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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在对以往四十年的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2018年的近代史学界欣欣向荣，涌现出一大批值得学界关注的研究论著，本文将从政治史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思想文化史研究三方面对2018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进行回顾。 ▶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研究关注的基础性内容，2018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晚清政治史、中共革命史、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外关系史（外交史）和人物研究等几方面。 晚清政治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方向，虽然近年来受到史料限制，新成果并不多见，但仍有众多学者继续坚守在这一领域进行“深翻”。2018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呈现出研究主题多元化的趋势，不过研究主题仍以传统的制度史和人物研究为主，代表性论文有侯宜杰《〈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上奏问题商榷》、王宏斌《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之恢复》、李文杰《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折处理》、任智勇《〈石渠余纪〉版本源流考》、崔岷《咸同之际“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李皓《宣统三年的东三省总督更替》等。 专著方面，李细珠的《新政、立宪与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研究》对晚清中国三种发展道路进行对比分析，并指出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彭贺超的《新军会操：中国近代军演早期形态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勾勒了中国近代军演的发展脉络，评价了新军会操的成效、问题及其制度性影响。 革命史作为以往近代政治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受西方“新革命史”观念的影响，中国学界也逐渐流行用“新革命史”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中共革命的得失。2018年的研究中，“概念”和“话语”问题的探讨受到学界的重视，代表性的论文有陈金龙《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建构》、翁有为《中共民主革命理论建构中的“封建”意涵之演变》、毕玉华《建构与调适：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帝国主义”概念》、杨念群《重建“中华民族”历史叙述的谱系——〈重塑中华〉与中国概念史研究》等。 传统的革命史研究课题，仍然很受研究者重视，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金冲及《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从上党战役到平汉战役》、应星《1930—1931年主力红军整编的源起、规划与实践》、李金铮《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李玉峰《1949年前后中共取缔会道门运动考析——以河南省内乡县为例》等。另外，金冲及的著作《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和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做了新的梳理，分析了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特点和走向。 民国前期的中央政府主要是军阀为主导的北洋政府，因而军阀问题的探讨也成为研究热点，例如杨天宏和李怀印分别从军阀形象和国家建设角度，对军阀政治问题做了新探讨。尚小明的专著《宋案重审》利用大量一手资料分析、考证案情，其中90%以上为前人未曾使用，结合时人及后来研究者论述，对宋案进行了“彻审”，并提出以往“宋案”研究中所忽视的内容。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了国民革命和民国时期“第三条道路”问题，例如李珊《〈北华捷报〉上的中国投书人——国民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的对外表达》和桑兵《“自由中国”的来龙去脉》两文。台湾问题因其特殊性，在本年度再次引起学者重视，如陈忠纯就探讨了“台湾意识”和台湾史研究的关系。此外，张静等著《民国政治史研究》则为相关研究综述的结集。 外交是内政在对外领域的延伸，因而广义的政治史还包括外交史或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近年来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新课题，因而也很受研究者重视。2018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不例外，时段则主要集中于清末和民国时段，代表性的论文有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李花子《穆克登确定的鸭绿江二源与后世争议分水岭》、戴海斌《〈辛丑条约〉谈判前后的中方“全权”问题》、薛轶群《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东三省电信交涉》、马建标《“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侯中军《论七七事变与英国的最初因应》、刘萍《“白尔丁号事件”与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等。 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作为以往关注较多的政治人物，再次受到学界重视，《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有4篇文章涉及孙中山研究，分别是张海鹏《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兼议孙中山阶级观点问题》、谭群玉和曹天忠《孙中山的讨陈方略与北伐开局》、杨瑞《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本事”与“叙述”——以主流报纸舆论为中心》、徐涛《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此外，小人物的研究更加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骛哲《郭实猎姓名考》、邱捷《潘仕成的身份及末路》、林绪武和王辛刚《吴鼎昌与1919年南北和议》、李在全《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张仲民《南桂馨和刘师培》、贺江枫《无以为继：黄郛与1935年华北危局》等。谢俊美的专著《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是近年来翁同龢研究、晚清人物研究的用心力作。此外，还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绍英日记》等出版。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经济史和社会史均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的历史学分支，但这两个领域在改革开放前长期得不到学界重视，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的进行，学界也在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取得长足进步。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在2018年还是非常受研究者重视的，涌现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 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经济史、土地问题和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等方面。有关晚清经济史的研究，吴昌稳有专著《晚清协饷制度研究》，论文主要有虞和平和吴鹏程的《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改归商办与官商博弈》、郭永钦的《晚清地方蠲灾钱粮考成的常见术语及核算技术》、李文杰的《息借商款与晚清财政》、刘诗古的《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张瑞龙的《中央与地方：捐输广额与晚清乡试中额研究》、龙登高等人的《近代公益机构的融资模式创新——海河工程局的公债发行》、曹南屏的《“考试不足得人才”：清末科举改制与出版市场的互动及其影响》等，都从不同方面关注了晚清的经济制度与活动。 涉及土地问题的论文有小田《论租佃关系的日常性状——基于20世纪30年代苏州“打催甲”的考察》、谢一彪《江浙沪地区堕民对主顾的固定服役权述论》、胡英泽《未分的果实：土改前后晋西南的果树分配与乡村经济》等。 涉及民国经济制度变革的论文有杜恂诚《20世纪前期白银汇率的两次异常震荡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燕红忠和许晨《日本不同殖民集团对我国东北货币本位政策之争（1906—1933）》、程朝云《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驳“殖民统治有益论”》等。连玲玲的专著《打造消费天堂》对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的文化变迁做了深入研究，是经济史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此外，黄正林等著《民国河南社会经济史》，吴松弟主编的9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也是经济史研究代表著作。 