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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研究课题之间的社会互动只是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参量。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根据社会的阶级结构设想研究者的行为选择。学科规范和学术传统已经影响了我们研究民俗学的方法，它建构起一张同样值得研究的处于变动中的关系网络。相关论文直接反映了民俗研究史的这一特征，同时展示了美国民俗学领域的一些重大进展。当然，它们并不代表早期民俗研究中的所有重要趋势。例如，它缺少了对族群、区域和职业边界相关民俗记录与研究的讨论。“联邦作家计划”（Federal Writers’Project）参与记述口头传统而产生了大量的民俗出版物，它们影响了民俗学科的发展进程，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形塑了很多美国民俗学者的研究兴趣。2同时，“通俗化”在理解民俗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也应被全面分析。3最近研究表明，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比，民俗学相关于思想和行为的更紧密非学术趋势。赫尔德的思想最初刺激了欧洲民俗学的诞生，而且影响了美国文学派对“民”的认知，现在它被转化成政治运动中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4这种社会宣传和方法论研究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应站在历史的维度去看待和分析。 亨德森（M.Carole Henderson）结合加拿大情况谈到了这个问题。她恰当地指出，民俗研究构建出一个很容易受到社会和政治事件影响的开放系统。民俗学范式5应该在更大的社会承启关系中被研究和检验。 然而，这方面的大部分论文还是围绕着民俗学范式的形成过程来谈的，也就是说，他们叙述了为研究奠定基础的一些尝试，包括课题的确定和选择、理论框架的建构及研究方法的建议。他们也描述了社会和学术语境中民俗学的体制化过程。学术机构的重要性也被美国民俗学的创始人关注到了。他们十分清楚，建立机构可以帮助他们规范、系统、执行研究及出版相关事务，因此，贝尔（Michael Bell）和达内尔（Regna Darnell）在各自论文中表现出的强烈个性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在研究路径上科学取向与思想取向的区别。他们的论文讲述了美国民俗学的创始故事，描述了学科前辈在有关神话界定方面的争论。但奇怪的是，与我们熟知的神话叙事不同，失败方幸存了下来，并且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像贝尔和达内尔陈述的那样，美国民俗学会在这场关于研究方向的讨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博厄斯（Boas Franz）和纽厄尔（William Wells Newell）依据此权力基础展开了各自的学术斗争。他们在学会中都占据着既得权益。一方面，博厄斯抗议波士顿和华盛顿的人类学当权派，通过美国民俗学会推进自己的理论，推出生源。1另一方面，纽厄尔挑战由巴塞特（Bassett）领导的芝加哥民俗学会秉承的纯文学研究方向。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为美国民俗学会留下了人类学理论印迹。托雷森（Thoresen）在论文中指出，这种倾向助推了克罗伯（Kroeber）进行人类学-民俗学研究，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先驱了。 在美国，像很多其他学科一样，民俗学有两种制度化形式：学会和大学。博厄斯和纽厄尔是学会主席，但是他们，尤其是博厄斯的志向是在大学中建立科研与教学机构。实际上在合适的时机下，博厄斯在人类学领域实现了他的目标，民俗学则相对落后，它在很多年后才在大学中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实际上，这其中有超过50年的鸿沟，美国民俗学会在1888年创立，而印第安纳大学最初授予民俗学学位是在1949年。2） 尽管如此，在这期间仍然有一些大学在进行不同强度和集中程度的零散教学。当然很多课程反映的是巴塞特和芝加哥民俗学会倡导的文学方向，而非纽厄尔和博厄斯致力的人类学方向。文学派的支持者来自于并未参与学会斗争的第三方，也就是因推崇民歌而知名的乔叟故事研究者查尔德（Francis J.Child）。大部分的大学课程都直接或间接地相关于他19世纪末在哈佛大学的讲学，以及追随其脚步的他的弟子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的课程内容。就像莫莉（Linda Morely）说的那样，查尔德是因为对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兴趣才开始民俗研究和歌谣研究的，而这种文学倾向持续影响了民俗学者的研究与教学。当汤普森和泰勒（Archer Taylor）在20世纪20年代在哈佛大学跟随基特里奇学习时，他们继续追随着这种文学传统。当他们将关注点转向芬兰民俗研究方法时，两者也毫无违和，因为历史地理法同样部分来源于对民俗传统的文学兴趣。这两位学者对美国大学中民俗学的教学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建立了以文学而非人类学为基础的教学指导。因此，虽然人类学派很多年来在美国民俗学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大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却是由巴塞特和芝加哥民俗学会主导的文学派。这个传统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现在大部分的民俗学课程还是安排在文学学科下，而非人类学学科下的。1 围绕学术活动中心展开的斗争不应掩盖个人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它为我们提供了特定时期学术活动的部分境况，尤其是具有表演性的境况。通过筛选，阿尔维（Alvey）最终确定了这个研究角度：巴里（Phillips Barry）对民俗学的贡献。他展示了一个叛逆、不墨守成规的学者，也就是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不对任何机构和科学规范负责的人的重要性。巴里因此可以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挑战权威，可以尽情地推测想象，也就因此可以开创新的研究领域。 上述大部分论文的传记性特征不能也不应该掩盖探索民俗研究历史的目的，也就是，检验不同时期构成民俗研究基础的理论和思想。尽管传记类的记述很容易变成叙述个人轶事，但利用恰当的话，它也可以描述学科的发展，不仅作为一种观点，而是作为一种经验。2就像这些论文展示的那样，这种类型的研究强调了过去学术研究对人的关注，它是被复杂的人际互动、对失败的沮丧，以及对成功的喜悦所影响的。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理解比其自身更为广泛的承启关系，同时也建构了学科发展的模式，正是这些模式或独立或完整地塑造了民俗学的基本形式。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