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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所称的“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一方面的确是准确地揭示了《孙子兵法》作为兵学最高经典的不可超越性，但同时也曲折隐晦地说明了兵学思想的相对凝固性、守成性、内敛性。 与儒学、道家、佛学乃至于墨家、法家等诸子学术的研究相比，有关兵学的研究，显然是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成果为数不多姑且不论，即使是有限的研究成果中，质量上乘、体系严整、见解独到之作亦属凤毛麟角。更多的是词条的扩大与组合，可又没有词条来得科学与准确，犹如“什锦拼盘”，看不出兵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规律，见不到兵学家、兵学典籍所蕴涵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精神，在整个学术思想研究的大格局中，很明显被边缘化，无法“预流”。 但是，兵学思想研究不能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并不能简单地责怪学者，问题还是出在兵学学科的自身性质上。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 在《汉书·艺文志》中，兵家并没有被列入“诸子”的范围，兵学著作没有被当作理论意识形态的著述来看待。“诸子略”的“九流十家”中，兵家无法占据一席之地，完全被排斥之外。当然，兵书也有它自己的学科归属，即“兵书略”，但是它的性质实际上与“数术”、“方技”相近。换言之，《汉志》“六略”，前三“略”，“六艺”、“诸子”、“诗赋”属于同一性质，可归入“道”的层面；而后三“略”，“兵书”、“数术”、“方技”又是一个性质近似的大类，属于“术”的层面。“道”的层面，为“形而上”；“术”的层面，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讲求功能性的，是工具型的理性，它不尚抽象，不为玄虚，讲求实用，讲求效益，于思想而言，相对苍白；于学术而言，相对单薄。所以除了极个别的兵书，如《孙子兵法》之类外，绝大部分的兵学著作，都鲜有理论含量，缺乏思想的深度，因此，在学术思想的总结上，似乎很少有值得关注的兴奋点存在，而为人们所忽略。 这一点，不但古代是如此，即使在当今几乎也一样。坊间流行的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很少设立讨论兵学思想的专门章节，个别的著作即便列入，也往往是一笔带过，如同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总之，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要开出绚丽之花，长成参天之树，就有些勉为其难，道理就这么简单。由此可见，兵学思想的研究，从学科性质上考察就有相当的难度，而一定要从工具技术性的学科来发掘“形而上”的抽象性质的思想与理论，则不免会教人多少感到失望。 其次，与儒学因应道教、佛教的挑战，不断更新其机理，不断升华新形态的情况有巨大的不同，兵学长期以来所面对的战争形态基本相似，战争的技术手段没有发生本质性的飞跃，大致是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样式占主导，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代出现火器，作战样式初步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但即便是在明、清时代，冷兵器作战仍然占据着战场上的中心位置。这样的物质条件与军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兵学思想的更新与升华。 即使有所变化与发展，也仅仅体现在战术手段的层面，如明代火器的使用，引发战车重新受到关注，于是就产生了诸如《车营扣答百问》之类的兵书；同样是因为火器登上历史舞台，战争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这样就有了顺应这种变化而出现的《火攻挈要》等兵书和相应的冷热兵器并用的作战指导原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局部的、个别的、枝节性的发展变化，并没有实现兵学思想的本质性改变、革命性跨越。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所称的“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一方面的确是准确地揭示了《孙子兵法》作为兵学最高经典的不可超越性，但同时也曲折隐晦地说明了兵学思想的相对凝固性、守成性、内敛性。 没有问题对象的改变，就无法激发出发展更新的需求，而没有新的需求，思想形态、学术体系就难以被注入新的生机，就会处于自我封闭、不求进取的窘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从学科发展的视野来考察兵学理论的递嬗，显然是会遇到极大的障碍，而要总结、揭示这种演进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特征，更是困难重重，充满挑战了。