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已然置身于“技术的世界”(technische Welt)(1)，媒介的变迁对民间叙事的传承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最初单纯依靠口耳相传到书面传统的发生，再到电子媒介的参与，现代技术的进步让民间叙事得到更为丰富的表达。同时，在民间叙事的现代传承过程中，口头与书面、讲述者与听众、集体与个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在动态发展中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那么，媒介与人究竟是怎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何看待它与民间叙事的现代传承之间的互动？民间文化传统如何通过媒介进入公众的视野？又是如何实现文化的多样化表达？这些都是摆在学者面前的课题。 20世纪中后期，学者们围绕着“在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是否横亘着人类认知与现代心智的‘大分野’的问题”(2)展开辩论。“书写论”的倡导者埃瑞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沃尔特·翁(Walter J.Ong)对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存在“大分野”持肯定态度。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一书中概括出口头传统与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认为书写传统的出现对人类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的转换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指出书写转换了传统的表达方式。与之相对，持“连续论”的学者则认为将口承与书写割裂开来的二分法存在严重的漏洞，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与具体的文化传播语境相抵牾，并指出口承与书写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呈连续、共生和互动的状态。反观“书写论”与“连续论”的分歧，我们可以发现前者的立论依据在于将希腊字母的使用作为人类文化和思维方式进步的普遍原因，这显然站不住脚。学者们对口承与书写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反映出媒介与人类文化表达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媒介自身具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同时，随着影视媒介、电子媒介的产生和普及，媒介变得日趋多元。那么，媒介的变迁究竟与人类的文化表达和认知方式之间保有怎样的联系，文化传统又是如何在媒介中得以多样化地表达，这些问题为学者进一步的探究预留了空间。 在大众媒介与人类创造、传播艺术作品的过程之间是否存在良性互动的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持消极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论将民间文化放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讨论，聚焦于批判以大众媒介(电视、广播、电影等)为主体的文化工业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反思媒介的日益扩张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侵蚀的现象。因此，他们对大众媒介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持消极态度，认为整齐划一的批量生产模式不仅会使人类的思维模式走向扁平化，也会使作品丧失“光韵”(1)。现代性改变了民俗学原有的发展轨迹，一方面，技术冲击了人们已有的社会生活，民俗学成为学者们心中一片岌岌可危又富有浪漫情愫的理想之地，成为现代性的他者；另一方面，在这一“他者”的镜像中，民俗学得以认识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催生了民俗学学科的诞生。在“向下看”和“向后看”的民间文学观看来，技术与民间文化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状态，民间文化被视为传统、原始、封闭而又纯净的象征，而大众媒介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自然被视作破坏民间文化的力量。 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民俗学的专业认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图宾根学派聚焦在社会、文化和历史三者重合阈限内的日常生活，当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这一代民俗学者将本学科的对象定位于普通人日常生活时，他们发觉自己必须告别本学科旧有的名称“民俗学”(Volkskunde)，将眼光转向当下。