨大风险和压力。由于不丹国家大会党的主张太过于激进，且不满足于所获得的政治权力，不断向政府发难，从而影响到了不丹的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国王下令解散不丹国家大会党。 1975年锡金被印度吞并，加剧了不丹王国对尼泊尔族可能颠覆不丹政权的担忧。鉴于这种压力，不丹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了主张“复兴传统文化运动”的民族统一政策，以排除尼泊尔族群文化对不丹政治的影响力。 不丹政府执行民族认同政策时采取了两个举措，即：一方面让尼泊尔族人尽可能地融入不丹的官方文化，让不同民族的文化与身份获得统一；另一方面逼迫那些难以融入不丹官方文化的尼泊尔族人离开不丹。而不丹王国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既简单又粗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