这方面，即便如当下最权威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在各断代军事思想的词条中，也只能横向地不断重复诸如战争观上区分了“义战”与“非义战”的性质，作战指导上强调了“避实击虚”、“因敌制胜”之类的套话。先秦词条这么讲，秦汉词条这么讲，到了明清的词条，还是这么讲，千篇一律，缺乏发展性，没有创新性，特别沉闷，非常呆板。应该说，这一局面的造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其研究对象本身停滞不前、自我封闭所导致的逻辑结果。 以上说的，如果指的是兵学思想发展的总结归纳存在着明显的“先天不足”的制约，那么以下我们还应该更清醒地注意到，这种归纳与总结，还有一个“后天失调”的重大缺陷。 从“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到“彬彬多文学之士”，这是中国文化在人才观取向上的变化趋势和显著特征。阳刚之气概逐渐消退，而柔弱之风弥生，“崇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之下，军人就不复为先秦贵族社会条件下熟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武士，而逐渐成为了一群可以随时“驱而来，驱而往”的“群羊”。这样的群体，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与掌握上自然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文化程度不高，知识积贮贫乏，阅读能力有限，学习动力缺乏。如果兵书的理论性、抽象性太强，那么就会不适合他们阅读与领悟。所以，大部分的兵书只能走浅显、平白、通俗的道路，以实用、普及为鹄的。由此可知，兵学受众群体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需求上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兵学思想的精致化、哲理化提升。 这只要从后世经典的注疏水平，与儒家、道家乃至法家经典相比，其滞后、浅薄实不可以道里计。兵家的著述在注疏方面，绝对无法出现诸如郑玄之于《诗经》、何休之于《公羊传》、杜预之于《左传》、王弼之于《老子》、郭象之于《庄子》这样具有高度学术性，注入了创新性思维与开拓性理论的著作，而往往是像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这样的通俗型注疏，仅仅立足于文字的疏通，章句的串讲而已。即便偶尔有曹操、杜牧、梅尧臣、张预等人注孙子的成绩聊备一格，但是它们的学术贡献与价值，依旧无法与王弼、郑玄等人的成就相媲美。而这种整体性格局的滞后与粗疏，自然严重影响到兵学思想的变革与升华，使兵学思想的呈现形态失去了值得人们激发热情、全力投入研究的兴奋点与推动力，往往只能在缺乏高度的平台之上作机械性的重复，这显然会导致兵学思想整体研究的严重滞后。 兵学思想史研究的“后天失调”，还表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长期以来在专业素质构成上一直存在着种种局限，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兵学思想发展史研究的特殊要求。军事史从本质上讲，是历史与军事两大学科彼此渗透、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一属性，决定了兵学思想史它其实也是军事史与思想史的综合与贯通，这一学术特性，对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他们最好能具备历史与军事两方面的专业素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复合型队伍自古至今似乎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熟谙军事者，历史知识、哲学思辨却往往相对单薄，这不免导致其讨论难以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通习历史者，却缺乏军旅活动的实践经验，这当然会造成其所研究的结论多属门外读兵，不着边际，可谓是“隔靴搔痒”，甚至于“郢书燕说”、“张冠李戴”。如《礼书通故》一类典籍中有关“偏”的考据，就近乎盲人摸象，花费大量精力考证一“偏”的战车数量，提出莫衷一是的“九乘说”、“十八乘说”、“二十七乘说”、“八十一乘说”等说法，这除了徒增纷扰之外，实在看不出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 正是因为兵学思想史的研究，让军事学界、历史学界两大界别的人士都不无困惑、深感棘手，所以一般学者都不愿意轻易涉足。宋代著名兵学思想家、经典兵书《何博士备论》的作者何去非，尽管兵学造诣精深，又身为武学教授（后晋升武学博士），但自上任之日起就不安心本职工作，曾转求苏东坡两次上书朝廷，请求“改换文资”，即希望把他由武官改为文官，由武学博士转任为太学博士。何去非的选择，就是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这种研究队伍的凋零没落、薪火难传，恰恰证明了兵学思想发展史研究确实存在着难以摆脱的困境，也是在今天需要亟待突破的“瓶颈”。 （本文摘选自《中国兵学思想史》，黄朴民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