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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语言学的主张以及孕育其学说的基本学术思想背景 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学科建立了理论框架的陈原先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奠基人、开创者，在《语言与社会生活》(1980)、《社会语言学》(陈原1983)等专著中，在他设定的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理论框架中，涵盖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信息、语言与交际、语言规划、国际通用语、双语社会、模糊语言、语言接触、、语言感情(语言态度)术语问题、语言污染、语言灵物崇拜、禁忌语、委婉语等宏观与微观各类社会语言学现象和问题。可以说，这也是营养和孕育民俗语言学思想重要的直接来源。 “民俗语言学”或“语言民俗学”，所关联组合的“语言学”和“民俗学”两个术语，均非直接出自三坟五典的汉语的固有语汇，都是“舶来品”，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术语。而且，所谓“民俗语言”，不是“民俗”与“语言”的简单相加或一般合成，而是经约定俗成、获得广泛认知、使用的涵化有民俗要素的语言材料。民俗语言学方法论的主体指导思想，是实证与思辨的有机结合，即在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思辨性的抽象概括，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阐释。具体言之，即田野作业与文献考证并重的方法；定量定性分析与比较研究并重的方法；宏观的总体研究与微观的具体研究并重的方法；精神的与物质的并重的研究方法，等等。就此，王力先生的再传弟子、已故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王功龙教授说，“人类对于语言的研究也早已开始了。当人类从类人猿逐渐进化为人类时，人类的语言便随之而产生了。人类便对语言感兴趣了。人们研究民俗，也研究语言，人们也在自觉和不自觉地研究它们的关系，但人们却并没有想要有意识地将它们结合起来研究，甚至将它们嫁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如今“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率先创立了一个崭新的人文学科———民俗语言学”“为创立民俗语言学这个学科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提出了“民俗语言学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 民俗语言学学说思想的形成，无论《民俗语言学》《中国民俗语言学》还是《语言民俗学》，都是基于汉语文本和汉语语料来构建民俗语言学和语言民俗学学说理论框架的。因而，其学说理论并非古典的学科，是借重于现代人类学(主要是人类语言学)、社会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建立起来的具有分支性质的学说思想与方法。或言之，民俗语言学学说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古今汉语语料并借鉴、吸纳现代语言学人类学学说格义而来。 就个人而言，本人民俗语言学学说思想的形成，首先发端于本人多年关于汉语俗语的研究，以及多年研修中外民俗学、人类学的知识背景。甚至，还以自己浅薄的日语程度硬译了绫部恒雄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 关于民俗语言学比较直接的学术背景，即如《民俗语言学新论》所指出的，当民俗学诞生之际，文化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作业”的调查中，已开始注意到土著居民语言同各种社会风俗事象的联系。无独有偶，语言学对语言与民俗事象关系的注意，也主要是以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科学意识为媒介。例如美国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1886年对太平洋东北岸温哥华岛印第安人部落的调查，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1914年对大西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法国人类学家、西方结构主义学派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riStrauss，1908-)1934至1937年间每周末对巴西圣保罗城郊印第人的连续调查等。一如一位社会语言学家概括的那样，这“三个人都是民俗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都把未开化民族的风俗、文化、神话、语言放在一起研究，因为他们都到这些民族中间生活若干年，会说他们的语言，了解并欣赏他们的风俗，喜爱他们的传统，因而并没有把其中某一方面分离出来。他们都取材于异乡绝域欧洲文明未到之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捕捉最纯的(未经感染的)民俗和语言材料。所不同的是，博厄斯注意语言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意语言使用的场合，列维-斯特劳斯则提出‘结构’这个概念来贯通语言和风俗”。“也就是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业已注意到了语言与民俗的联系，从这一意识出发进行综合性的调查研究，并由此抽象出各自的相关学说。这些学说不仅直接冲击了传统语言学理论，也在众多科学领域产生强烈影响。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其影响之大与广泛，是始料所未及、不可低估的，甚至被视为科学领域的‘革命’”。 《民俗语言学新论》还注意到： 此间，日本出版了由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弟子伞合著的《国语和民俗学》论文集，是运用柳田以方言调查为基础提出的民俗周圈论、文化周圈论的研究结果。