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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郝苏民先生参与筹建西北民族学院后68年的人生经历为“经”，以不同阶段的教学规划、学科建设思考和实践为“纬”，集中展现了其学术成长的路径、民俗学学科思想体系的形成、学科建设的探索实践及学科人才培养。在中国民俗学100周年的视野下，立足西北地区最早民族类院校教学实践，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成就，并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非遗研究、民俗学教学及新时代背景下的民俗学走向作了阐述。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郝苏民；学科建设；多元一体；新时代 前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已经开始被介绍、引入中国，专题民俗调查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也随之展开，如晚清革命派的种种倡导与言说，黄遵宪的民俗志著述，“风俗调查会”的成立及资料收集等［1］。根据民俗学学界业已公认的看法，一般将1918年开始的北大歌谣征集活动视作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肇始［2］。如是，中国民俗学已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不可否认的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体民俗学本体学术与中国化实践才进入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繁荣发展时期，进而重汇国学源流，跻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在国家新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扮演应有的角色。时值中国民俗学100周年之际，笔者拟专题采访中国西北地区民俗学教育家、民族学家郝苏民先生，聆听他对民俗学在中国西北大地高教领域从萌芽到茁壮成长的历程回顾、经验和学科反思，以期抛砖引玉，以真知灼见，与学科共同体一道，推动民俗学中国学派在新历史纪元的创新开拓，这应视为有意义之举。一贯低调的郝先生例外回应，认为此访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里，中央改革与地方各方面创新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历史遗留下了贫瘠落后深痕的大西北，更是今非昔比。从这个背景看问题，作为这一历程的见证者，理应接受这次访谈，目的只为与青年一代共同反观总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奋斗中，融入各自的历史担当。 王彦龙（以下简称“王”）：郝先生，您好！很荣幸能有机会对您进行专题采访。您是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学家、民俗学教育家，一度曾是前文化部非遗专家委员会民族民俗方面的专家委员，长期担任《西北民族研究》主编。您本回族人，又被公认为精通蒙古语文的当代蒙古学家；同时，还自修藏语文，也学维吾尔语文、俄文以及基里尔直至八思巴蒙古文等语文；对于西北人口较少民族，如东乡族、保安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和锡伯族的语言文化知识都有涉猎。您身上这种一生坚持好学，关注地方民族文化，富有开拓性的治学精神和卓越的人才培养成效，在我们几代学子中有口皆碑。今年是中国民俗学100周年，您是民俗学高校教育在西北地区诞生和发展的首倡者和实践者。西北民族大学在1984年创办了“西北民族研究所”，成为西北地区最早的民俗学学科人才培养单位，并于1990年获得高校“民间文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继而在高校首挂“民俗学系”名称［3］。培养了几代、一大批包括少数民族学子在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有的还是那个民族第一代的民间文化专业人才，形成了较大影响力。学界很关注您多年来在民俗学领域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和学科反思，这也是这次访谈最主要的关注点。 郝苏民（以下简称“郝”）：提出的几个要讨论的问题，放在中国民俗学100周年这一视野中来谈，总体来说是必要的。我想，讨论时要聚焦，要有整体观，就像拍照一样，重点要放在脸上。有了大背景和主题，再一聚焦，就是我身上要反映的东西。新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的旧社会中诞生的，毛主席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邓小平让大家走向富裕，现在习近平主席率领各族人民再接再厉，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现在的“新时代”就是处在中国强起来、承担历史使命的新时代。回顾这些用意何在？就是要在这个时段里，聚焦我们所要讨论的关注点。我们谈民俗学，打开脑洞发现问题，明确我们的时代使命，没有这个大视野，就事论事看不清楚；没有这个大胸怀，也说不明白问题实质。在中国民俗学100年的大视域里，我们聚焦在西北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里的一个高等院校，这个高等院校涉及到少数民族教育。