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历史学分支，社会史研究范围涉及广泛，包括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社会生活、法律史等诸多方面。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吕文浩编写的《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系统梳理了1980年代中期至2015年间大陆学者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并对此前相关的学术源流稍作追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还推出了“教研相长七书”，用7本专著集中展示了该中心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张德明的专著《基督教与华北社会研究（1927-1937）》则是集中关注了基督教在华北的活动。 关于民国时期法律的研究有李严成《“上海律师甚多败类”：从一起名誉纠纷看民国律师形象》、陈霓珊《民国民事立法中的“保守”与“激进”——基于爱斯嘉拉本土化立法方案的考察》等。杨天宏的著作《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从民初标志性的政治人物和事件入手，探索民国创立之初的制度建构及运作，力图对民国政治史上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探寻和廓清。 有关近代社会阶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知识分子、公务员、乡村精英和女性等群体，例如孙明《清末四川乡职身份良贱之两歧——以团保首人为重点》、郑会欣《抗战时期后方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王子壮、陈克文日记为中心》、蒋宝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的人事构成与权力格局》、吴翎君《推动工程国家——中美工程师协会在中国（1919—1941）》、吴敏超《从临时难民到落地生根：二战前后的新西兰华侨女性》等。尚小明的专著《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增订本）着重研究了清代学人游幕的发展变化、清代重要的学人幕府和清代学人游幕及其学术活动三方面的问题。 社会生活的变迁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2018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革命、新技术手段的传入以及秘密社会等问题。有关家庭革命，赵妍杰的两篇论文《为国破家：近代中国家庭革命论反思》和《试验新生活——“五四”后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家庭革命》对这一问题有深入探讨。新技术手段的传播和应用在近代中国属于新事物，因而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如谢欣和程美宝《画外有音：近代中国石印技术的本土化（1876—1945）》、孙青《魔灯镜影：18—20世纪中国早期幻灯的放映、制作与传播》、张文洋《晚清电报的语法：汉字电码本的设计与应用》等。此外，孙江的论文考证了《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作者、底本与叙事。 在专著方面，王笛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付海晏的《北京白云观与近代中国社会》，以道教全真三大祖庭之一的白云观为例展现了道教与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思想史和文化史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是学界研究的“显学”，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关注度有所下降，但仍是2018年中国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的变迁、新教育兴起和发展、知识分子思想史等方面。 有关社会文化的变迁，电影和戏剧两种日常娱乐方式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方面代表性的论著有黄健敏《移影换形：从〈建国史之一页〉到〈勋业千秋〉》、魏兵兵《娱乐政治：京剧与民国前期上海精英阶层的形塑》、郭安瑞的译作《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等。此外，陈平原的著作《左图右史和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通过各自独立但又内在关联的十篇文章，将近代启蒙、新知传播、传教士、女学、科幻小说等诸多内容，配以图片的形式生动再现了晚清画报缤纷的面目。张帆的专著《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歧变（1896-1919）》则是专门分析了近代“科学”概念的演变。 教育史也是研究的重点，论文如赵力《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对儒学教育的地方性适应——以宁波崇信义塾为例（1845—1867）》、张海荣《清末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与“学部三折”》、梁晨《从教育选拔到教育分层：民国大学院校的招生与门槛》等。专著方面，严安生的《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对近代中国人留日问题，尤其是从精神层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谭皓的《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依据中日双方原始档案史料，并与时人日记、游记、回忆录等个人记录互补互证，尝试考订史实，钩沉梳理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制度的历史脉络。樊书华的《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对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缘起、整体概况及成就等作过较详细的论述。麦哲维的《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文化》，以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建立的学海堂为中心，考察了19世纪聚集在广东省城和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精英在家庭背景、治学途径、事业选择等方面的种种面相。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论文有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陈鹏《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观的再认识》、徐佳贵《“五四”与“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温州地方知识人及刊物为视角》等。专著方面，黄丽安的《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以时为序，特别着重朱家骅在中研院制度化及国家学院体制化等方面，层层递进，自成逻辑，充分发掘、利用大量一手档案文献资料，从而保证了其论证的可靠性。张太原的《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详细梳理了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问题。高波的《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对1886到1932年张东荪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胡悦晗的专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以1927至1937年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郑大华的《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民族主义》则是专门分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问题。 晚清民国史学的发展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例如吴义雄《19世纪前期西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研讨与认识》、陈峰《“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等。《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的“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专栏则刊登了马勇、左玉河及张德明三篇相关文章。此外，邹振环的专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对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等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 纵观2018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各领域均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还有以下问题值得研究者思考和解决：首先，研究的领域分科越来越细化，容易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其次，各学科间的呼应和跨学科研究较少，这点需要加强；再次，如何处理好史学与史学传播的关系，即如何让历史学走向大众，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此外，新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也是今后学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