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中，鲍辛格表明民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活的文化，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并大大拓展了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在鲍辛格眼中，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不断碰撞，焕发出新的光彩。可见，鲍辛格是以动态的民俗学观来看待技术与民间文化的互动，以当下为时间节点，既能够追溯传统，又可以预期未来。 以动态的民俗学观为前提，电子媒介中的民间文学走进了学者们的视线。户晓辉在《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中，以网络民间文学为例，讨论了在电子媒介中民间文学全新的传承形态，指出网络不仅没有使民间文学走向消亡，反而增强了民间文学的生命力，具备新形态的民间叙事同样在体现人的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无论是鲍辛格还是后来的学者，对新媒介的使用所持的态度日趋客观，既认为技术的进步和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媒介中，民间叙事的表达形式不但没有走向贫乏，反而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丰富。 学者们的不同观点反映了媒介与人、媒介与民间叙事的传承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当代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浪潮下，媒介变迁与人类自身发挥的能动作用，究竟是让民间叙事形态走入了快节奏、单一化、模式化的“死胡同”还是促进了多样化表达的形成？这一问题还需要放入具体的语境中去考察。本文以木兰传说为例，探讨多元媒介下民间叙事的现代传承中出现的问题。文章选取木兰传说作为讨论的核心内容，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木兰传说的传播过程具有代表性，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意志在其中均得以体现，并且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木兰传说传播的媒介丰富多样，其中媒介的变迁过程具有连贯性，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木兰传说文本众多，民间口头文本、书面文本、影视剧作品、网络段子、电子游戏中均有涉及，本文以《木兰诗》的经典化过程、迪士尼电影《Mulan》的成功上映和游戏《花木兰》的制作为核心事件展开论述。 一、书面文本经典化对民间叙事的反哺 在木兰传说的书面文本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民间叙事长诗《木兰诗》，其中完整地记载了木兰代父从军、凯旋归来不受赏、重新回归家族的历程。它为之后人们了解木兰传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复述、改编和再创作提供了范本。《木兰诗》作为民歌，在被正式搜集、整理进入书面传统之前必然经历了长期口耳相传的播散过程。而《木兰诗》由口头传统进入书面传统，直至之后被收入义务教育七年级的语文教材，对木兰传说的现代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 书面传统中的《木兰诗》语言质朴而凝练，富有美感。通过将口承文本整理、记录下来，使木兰传说超越了在言语媒介下具有的时效性和极强的变异性，传说的主干情节和行文逻辑也得以固定，即:(1)描绘木兰的闺中生活；(2)说明木兰女扮男装从军的缘由；(3)木兰投军的过程；(4)木兰的从军经历；(5)军队得胜归来后，木兰不慕名利，回到故乡；(6)回乡团聚，恢复女儿身。传说的核心———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书面文本中得以凸显，木兰这位集忠、孝、勇、义于一身的女英雄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成为备受民众喜爱的传说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还留有许多空白，比如缺乏对木兰的外貌、木兰出征前的心理活动、木兰的婚姻状况等方面的描写，空白地带的存在表现了文本虽然进入了书面传统，但仍然具有口语性。麦克卢汉(M.Mc Luhan)按照人的参与度和信息传达的清晰度将媒介分为“冷”媒介和“热”媒介，其中言语“是一种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因为它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大量的信息还得由听话人自己去填补”(1)，人在其中的参与程度高，接受者自身完善的信息多；而印刷则是热媒介，提供的信息不仅清晰度高，且相对完整。在现实语境中，口承与书面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其间存在交融互动的情况，正如《木兰诗》原为北朝民歌，即使经过了整理，文本中依旧保有许多空白的信息，这为其日后生发出多种形态的叙事奠定了基础。 《木兰诗》由口承歌谣进入书面传统，使文本跨越了时间设下的界限，与人成功“会面”。“口头文本是活的，其核心形态是声音，对声音进行‘文本化’后的文字文档，不过是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对声音文本的固化。然而，恰恰是这种对口传形态的禁锢和定型，又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扩大了声音文本的传播范围，使其超越时空，并得以永久保存。”