在这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背景下，就要着重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这个中华民族是存在历史渊源的大实体。我们强调中华民族认同，就要谈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里的民俗学。有了这一个清晰的、坚定的、宏观的认同，再把它放在西北这个空间的区域文化里，针对一个以具体少数民族为主的高等院校来思考，设计我们的学科建设，就有了实际的内容，以防空洞泛谈。 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和平解放大西北——进军西藏、新疆，凸显出少数民族干部的急需，应运而生的是民族学院的诞生。那时，中央、党的西北局关于西北民院的办学方针，就是这样指挥和要求的：一切从革命需求出发，一切从当地实际立足。所以，学以致用。西北民族学院首创的大学本科专业里，设立了“语文系”，内设蒙古、藏、维吾尔三个民族的语文专业，主要招收汉、回、满等不懂少数民族语文的学员（后来又增加了汉语文专业，主要招收会母语文而汉语文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学员）。直到60年代“文革”之前，民院（民族类综合性普通大学）基本是以民族地区发展中急需的专业和管理人才为主的学科建设，没有现在所说的民族学、社会学与民俗学等学科之说。学校学科真正发展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40年里的事了。 西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委所直接管辖的民族大学中最早的大学之一。当时建立这个学校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的？我参与这个事情之后又是怎么走到这个学科里面的？在中国西北民族地区，其时需要何种学科？学科要怎么规划？与历史上的承继关系是什么？哪些曾是探索中的弯路？等等。因为我是在学校经历的过程里走过来的，谈我、谈我的事情都是在民族大学这块空间、这段时间里面来谈。为什么说我和学校的关系呢？我们学校正式成立是1950年，我是1950年到这里的。西北刚解放，筹办西北民院时从西北各地区选人，我就从宁夏来校，其时我方14岁。到2018年，整整68年的岁月风云，我陪同西北民族大学这所学校同步跨桥梁、钻隧道、经风雨、见世面，一路走来，到现在还在陪学校爬坡走。如今，我已是83岁的耄耋之翁，虽退休有年，但最少，仍在心灵与情感上陪同着、见证着学校的学科建设。说来有点搞笑，多年之后方悟出鄙人此举纯属“自恋”所为（并非全系行政头人“顶层设计”或授命）。但静思领悟，亦不属奇葩另类，可算“地方性”“特色”痴者一层。或于若干岁月之后梳理学术史时，可成为方法论层面之启迪兴许可能。因此，谈我和这所大学的相关往事，必然与这个院墙里波谲云诡的大小故事纠结在一起，又难脱离国家整体的发展或变迁来透视。离开这一层，我个人身上的一切就没多少趣味可言了。直截了当说，信息丰富得达到当今爆炸之时，奢侈的“浪费”就在所难免。加上发展不平衡的存在，个别操作者急求政绩，热急慌忙，不可终日，冷落基础建设，立马非具重大财富（或声誉）资源之举，不易被青睐；非形式主义项目，被视为“一钱不值”或成常态…… 王：我基本理解您说的这层意思，关注的问题不能就问题而问题，应该放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和时间里，选择具有宜于产生更多价值关怀的视野来探讨。您经历了西北民族学院的筹建阶段，大学本科学的是蒙古语专业，20世纪50年代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蒙古族民间文学作品，三年困难时期在甘南农场“改造”时自学了藏语，“文革”时期在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又从事喀尔喀蒙古语文教学工作。您在某些访谈场合中强调这些人生经历对您走上民俗学－民族学的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您能详细谈谈这一段人生经历吗？ 郝：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兰州之于西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点，现在兰州的南关十字，那时候有个城楼，上有大匾，写着“万里金汤”。跨中山铁桥往西，乃金城关，过去人们都生活在黄河水边上，城门一关就过不来了。自兰州一过黄河，向东北即至内蒙古，直北就是银川，偏西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往南一点是青海，过了青海和甘肃甘南，就和四川、西藏连上了。过了嘉峪关就是西域，新疆头一站是哈密，再就是乌鲁木齐。再往西，现在叫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再走就是莫斯科，我们说的丝绸之路大体就是这样。兰州一把关，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皆止，故有“咽喉地带”之称。由于革命发展形势的需要，应用于军事需要的民族语言问题凸现出来，正是这个时候，西北民族学院先于其他民族院校成立，我总结了四个字——一个新纪元时代的“应运而生”。 西北民族学院起初的筹办地点位于现在兰州七里河区的西果园，原址是国民党时期的西北农专。1952年，高教部决定对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西方构建的高校体系进行调整，有的院系、专业要撤消，有的要改造合并，称为“院系调整”，这是中央政府一大举措。与西北民族学院有关的，一是西安的西北大学边政学专业决定撤销，所有师生及图书资料合并到西北民院；二是兰州大学有边语系（藏、蒙古、维吾尔）专业，把这个专业的师生、设备合并到西北民院。