六十年代末(1969年8月)国际俄语教师协会首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上提出建立俄语国情语言学并成立了专门小组。1978年，莫斯科俄语出版社出版了M·A杰尼索瓦编著的《国俗语言学词典》。此间，还出版了由英、苏学都合编的《英国国俗词典》。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正是国际社会语言学比较活跃、发达的时期。曾从早期文化人类学语言与文化田野作业深受启发的社会语言学，是很看重这种民俗学方法的。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语言学委员会委员的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s，1927-)，尤其注重这一方法，其主要观点集中于1974年出版的《社会语言学基础：一种民俗学的研究》一书。值得指出的是，海姆斯本人也是一位。而且，与这一学科相关的社会学，亦很注重民俗学方法，并将民俗学纳入本学科视为分支。 凡此，从文化人类学对民俗与语言的综合性调查研究，到现代语言学对“语言文化”概念的基本认同，以及民俗学的语言调查和社会语言学对民俗学方法的采纳，均为民俗语言学作为一门新的人文科学学说在当代出现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条件，进行了富有意义的积累。尤其早期文化人类学有关田野作业内容，其本身就是以民俗语言为对象的科学调查。不过，类似的工作，中国远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过实践并形成专门制度，这就是周、秦时代为辨风正俗而进行的采风，其代表性成果则属《诗经》、《方言》、《乐府诗集》、历代俗语辞书、谣谚专集，以及历代史志的有关部分。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对这一传统缺乏必要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和科学院的阐释。换言之，仅仅将之视为一种文化传统和制度，而没有作为科学来梳理。尽管如此，仍不失其作民俗语言调查的先行实践的科学意义。民俗语言学理论的先导，则应是文化人类学的有关学说与科学意识。因此，就民俗语言学的发生轨迹及其学科性质严格而言，应属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至于它往往被引入一些相邻、相关学科，不仅在于理论、对象与方法的交叉相关，更在于它为之提供了某些富有价值的视点、理论启示与借鉴，以及可资利用的材料。正因如此，这门学科一经诞生，就表现了鲜活、旺盛的发展势态，迅速获得积极的反响，致使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一时同步开展，展示了这一新兴学科的科学价值，社会意义与前途。 李阳、董丽娟所著《民俗语言学研究史纲》总括民俗语言学主张认为，民俗语言学是以民俗语言和民俗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或可谓之民俗语言文化学。具体说，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它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进行双向、多方位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简而言之，所谓民俗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中的民俗现象和民俗中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与民俗相互关系及运动规律的一门实证性人文科学。相对主流形态的、正统的“雅言”文化而言，以民俗语言与民俗语言现象为主体的民俗语言文化，是语言与民俗双向涵化运动的产物，是人类语言文化的非主流形态，是主流形态的原生态基础，两者相互依存并相互作用。调换学科视阈，立足于作为民俗学学科视点的《语言民俗学概要》出版后，有学者评论说，此书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是，它为今后的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除了既可以对交叉学科做相对独立的双向交互式综合研究、也可以对交叉学科做以其中某一学科为旨归的单向度研究之外，对交叉学科的单一向度的研究也可以适当地融入双向度的内涵与阐发来进行研究的范例与路径。交叉学科的发展，由单一向度的研究走向双向交互向度的研究，再进一步走向双向交互研究中有单一向度的阐释、单一向度的研究中也有小双向综合的融入，这或许是交叉学科之所以成为交叉学科的本质所带来的应有之义，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交叉学科研究发展的一种趋向与走势”。 “民俗”与“语言”之间的“涵化”，是两种文化形态的相互浸染凝聚作用及其结果。这种“涵化”，主要发生于同一文化传统内的语言与民俗之中，对异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排斥性，但也存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跨文化涵化的可能性，即一种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民俗语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相反，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的“涵化”，则主要是就不同文化共同体间的“异体”跨文化传通中的相互作用。至于民俗语言在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的跨越文化形态、文化层面的传通与涵化运动，则是其正常的规律性运动。 陈原先生是当代促进社会语言学本土化的最重要的社会语言学家之一，从民俗语言学“小荷才露尖尖角”就给予热情关注和积极支持，显系其学术思想的敏锐与视野的宽阔所致。同时，从上述民俗语言学的学术思想主张可见，陈原先生的社会语言学主张及其理论框架，亦是民俗语言学学说关联最密切、最直接的重要学术背景，学术思想源流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