(2)《木兰诗》的文本化为其经典化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同时，国家力量的介入对《木兰诗》作为经典文本为人们所传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一道被誉为“乐府双璧”，双双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走入了中学语文教育的课堂。《木兰诗》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代表了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对木兰这样一位传说中的女英雄的认可，她具有的品质与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和倡导的价值观相契合，“木兰”也成为一个符号，成为“巾帼不让须眉”的代表人物。 《木兰诗》进入书面传统的经典化过程不仅没有让木兰传说陷入只见此文、不见其他的境地，反而让它在传说的现代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反哺功能。最直接的功能在于通过书面对木兰传说的留存，让更多潜在的受众知晓木兰传说，无形中扩大了木兰传说的传播范围，促成了传说传承机制的完善，增强了传说的存续力。民间叙事经典化的过程伴随着人对文本的筛选，《木兰诗》能够在众多流传下来的传说文本中脱颖而出，除了因为它是木兰传说早期的书面文本，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之外，还在于诗歌本身具有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和讲述的特征。相较于口承，书写更便于实现传播内容的统一，《木兰诗》的经典化可以迅速让所有使用人教版语文教材的少年加入了解、记诵和传承木兰传说的阵营，加快了传说的扩散速度，让人们清晰地了解木兰传说的基干情节。同时，受众的数目大量增多意味着潜在的讲述者的数量也在增加，使实际达到的传播范围超出了课堂。在这一过程中，口头与书面两种媒介在不断地发生交融，且不存在一方替代另一方的关系。如此循环往复，《木兰诗》的传承不仅没有在时间的维度上出现断层，从空间的角度看，也没有出现萎缩，经典化对木兰传说的现代传承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木兰诗》的经典化在更深层次上的功能是刺激了传说的多样化表达。诚然，经典化的过程具有“排他性”，即人们认定其中一个文本为经典的版本，而其他的文本就可能被排除在外。但即使国家层面认定了《木兰诗》为经典，也不可能真正将木兰传说束缚在《木兰诗》这一片小天地中，因为民间叙事无论是通过口承还是通过书面实现传承过程，都不能忽略人的主体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要让每一位受众都认定《木兰诗》为木兰传说中的经典之作并背诵下来加以传承，这是不现实的，而但凡有不同于《木兰诗》的表达出现，就意味着《木兰诗》的经典化与木兰传说的多样化表达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归根结底，传说的多样化表达根植于人之根本诉求的多样性上，而人对于多样化表达的追求，蕴藏于人自身之中。《木兰诗》的经典化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都对木兰传说的现代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诗歌为更多的讲述者提供了底本，对实现传说的多样化表达提供了现实条件。当受众接收到《木兰诗》的文字文本后，不会止步于机械地背诵和复述诗歌的内容，而是会加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对它赋予全新的解读后，再进行传播。比如电子媒介中出现了以《木兰诗》中的句子为底本的网络段子:“女生开始长胸后，拥有傲人的胸部就等于拥有了一笔可观的财富，这就是古人说的:长胸如富。神回复:所以花木兰是古今第一女屌丝，有诗为证，木兰无长胸。”(1)网络段子手作为通过电子媒介表达自我的讲述者，以戏谑、调侃的口吻对《木兰诗》中的语句进行了再创造，生发出了新的文本形态。 《木兰诗》经历了先文本化后经典化的过程，在媒介由口承转向书面时，木兰传说发生了三个明显的变化。首先，传说在传播中使用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口承中的传说文本“是一系列声音符号串”(2)，转瞬即逝且不可重复，仅限于即时交流的群体内部才能捕捉到信息。通过书面文字将传说整理和固定后，便有了具象的、固定的符号串，口承中个人当下的言语通过书面文字转换为可以跨越时空限制的语言。其次，在木兰传说的口承时期，传说的“经典版本”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同一位讲述者面对同样的听众讲同一个传说，也会根据当时自身的状态对传说的细节有所调整，每一次讲述都是独一无二的，更没有哪一版更为经典的分别。但当传说进入书面后，就有了固定的文本可供人们比对和品评，文本自身具有独立性，《木兰诗》的经典化也是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完成。最后，在文本的创作过程中，人的参与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口承中，人的讲述过程即是对文本的再创作，听众与讲述者之间可以即时互动，两者之间的身份也可以随时发生转换。相较之下，面对书面文本的读者是单向地接受书面文本传达的信息，无法直接介入传说的讲述，文本的讲述过程与再创作的过程相分离。总之，木兰传说进入书面，特别是《木兰诗》的经典化，使传说的核心情节得以固定，在迪斯尼将传说改编为动画电影时，也保留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情节，并在此基础上对传说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