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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作为文化记忆的一种传统物质载体,曾经是人们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虽然现在写本已不常见,但写本文化研究依然备受学界关注。有学者认为,世界各国学者对古埃及写本文化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百年,中国写本文化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许可以借鉴前者经验,以弥补自身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具有相似功能 英国牛津大学埃及学荣休教授约翰·贝恩斯表示,纸莎草这一重要书写材料的产生推动了古埃及写本文化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古埃及人开始大量地书写并留存下了多种类型的文本,包括宗教经文、技术文本、医学文本和文学文本等。另外,古埃及人也常在石头上以图画、文字等形式传递他们想要表达的信息,这一传统延续了几千年,这也使金石成为古埃及写本中的重要部分。尽管古埃及写本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但保存至今的古埃及写本却很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建委总结了中国的写本文化经历的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简牍时期,大约在东汉末年之前,书写材料以竹木为主,丝帛为辅。第二个阶段是以纸张为主的抄写本时代,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到北宋,书籍以卷子本为主。第三个阶段起于南宋之后,书籍的流通渐以刻印本为主,书籍装帧也转变为册子本。但直到明代中晚期之前,书籍的流传依然是刻印和抄写并行。 谈及古埃及与中国写本文化的共同点,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高奕睿表示,古埃及写本多数以纸莎草、皮革、陶片作为书写材料,中国曾使用竹简、木牍作为书写材料,在这些材料上书写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中国和古埃及写本在功能性上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曾经承载沟通思想、记录事实、纪念重大事件人物,甚至与祖先、神明交流的功能。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当前中国的写本文化研究从以文本内容为主要对象、以理解和诠释为主要方式的研究,转向对一个文本全面的、多元化的研究。徐建委认为,过去几十年里,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及其他类型的古代文本,已让古代中国的写本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近期,世界各地新成立了许多文本研究中心,这表明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对古代文本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趋势已经出现。这一趋势亦可见于中国学术界。中国学者对古地中海地区及其他文明的研究热情正在升温。通过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本文化的相关课题,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古典研究需要进入西方古典学研究的视野,反之亦然。两者的沟通与对话将在全球促生新的比较古典研究潮流。 中国写本文化研究和古埃及写本文化研究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应当相互学习。高奕睿表示,当前学者应当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写本研究中的问题。除古埃及之外,日本、印度、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有十分丰富的写本文化研究经验,国内学者应当从比较视角观照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写本文化。 贝恩斯介绍了一些他认为适宜与中国古代写本作为对比研究对象的古埃及写本。在他看来,古埃及的写本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希腊语书写的埃及写本,另一部分则是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埃及语写本。这两种写本存在较大的区别,后者更适宜与早期中国的竹简写本进行比较研究。 重新估量古代文本价值 在当今时代,写本文化研究可以帮助人们重新估量古代文本的价值。徐建委表示,对于经典作品来说,抄本与印本的变化不大。我们不能过于高估抄写对经典作品文本变异的影响。然而,对于过去的非经典作品来说,抄写过程中的文本变异则需要认真考量。一般来说,它们会有很多个变体,如古代的诗歌。 贝恩斯认为,当我们把文化建立在写作上时,同时也就和历史建立起了复杂的关系。史实是永恒的,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这让后来的研究者越来越难以理解历史早期的文本,也使得学者不得不建立起复杂的研究模型以探究真实的历史。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记者 孙美娟 实习记者 张译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