至此，筹办中的西北民族学院正式有了大学本科的专业和系科，即“语文系”（注意，非中文系，也不是汉语系），同时还新成立了政治系。本科两系的开办，为后来发展大学教学打下了基础。因为语文系三个专业学员报名不平衡，便由组织分配，我被从维吾尔语专业调整到蒙古语专业。我入校时已是宁夏首批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服从组织分配自视当然。 不久就明白，学少数民族语文马上就要为全国的解放、建政服务。还没毕业的时候，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就来了。当时的决定是通过青海到西藏。任务紧急，学生报名参军，立马就编到部队。我们后来才知道，青海和甘肃的安多藏语，不同于西康话与拉萨方言，我们在校学习的仅是安多藏语。那时学生精神世界很开阔，争着报名，从宁夏同来的十多人都报名去西藏。尚未结婚的、年龄小的学生组织决定暂不批准，我就没有被批准，刷下来了。他们从西宁到日月山，再到格尔木，徒步走，一边修路，一边汽车推进，非常艰苦，有的还没到西藏就捐躯了。那时学校设置的一门很重要的课叫“民族情况与民族政策”，由旧时从事过边疆工作的教员给我们讲课。习仲勋是西北局的书记，也经常来给我们作报告，讲形势、讲政策，还有高级将领甘泗淇、院长汪锋等常来作报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紧学好民族语文，为解放民族地区服务，所以脑子里面产生的不是民族学，而是民族语的翻译。西北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汇集的特殊地区，解放工作需要与各个民族打交道，不会民族语言就没有办法接触民众，因此，少数民族语言的干部培养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需要。当时在我们头脑里，搞通蒙古、藏、维吾尔三种语言，配合革命形势发展当翻译，就是参加革命了。民族学院到底是何种大学，当时还在有关方面讨论，而在我们当学员者自己的共识里，就是学会少数民族语言，配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一批正规班毕业是1954年底，称“春季班”。我报的志愿是记者，去北京刚成立的民族出版社，但我被留校了，据悉是因为我的蒙古语口语突出，可当教师。1956年，我在《人民日报》副刊上以连载形式发表了蒙古族谚语汉译作品，当时在全校学员中轰动一时。1957年时，我翻译了蒙古族的一些故事，编成一个小薄册子，就是以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金蛋》。留校初期，我们被当作助教培养，各选课程，由任课老师培养后备上课。我选的是“翻译理论与蒙古语文翻译实践”，讲此课的导师是从西大来院的解放前有名的蒙古史翻译家谢再善先生。团中央1955年号召向科学进军，我是青年教师团支部的负责人，我的理解就是把蒙古文很好地翻译成汉文，把汉文很好地翻译成蒙古文就是向科学进军，没有其他学术概念。1956—1957年初期的助教期间，我翻译了不少蒙古文民间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甘肃文艺》《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报刊上陆续刊出。 1957年，我大学毕业两年多，说法上我被视为“只专不红”，但后来内传我因与汉族同学谈恋爱，不服从有关领导劝阻等因，卷入领导不同观点的矛盾里被定成“右派”，开始在学校当“反面教材”。当时22岁的我，几乎是全国年龄最小的右派分子之一。三年自然灾害最严峻的饥饿时期，我被遣送学院的甘南甘加草原农牧场垦荒改造。自然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很大，口粮严重不足，日子十分艰辛，不少师生已经浮肿。那时和甘加相连的青海甲吾草滩上，人、畜白骨，处处散见。我坚持了三年，也在牧民中学会了藏语。1962年底，我被召回学校，侥幸留住一命。“文革”开始之后到白银的省干校接受审查。自1957年后，我先后干过的工种，不止一二十种：爆炸山石、砖瓦工、蜡版刻写以及夯墙、砍柴、驮水、垛粮等等。听起来很苦，却锻造了我的意志，使我有了独自拼搏的能力，不幸中也让我抓到了“塞翁失马犹为福”的机遇。甘南的牧民生活教会了我藏语、藏文，进而我初步攻破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一关。凄风苦雨滋润了我的人生道路，也为以后我不被虚名浮利所俘，决心从教，一心在西北高校建立应有学科奠定了意志和精神层面上的抱负、境界和实际收获。实话实说，一个少数民族青年的初恋婚姻失败，竟可以与某一时代特定地区政治问题牵连在一起，这给了我之后要走向哪里不少思考和启迪。当然，这些收获，支撑了我，也贯穿了我后半生的一切有思考的探索与行踪。 20世纪70年代初，北疆边防对峙，犯者陈兵百万，战事吃紧，国家备战以待。有关部门在兰州高校办俄语和蒙古国语文的培训，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一部分。当时内蒙古也因“文革”之故，人事不畅。在档案里发现我有此方面语言特长，拟调我担任教师。鉴于我仍是“摘帽右派”身份，一般性教师岗位都难在那时允许“右派”担任，何况如此重大任务，有关方面负责人最终研究出“两全其美”之法：须坚持革命原则，同时可用我的特长为革命工作。这就是给师生员工公开宣布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在“革命群众监督下进行教学活动”。1972年，我正式从北湾干校到当时的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就职（仍可得到32元生活费的待遇）。在甘肃师范大学工作期间，我又钻研了古文字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4］。“四人帮”粉碎后，西北民族学院复办，我被重调回母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